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绪论
1.1研 究 背 景
1.1.1现实背景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借鉴其他成功追赶的东亚后发国家（如日本、韩国）的经验，基于强大的保护壁垒，着手培育在中高技术产业树立坚实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国务院相继出台一系列相关的支持政策，如1987年《关于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的几点意见》；1991年《关于选择一批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试点请示的通知》，试点企业包括55家国有企业；1997年《关于深化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试点企业包括60家国有企业和3家民营企业（万象集团、万杰集团和红豆集团）。到20世纪末，正如英国剑桥大学教授Nolan及其同事（Nolan，2002；Nolan and Zhang，2002）指出的，这个计划存在不足。与此相反的是，华为、联想、TCL等“体制外企业”却成为技术能力建设的桥头堡（Cai and Tylecote，2008）。Nolan（2002）这样描述中国政府培育大型企业的产业政策：
“在二十年的改革后，相对于国际巨头来说，中国大企业的竞争能力仍然极其弱小，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如航空、电力等复杂装备产业、制药产业，在中等技术产业，如石油和石化、汽车组装和汽车配件产业也是如此。然而，即使对于更低技术的产业，如钢铁和煤炭，在一些高附加值的细分市场中，和世界领先企业同样存在显著的差距。以销售额、利润和研发来衡量，那些打算在全球竞技场竞争的中国领导企业仍然落后于全球领先者。更重要的是，比起产业政策实施肇始的二十年前，中国的领先企业进一步落后于全球领先者。”
如果说中国加入WTO前政府培育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不足之处仅仅出现在若干西方文献中而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注意，那么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曾出现的问题则是国内最夺人眼球的财经故事题材。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路风（2006）通过对汽车企业和业内人士的访谈认为，国有汽车企业及其合资公司近三十年的发展不仅没有学习到任何核心技术，而且放弃了原有的产品开发平台，成了跨国汽车公司的装配厂。相反，有些民营汽车企业在短短的十年间就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不仅频繁地引入新的自主品牌汽车，还在若干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如“世界上唯一受专利保护的汽车类主动防御技术——BMBS技术”（易车网，2008；张伦维，2008）。研究报告提交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路风（2006）回忆道：
“在完成了科技部调研室委托的原定任务后，我们于2004年2月提交了长达11万字的报告——《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在内部印发。报告迅速流传，并于3月下旬被财经媒体《商务周刊》长篇摘要刊登，然后这个报道又被闻风而动的新浪网刊登。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在社会舆论上，这个报告都引起了出乎我们意料的强烈反响，甚至可以说在那年的春天掀起一场‘风暴’。一时间，媒体纷纷转载，采访不断。”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只有民营企业才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寄托者？另一种猜测是，也许人们对国有企业过多的指责只是反映了某种刻板印象而已。事实是，从1978～1984年的“扩权让利”，到1984～1992年的“承包经营”、1992～2002年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再到如今的“推进企业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国有企业发展成果显著。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Xu（2010）的间接统计，2008年年末，中国共有15.4万家国有企业，占所有企业数目的3.1%，而占总资产的比例达30%。不仅如此，研究表明，随着市场环境显著变化，国有企业选择采取更具企业家精神的战略，促进企业成长（Tan，2005，2007；Tan and Tan，2005）。经验证据还表明，“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垂死的恐龙而是生机勃勃的发电机”（Ralston et al.，2006）。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吴晓波的观察，近年来，中国企业界的“国进民退”“国进民退”指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某领域国有资产进入而民营资本被迫撤出的现象。主要表现在：第一，在钢铁、煤炭、航空、金融等资源性领域中，出现了民营资本的“挤出现象”，其中以山东日照钢铁案和山西煤炭整合案山东日照钢铁案指2008年作为国有企业的山东钢铁集团收购作为民营企业的日照钢铁；山西煤炭整合案指2009年国土资源部等12部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整合的通知》，要求在2010年继续推行矿产资源整合工作，首当其冲的是浙江民营投资者。最为引人注目；第二，在四万亿振兴计划中，国有资本几乎得到了所有的重要政府订单，“铁公基”“铁公基”是指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国企的专享盛宴；第三，大量中央企业成批次地进入地产领域，成为“地王现象”的缔造者；第四，在一向由民营资本把控的互联网领域，也出现了国企设置准入门槛、购并等景象。
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培育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失败，到21世纪初汽车产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新绩效差异，再到新一轮的“国退民进”趋势，反映出中国宏观经济迅速增长的“硬币另一面”。深刻剖析这些现象，有助于提供转型经济背景下不同所有权形式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动态竞争和能力建设过程的完整图景，并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和长期动力机制。
1.1.2理论背景
1.转型经济背景下制度理论的重要性
第一，忽视制度因素的主流理论在非发达市场经济情境下应用面临挑战。相关研究很早就已经证实了这个问题。Kiggundu等（1983）回顾1956～1981年发表的94项研究成果，指出主流组织和管理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存在两个有趣现象。一是，关注技术核心（组织任务和技术）的研究将主流理论应用在这些国家中最有可能发现不显著问题。二是，关于组织及其更大环境关系的研究将主流理论应用到发展中国家时，更有可能发现严重的困难，因而需要重大调整。换言之，制度不仅仅是背景条件（Oliver，1997；Peng and Heath，1996），而是“直接决定企业在制定和实施战略并创造竞争优势中所拥有的计谋”（Ingram et al.，2002）。转型经济和发达经济之间制度框架的重大差异使学者们更加关注产业和资源因素以外的制度因素（Chacar and Vissa，2005；Doh et al.，2004；Hafsi and Farashahi，2005；McMillan，2007）。
第二，转型经济为制度理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中国的经济制度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深刻的转型。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各区域的经济制度并非同步转型。这为通过制度观解释企业绩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Peng，2002）。具体而言，转型经济的研究环境允许人们改变制度情境。反之，Scott（1995）指出，“如果所有的例子都嵌入同样或相似的制度中，辨析制度对社会结构和行为的效应，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正如Tan等（2007）所言：中国的经济制度转型是一个独特的试验，它可以解决更难同时也更有趣的议题（Powell，1996）。
对于研究转型经济的战略管理，以及亚太地区的知识管理和创新战略，制度理论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理论视角（Hoskisson et al.，2000；Lu et al.，2008）。例如，Hoskisson等（2000）强调在转型经济情境下，制度理论相对于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观的优先角色，Lu等（2008）分析制度环境在知识管理和创新过程中至少扮演三种角色，也可以称为制度影响知识管理和创新的三种机制。首先，知识必须被认为是合法的，也必须和制度要求相契合。其次，在某种程度上，知识本身是制度依赖的，很难将知识从制度环境中分离。最后，知识创造、传播和再配置的效果和效率部分取决于制度基础设施，如知识产权体制。
2.基于后发企业贡献资源观和动态能力观的潜在机会
在后发企业情境下之所以能够发展资源观和动态能力观，一方面是因为资源观和动态能力观自身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和后发企业客观上提供的机会有关。资源观是战略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流派。从资源观出发，企业在资源、能力、禀赋上是异质的。能够产生持续竞争优势的企业资源的特点包括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不可替代性（Barney，1991）。资源观存在两个不足。一是，资源观是静态的。尽管资源观强调企业特定能力和资产以及隔离机制的存在是企业绩效的根本决定因素（Penrose，1959；Rumelt，1984；Teece，1984；Wernerfelt，1984），但并没有试图去解释隔离机制的性质，而正是这些隔离机制使持续的创业租金和竞争优势得以体现。二是，资源观难以解释企业在资源很少的条件下如何开始创造竞争优势，或者如何压倒在位者的优势（Mathews，2002）。
动态能力观是资源观的延伸。动态能力是企业为应对迅速变化的环境而整合、建设和重构内外部能力的才干（Teece et al.，1997）。和传统资源观不同，动态能力观的基本分析单元是过程、定位和路径（Teece et al.，1997），而非资源。企业资产定位及其演化和共演路径塑造了组织过程，进而解释企业动态能力及其竞争优势的本质。动态能力观虽然提供了组织能力发展的逻辑（Teece et al.，1997），但在概念基础和经验研究上都招致诸多批评（Barreto，2010；Wang and Ahmed，2007）。例如，Barreto（2010）认为动态能力的概念模糊，使人困惑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套套逻辑（tautology）。由于动态能力的操作化问题，动态能力的经验研究还较缺乏，并且有限的经验研究在研究设计上主要是截面设计（Danneels，2008；McEvily and Marcus，2005）而非纵向设计，因而很难真正识别出动态能力构念的因果逻辑。
后发企业是面临技术和市场双重劣势的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Hobday，1995a）。后发企业成功的早期解释关注外部因素，如低工资成本优势、政府支持，甚至运气。如果后发企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那么这些解释就很难成立了。对后发企业的成功更加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企业能够快速获取并内部化所需的技术和知识资源（Mathews，2002）。在解释后发企业竞争优势时，资源观和动态能力观的不足更加明显，同时通过考察后发企业来优化资源观和动态能力观存在很大机会。例如，Mathews（2002）在研究后发企业竞争优势时构建了联结、杠杆、学习（linkage，leverage，learning）的3L框架，从而修正了传统资源观。和传统企业资源观使用的标准不同，最容易成为后发企业联结和杠杆的目标资源是那些最不稀缺、最容易模仿和转移的资源。
3.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情境化
组织和管理研究的情境化要求并非是针对中国管理研究提出的。2001年，Rousseau和Fried（2001）在“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上发表了一篇编辑社论，标题为“地方、地方、地方：情境化组织研究”（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contextualizing organizational research）。他们解释，写这篇社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组织研究领域已经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这使社会科学模型从一个社会应用于另一个社会越来越困难；二是，日益多样化的工作和工作环境将显著改变员工和组织之间的因果动力学。这篇社论虽然鼓励对理论和方法的情境化，但仅仅是针对组织行为的研究，而非一般管理研究。
然而，中国管理研究“情境化不足”的问题似乎更为严峻，绝大多数的中国管理研究倾向于利用现有的理论和构念（Li and Tsui，2002），Tsui（2007）所指的“深度情境化”或者发展新的情境理论则较少。Tsui等（2004）分析了106篇发表于2000年1月～2003年6月聚焦中国的组织研究，发现只有两项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
Tsui（2004）从全球管理知识的现状角度提出全球管理知识的贡献者主要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北美和西欧）的学者，应鼓励在新的情境下开展高质量的本土研究。除了情境自由性研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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