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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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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侠文化源远流长，且特色鲜明，影响深远。本书旨在挖掘侠文化，阐发侠文化，将传统侠义所固有的道德行为正能量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新风紧密联系在一起。全书行文以学理抉微为经，以故事重述为纬，既有独到见解，又有可读兴味，既可供专家学者研讨，又可供普通读者赏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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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本断代性的探究阐释侠义文化的文史专著。
中国侠文化源远流长，且特色鲜明，影响深远。全书共分十四章，图八幅。第一至四章从字义、墨道、神话、士类等四个维度考察侠文化的性质和源起。第五至十二章据史引事，积例明理，将侠义阐释为六“侠”五“义”，即布衣之侠与卿相之侠、力征之侠与智决之侠、图报之侠与肆志之侠，济世利人、排难解纷的道义取向，立诚重诺、言出行随的信义取向，重死轻生、犯险拯阨的勇义取向，快意恩仇、知己必酬的恩义取向，人格至上、重声轻身的节义取向，揭示主导的精神正能量。第十三章批评侠文化唯我、抱团、犯禁、嗜杀的负驱动。第十四章历时性地归纳侠文化的四种形态，并归结到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增益性意义上。
中国侠文化源远流长，且特色鲜明，影响深远。本书旨在挖掘侠文化，阐发侠文化，将传统侠义所固有的道德行为正能量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新风紧密联系在一起。全书行文以学理抉微为经，以故事重述为纬，既有独到见解，又有可读兴味，既可供专家学者研讨，又可供普通读者赏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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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蓝锡麟，笔名老谭。四川南充人。中共党员。1964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1989年后历任重庆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报告文学《神女告诉我》，杂文集《人生几何》、《信口开河》，古代文学注评集《晏子春秋选》，编注《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辞典》、《〈经史百家杂抄〉今注》等8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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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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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引 001
一、千秋犹未尽解的“侠” 001
无论依繁体写成“俠”，还是按简化写成“侠”，这个字都是指称人类群里那样一种人，他们超凡而脱俗，见义勇为，抑强扶弱，能以行为表现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二、墨家思想支撑“侠道” 015
历代中国社会的成员身份大宝塔终究是由广大“小人”充当基础乃至底座的，“小人”们讲的诚信从来都是墨家所倡导的“言必信，行必果”。侠义的诚信非儒家诚信，昭然甚明。
三、侠义基因传自远古 032
鲧、禹、女娲联合谱写的治水、补天神话故事，最石破天惊和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中华先民以利人、利天下为根本准则的义、信、勇，因而我将其称为中国古代神话第一经典。
四、崛起的“士”涌生出“侠” 048
侠作为士的一类分支，其基本成员不但确然有墨子及其弟子那样的学派精英，而且可以有包括儒、道等学派的部分成员，乃至九流十家以外下起布衣、上至卿相的社会成员在内，凡纵性使气的义、信、勇者皆为同道。
五、布衣之侠与卿相之侠 062
由于经济条件、生存状态、社会地位不一样，布衣之侠与卿相之侠的社会身份自然会有高下之别，各自能做的侠义之事自然不可能完全一致。但这并不等于，布衣之侠在人格上，或心理上，就必定低于卿相之侠。
六、力征之侠与智决之侠 077
他们逐波于浪间，弄潮于涛头，要么主要凭鼓舌游说、论辩而扬其智力，要么主要凭逞强打劫、行刺而奋其勇力，要么二者兼而有之，交相为用，各各形显于时政，名标于当世。
七、图报之侠与肆志之侠 093
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思想未被强权禁锢，人格未被理学扭曲的历史时期，肆志并非思想解放的产物，而是人格独立的能源。但凡为侠，乃至相当多的不是侠的士，或强或弱、或显或隐都会肆志以立身处世。
八、济世利人、排难解纷的道义取向 109
如果说，春秋时期子犯、赵衰等人对于重耳个人的道义担当，还充溢着主从、君臣的人身依附关系因素，那么，战国时期蔺相如对于廉颇那样一种个人退让，就凸显出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至上的人文思想色彩。
九、立诚重诺、言出行随的信义取向 122
只讲“言必信，行必果”并不准确和完整，信义的核心始终在诚实。为人必须首先从道德品质、操守气节上立诚，然后才有可能做到重然诺，言出于心而心口如一，言践于行而言行如一，“必诚”二字永远要放在言行最前面。
十、重死轻生、犯险拯厄的勇义取向 136
在春秋战国那样变革剧烈、动荡不已的社会历史大环境当中，人的生死如系于一发，什么人的主观意愿都难左右。因此，对或生或死，对如何生如何死，果敢决断地作出选择，也成为了先秦侠士尚勇的一项必然之义。
十一、快意恩仇、知己必酬的恩义取向 149
侠的恩义取向主要来自于先秦民间，由兹决定了比孔、墨所说广阔得多，深远得多。尤其是从中升华出了知恩图报，知恩必报，更逐渐积成中华民族传统恩义观的价值核心。
十二、人格至上、重声轻身的节义取向 161
自先秦以降，包括侠在内的历代士君子非常讲究名誉与节操能相符若一，从而有了“名节”概念。从《汉书两龚传》称述“二人相友，并著名节”伊始，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名节几近成了气节的同义词。
十三、唯我、抱团、犯禁、嗜杀的负驱动 175
俱往矣，先秦侠士所固有的唯我、抱团、犯禁、嗜杀之类负驱动，无论曾经派生出多少不堪，终究都已烟灭尘封了，不再可怖了。可怖的是，历朝历代以至于当今，都还有人不辨是非，不分善恶地对其粉饰曲解，妄加美化。
十四、侠义一脉 化人千秋 188
传统侠义的道义取向、信义取向、勇义取向、恩义取向、节义取向全都没有过时，它们所蕴含的思想道德资源主建构全都有益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比较而言，汲取其中的道义担当、诚信精义和气节文脉三个向度，始终应成为重中之重。
后 记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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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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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中，据信为墨子后学弟子所撰述的《鲁问》一篇，记载了墨子的一段自白：“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其间反复强调的“必择务而从事焉”，“务”的意思是致力、从事，“必择务”的意思自然就是一定要主动辨别、抉择该致力于什么，以之“而从事”则意味着力行。五个“则语之”，表明了墨家思想诸多要素全都践之于行，并且扣紧“国家”公义。
《鲁问》篇在第五个“则语之”的适用面上，举到了墨子与公输子辩论伐宋“义”或“不义”的事。紧接其后的一篇《公输》，就铺陈性地专门记述了墨子与公输子针对伐宋激辩的本末，实堪称墨子力行“侠道”的一段经典。
公输子即公输盘（又写作般或班），鲁国人，世称鲁班。《孟子·离娄上》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通圆）。”赵岐注称：“公输子，鲁班，鲁之巧人也。”后世历代能工巧匠，都奉鲁班为祖师爷。《公输》篇甫一破题，便写明了“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成为了那场激辩的事因。据前贤考证，其事发生在宋昭公、楚惠王在位期间。宋昭公于公元前450年至前404年在位，楚惠王于公元前488年至前432年在位，因此，那件事只能发生在公元前450年至前432年之间。
墨子本是宋国人，长期生活在齐鲁，当时一听说了那件事，便“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楚国国都，在今湖北江陵西北）”。其急公好义之诚，尽显于字里行间。
拜见公输盘，公输盘问道：先生要我做什么事？墨子故意说，北方有人欺侮了我，想请您帮我把他杀掉。公输盘一听就不高兴了。墨子见状便说，我愿献上十金。公输盘厉色道：“吾义固不杀人！”
诱出了这个“义”字，墨子当即起身再拜道：“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一番话义正词严，逻辑严密，顿令公输盘无言以对，只好承认确是这么一个道理。
于是墨子进言道：何不停止这种事？公输盘却说不行，因为我先前已对王说过了，意思是已是王的旨意，无可更改了。墨子便要求将他引见于楚王，公输盘只好应以“诺”。
墨子见到楚王，同样地讲究说话艺术，先用“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连设三喻，问楚王认为“此为何若人”。楚王当即判定道：“必为窃疾矣！”墨子于是就拿楚、宋两国逐一作类比，径直得出结论说：“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并且断言：“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意思是，意欲攻宋乃是更大的“窃疾”，既伤害了“义”，也决然不会如意以偿。
楚王驳不了墨子，但又不甘心就此罢休，就一面假惺惺地称其“善哉”，一面硬铮铮地强辩：尽管确如你所说那么一个道理，但公输盘已经为我造好了云梯，一定能够攻取宋国。
为了实证“必取宋”的“必”并不可靠，墨子重见公输盘，相互演示攻守。戏剧性的较量出现了，“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而“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以攻墨子，虽无金戈铁马却已具战场硝烟。其结果，“子墨子九距（通拒）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证实了那个“必”靠不住。
公输盘理屈词穷，实在不甘心认输，随即故作高深地说：“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洞若观火，却临危不惧，针锋相对地答道：“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一直都在观看他们演示攻守的楚王莫名其妙，急“问其故”，墨子才戳穿了公输盘的用心。
墨子坦然指出：“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公输盘之心确如斯言。所以，墨子进一步凛然声明道：“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
这些话，决不是随机应变，虚张声势，而是确有预先准备。《公输》篇之后，自《备城门》至《杂守》凡二十篇，如孙诒让《墨子闲诂》所说，“皆禽滑釐所受守城之法也”。救人须救彻，制止楚国借云梯攻宋，既要力争以理止战，又要准备以力拒敌，墨子至楚前即已经做到两手俱备。正因此，楚王万般无奈，只好放弃攻宋的既定图谋。
非常值得品味的是如下记述：“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门者不内（通纳）也。”说的是，墨子制止了楚国攻宋之后，离楚返齐，途经宋国。不料遇上了天降大雨，却进不了闾里避雨，只好孤零零、冷清清地在闾门下蹲了一夜。其所以不得其门而入，是因为守闾门的宋国吏卒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更不知道他已经保护了宋国军民不受战祸，不遭涂炭，反而担心他是间谍，好说歹说都不肯让他入门。这样一段小插曲，折射出的却是一种大格调，那就是墨子止楚救宋，纯全是他个人及其弟子的自觉行为，事前、事中、事后都没有对宋国人声张过，绝无沽名钓誉、邀功受禄之求。
墨子亲为亲力的这一故事，充分体现出了他所极力倡扬的法天、兼爱、利人之义，“言必信，行必果”之信和大气磅礴的任侠之勇，深寓其间的赴民困厄、不辞危难、不顾生死和智勇兼备，甚至还有所超越。引领其行的义，显而易见决不是什么“私义”，而是充盈社会公正的公义。因此，墨子在学术思想上固然是以墨家学说的创始人而名垂青史，在社会行为上也不愧为力行“侠道”的千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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