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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青年政治学人”书系的一种。
☆本书是一部深具现实关怀与环保意识启蒙的不可多见的政治学优秀本土作品，是一部专门分析当代中国环境决策体制和治理体制的学术专著，它对于推动环境政治学这一分支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政治学已在国内渐成一门“显学”，本书适合作为国内政治学、公共管理、环境政治等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环境政治学”课程教材。
☆本书试图回答中国地方环境政治中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有：
政策执行偏差是如何形成的？表现出哪些环境威权主义的特征？这些特征是阻碍了还是促进了环境治理？
中央政府如何在政治、物质与道德上激励地方环境政策执行者？
有哪些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的监督和反馈机制？如何运转？效果怎样？
哪些问题制约着中国环境司法监督功能的有效发挥？
如何治理地方“环保腐败”？环境信访有效率吗？
主流媒体是如何报道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的？
中国的地方环境政治是怎样与世界发生连接的？
中国环境政治的转型：环境威权主义还是环境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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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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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基于田野调查中的深度访谈和文献分析，尝试跳出中国研究中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理论范式，以公共政策执行分析视角来描述、解释和分析环境政策执行偏差产生的机理，并以此回应环境政治学中关于环境威权主义的争论，认为政策执行偏差产生的机理深刻嵌入在威权主义系统的政治逻辑和结构中，改善中国环境治理的水平，纠正地方政策执行偏差，需要中国环境政治从威权主义向民主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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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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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冉，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目前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讲师。研究兴趣：比较环境政治学、公共政策分析与地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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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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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俞可平
第一章
导论：当代中国的环境与政治 1
一、环境之殇 1
二、环境政治学与中国环境政治研究 5
1.环境政治学 5
2.中国环境政治研究 7
3.中国地方环境政治 9
三、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12
1.研究问题 12
2.研究方法 13
四、理论框架与文献综述 16
1.政策执行研究 16
2.中国研究领域中的政策执行研究：如何超越
集权—分权范式 23
3.环境民主与环境威权主义之争 28
五、主要观点 37
第二章
环境政策制定系统及其环境政策的特征 39
一、环境政策的制定系统：党控制下的有限多元主义模式 40
1.党：环境政治话语的塑造者 42目录
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2.立法机关：环境法律的制定和修改 47
3.行政部门：行政法规和政策工具 50
二、中国环境政策的特征：冲突性、模糊性和“象征主义” 53
1.冲突性：目标设置、职能配置与政策工具 55
2.模糊性：政策语言与责任分工 57
3.“象征性政策”与执行偏差 59
第三章
环境政策执行系统：行动者与权力结构 63
一、党委书记: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系统中的威权式角色 65
1.目标和战略设定 66
2.政策议程设置 68
3.人事安排 69
4.冲突调节 70
二、市（县、区）长：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系统的“第一责任人” 71
1.“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 71
2.责令关闭污染企业 73
3.安排环保财政支出预算 74
三、环保局：“弱势”的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 76
1.机构与职能设置 76
2.脆弱的执行能力 81四、“发改委”等其他十个“强势”政府部门 85
1.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局） 85
2.经济信息化委员会（经信委）／经济发展局 87
3.农（林、牧）局 88
4.水利局 90
5.“金桥银路、钻石园林”：市政园林／城乡建设部门 91
6.规划局 93
7.公安局 94
8.海洋渔业局 95
9.国土资源局 96
10.海事局 97
第四章
政治、物质与道德激励：中央政府如何激励地方环境
政策执行者？ 100
一、政治激励：干部考核指标 102
1.环保“软指标” 103
2.环保“硬指标” 105
3.指标与“数字游戏” 106
二、物质激励：环保投入的财政支出模式 110
1.公共财政的环保投入 1102.“项目治国”：公共财政支出的集权模式 114
三、道德激励：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的环境教育 119
1.党校、行政学院应该成为党员干部环境教育的主要渠道 120
2.环境教育功能的欠缺：课程设置、培训内容与师资 122
第五章
环境政策执行结果的“体制内”监督与反馈 128
一、人大和政协的监督 129
1.依靠中央的“尚方宝剑” 130
2.依靠强势的“党的领导” 134
3.地方人大、政协中微弱的民间环保力量 136
二、纪检部门的党内纪律监督 139
1.环保是共产党对党员的纪律要求吗？ 140
2.为什么没有对地方环境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巡视监督？ 142
3.如何治理地方“环保腐败”？ 144
三、环境司法监督 147
1.环境诉讼渠道不畅通 148
2.法院和法官在环境司法过程中的知识储备和能力不足 149
3.法律体系对环境案件审理的程序性规定缺失 151
4.环境司法面临为“权贵”（政治、资本）服务还是为公平正义
服务的悖论 151四、环境信访中的“群众”监督 154
1.以“群众”动员克服官僚科层：环境信访有效率吗？ 156
2.群众监督还是中央监督？ 159
3.环境信访与维稳体制 163
4.“信访悖论” 166
第六章
全球环境政治情境下的中国地方环境政治 168
一、“环境主义”与全球环境公民社会 169
1.媒体如何报道地方环境政策执行？ 171
2.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抗争
行动的对象 190
二、环境外交中的“面子”与“阴谋论” 204
1.“APEC蓝”：环境外交中的“面子工程” 206
2.美使馆发布北京“PM25”数据:干涉内政与“阴谋”？ 209
第七章
结论中国环境政治的转型：环境威权主义还是环境民主？ 214
一、环境政策执行偏差产生的五个原因 217
1.政策制定：党控制下的有限多元主义模式与政策的冲突性、
模糊性和“象征主义” 2172.政策执行系统的行动者和权力结构：利益多元化、权力
集中化、责任碎片化 218
3.政治、物质与道德激励：倒错的激励结构 220
4.公众参与的边缘化：政治系统内部封闭的自我监督与反馈机制 222
5.矛盾与摇摆：全球化是影响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的
外部情境式因素 223
二、中国环境政治中的执行偏差与威权主义特征 228
1.更多的中央集权 229
2.更多的政府管制 230
3.限制公众参与 230
4.限制信息的公开和透明 231
三、中国环境政治的转型 232
1.苏东国家的“经验” 232
2.从环境威权主义到环境民主 236
参考文献 238
中文 238
英文 247
附件1
X区长环保目标责任书任务分解表 255
后记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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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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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政治制度而引发的环境治理问题显然也不是“中国特色”。对于关心中国环境政治未来的学者和观察人士来说，苏东国家的经历提供了丰富的比较研究资源。虽然苏东国家间的差异性一直存在，具体国家面临的环境问题和程度也不尽相同，但是，很多研究都指出了苏东国家原有的“共产主义”政体模式对环境造成的大规模破坏具有很大程度的同质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从意识形态上看，苏东国家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没有发展出一套环境友好型的价值观念支撑。苏珊·贝克Susan Baker等人指出，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是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在他们的世界观中，自然是被征服的对象，科学技术的发展终将克服自然的限制和障碍；自然资源应该为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服务。[1]斯大林甚至极端地认为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不起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管理自然环境和生物圈，“并最终控制自然的演化进程”。[2]赫鲁晓夫曾经公开讽刺研究生态环境的专家，认为“生态主义者是一些健康的家伙，穿着靴子，背靠在小山丘上，透过望远镜来观察松鼠吃坚果。没有这些流浪汉，我们也可以把国家管理的非常好”[3]。苏联晚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认识到环境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全人类被共同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地球资源不是取之不竭的，不能为了单个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人类的文明。[4]这种转变对环境运动的发展来说提供了一定的政治机会结构，但仍然无法为全面应对环境危机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支撑。
第二，从经济发展模式上看，苏东国家曾经普遍实行重工业和国防军事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建立在大规模的资源、能源消耗和浪费基础之上的。煤炭、钢铁、化工、水泥、机械制造等重工业生产都是资源密集型、能源消耗性的行业,对环境破坏程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这对任何经历过工业化的国家都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在苏东国家尤其严重，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将污染视为资本主义剥削和贪婪的产物，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模式不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不会产生污染。因此，在大规模重工业发展的早期，要么对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视而不见，要么将污染视为临时的现象，通过科技的发展就可以完全消灭。他们并不认为污染是不适当的工业生产方式造成的恶果，相反将其视为人改造自然的成果。这些想法耽误了对环境污染早发现早治理的可能性。
当欧美主要工业国家在60年代开始全面的产业升级和污染治理的时候，苏联的官方宣传中，仍然将工业化生产中浓烟滚滚的环境污染歌颂为奔向共产主义的繁荣景象。[5]其经济发展模式陷入了为了“生产而生产”，为了增长而增长的恶性循环。对于企业来说，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是最高任务，和个人的收入密切挂钩。生产资料公有制激励企业生产者不顾成本收益，未将环境代价计算入成本核算，盲目追求产量，造成资源和能源的浪费。[6]
第三，从环境管理的制度安排来看，苏东国家原有的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有效环境治理所需要的灵活性和调试性。1972年在瑞典斯得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苏东国家开始慢慢关注污染问题。1973年，苏联开始建立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但是，环保职能被很多不同的部门分割，彼此缺乏合作和共识，直到1988年才形成统一集中的国家自然环境保护委员会。[7]一些部门既是环境行政监管者又是污染者，“运动员”与“裁判员”的身份冲突不断。政府部门对发现和消除污染源头并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对污染工厂进行数量很小的罚款，以作为部门增收的来源。
中央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很难像以往给企业下达生产任务的模式那样给企业下达治理污染的任务和指标，因为这些指标在实际操作中难以统计、量化和考核。此外，莫斯科的高度集权严重削弱了地方的自主性，很多“一刀切”的政策无法真正执行下去。工厂的管理者宁愿接受罚款，也不愿意治污，因为违法的风险微乎其微，地方干部和企业管理者都没有动力去治理污染。[8]
第四，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苏东国家在转型前普遍压制环境公民社会的成长。在西欧和美国，环境运动被认为是推动环境治理的重要社会力量。但是，苏东国家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国家始终全方位地控制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发展出欧美意义上的大规模环境运动。由于历史、文化宗教等原因，波兰和捷克的公民社会成长相对较快，但直到1980年代国家仍然严格限制信息和人员的自由流动，通过国家宣传机器操纵民意和大众舆论，限制环保组织的发展。虽然民众对日益恶化的环境非常不满，但直到1980年代中期，反对和批评的声音都较为微弱。[9][10]
第五，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冷战和美苏军备竞赛加剧了苏东地区的环境破坏。核实验、大规模化学武器实验及其由此带来的铀矿开采、核废料处理等问题为整个地区造成的环境破坏程度是难以估量的，其中危害最大的就是放射性废物污染问题。苏联核武器实验和生产中产生了大量处理不当的放射性废料，随意排放和倾倒到就近的河流、湖泊、海域。在有些地区，由于放射性污染而产生的血液病、癌症等病变至今仍威胁着当地人的生命和生活。[11]
以上可见，苏东国家的环境问题不是单一经济发展与有限自然资源之间的紧张和矛盾，而是深深植根于国家的宏观政治结构中。其原有“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所谓“优越性”非但没能阻止环境污染，其深度和广度反而远远超过了其竞争和批判的那些实行“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流的欧美环境政治理论家虽然强烈地批判自己所在国家的民主制度造成的环境危机，但却不认为苏联模式可以成为解决方案。[12]相反，在苏东国家民主化过程中，环保主义者和一些民众却认为民主转型将有利于环境治理。呼吁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变革，环境运动成为推动民主转型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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