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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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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发展进程2015年》由上海社科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集全所力量合力打造的一本跟踪和研究中国政治发展全过程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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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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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发展进程2015年》由上海社科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集全所力量合力打造的一本跟踪和研究中国政治发展全过程的学术报告。2014年的中国政治发展留给世人最深刻的理念是“新常态”。中国的国家建设进入新常态，政治发展也随之进入了一种新的常态。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这一常态开始生长的历史性标志。以此为起点，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进入一个法治化的时期，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建设成为执政党和民众的共识。在依法治国的理念下，中共严厉整肃党风党纪，反腐败呈现出一系列的新景象和新举措。国家制度建设日趋规范。政府致力于界定与市场之间的新边界，清单式治理初露端倪，“权力清单”成为规范政府权力的新方式。社会治理和基层自治展现出新的发展取向。新常态下的中国日益展现出政治发展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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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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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杰，1965年生，199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市首批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个人出版过《国际人权体制》、《当代美国政治》、《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人权：中国道路》等专著12部，发表《党政关系的历史变迁与国家治理逻辑的变革》等学术论文200多篇，曾20多次获国家和上海市优秀学术成果奖。近年来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发展、人权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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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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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构建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新常态政治（1）
一、2014年中国政治发展环境评估（）
二、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与基本战略（）
三、政治建设的基本脉络（）
四、新常态政治：全面深化改革之必然（）
第二章执政党建设：从严治党、强力反腐（）
一、反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
二、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形式多样推进基层党建（）
第三章国家制度建设：着眼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国家制度建设（）
二、习近平对国家制度建设的新阐述（）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年度发展（）
四、政治协商制度的年度进程（）
第四章新常态下的政府改革：还权于市场（）
一、强化“三公”公开：塑造廉洁形象（）
二、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行政审批再改革（）
三、公共服务凸显公平精神（）
四、自贸区：政府改革的创新实践（）
目录中国政治发展进程2015年第五章依法治国与法治国家建设（）
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
二、重要立法和修法事项（）
三、政府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
四、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初见成效（）
五、司法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六、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加速司法纠错（）
第六章基层自治：转变思路、稳固制度（）
一、基层自治的观念转变与创新（）
二、首届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
三、基层民主协商的新发展（）
四、严厉整肃基层贪腐（）
五、构建“三治合一”的社会治理新体系（）
六、基层社会秩序的维系与重建（）
第七章社会治理：民生为本、多元协同（）
一、顶层设计助破解民生难题（）
二、多元化参与形成社会治理合力（）
三、优化治理体系的基层探索实践（）
四、社会组织发展的新契机（）
第八章中国政治发展的国际回响（）
一、他者解读下的政治面向（）
二、聚焦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依法治国（）
三、高度关注中国的反腐行动（）
四、国际视野下的政治发展现实图景（）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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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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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构建全面深化改革时代
的新常态政治政治发展是环境、意愿、能力与战略规划交互作用的结果。新的历史坐标、新的外部环境、新经济常态、新社会成长，以及新的挑战与风险共同构成了2014年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的生态环境。在这种新的政治发展环境中，中国政治建设需要采取新的姿态、转换新的重点、呈现新的风格：基于“自主性”与“人本性”之上的关联性原则、“一体均衡”的全覆盖原则、具有执行力的制度化原则和具有建构力的技术化原则，成为当前中国政治建设必须坚持的四大基本原则。基于上述基本原则，当前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宏大的战略体系。在这个战略体系中，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全面推进法治进程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略，加强执政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成为建构改革责任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的理性选择。2014年，中国政治建设的各个领域环环相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清晰可辨：经济体制改革“领先推进”，完善市场机制、优化经济结构、提升政策能力成为改革重点，经济建设的政治诉求进一步凸显；社会建设“统筹推进”，“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成为社会建设的主线，“一体均衡”成为社会建设的基本原则；行政改革加速推进，建立与新经济社会常态相适应的服务型政府新形态和“受约束”的权力运行新机制成为改革重心；执政党建设制度化改革力度加大，以学习为先导、以作风为抓手、以组织建设为核心、以能力建设为归宿的党建战略成效卓著；国家制度建设稳中求进，制度需求与制度功能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双双提升；依法治国全面推进，立法质量显著提升，司法改革多点突破，法治建设的政治效应进一步放大；反腐倡廉建设向纵深推进，通过理论战略的创新，体制机制的优化，“点、线、面”结合的反腐行动的强化以及制度化反腐的跟进，一种常态化反腐格局已经初步成型。第一章构建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新常态政治中国政治发展进程2015年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兼为变革社会的助推器与稳定器。当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我们这个快速变革时代“最鲜明特色”之时，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需要再出发，需要构建与新经济、新社会常态相适应的新常态政治。而新常态政治的构建，必须处理好变与常、破与立的关系，必须兼顾政治建设的历史感与开放性。站在当下，展望未来，一些风险与挑战横亘在前，如何积极应对和有效化解这些风险与挑战，成为建构全面深化改革时代新常态政治的战略任务。2104年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提醒我们，虽然这些挑战与风险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如果我们慎于思、协于谋、工于断、敏于行，那么希望或也并不遥远。一、2014年中国政治发展环境评估一国的政治发展通常是该国政治生态环境与其政治发展意愿、能力、战略交互作用的产物。虽然对于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政治环境并非国家政治发展成效的唯一解释因素，但无论是政治家或政治学家，都无法忽视政治环境对一国政治发展的客观约束作用。简言之，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中诸如议程设置、方案选择及其实施效果这样的重大问题，政治环境都构成了重要的分析起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在绵绵密密、持续不断的规划中前进的。这种种规划既有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认知、评估与预测，也有对以往规划中所作出的认知、评估与预测的修正、反思和调整。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正是这种客观环境与主观认知交融的产物。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5年的历程中，中国的政治发展环境经历了几番转换、几番乾坤。比如，我们常说的建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改革初期与改革攻坚阶段，这些表述实际上是在彰显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与区别。倘若我们不以重大历史事件划界，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环境本身正在发生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变化，却是国内外中国政治观察者和参与者的共识。2014年正是这样一个特定的年份，这一年，历史可能不那么惊心动魄，但同样波澜壮阔：中国政治环境正在发生持续和深刻的变化。第一，新的历史坐标。2014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2014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3周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5周年。前溯34年的1980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拉开帷幕；前溯22年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如今距离这个时间节点仅剩8年。2014年距离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已经36周年，改革已经进入中段攻坚期。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关于国家的记忆、民族复兴的历史记忆、党的历史与传统、改革开放的经验与历程，总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被唤起。在一定意义上，这些复杂而鲜活的历史经纬，钩织了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任务、目标与趋向。中国的政治建设、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有其自身历史的律动和节奏，有其特殊的使命和任务，有其独特的规律与模式，故而在当下也有其现实的机遇、挑战与风险。第二，新的外部环境。在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当代中国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从内陆文明向海洋文明、从区域文明向全球型文明转型王义桅：《左右之争其实是两个“西方”之争》，《环球时报》2014年9月26日。的过程中，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浪潮此起彼伏的推进中，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与交换越来越紧密。外部世界对中国包括政治建设在内的全面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参与和输出也日益频繁，中国与世界已无法分割。在这种互动中，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出诸如大国责任、中国模式、国家（国际）形象等一系列涉及中国政治发展的热点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政治发展正是对这些议题的解答与回应，中国的政治建设正是在这样的外部压力和诉求之下进行的。日益变化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政治发展来说既是动力，也是挑战。近年特别是2014年以来，中国在领土边界问题、区域安全与地区合作、对外援助与外交模式、国家意识与国际形象等方面，都与外部世界进行着深刻互动，比如倡导亚洲“新安全观”、提出“一带一路”大战略、拓展“中国+N”外交模式、加强与“中等强国”外交、改革对外援助模式、举行中国共产党与海外智库对话等，这种互动对中国国内政治建设产生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第三，新经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自身的周期、阶段及规律，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确立，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时代，经济增速以及相应的财税增速放缓已成事实。就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来说，不刺激或精准发力的“微刺激”成为新的政策选择。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再主要依赖于政府投资，而是让位于社会资本和民间投资。同时，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相对于经济总量的增长更具有优先性。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下，提升国内社会消费能力相对于拉动出口增长更具有现实性。在中国制造业成本攀升、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的情况下，企业、市场与国家的创新驱动战略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选择。在经济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优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高质量地拓展中国对外投资和资本输出，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总的来说，在新经济常态下，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保民生成为政府经济治理的基本战略，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并进而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服务型政府形态，成为行政体制改革与再造的最好契机，亦成为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性选择。第四，新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而社会就是政治的内容，“因为政治不能构成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领域”。\[法\]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不了解社会，就不能理解政治；不了解社会变化，就不能理解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以及人类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依赖程度、组织方式，因而也改变着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今天的中国社会日新月异，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甚至也不同于十年之前，因而社会治理的问题相应地也就与改革开放之前或者十年之前不可同日而语。比如，在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在传统的公民身份之外，还有一个网民的新身份，但不同阶层和不同人群“入网深度”不同，在网络平台上的政治态度与倾向亦有显著差别，这就带来网络治理的新问题。又比如，清华大学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早在2010年即已进入深度老龄社会；李唐宁：《清华大学报告称我国养老资产不足或陷“银发贫困”》，《经济参考报》2014年9月26日。华中师范大学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农民政治能力指数为05867，农民政治能力处于中等水平；雷宇、陈岩：《华中师大公布中国首个农民政治能力指数》，《中国青年报》2014年10月31日。国家统计局2014年公布的数据表明，2013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8亿人；国家卫计委相关数据表明，截至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5亿，超过总人口的16。张然：《我国明年全面推开电子婚育证明》，《京华时报》2014年11月19日。这些数据表明，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中的“社会”，是一个具有自身结构性特征和时代特征，因而也是具有自身独特问题、诉求和规律的变动不居的社会。社会变迁向当下中国政治体系提出了诸如基层治理、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网络治理等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的社会—政治问题，中国政治建设必须予以有效回应，保卫社会，从而保卫政治本身。第五，新挑战。挑战和风险的存在，是人类政治发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安全——即对挑战与风险的分担、规避与化解，是各种政治体系必须提供的最为重要的公共产品。不能提供“安全”的政治体系，是难以获得合法性支撑的，因而有效管控风险、应对挑战就成为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毋庸讳言，当前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面临着诸多现实风险，就其大略而言，譬如改革进入攻坚期的风险和改革停滞的风险、政治参与爆发性增长的风险、社会断裂的风险、腐败扩散的风险、执政党能力衰退的风险、外部压力与外部干预的风险、思想混乱与意识形态失守的风险、生态环境和生态危机恶化的风险、国家政治制度体系有效支持不足的风险等等。正视这些风险和挑战，是当前中国政治建设的第一步。但如何应对和管控这些风险，却需要通过切实的、具体的政治建设，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来优化政治系统的结构与流程，增强政治系统的活力与稳定性，提升政治系统的各种功能，提升政治产品的供给质量与供给能力。二、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与基本战略在新的政治发展环境中，中国政治建设需要采取新的姿态、转换新的重点、呈现新的风格。概言之，当前中国政治建设需要坚持四大基本原则：一是基于“人本性”和“自主性”基础上的“关联性”原则。随着改革开放36年来的发展，存在于社会共同体中的各种主体、各种力量及各种子系统之间的交互性与渗透性前所未有地增强，致使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政治与经济、社会之间，政治体系内部各要素与功能之间的关联和互动越来越不可忽视，政治发展越来越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项系统工程，因而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多方并举的“关联性”原则。但这种关联性是建立在“自主性”和“以人为本”原则基础之上的关联性：“自主性”原则要求政治发展超越简单的刺激—回应的被动性，及单纯服务于经济改革或者社会建设的工具性而表现出其系统性、规划性、灵活性及预见性，依据自身逻辑、选择自身路径、追求自身目标，并按自主规划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建设；“以人为本”要求通过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确保在社会全面发展中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坚持发展的民生取向，保障社会和谐，共享改革发展之成果，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中国政治发展进程2012年》，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8页。二是坚持“一体均衡”的全覆盖原则。当前中国的政治建设必须因应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譬如建设一体开放的市场体系的经济改革取向，建设统合城乡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建设取向——大力加强转型时期中国政治的整合能力、渗透能力和贯彻能力。换言之，当前中国政治建设，必须着眼于打破人为设置或客观存在的各种政治与行政壁垒，建构基于平等、自由、公正之上的统一的政治空间、制度规范和公共权力运行规范。但是，“一体化政治”的建构从其现实性和可行性上讲，还必须坚持稳步均衡、有序推进的思路，兼顾改革方案的可行性、社会承受力，控制改革风险，确保政治稳定。三是坚持具有执行力的制度化原则。通过制度化、法治化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这种制度化必须是有效的制度化，必须兼顾基本政治制度的相对稳定性与适应性、制度连接的有效性、体制机制的灵活性及创新性，不能是叠床架屋的制度创新，更不能是徒有其表的空转的或者虚置的制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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