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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人的财富越来越多，但，为什么人人还如此焦虑？
面对这个变化的世界，你又该如何分享这不可错过的财富盛宴？
一个富二代书写六个年轻的富二代的真实故事。
他们一边享受着金钱能带来的最好的生活，一边等着继承家族产业。
他们是退休官员的儿子，民营企业家的继承者，港台富豪家族的少年掌门。
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大部分曾在欧美留学。他们对商业和经济的理解，已经远超父辈的当年，他们要为企业和家族的未来承担责任……
如何在众人瞩目之下走好自己的路，演一出精彩纷呈的人生大戏，对于这些财富的孩子来说，其实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这个初尝财富滋味的大时代，本质上，我们都是财富的孩子
这是一个特别的时代：拼爹时代已经结束，而拼儿时代才刚刚开始……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北岛
父辈总想复制一个自己，以此求得安全，可在这个突变的时代，所有经验教条都是速朽的，如果下一代完全听从父辈，企业将毫无出路。
——王大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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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作者作为一个从小在权利和财富的饭桌边长大的孩子，收获了异于同龄人的麻木，而世界在不断增长的非凡阅历里变得黯淡无光，空虚开始吞噬他，他在自己编织的牢笼里肆意放纵和自我消耗。
直到有一天，他受够了自己的生活，开始上路去寻访与他有相同背景的年轻人，试图从别人身上找到一个答案。
从迪拜到夏威夷，从马赛马拉大草原到拉斯维加斯，从中国的北方到南方，他花费百万，访谈超过50个一代和二代，最后发现了一个群体集体面对财富的焦虑和恐慌，也看到了自己身上被财富泯灭的那部分灵魂。
在豪车美女盛宴之外，这是中国第一本试图深入打量二代群体的非虚构作品，里面同时也掺杂了作者个人的很多“私货”，这令到内容不时显得凌乱和跳脱，但这似乎更突出了作者写作的初衷：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书内的六个主要人物，刚好处于交接班的过渡期，也是从孩子到成年人的蜕变期。他们的父母无一不曾是彻头彻尾的屌丝，时代的浪潮把他们送上了财富的巅峰。如果说一代的命运在于改造自己以适应这个时代，那么二代则需要活出自我，以争取自己的人生主场权。
可是那句诅咒却如此难以破除，就像无数的童话故事里描绘过的：即刻满足的欲望，无限延期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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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大骐，笔名悉达多，自由人，修行者，当过5年记者，拍过纪录片和网剧，一直在写作，两年前迷上高尔夫，同时开始心灵修炼。从小随父母四处游历，走遍大半个中国。16岁被寄养到美国家庭后，开始了8年的留学之路。
成年以后，开始以每年一个国家的速度消化着这个世界，印度的神圣，迪拜的浮华，意大利的性情，法国的精奢，新西兰的神秘，日本的极致……生命不息，体验不止。年过30，开始进入新的迷茫期，渴望遇到村上春树30岁棒球划过天空给他的启示，从此开始正常吃喝拉撒，停止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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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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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我们都是财富的孩子 001
自序 父与子问答
引子 001
第一章 家族荣耀 009
第二章 灼热的光环 047
第三章 两代人的寻找 081
第四章 雌雄同体 105
第五章 醒觉 143
第六章 拖延症 181
附录 我们和父亲 227
后记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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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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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父亲
王大骐 林小骥
父亲总说我和弟弟是他的阴阳两极，分别代表感性和理性，不知道这是差15分钟的出生时间不同导致，还是基因中已注定，总之这都是我们第一次动笔写自己的父亲，一个用26年时间采访的对象，其过程可谓艰难。
这篇稿件刊发前的一个星期，我的爷爷刚刚在贵阳去世，王家的最后一个老人就这样走了，葬礼上我并没见到父亲的身影，他去了梵净山看一个高尔夫球场的项目。邀请他的老板知道此事后，惊讶于他的“伟大”，认为这太不可思议。
我跪在灵堂坚硬的地板上，心里一直在咒骂。
爷爷躺在棺材里，身上铺满了鲜花，只露出一个头来，我的面前是一帮穿着紫色POLO衫、白色T恤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他们用当地的方言念着不着调的佛经，手里鼓捣着鼓和铜锣，面前摆放着一幅释迦牟尼的彩色画像，背后通了电，在屏幕上放射出万丈光芒。
边上的中年男子悄然点起了一支烟，转过头去猛吸一口，朝爷爷通电的灵柩方向吐出一团浓雾，然后又立马转回头来，大声吟诵，露出一嘴黄牙，仿若钟乳洞里倒挂的石柱。
半小时后，我跪在地板上冰冷的膝盖已然快散架，这时候师父说：“不行可以蹲着！”我赶紧站了起来，松松血脉，蹲在地上。
长跪环节结束后，师父开始带着我们几个贤孙围着爷爷的灵柩绕圈，每到一个方位，他就往地上吐去一口浓痰，弄得我以为这乃法事的一个必要环节。爷爷被刷上粉末的脸一次次地从我身边经过，我想就算他活着，也不愿躺在这么一间肮脏的屋子里的，此时隔壁房间的麻将声似乎就快盖过师父的声音，自动麻将机显然加快了糊牌的频率。
几圈之后，师父从地上拿起一只活公鸡，用它的鸡冠在灵柩的透明玻璃上画着符，接着双掌紧握，不断变换手指的方位，仿佛是在把法力灌输进灵柩里，绕完一圈之后，他把公鸡狠狠地扔出了门，我只能猜测他似乎是请了什么不好的东西出去，因为他之前已经以掷标枪的动作扔了三支香出去。
我们这个时候还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突然他手一抬，示意我们蹲下，接着拿起画满符文的“锦旗”，开始在灵柩上挥舞，我想如果身为共产党员的爷爷有灵，肯定会坐起来说“滚出去！”
“伴奏”的鼓声和锣声开始变得急促，师父大喊一声“快！”领着我们飞速地绕着灵柩奔跑了起来，我紧跟在他后面，开始无法控制地大笑起来，可又觉得不妥，只得强忍，于是乎面部肌肉几近抽搐。
午夜零点临近，师父拿出一大锅饭，给每个人的塑料纸杯里填了一勺又一勺，嘴里念念有词：“子孙后代富过李嘉诚......读书都上哈佛”。
第二天爷爷的遗体在鼓号队的带领下终于进入了火化炉，自动传送带上金色的纸质棺材就像等待烘培的面包，外面鞭炮大响，礼炮齐鸣，我最后望了一眼爷爷的脸庞，快要哭了出来。
礼毕，亲戚们都夸我是孝子贤孙：虽然不相信师父的那一套，但还是老实地做足全套。
关于死亡
火化结束后的晚上，父亲请亲戚朋友们吃了一顿饭以示答谢，摆了足足四台，喝了不少茅台酒（他只喝茅台），最后在酒店的房间里，我问他为什么缺席，他说他相信的是厚养薄葬，在老人有生之年尽孝，死后一切从简，并引用了陶渊明的一首诗。他认为人死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样才能彻底与山川湖海相容，并且他也知道自己当天不能出现在现场，因为那会导致很多老板来送大礼，这一下就坏了规矩。
父亲是一个很直率的人，他鄙视葬礼上假惺惺的哭啼，更欣赏放浪形骸的古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他们放声歌唱，纵情大笑，以庆祝这一节日的到来。我在葬礼上恰恰有几次差点大笑出来，一次是装神弄鬼的法师带着我们一帮孝子贤孙绕着爷爷的灵柩奔跑，一次是面对台下70多号人，听大伯念悼词的时候，死亡带给我最多的竟然是一种滑稽感。我们对任何东西都失去了敬畏，祖宗早已不是神灵，而流于形式了。
狼性
父亲是小县城里出来的人，全家总共六个子女，在那个年代孩子的命似乎都不太金贵，也许是太多根本无暇顾及，每年夏天在河里淹死几个也是常有的事。父亲一次走远路去亲戚家参加婚礼，那个时候才十来岁，大人们捉弄他，灌了他不少米酒，回家的路上他就躺倒在了麦堆里，整整睡了三天，一个好心的农妇才用水把他浇醒，给他喂了些饭，缓过劲后接着上路。进了家门，只是迎来一句“回来啦？”
父亲于是也这样教育我们，从小就把我们踢到水库里学游泳，小学的时候给了我们几十块钱，让我们独自在昆明城里玩，夜里10点前不让回来。六年级被送去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教头学跆拳道，并且是全封闭，一待就是一个月，每天光着脚在石子路上被汽车赶着跑。学完跆拳道父亲曾经让我和弟弟对打，最后我一个飞腿把弟弟的嘴唇踢爆了。16岁去美国时，当其他家长都在机场哭成一片的时候，他只是来了句：“走吧！”接着扭头就走。当母亲多次担心我们就此消失的时候，他的回答总是：“优胜劣汰，既然这样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可惜这些都没培养出我们的狼性，我们小时候从来就不像父亲，我们欠缺西方人提倡的领袖才能，也不是孩子王。在碧桂园小学，因为是“北佬”，我的床铺经常被暴发户二代用水淋湿，冬天洗澡的时候门常常被踹开，然后“哗”的一盆凉水劈头盖脸地淋过来。初中弟弟每个星期都被同一个人按在地上，当众羞辱。可这些事我们从不跟父亲说，因为他是个陌生人，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家庭。当时我也不能还手，因为人家有高年级的几个哥哥，我只能学古惑仔，认了一个喜欢戴蛤蟆镜的同学做大佬。
巨大的沉默
我很少跟父亲在家里吃饭，他总是抱怨饭菜跟猪食一样。从小父亲就带着我和弟弟走南闯北，就连留学在外的几年也不例外，暑假回国永远都是精彩纷呈的一次次旅行，在那段时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每次都被强迫写下游记和感想，为的是“不像驴子一样转一圈”。我们吃的是“大锅饭”，每顿饭台面上几乎都能见到不同的叔叔和阿姨。而如今每次当我们在同一个城市，他都会打电话叫我去吃饭，每次去也还都是一桌桌陌生的面孔，虽然那些面孔往往就是中国一幅活生生的权力金钱脸谱。
多年以来，这些饭局的内容千变万化，但是主角却只有一个。我有时会为父亲的滔滔不绝而感到窒息，这彻底挤压了其余人发表言论的空间，也让我成为了众多沉默者中的一员，丧失了与父亲交流的机会。
父亲曾当着众人在饭桌上毫不留情地数落我，以至于我因为羞辱几欲哭出来，这样的场景周而复始几次后，父亲又开始大大地夸奖我，他把我出的一本关于留学经历的书说得天花乱坠（这当然是他的强项，不管你怎么定义它，是“忽悠”也好，是思想也好，他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兼具理性和激情描绘事物和远景的能力），一激动甚至说我的镜头感很强，以后应该搞电影，他先给我砸两个亿。
可你却又不得不承认，压倒众人的气场，以及信心爆棚乃至于夸大其词的“演说”，却往往是老板和官员信服你的两个条件，混沌无所知的中国，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给自己打鸡血，希望自己能跑到最后，而不至于被这个飞速旋转前进的时代所抛离。
父亲在我们出生不到半年的时候就去了新华社内蒙分社当记者，一去三年，偶尔回家，平时和家里联络只靠和母亲通信，如今一大摞的信件还保存着，里面竟然没有丝毫肉麻的情爱，充斥着的是关于工作和未来人生的讨论。于是乎从小我就认识到记者的行当注定是要“妻离子散”的，我的姥爷当年在新华社甘肃分社也是无暇照顾妈妈，反倒是母亲从小在家里做饭等姥姥姥爷回来吃。
新闻
我在兰州的家里曾看到过一张父亲大学时期的照片，他在里面相貌英俊，目光如炬，我母亲说这就是锐气，也正是你们身上最欠缺的。
父亲从来就拒绝把新闻做成“易碎品”，他总惋惜我做记者两年多，并没写下太多有文献价值的文章。而每次见面，他总能一口气说出10个新闻选题，听的时候兴奋，可具体落实却是无比困难。当我抱怨印度之行并没拿下重头人物的时候，他说这并不重要，好的新闻记者眼里处处是新闻。
1986年当他成为新华社总社小分队的一员时，被分配到的题目是：开放改革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按照惯例：手中有了点子，只要下去找几个例子，就可以关起门来写稿子。可他却选择了广东作为考察地，在完全没有找过任何一位省市领导人采访的情况下，只靠与基层干部和群众打交道，就写出了《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
而当我言语中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消极的论调，对老板不屑一顾的时候，他总说我是“一根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俨然一个愤青。
他认为，在一片光辉灿烂中肯定有阳光照不到的阴暗面，可更为重要的则是，在一片污泥浊水中也说不定会长出一朵鲜花。用一个角落来证明阴暗同用一朵鲜花来证明纯洁一样，都是实用主义。要历史唯物主义地反映时代真实，就必须大跨度地立体地透视出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
之后的《中国走势采访录》是在70天纵横中国的采访中写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五羊新城的家里，广州炎热的夏天没有空调，熟睡的我半夜起来，睡眼朦胧中总能见到屋外亮着灯。那是父亲在“爬格子”，伴随着他端起水桶冲湿自己几次的声音。那时没有谷歌和百度，资料全靠自己手抄，写这篇文章之时，我的电脑旁摆放的正是尘封已久的一摞摞采访本，里面潦草的字迹记录的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年轻人无比活跃的思想历程。
年轻的父亲仰慕“政治家”般的新闻记者，他们是黄远生和范长江。他曾说“真正的记者敢于碰硬，敢于纵论天下风云。”他也从不满足于“一问一答”的旧办法，而必须与采访对象以争论的方式，撞击反射，刺激出新的思想。
如今父亲开始变得柔软，他每个星期会主动打电话来询问我的工作，还会在微博上关注和评论我的留言，当我大喊大叫的时候，他也不说我“日鼓鼓”的了。
一次在香港，他突然塞给我一些港币，让我吃些好的。接着在我独自一人去夏威夷前，他又拿了些美金给我，最近一次是在悉尼的赌场里，当我输完了桌面上的筹码之后，他把自己的一部分分了给我，最后临走前又塞给我300澳币。不知为何，这总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一篇课文，那位父亲冒险翻过铁路路基，为的是到站台另一边去给远行的儿子买几个橘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中国的一切认识几乎都源于我的父亲。
游船从葛洲坝的水闸中缓慢驶出，来到了宽阔的江面上。月光下，两岸的山脉只能看出大概的轮廓，悠长的汽笛声在峡谷中回响。站在船头，父亲逐一背诵起那些关于中国大江大河的诗词，从前后赤壁赋，到李白杜甫描写三峡的诗篇，每背一段，他都会跟当时仍在上初中的我绘声绘色地解释诗词的意思和出处。脱离夜晚单调的景致，我似乎感受到了古人游弋于山水之间的豪迈。
从小到大，父亲跟我相处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类似的旅途中度过的。琐碎的家庭生活从来引不起父亲的兴趣，他喜欢在外面跑，以至今日他还为自己“每年坐150次不同的飞机，睡200张不同的床，吃300顿不同的饭”而骄傲。上小学的时候就曾跟正在拍纪录片《北方的躁动》的父亲转遍了胶东半岛。青岛蔚蓝的海水，烟台的苹果及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炸蝉让我至今难忘。
上了初中，父亲也已下海三年，在市场上建立起了自己的江湖地位，从“王记者”变成了“王老师”。每到节假日，父亲就会趁着某地邀请他去看项目的机会把我们一起带上，他从不用操心安排行程，到了当地总是有人盛情款待。对于居住的城市深圳，当时的我们知道得很少，甚至连商场都没逛过，然而初中还没毕业，我和哥哥却已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除了频繁的出差，父亲在家中的日子也时常有来自各地的人登门拜访。如果是炎热的夏日，父亲就索性穿着件白色背心、大裤衩，踩着拖鞋在会客室里和朋友神聊。而我一般则会搬个板凳坐在旁边听他讲诉各种出差见闻、老板成功的幕后故事。回到学校宿舍，再把从父亲口中听来的新鲜事添油加醋地给同学转述。很快在班里我就获得了“水王”的外号，广东人把吹牛叫吹水，他们对我所讲的各种见闻总是半信半疑。但在父亲面前，我却始终只是一个聆听者。
也许是在外面见的东西太多了，到了高中，面对中国课堂上老师刻板的讲课我兴趣索然。每天在课桌底下看着从家里拿到学校的各色书籍。到了高二，学习成绩已是惨不忍睹，于是被父母送上了飞往英国的航班。没想到一出国就在外面呆了六年，国外虽然有蓝天白云，保护非常完好的自然风光，当地人也大多不愁吃穿，但生活却仿佛是停滞的，感觉不到在中国那种身处巨变中的冲突和矛盾。
每年暑假回国，父亲照常会带着我们在全国各地转，那时父亲公司的大部分业务已变成了为中国各个城市及区域的发展出谋划策。这就意味着每到一个地方我们不仅能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还能听当地的官员讲述他们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与挑战。“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父亲经常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跟随父亲，我们在四川甘孜州和康巴汉子一起在草场上狂欢，他们的马队在我们的车边驰骋；在东北的黑河我们渡过黑龙江的河水来到对面俄罗斯的远东重镇布拉维申斯克，与当地政府商谈两座边疆城市未来的合作；在新疆的喀什，我们起个大早在市里古旧的清真寺外聆听阿訇洪亮的诵经声。
跟随着父亲，走遍中国。这块土地对于我来说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分拆成许多独特区域的集合体，每个里面都有鲜活的记忆。从国外大学毕业以后，我立刻回到了国内。
父亲说：“你在全中国也找不到像我们这样让人兴奋的工作。”于是我进入了父亲的公司，开始奔波于中国的各大城市之间。在同事面前，我从来不说“我爸”，也开始称呼他为“王老师”。但被经理、同事照顾、保护却仍然是躲不掉的。更重要的是，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的认识完全是由父亲巨大的能力所赋予的，这其中缺失了自己寻找的整个过程。
“他说你要逃离他的阴影。”当父亲公司的一位区域经理跟我说这句话时，我能够相信他说这话时的失望心情。在父亲手下工作两年后，我成为了一名记者，在媒体圈没有人不知道父亲的名字，他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名的记者之一。
义乌国际商贸城，全世界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站在里面面对数千家店铺，很容易让缺乏目的性的人迷失其中。来到这个被各种媒体报道过无数次的中国改革的样本城镇已经第三天了，我试图找到它最近的变化。之前在父亲公司工作时轻易能见到的各部门政府官员突然变得异常繁忙以至于无法接受采访，唯一接受我采访的一位外贸局的处长惜字如金，不断地问我到底想报道什么内容，我真希望能明白无误地告诉他。
在快捷酒店的房间里拨打了数个电话却无法约到采访对象，我坐在酒店的床上不知所措了两个小时。这时手机显示父亲来电了。他问我采访进行得怎么样，我含糊其词。他接着告诉我他正跟吴晓波和《第一财经日报》的老总秦朔在上海一个会所里聊天。“晓波在那边认识一个编辑比较熟悉当地情况，他可以帮你联系一下他。”还没等我回话，电话那边已经传来了吴晓波的声音，他让我过十分钟打电话给《南华早报》的编辑。“动用那么多资源帮你，再写不好就说不过去了。”父亲说完这句话就挂了。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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