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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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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程树榛是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重要作家，曾任黑龙江省作协主席和《人民文学》杂志主编。2008年推出汇总其近60年创作精华的十卷《程树榛文集》，文集包括小说、报告文学、电影文学、散文、诗歌及评论。2008年后散文创作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题材，近日八十高龄的老作家程树榛将其2008年至2014年间创作的散文结集成册。散文分以追忆旧友、域外感受、生活感悟等分六辑，其中多篇在《人民日报》、《南方周末》等报纸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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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程树榛：
1934年生于江苏邳州，1957年毕业于天津大学机械系。历任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宣传部部长、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省文联副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是中共“十三大”代表；曾任中国作协理事、全委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等。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迄今发表作品600余万字，获各种奖项十余次；出版《程树榛文集》10卷，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钢铁巨人》《大学时代》、报告文学《励精图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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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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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寸草难报三春晖——怀念我亲爱的母亲
西风碧树摧落英——伯父的悲喜人生
一个被历史遗弃的老人
老人和孩子——童年忆片
芳亭倩影
赶考路上——童年记趣
难忘当年师生情——纪念教师节
怀念当年党的好作风
金榜题名时
“走向生活”前后
梅花香自苦寒来
哈尔滨之夏，我心中最美的记忆
意外的调动
西子湖遐思
一段苦涩的回忆——艰难的回眸一望
潘家园的奇遇
第二辑
英灵去了，英名永在——怀念改革家宫本言同志
忏悔——一种心灵的安慰
一个与人民息息相通的作家走了——深切悼念柯岩同志
疾风劲草
高空垂落的悲剧——纪念青年时代的一位朋友
深沉的悼念
第三辑
在德国共享天伦
在德国走亲家
铁血宰相的归宿
一座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建筑——参观柏林国会大厦有感
历史在这里沉思
在波罗的海中流击水
德国外孙的假期
在德国上医院就医的感想
德国人的现代文明素质
第四辑
波澜壮阔的人生——序赵东宛同志的《回忆与思考》
新毫也敢试婆娑——读《马凯诗词存稿》
“三余”余味意无穷——读沈鹏先生的《三余诗词选》
剑走偏锋慧眼独具——读于大清先生的《在历史的夹缝中寻找》
一部厚重的贴近现实的佳作——序长篇小说《江河水》
老骥伏枥志未休——序朵英贤院士的自传《一路苦苦菜》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看电影《草原上的承诺》有感
底蕴深厚源远流长——《邳州文化丛书》序
博古通今意趣盎然——读高文瑞先生的《京都志趣》
第五辑
钞票多不见得就幸福
触目惊心的新闻
从诸葛亮自报财产清单说起
改革正未有穷期——庆祝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
海瑞的另外一个侧面
钱沉清江留美名
清廉自守为民造福——参观洛阳白园有感
清正廉明慰民心
并非正常的对比
第六辑
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是怎样诞生的——揭示我国工业战线一桩重大历史事件真相
布满绿珍珠和红玛瑙的田野——枣乡乐陵记趣
一个默默奉献的人
挺住！雅
一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
在汉语热的背后
不屈不挠直面人生（代后记）——生命长途中的一点感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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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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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草难报三春晖
慈母心像三春晖，只有温暖只有爱。——引自一个歌谣
2007年2月14日，我亲爱的母亲去世了，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一个人永远地离开了我。我万分悲痛，难以自抑。回想老人家生前的音容笑貌，想起她百年的艰难坎坷历程，想起她对我的生育之恩、养育之情，我不禁五内俱焚，悲从中来，眼泪每每忍不住夺眶而出。我悲愤天道无情，竟然夺走我至爱的亲人。在无限悲痛中，我不由得又忆起了母亲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
母亲生于江苏邳县（现改为邳州市）的一个颜氏大家族，与孔老夫子的著名弟子颜回乃一脉相传，诗书继世，祖上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直至我的外曾祖父，还是前清的末代秀才。不过，到了我的外祖父这一代，已失去煊赫，沦为平民，但仍葆有大家族的气派，在当地独树颜氏一支。外祖父曾经有两次婚姻，共生育十二个儿女，男女各六人。在姊妹行中，我母亲排行第五。由于母亲生来聪慧毓秀、贤淑大度，备受父母关爱，视若掌珠。只可惜外祖父母过早去世，母亲靠兄姊培养成人。时因受兵燹所苦，家境渐趋困窘，母亲很小年纪便成为家庭重要的劳动力。在田里，扶锄操镰，在家里，厨间灶下；家务农活，无不承担，针黹女红，样样通晓，成为一方有名的巧女。因此，我祖父母才慕名求人作伐，许配给我父亲。
我们程家乃宋朝理学家程颢、程颐（通称“二程”）之后，曾经历代为官，为逃兵燹，避居于人文荟萃的古下邳（即邳县）。我的祖父也是清末秀才，是当地的一代大儒，平日与我的外祖父，亦有过从，彼此比较了解。我的父亲是祖父子女中最小的一个，也特别受到关爱，因得悉颜家我母亲的贤惠，所以才愿结通家之好。当然，外祖父也从多方面获悉我父亲的情况，而乐观其成。
母亲嫁到我们家时，正值军阀混战、盗贼蜂起之时。由于天灾人祸，我们这个望族之家，也由兴盛而衰微，虽门第高耸，声名远播，但实际上已经仓廪空虚，家道维艰了。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祖父虽然去世很早，祖母仍然以长辈的尊严，维护着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三十余口人丁，聚居在一起。我母亲初为人妇，长有高龄婆母，上有兄嫂，下有侄辈，处于夹缝之间，处处小心翼翼，生活如履薄冰。幸而与我的父亲感情甚笃，被巧为呵护，加上我母亲生性贤淑，善解人意，很快便取得祖母的怜爱，兄嫂的信任，侄辈的尊敬。虽然当时家庭生活艰窘，仍能和一家老少和睦相处，倒也觉得幸福美满。
讵料人生多变，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出生不久，刚刚牙牙学语时，父亲惨遭不幸，遽然撒手人寰，撇下了我们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当时我尚不满三岁，已经记不起父亲去世时那些悲痛的日子的具体情状。朦胧中仅记得有一方硕大无朋的黑棺材，躺在我们住房的正中。一身缟素的母亲，伏在棺材前嚎啕大哭，她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据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当时直感到天塌地陷，一心想追随父亲而去。但亲戚邻居都在一旁苦苦相劝：不看死者还要看活的，你若有不测，你这未满三岁的孩子，将何以生存下去？而我亦似有所懂事，伏在母亲的怀里，双手搂紧母亲胳臂，痛哭不已。母亲这才从痛苦中有所省悟，也便紧紧地搂住了我，当即盟誓般地对着父亲的灵柩说：为了你的亲骨肉，我要活下去，把他抚养成人，继承你的遗志，如你所盼望的那样——光耀程家门楣。
母亲坚强地活下来了，但痛苦并未稍减。封建家庭的社会环境，传统的道德束缚，使她未能也不想以一个未亡人走出我们程家一步，只是把我当成她唯一的精神支柱，以维系自己青春的生命。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母亲总是以泪水洗面；平日郁郁寡欢，沉默不语。每逢年节和父亲的忌日，便挎起食盒，拎起一筐冥钱，牵着我的手，到荒野之外，去为父亲上坟。她先是伏在坟墓前，哀哀痛哭；既则把冥钱烧化；最后把食盒内父亲平日爱吃的菜肴，摆在坟前的一方平地上，放好杯盘、碗筷，把酒杯斟满了酒浆，对空遥拜，口中轻声默念：你在天有灵，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保护儿子健康成长，读书习礼，早点长大成人。然后，让我也跪拜一旁，教我向父亲祷告，祈求父亲在天之灵，佑护儿子身心康健，学业有成，鹏程万里。
当年，由于连年的兵荒马乱，我们家乡的学校皆荒废而倒闭。对此，我母亲甚为忧虑。因为我们程家素称“书香门第”，诗书传家，父亲在世时，对我期望很高。可是，我现在已到了入学年龄，尚未就读，怎么能成？不读书，难以成才，何以对得起九泉下的父亲？在无奈中，母亲遂央求我年长的叔伯哥哥、姐姐们，用他们现有的知识，教我读书习字。哥哥、姐姐并无现成的课本，他们只好东拼西凑一些儿歌、俚语，写在纸片上，教我诵读。而我母亲则把这些纸片装订成册，挂在我的脖子上，以便我能够随时翻看。每天晚上，在临睡觉之前，母亲一定要我逐篇念给她听。在诵读时，稍有不通畅，她的脸上便露出不悦之色；如果在什么地方“卡壳”了，她会立即撂下脸来，对我严加斥责。对她这些表情，我往往并不十分在意；而我最畏怕的是，母亲因此而放下手中的活计，暗自饮泣流泪，这比任何惩罚都令我难以领受。“孟母断机”之典，而今方感同身受。因此，我只能乖乖地认真读书识字，丝毫不敢懈怠。
我的这种努力，没有白费。就在我们村不久以后开办的小学开学时，我竟一下子插班直接进入三年级就读，并且成绩优异。次年，我又考入了我们村西边的乾坤寺小学五年级。那时候，高小和初小是分开的，而升入高小，必须经过考试这一关，就像现在的小学考初中，初中考高中那样。
乾坤寺小学距离我们家大约有六七华里之遥，中间隔着一道小河，一片旷野，还有一处“乱葬岗”。对于我这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起早贪黑走这么远的路去上学，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我经常是胆战心惊，不敢前往。母亲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每天很早便起来，为我准备好当日的干粮，然后，亲自送我去学校。其时，天色尚早，到处黑黢黢地，只有一条白色的小路，在夜色中向远处延伸。母亲牵着我的小手，踏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一溜小跑，向学校奔去。有时，走着走着便见有几片磷火闪烁，间或听见有猫头鹰凄厉的嚎叫，吓得我毛骨悚然，不敢挪步。母亲便强打精神告诉我说：孩子，别怕，有娘在这儿保护呢！于是，我便把脑袋伸进母亲的衣襟之下，一跌一踬，艰难行走。走到学校时，天边才刚刚呈现鱼肚白色。母亲一直把我送进教室，才兀自踅身回家。而我却是少数几个最早到校的学生之一。有母亲如此用心，我怎敢不用心读书？因此，我便成为班上学习成绩最佳者，屡受老师的表扬。
此后，由于时局的动荡，学校停办，我又不得已而辍学了。这时，母亲更加着急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哪！怎么能让时间从我身边白白流过呢？情急智生，母亲又有了新主意，采取了新措施——她去了二十华里以外的土山（即《三国演义》中关云长兵败下邳后与张辽谈判达成“降曹协议”的地方）镇，找到了我的一位表伯（我祖母娘家的侄子），流着泪向表伯倾诉了内心的苦衷和我父亲的遗愿，恳求允许我借住在他家，去读土山小学。表伯念及与我父亲的表兄弟旧情和我母亲的育儿苦心，慨然应允我母亲的要求，使我得以在“土小”顺利地完成高小课程。
功夫不负有心人。母亲的厚望和我的努力得到了报偿。在从高小升入中学时，我居然考取了当时苏北一所最著名的学校——江苏省立徐州中学。这个学校历史悠久，师资雄厚，教学谨严，是众多学生向往的学习场所。当我以80：1的幸运被徐州中学录取时，我小小的名字，竟远播邳县乡里。我不知当年状元及第是何等的荣耀，反正在发榜前后的那几天，前来我们家祝贺的亲友，络绎不绝，确有“门庭若市”之概。
于大喜过望之余，悲伤也同时袭击着母亲。因为她又忆念起我的父亲来了。没有人能够真正和她分享儿子金榜题名的喜悦。在送走祝贺的亲友之后，她又领着我来到荒郊野地里父亲的墓前，首先焚化了筐中的冥钱，然后让我跪拜在纸灰旁对空祷告：谢谢父亲在天之灵的保佑，使儿子得以升入省立名校。而母亲则在深沉的哭泣之后，含泪倾诉：孩子将要离家出外读书去了，你可要随时佑护着他，使他身子骨康健，早日学成归来，以继程氏祖业，以光程家门楣。望着母亲挂满泪痕的脸，我当时只有一个心愿：一定发奋读书，决不能辜负母亲拳拳期盼之心。
那时，由于兄姊们都已长大成人并生儿育女，我们那个大家庭早已不堪重负而分家了，我和母亲也只得自立门户。孤儿寡母，日子过的更加艰窘了，再来供养一个中学生，是何其困难？特别是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内战打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国民党占领区，灾祸频仍，民不聊生，物价涨到天文数字。因此，学校收取学杂费均以银圆折算，每学期至少需要数十块银圆。我们家当然没有这么多现成的钱财。为使我能够按时入学，母亲只好将当年所收成的粮食，全部变卖掉；但即使这样，犹嫌不足。母亲只得又向亲友借贷。对此，有人好意地规劝母亲：你寡妇失业的，怎么能够供得起一个中学生？还是打消这个念头，让孩子下田习点农活，耕种祖上留下的几亩薄地，以求温饱吧！可是我母亲断然拒绝了这样的劝告。她说：谁不望子成龙？难得孩子自己还知道上进，考取了名牌学校，我怎么能因眼前一点困难而耽误了他的前程？那样既对不起程家祖先，也对不起他死去的父亲。我打定主意了：就是砸锅卖铁、租宅卖屋，也得让他上学！
休看母亲平日柔弱寡欢，多泪少言，但要下决心办什么事，却有一种锲而不舍的韧劲。就在借贷无着中，母亲下狠心卖掉了靠近我们家园的几亩好地。这是旱涝保收的园田，是祖上多年遗留下来、是轻易不允许易主的。当母亲手捧着地契送给买主而拿回我入学急需的钱钞时，她又拎着一筐冥币带着我来到了父亲的墓前。她一边烧化冥币、一边眼含热泪仰天祝告：我对不起你和列祖列宗，把祖传最好的园田卖掉了，为了孩子的前程，我必须这么办。你在天有灵，一定要原谅我！当时，我听了此话，幼小的心像刀扎的一样难受。
在母亲的努力下，终于凑足了学杂费，我可以去徐州上学了。
徐州离我家不足二百华里。但对于我这个未满十三岁的孩子来说，可算是出远门了。母亲决定亲自送我到徐州入学。那时因为战乱，火车行车没有准头。为了在当天能赶上火车，那天夜里在第一次鸡鸣的时候，我们母子便起床了。我穿上母亲亲手为我赶做的新衣，母亲拎着连夜为我缝制的被褥，踏着朦胧的夜色，赶赴就近的运河车站（现在的邳州站）。
世界上大概只有母亲能够如此呵护着儿子：在那个秋雨绵绵的黎明，在坎坷泥泞的乡村小道上，母亲迈着畸形的小脚，负着几十斤重的包袱，同时牵着我的手，步履蹒跚，行走得多么艰难啊！二十余华里的路程，好像怎么也走不到头。等到我们娘儿俩到达大运河的渡口时，汗水和雨水，把我们的衣襟都湿透了。母亲忙着从包袱里取出毛巾来，用力擦拭着我的身子，同时拧干我的衣服。而她自己却听任湿冷的衣衫紧贴着前胸后背。在踏着登上渡船的跳板时，素来胆小怕水的母亲，战战兢兢地拉着我的手，瑟瑟缩缩地一抖一晃横着身子，忍受着那些急着过河人的厉声呵斥，好不容易才迈上渡船的甲板。在风急浪湍中，渡船摇摇摆摆，一溜歪斜地划行。我紧紧地偎倚在母亲的怀里，一动也不敢动；母亲则用力搂住我窄小的肩膀，一点也不敢放松。在风浪的颠簸中，渡船终于划到了对岸。但是，由于水流太急，渡船未能直接靠近码头，却在下游很远的地方搁浅停了下来。于是，乘客们只好下船蹚水上岸。身强力壮的男人们，自是争先恐后地跳下水去，最后只剩下我们母子还滞留在船上不知所措。而船老板却在一旁厉声吆喝，催促我们快点下船。万般无奈，母亲只好牵着我的手，跪在船帮上，慢慢地滑下船来。然后，娘儿俩互相搀扶着，涉着齐腰深的河水，蹒跚地踱到岸上来。而这时候，已经时光过午了。
那时陇海线上几乎没有什么过往的旅客列车。我们是乘坐一种“闷罐子”货车来到徐州的。当时的徐州可没有今天这样繁华，战争留下来的一片破败景象：到处断垣残壁，路陷桥斜，流浪的乞儿，逃难的难民，充斥着街头巷尾；从前线回来的伤兵，拄着双拐，横行于商店旅馆。我们当然无钱去住灯红酒绿的饭店，而是用整整一个晚上，找到我的一位在徐州工作的本家叔叔的住所。承蒙这位叔叔怜悯，腾出一间小仓房让我们母子栖息一夜。次日，母亲又亲自背着行李，把我送进省立徐州中学的大门。
当时正是学校开学新生报到的时间。校门外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其中许多人系学生家长送子女入学的。他们大都衣冠楚楚，神气十足。或将小轿车直接驶入校园内，或乘坐黄包车在门前傲然而下；或父兄陪伴子弟，或亲友眷顾晚辈，皆眉飞色舞，喜气洋洋。只有我是由寡母孤零零地陪伴悄然而来的。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新生报到的地方，办好入学手续。
但是，报到后母亲仍然放心不下，又拐弯抹角，寻迹觅踪找到了我未来的班主任，把我的情况当面进行了交代。冒着惹对方不快或嫌弃之险，详细地讲述了我们家境的艰窘和对我少小离家的担忧。幸亏那位至今还让我感念的班主任老先生，听了母亲的话之后，不但没有厌烦，反而萌生了同情和怜惜之心。他恳切地对我母亲说：请你放心地回家去吧！我一定会把孩子照顾好的。他还立即亲自把我领到宿舍，安排了我的铺位。母亲随即把行李打开，将被褥铺好，一切停当之后，才依依离开学校。当我把母亲送出校门，站在门楼下，看见母亲迈着畸形的小脚蹒跚而去，同时又一步三回头的身影，我幼小的心灵，不禁悸悸作痛，眼睛里的泪水，潸潸而下。
初中一年总算勉强过去了。但在新的学年开始时，我却面临辍学的危险。因为这一年，国民党军队在前线处处失利，旧政权即将全面瓦解。于是，那些官吏们便越发横征暴敛，拼命敲诈勒索，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情况下，我们怎么还能够交得起昂贵的学杂费呢？而我们家的仓廪已空，无可卖之粟；土地荒芜，亦无购置之人。直到开学前夕，母亲尚未筹措到入学急需之款。我已经感到绝望了。可是，母亲却顽强地驾起与命运抗争的小舟，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奋力地搏击着。她又求助于我的那位在徐州工作的本家叔叔，在一位富裕人家，谋取了一个女佣的位置——母亲要用自己的血汗换取的微薄工资，维持我继续求学读书的机会。
对于母亲的此举我本来是坚决反对的。一来，我不忍她为人奴仆的那种屈辱的生活；二来，中学生的“自尊心”也不愿看到母亲寄人篱下，任人驱使。因此，我向母亲表示：情愿辍学回家，也不愿意看到她迈出这艰难的一步。母亲深切了解我的初衷，而对我晓以大义，示以利害。她说：给人家当佣人怕什么？这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否则，你小小年纪便失学在家，将来还有什么前途？不把你培养成人，我愧对程氏祖先，愧对你父亲在天之灵，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母亲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还有什么话说！只能听从她的意愿。后来的事实证明，母亲此举是非常英明的行为，既解决了当前的燃眉之急，又缓冲了母子离别之苦。但是，每当我前去那位有钱人家看望我母亲的时候，看到她那种无尽无休的辛劳之状，我内心的痛楚，非寸管所能形容万一的。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么一天：朔风凛冽，大雪纷飞，滴水成冰，呵气成霜。人们在室内围炉而坐尚且感到冷不可耐，可是，我的母亲当时却坐在室外一个水龙头流水变成的冰坨子前，为人家洗涮食用的器皿。她的双手冻得像紫茄子一样，有的地方裂开长长的口子。看到这个情况，我痛哭失声，抱着母亲的手臂央求道：娘，你快点离开这里吧！我决不愿你为我受这样的罪了！母亲听了我的话，用手默默地抚摩着我的头，半晌才说出话来：傻孩子，别这么说！只要你能够继续上学，有个立身之本，娘受什么苦、遭多大的罪，都值得。
这就是母亲的心啊！正如一首古老的歌谣所唱的那样：慈母心像三春晖，只有温暖只有爱……
由于时局的骤变，雇主举家迁居江南，母亲的雇佣生涯没有持续很久便结束了。但是，在此后不久，母亲又为我经历了一次危险的遭遇。
时值1948年11月。当时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淮海战役一触即发。我因故请假回家，在返校时，母亲照例送我去运河车站。我含着眼泪登上西去的火车。谁知列车刚刚开过赵墩车站，运河方向的枪炮声便剧烈地响起来了。人们惊呼：共军追过来了！我非常担心为我送行的母亲的安危，一路上忐忑不安。没曾想我在徐州车站下车时，却看见了母亲，她正在四处张望，当然是在寻找我的踪影。我赶紧跑了过去，叫了一声“娘”并问：你怎么也来了？母亲说：我看今天乘车的人太多、太乱，我不放心，就随后跟着上车了。这又是为了我，我还能说什么？
当天晚上，母亲便把我直接送到学校。幸好当时由于时局紧张的关系，好多同学都随父母南迁了，宿舍空了许多。我便找了一间空房，让母亲住下，我也同时搬了过来，和母亲住在一起。
没曾想，母亲来了之后，便回不去了。因为淮海战役已全面爆发，东陇海铁路成为国共双方争斗的焦点。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解放军团团围住，国民党王牌军邱清泉部从徐州前去解围，被堵截得寸步难行。如此险恶的路程，我母亲如何越过。在无可奈何之下，母亲只好住在那间已经走空了的学生宿舍，由我在学生食堂多买一点食品充饥。那时的艰苦自不待言。这时，学校已经完全停课，只有很少无法回家的学生留在学校。周围炮火连天，我们白天都不敢走出房门，害怕为流弹所伤；夜晚更加恐怖，因为双方的战斗都更加激烈了，就像炮弹在我们周围爆炸一样。这时，我又像孩童时代那样，伏在母亲的怀里。而母亲便用衣襟护着我的脑袋，轻声告诉我：有娘和你在一起，别怕！而听了母亲的话，我真的镇定了许多，感到安全很多。
在枪炮子弹的爆炸声中，我们母子胆战心惊地熬过了半个多月。黄百韬兵团被歼灭之后，陇海铁路东段的战斗初步停息了。母亲决定从徐州回家。可是，这时铁路已经中断，步行近二百华里的路程，是很不安全的，我实在放心不下。但是，任我怎么劝留她也不听。母亲的理由是：家，总得有人守护。破家值万贯，今后还是我们栖息之地，不能撂下不管。母亲的理由也是充分的。我只好劝告母亲：路上要格外小心。
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却胆识过人，敢说敢做。决定回家之后，便亲自到我们的班主任家，恳切地把我托付给班主任老师，请他对我多加照顾。次日一大早，便启程回家了。据母亲后来告诉我，由于脚小，步履艰难，她整整走了三天才回到家中。路上到处是弹坑车辙，随处可见肢体不全的军人的尸体，有时还有流弹飞过，一个人走起来实在是心惊胆战。但是，母亲凭着她的毅力和勇气，硬是挺了过来，安全地抵达我们那百年老屋。亲邻们闻之无不向她表示庆幸和钦佩。
我们母子苦难的岁月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结束，也有了尽头。我们的家乡完全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生活改换了新的天地。随着学校的复课，我又随班上学了。由于家庭贫寒，我从初中三年级起，便享受了人民助学金，而且免收学杂费。母亲身上的重担，一下子减轻了不少。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上下领导者头脑比较清醒，行事也较谦虚谨慎，又能体恤民情，因此，人民也比较能够安居乐业。那些大的政治运动，对我也没有多大影响。因此，由初中而高中，由高中而大学，我命运的航船，沿着一条比较平稳的航道在行驶着。母亲虽然仍然孤苦伶仃，但看到心爱的儿子学业有成不久将能够自立，也感到很是欣慰。特别是我考取了大学，成为我们程氏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更为她平添几分喜悦，感到自己的苦心没有白费，因而也冲淡了她内心的凄苦。那几年，在亲友的帮助下，她耕耘着因我上学而变卖后剩余的几亩薄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每当我放假回家的时候，觉得岁月尽管在她的脸上刻下了许多皱纹，但从她的谈吐中，却似乎年轻了不少。她再也没有牵着我的手，拎着一筐冥钱、食盒到我父亲的墓前痛哭竟日；至多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对天祷告：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你要继续保佑他，早日成家立业，生活幸福，前程远大。
遗憾的是，父亲的在天之灵，并没有像母亲所祝祷的那样，处处保佑我平安、顺利。就在1957年夏天，那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坠入“阳谋”的劫难中，我未能遵照母亲从小就灌输给我的“勿强出头，少惹是非”的谆谆庭训，在“鸣放”中说了一点点不合时宜的真话，从而也难逃厄运：在我大学毕业前夕，冷不防地当头挨了一闷棍——受到团内严重警告处分。随即被带有“发配”性地分配到远离家乡数千里之外的北大荒的一个新建的工厂，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种意外的遭遇，自然也打断了长期盘踞在我心里的夙愿：一旦大学毕业，便把母亲接到身边，一则母子团聚，减少母亲的思念；二则让母亲不再忍受孤寂、辛劳之苦。可是，我们现在是七八个人共同居住在一个面积不足十平方米的窝棚里，吃的是棒子面和高粱米，每隔三五天还得接受单位审干人员无尽无休的政治审查，交上一份对前一阶段“右派言行”的忏悔报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能起意、怎么有条件去接母亲来和我共同生活呢？我只能写信向倚闾而望的母亲谎报我的“幸福生活境况”：我现在一切都好，吃得香，睡得甜，工作顺利，心情舒畅；就是工作太忙，一时还难以脱身回家接您来共同生活，请您耐心等待，母子幸福团聚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与此同时，我还将有限的工资，尽量节省使用，按月多寄点钱给母亲。我希望让她感受到：儿子大学毕业了，母亲可以不必餐风饮露、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劳度日了。
但这时的母亲，又遭到一个意外的打击。随着城市反右派运动的“热烈”进行，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弦都绷紧了，农村也在进行“土改补课”工作。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我们的家庭成分竟由中农“升级”为富农了。母亲一下子又变成“富农分子”，成了专政对象，备受种种歧视，日子更加不好过了。为此，我非常着急。但是，远在数千里之外，以我现有的身份，除了暗自慨叹命运多舛外，又能够怎样呢？
正如俗话所说：“天无绝人之路。”两年之后，生活忽然又有了转机。故乡的一位姑娘，在从报刊上阅读了我的几篇业余创作的文学作品之后，居然对我产生了好感，与我建立了通信联系，而在频繁的通信中又滋生了感情。难能可贵的是，她并未嫌弃我的令人闻之生畏的“右”的错误，毅然决然地来到北大荒愿意和我同甘共苦；同时，还把母亲从遥远的江苏送到我的身边。这意外发生的事令我措手不及。幸亏本单位一位好心而又热心的老大姐，在得知我们母子不幸的身世后，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在工厂住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我们母子谋取了一方小小的生存空间。就这样，二十余年相依为命又天各一方的孤儿寡母，在茫茫北满草原、滔滔的嫩江拐弯之处、达斡尔族乡亲聚居的富拉尔基，找到了暂时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母亲到来不久之后，我便结了婚生了孩子。按理说，可以享受天伦之乐、过几天幸福生活了。可是，“大跃进”闹闹哄哄的畸形闹剧所带来的“自然灾害”又降临到多难的中国，当然，也波及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我们一家也在饥饿中煎熬度日。为了减轻长年饥馁之苦，人们都在墙角路边进行开荒种地，聊作小补。母亲首先发现了我们住房外边的一小块荒地，及时地用镐头进行了开垦。除了每天筹划我们一日三餐的饭菜、喂饱孩子之外，便是挥动镐头，把那块小荒地深挖勤翻，之后，又播上种子，随时锄草浇肥。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经常是怀里抱着新生的小孙女，用另一只手锄地，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我和妻子下班回来了，她仍然在那里忙个不休。妻劝她：妈，您别太忙乎了，累坏了身子。可是，母亲却说：没事，我在家忙惯了，闲不住。我和妻子想帮她一把，她都不让，说：你们上班已经够累的了，又吃不饱饭，多歇会儿吧！而在吃饭时，她都是紧着我们夫妇先吃，她最后吃点我们剩下的饭菜。总是时时处处为儿女着想，就是不考虑她自己。妻子为此经常感动得流泪。
母亲的辛勤劳作，得到了可喜的收获。当年秋天，那块小荒地居然为我们贡献了三十余斤粮食和数十斤蔬菜，给我们贫瘠的生活做了意外的改善，连我小女儿的营养也有了补充。此后两年，我母亲一直继续耕耘着它，从而帮助我们一家平安地度过“困难时期”。
忍饥挨饿的日子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人们都以为可以放松地喘口气了。谁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又从天而降。在那“横扫一切”的“红色恐怖”的日子，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臭老九”们，在一夕数惊中打发可怕的时光。由于我始终未能摆脱1957年那个“右”的错误而被处分的阴影，更是举步维艰，如履薄冰。每天出门上班之后，母亲都抱着两个小孙女，倚闾而望；听到或看到有人遭受批斗时，更是坐卧不安，心惊胆战，惟恐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什么时候看见我回来了，她才长吁一口气。记得有一次，单位开我的批判会，因为我的态度“不老实”，批判者的火力当然就比较猛烈，以致会议一直延长到后半夜才放我回家。母亲让妻子带着孩子先去睡觉，她站在门前等候，直到把我接进房里，从头到脚仔细看了再看，摩挲一遍，然后才下厨给我做饭。此后的我，每当带着惊悸之心、被惩罚的戴罪之躯，由外面而回归家里，来到母亲筑就的安全的避风港湾，我那紧张的神经，便顿时松弛下来；如同儿时在外边受到别家大孩子的欺负、回到家里躺在母亲怀里那样的一种舒适和惬意。吃着母亲亲手做的可口的家乡饭，听着母亲娓娓动听的乡音，看着活泼可爱的女儿们的笑脸，在外边所受到的不公平、不顺心、不如意的种种遭遇，都化作云烟一样的消失了。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母亲的爱心和双手搭成的安全栈桥，使我的命运之舟在惊涛骇浪中，没有沉没，并能够到达新的岸边；而在严寒过后大地回春时，才得以享受新生活的温暖和喜悦。
此后，由于在拨乱反正中党的政策的英明，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才智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我的生活境况大大改善了。我的工作岗位也有了较大的变动。先是由富拉尔基调到哈尔滨，弃工就文，主持省作家协会工作，继后，又奉调来京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全家都聚集到了京城。母亲亲手带大的三个孙女，都依偎在她的身旁。不久，又都先后成了家，女婿们对祖母也都很尊敬并孝顺，经常围着祖母逗乐嬉笑。安定、舒适、团圆的生活，使母亲感到极大的安慰。这时，她虽然已达耄耋之年，仍然不愿颐养天年，坐享清福。每天仍然起早贪黑，为我们一家烧饭做菜，缝补鞋袜。妻子劝她多多休息，不要再劳累了。可她总是说：一辈子劳动惯了，闲着反而不舒服。而我和孩子们仍觉得她做的饭菜香而可口，也就顺着老人家。
这时候，母亲已经觉得生活很幸福了，笑纹总是挂在她的脸上，有时还哼起家乡的陈年小曲。孩子们都说，奶奶变得年轻了。我内心自是也感到非常高兴。几十年的苦熬苦守，流干了眼里的泪水，才换来今天的笑容。
但是，在儿孙绕膝的幸福时刻，母亲还是忘不了长眠在家乡的父亲。就在我们迁入新居不久的一个节日里，母亲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她要亲自回家一趟，祭奠父亲之灵。我们再三规劝她：您年事已高，都九十多岁了，不能再受长途跋涉之苦，您的心意由我们回家代为表达吧！可母亲执意不从，说：别的事情我都可以顺着你们，唯独这件事，你们必须按我的心意去办，否则，我将来会死不瞑目的。
母亲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她坚决要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何况这又是郁积在心头几十年的心事；我们不忍也不能拂却老人的意愿。于是，当即决定：由二女儿、女婿和我们夫妇陪同，回家为父亲扫墓。
就在父亲的忌日当天，我们来到了离别几十年的故乡。我们谁也没有惊动，只是由母亲亲手剪了一筐冥钱，在街上买了几样父亲生前喜欢吃的菜肴，径直地来到父亲的墓前。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剥蚀，父亲坟墓的周围已经改变了旧日模样。但是，凭着母亲刻骨铭心的记忆，一下子便找到了父亲固有的墓址。只有一抔黄土，依稀可辨。母亲没有像我记忆中的那样，跪上前去放声大哭；而是沉静地站在墓前，眼睛怔怔地望着那低矮的土丘，半晌一言未发。但是，站着站着，眼泪便夺眶而出。我和孩子们连忙把食盒打开，把菜肴一样样放在坟前；同时，将冥钱一张张焚化。望着化作灰烬的纸钱，母亲这才重整衣襟，理理发丝，对着父亲的坟墓祝祷：我和孩子们不远千里回乡来看望你了。几十年来，我含辛茹苦，按照你生前的愿望，把儿子拉扯成人。现在一家人住在京城，团团圆圆，幸福美满，你地下有灵，应该感到高兴才是。我现在身体尚好，百年之后，我一定回来，与你泉下相聚，你就耐心地等着吧……听着母亲那如泣如诉的声音，我和妻子以及孩子们都不禁悲从中来，热泪盈眶。
从故乡回来后，母亲的精神似乎更好、身板也更硬朗了，很少见她有愁戚之状；加上三个孙女都先后生了小孩，个个活泼可爱，全家相聚，四世同堂，欢声笑语，老人乐不可支，总是说：想不到我到晚年会有这样的福气，应该感谢共产党和邓小平啊！我赶上好时候了。母亲是有政治头脑的老人。
去年，母亲九十九岁（按中国的习俗是百岁）了，我们为她祝寿时，她仍然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语言通达。我们夫妇也退休了，可以有时间多陪伴老人了。原以为她会再陪同我们过上几年更加幸福清闲的日子，没曾想，2007年新年刚过，农历土珠（猪）年即将来临之际，母亲的精神便出现一点异常情况。最初我们尚未以为意，认为是一般老人岁数太大的征候；谁知，到了腊月二十七日早晨，却沉睡般地走了，一直没有醒来。
母亲走得很平静，没有一点痛苦。老人以百岁之年，无疾而终。亲朋好友都劝慰我说：老人寿终正寝，这是“喜丧”，请勿过于悲伤。话虽如此。可是我一想起母亲一生特别是我父亲去世后她所度过的七十多年的孤苦岁月，母子相依为命的艰难历程；想起母亲用她的爱维系的我的全部生命，为了我所做出的他人无可企及的牺牲，为养育我的全家所做的贡献……我就无法抑制我的悲伤，心灵悸悸作痛，眼泪潸然而下。我一闭上眼睛，便觉得她仍然慈祥地站在我的面前，对我凝视，对我爱抚，对我佑护。可是，我再也见不到她那慈爱的面容了！漫漫长夜，我难以入睡。仰望茫茫夜空，星斗满天，母亲，哪儿是您的位置？俯视莽莽大地，苍凉辽阔，母亲，哪儿是您的身影？儿子到哪里能够看到您呀？
亲爱的母亲，您安息吧！在这个世间上，您懿德永存，音容长在。您永远活在儿孙们的心里……
2007年3月7日含泪泣写于北京潘家园
西风碧树摧落英
我的伯父是一个著名的乡村医生，并且被我党誉为开明士绅，在我们家乡一带颇负盛名。他整整活了一百岁，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建，历经军阀混战，蒋介石当政，直到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走过了一个世纪，被人们称为“五朝元老”。一生做了不少好事、善事，也办了不少错事、傻事；性格上有时刚愎自用，喜怒无常，有时又和善可亲，雍容大度；有人满怀怨气地责他、怪他，也有人五体投地地敬他、爱他。总之，是一个由表及里都非常复杂的人物。而作为他的亲侄子的我呢，既曾深受其害，也曾饱享其惠。因此，又永远难以忘怀他。
伯父名程之藻，字耀卿，乃是我那前清末代秀才的祖父的长子。他幼年聪慧早熟，被祖父视若掌上明珠。我们家本系宋代理学家“二程”之后，为当地的名门望族，曾历代为官，诗书传家，号称“书香门第”。但后为兵燹所苦，避居于苏北邳县乡闾，以求自保；可又屡受灾荒所害，致使家业凋零，沦为平民。祖父饱读诗书，才赋甚高，虽不能说是学富五车，但可称得起博学过人，老人尤其擅长书法艺术，先攻颜柳，后习二王，笔走龙蛇，名扬乡里；祖父对中医也有所钻研，家人患病，皆由他诊治，常常药到病除。但他从来不给外人看病，虽至亲好友所求，亦严词拒绝。祖父恃才傲物，孤高自许，故为世人所不容，一生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可是，他却一直壮心不已，总想重振程氏家风，故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儿子身上。他一共生了四男一女，唯独钟爱长子耀卿一人。他让二子去商铺学徒经商，因三子夭亡，命四子（即我的父亲）在家务农。只寄厚望于伯父，期盼他早日成才，以光耀程家门楣。
伯父果然不负祖父重望，先在家塾中，熟读四书五经，胸谙诸子百家，为同辈中的佼佼者；嗣后，转入县城里的“洋学堂”就读，仍然勤学苦读，品学兼优，每门功课都名列前茅，为师友们所称羡，均认为此人前程无量，不可小觑。祖父亦沾沾自喜，常常捻须而欣慰曰：孺子可教，程家后继有人矣！
不幸的是，伯父生不逢时，流年不利。在洋学堂还没有毕业，便遭家庭变故。先是祖父不幸去世，继之为盗贼抢劫，家产荡然无存。于是，伯父不得不半途辍学回家，执教鞭于乡里，借少许束脩以糊口。可是，伯父又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他当然不能这样无声无息地生活下去。于是，在教书之余，他又自修起医学来了。好在祖父在世时，因对中医学颇有兴趣，收藏了不少医书，现在伯父正好继承下来，每日认真钻研；加上他在“洋学堂”又学了一些现代科学知识，善于吸收西方医学理论与实践，这样，他便及早得风气之先，搞起了“中西医结合”来。开始，也是只为家人治疗一些小的病痛，疗效甚佳；与祖父不同的是，他并不拒绝患病亲友的请求，为之诊病疗伤，却也颇见功效。因此，他的名声逐步传播开去，远近的乡亲们都慕名而来，求他诊治病伤，而且均有满意的结果。一来二去，求医者不绝如缕，我们家有门庭若市之概。于是，乡亲父老们便趁机劝他：既然有此本事，何不弃教就医，造福于乡里呢？那时，正处国家大动乱时期，到处军阀混战，遍地盗贼蜂起，还有谁会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人们缺医少药，往往身患疾病，求治无门，伯父的专长，此时倒大有用武之地了。因而他便应乡亲们的请求，顺理成章地开设医院，做起医生来了。好在我们家的房舍比较宽余，可以腾出几间闲房供求医者所用。为名正言顺，伯父给自己开设的这个小医院正式命名为“农民诊所”。不仅如此，他还拜托远在北平的友人，敬请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张伯英先生为诊所题写了楹联和匾额。我现在还记得那两副楹联是，
其一：
劳者农贫者民众生多病
善其诊得其所妙手回春
其二：
诊病疗伤但求有所
农村陋巷为便贫民
这两副楹联分别挂置在医院的大门和诊室门前。这样，通过它们字面上的表述，就把医院的性质和服务对象向世人清清楚楚地宣告出来了。果然，周围几十里内外的贫苦人家的伤病患者，都纷纷前来就医了。由于这些病人多半是投亲靠友，均与我们家沾亲带故，所以，伯父都不好意思多收费、赚大钱；只是收一点药费和少许诊疗费，就这样，诊所的经济效益还是很不错的，实际上起到“薄利多销”之效。
开始时，诊所仅仅是伯父一个人来维持，诚所谓“里里外外一把手”了。那时，他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很少有清闲的时候。可是，伯父却乐此不疲，来者不拒，而且真诚相待，认真疗治，通过大量的实践，他的医术也大有提高。因此，前来求医的患者越发地多了起来。正当他应接不暇、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的儿子树棨（也是我的堂兄，我称他为二哥）从清江（即当时的淮阴，现在改称淮安）医士学校毕业了，刚好派上用场。
我的这个二哥，乃伯父的长子。这里补充一句：因为我们那个封建大家庭比较讲究，就把我们堂兄弟四人依长幼为序排列起来，我二伯父的儿子树槃年龄最长，故为老大，大伯父的次子树荣为老三，而我这个独生子因为年龄最小，就成为老四了。二哥也是儿时聪颖，少年有为，加上伯父望子成龙心切，精心予以培养，故得以就读正规学校，按部就班地从小学升入中学。初中毕业后，因时局动荡，未能升进高中，而是遵照父命，考入了那所苏北当年最高的医学学府——清江医士学校。老实说，由于中国医学教育不发达，那时的医士学校毕业生，比现在的医科大学本科生还吃香。二哥毕业后本来可以到徐州、清江或县城的大医院做一名正式医生；可是，他也是生不逢时，学校毕业之日，便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之时。日本军国主义强盗于九一八事变鲸吞我东三省之后，仍贪心不足，又将他们的魔爪伸向我广袤的神州大地，企图侵占我全部锦绣河山，继华北失陷之后，苏北的主要城镇也很快地沦入敌手。因此，二哥所曾向往的大城市大医院已经根本无有他容身之处，迫于无奈，他也只好留在伯父的诊所里暂时栖身，伺机而动。
二哥的到来，使诊所更加兴旺发达起来。因为凭借着他的现代医学理论知识和他在学校时的实践，医治农村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是轻而易举的事，而对某些疑难疾病，他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再加上他及时治愈了几例病危的患者，一下子便名声大震，人们争相传告：“农民诊所”来了一位大医生，其医术高超，可以药到病除，真“妙手回春”也。于是，方圆几十里的患者，闻讯云集到伯父的诊所中求医来了，人们竟把这个小诊所誉为邳县小“协和”。伯父的事业一时几乎达到了顶峰。
那时，全国都在兵荒马乱中。但由于我们家乡这个地方偏居一隅，敌人鞭长莫及，相对地有少许平静，伯父事业暂时的“发达”，导致我们家也出现了某种“繁荣景象”。当然，我们母子因和伯父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也跟着一同沾光，享受着丰衣足食的愉悦。
说起我们母子和伯父聚居在一起，还有着一段悲痛的渊源。在我刚刚出生不久，为闹家庭分家一事，我的父亲和伯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伯父凭着长兄的权势，对父亲进行了严厉的要挟与斥责，令一向老实敦厚的父亲实在难以忍受，在一时的愤激之下，竟然以自杀表示对哥哥暴戾行为的抗议。父亲的遽然长逝，我年轻的母亲痛不欲生，同时严词斥责伯父的薄情寡义，理屈词穷的伯父，也因而幡然醒悟，愧悔无及。作为对逝者的一种补偿，伯父便将孤苦伶仃的我和母亲，收留在大家庭中共同生活。也许同样是出于某种自责吧，从此伯父对我也另眼看待，格外怜惜，呵护有加，所以我们母子才能得以和伯父的家人共享他事业发达的荫泽。在以后悠长的岁月中，伯父一直善待我们母子，因此，我对他又心存感激。此是后话。
但是，伯父惨淡经营的好日子并不长久。日本鬼子在占领苏北的一些城镇等交通要津之后，又将铁蹄踏向广大的乡村，他们经常用“清乡”和“扫荡”的手段，对老百姓进行烧杀抢掠。我们的家乡不是世外桃源，当然也在劫难逃。因此，人们经常处于一夕数惊的紧张状态，时刻准备着“逃反”。有一次，在阴历大年初一，日本鬼子和那些为虎作伥的伪军突然下乡“扫荡”，我们只得舍家出逃，就是在远离家园的异乡野地里过的年。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出于他们罪恶的本性，偏偏不让中国老百姓平平安安地过一个春节。在此情况下，谁还顾得上诊病疗伤？我伯父的诊所因而处在半停顿状态。由于病人骤减，经济上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窘境。
可这种情况持续不久便出现了转机。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开过来了，与鬼子和汉奸展开了游击战。人民子弟兵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神出鬼没、英勇善战，居然打得小鬼子龟缩在城镇的碉堡里不敢出来。因此，老百姓又能够正常地生活了。当然，求医治病的人也多了起来，伯父的诊所又进入忙碌状态。这种忙碌有两个原因，一是，鬼子兵的随意放枪鸣炮、野蛮屠杀，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意外的创伤；二是，新四军与敌军的频繁作战，负伤的指战员也日渐多了起来。伯父虽是一个旧社会出来的医生，却很有爱国情怀。他经常这样说：我们都是中国人，现在国难当头，抗日救国责无旁贷，我们要尽可能地为受害同胞治病，特别要为抗日军人及时疗伤。我二哥也是热血青年，怀一腔爱国热情，对日本鬼子的暴行早已恨之入骨，伯父的话自然完全遵从。于是，新四军的伤病员不断地转到诊所中来。伯父父子都是来者不拒，用最好的药、最有效的办法及时精心进行疗治，从不延误。不仅如此，我们家还经常成为新四军伤病员养伤的地方。因为诊所只有两间诊室，无法收留病人住院。一般患者进行门诊后即行离开，回家或借住在亲戚家中继续诊治；而新四军的战士是无家可回的。于是，我们的住房便成为临时病房了。我记得有过不少时日，我和母亲、伯母以及姐姐们挤在一间小房内，把卧室让给负伤的战士治病养伤。有一次，新四军的正规军和日伪的大部队在我们家乡附近打了一场恶仗，由于我军的英勇作战，打得敌人屁滚尿流，狼狈逃窜，但是，我军也有很大的损失，伤员很多，伯父的医院一下子接受了一大批伤员，伯父和二哥努力进行安排治疗，但是病房太少，不敷应用，于是，伯父便动员我刚刚结婚的三哥三嫂把新房腾让出来，让较重的伤员住了进去，三哥夫妇也自觉地遵从父命，毫无怨言。当时，因为伤员们行动不便，我们家人（包括我和姐姐、嫂嫂）经常为他们端茶倒水，洗衣浆衫，彼此都看作是自家人，无拘无束，亲密无间。那种军民鱼水之情，至今仍然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由于有了这些作为，伯父和二哥无形中和人民子弟兵的关系拉近了。不仅和部队的指战员亲密相处，而且和共产党抗日政权的领导也过从甚密，他们都把伯父父子当作自己人看待，在一起谈笑风生，亲如一家。我就亲眼看见过，有些年轻的有知识的军政领导，常常和二哥抵足而眠，长谈竟夜。所以，在我们边区抗日政府遵照党中央的英明指示，建立“三三制”（即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占三分之一，国民党人士占三分之一，无党派社会贤达占三分之一）的参政会时，我伯父毫无疑义地以爱国的开明士绅的身份被推选为首届参议员，非常隆重地被请到边区政府所在地，和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进行参政议政，商讨抗日救民大计，体现出共产党言行一致的履行民主团结政治的博大胸怀，和认真实践组建联合政府的决心。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伯父第一次参加参政会后回来时，手里捧着艳红的“参议院”证书，胸前的衣襟上别着“参议员”红色签条。是的，他是在显示其参政的荣耀。稍事休息之后，他便和一些好奇的亲朋好友、南邻北舍，畅谈参政会上的见闻，大讲他如何受到共产党高官的礼遇，怎样和边区领导握手言欢、促膝谈心，共谋边区抗日政府民主建设的盛况；此外，他还畅谈了国内外形势，我军胜利的前景，欣然以抗日人员自居。我们子侄辈当然亦感同身受，欢欣鼓舞。在这样的氛围下，二哥甚至萌生投笔从戎的念头，而且也得到伯父的首肯。伯父说：直接到部队里去也好，那里更需要医生，更有利于杀敌报国。但二哥的这个良好愿望，却被当时的县委领导劝阻了。他们认为：敌后的形势微妙而复杂，程先生现在的身份和位置对抗战更为有利。二哥也就没有坚持。
但是，伯父的二女婿的这个愿望却实现了。
伯父有两个女儿，老大（我称为大姐）老实敦厚，拙于言词，嫁给距我们村庄不远的汤家楼一户殷实的农家；二姐天生丽质，知书达理，自小便备受伯父的钟爱，长大成人后，经过伯父亲自挑选，物色一个门当户对、才貌双全的乘龙快婿。我的这位二姐夫家住古邳（古时的邳州旧城，又称“旧州”），也出身于当地的一家望族，系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志向远大，中学毕业后，只是因为受时局的影响没有能够继续深造，但其在校时品学兼优的名声，到处传播，所以能够得到伯父的青睐。他同样也是一个热血爱国青年，为权宜计，当时屈居在一家私营企业做职员。他对日本强盗侵略我国并残杀我无辜同胞，早已义愤填膺，曾再三希望奔上前线请缨杀敌。只是因为家里有老母弱子，特别是和二姐感情甚笃，难以离舍，故心里十分矛盾。伯父得知这个情况后，便向女儿晓以大义：大敌当前，忠孝不能两全，应以国事为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年轻人应该为国效力！同时答应：今后将尽力照料他们一家的生活，以解除二姐夫的后顾之忧。伯父的态度，终于使二姐愉快地答应了丈夫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的抗日义举。
二姐夫参军之后，因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屡建战功，被领导所赏识，很快地便升任为新四军正规军的营长。在此期间，他曾经率部经过我们村庄并趁机探望伯父和我们全家，我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位青年军官的高大形象。只见他身穿合体的灰军装，腰系武装带，斜挎着一支短枪，飒爽英姿，威风凛凛，幼年的我，感到十分敬佩，并引以为骄傲。伯父伯母等亲人见了也乐得抿不上嘴，伯父还一再勖勉他努力奋进，为国建功立业。可惜他行色匆匆，未能和我们畅谈他英勇杀敌的故事，我又感到很遗憾。
二姐夫是个忘我的人。身为指挥员，他始终英勇勤奋，在任何情况下总是知难而进，身先士卒。不幸的是，就在一次与顽敌的恶战中，他以一个营的兵力，抵御敌人数千人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壮烈牺牲。噩耗传来，二姐如天塌地陷，痛不欲生。在这悲痛时刻，伯父却表现出极大的镇静。他大义凛然地说：抗战救国，抵御外侮，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必然会有流血牺牲。今天这牺牲落在我们头上，这既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家的光荣——倭寇入侵，国土沦丧，我们没有畏难而逃，而是恪尽了国民职责，他的死重于泰山。同时，他还努力安抚二姐：切勿过于悲哀，有伤身心，还要以大局为重，照料好年迈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女。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曾经对女婿的承诺，此后，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给女儿很大的支持，并且对家人说：我对二女的扶助，不仅因为她是我的亲生女儿，还因为她是烈士家属，她的丈夫是为国捐躯的，照顾她一家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家人谁也不许产生疑义。这些话听来虽然有些古板，但却大义凛然、掷地有声，令人敬佩。
基于对丈夫的深情，对子女、婆婆的责任，年轻的二姐牺牲了宝贵的青春，一直坚守在婆婆家中，没有再嫁，为老人送了终，把孩子抚养成人。伯父也一直对她关爱有加，没有少懈。
长夜漫漫，终于熬到日寇战败投降。正当全国人民欢庆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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