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哲学
郑宗义
《中国哲学与文化》从这一辑开始作了一个出版的改动。过往十一辑的分量厚重,平均每辑有二十至三十万字,这固然可以让每辑的主题多收录些文章,达到更好的攻错、对话之效。但由于从安排送审、经作者修订,到编校、排版等均甚耗时日,故要待多篇文章都完成程序始可合而付梓便易使学刊的出版延宕,亦对投稿较早却要久候的作者不公。因此经过编辑部的商议后,并在出版社的支持下,决定从这一辑开始将学刊篇幅减半,以求能加快整个作业流程,并确保每年定期出版两辑。学刊原有的栏目,“主题论文”与“专论”自是不可或缺的,其他如“学思录”“新叶林”“评书台”“回音谷”等都会保留,再依来稿情况加插其中。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仍会不懈地致力追求严谨和高水平的学术标准,希望是次改动将使《中国哲学与文化》这个交流平台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辑以牟宗三哲学为主题。牟宗三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最富思辨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体大思精,涉及的范围甚广,包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省察；三统说与新外王论；重新梳理传统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借用康德哲学亦受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来重建中国哲学；提出道德的形上学与两层存有论；以离、盈教之区分,圆、不圆教之区分及纵贯纵讲、纵贯横讲之区分作时代的判教；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等等。过去几年间研究他的中文论文和专书仍接连出版,英文的专论亦有三本Jason Clower 2010,Serina Chan 2011, Sébastien Billioud2011。本辑以四篇文章的篇幅 三篇主题论文及一篇“新叶林”的论文,自然只能从某些侧面来折射出牟宗三哲学内容之丰富和复杂,不过从中我们亦可以看到后来者的研究是如何努力寻求对之作更好的理解、补充、辩难乃至超越。
杨祖汉的文章顺着牟宗三借用康德哲学来判定宋儒程伊川、朱子一路的思想是他律道德,却想借康德以哲学思辨为能克服自然的辩证以成就道德实践之说来重新肯定程朱主敬穷理工夫之必要。根据杨文,康德认为一般人对道德法则其实都有了解,即都具备“道德之通常的理性知识”,但当人要依此而行动则或会引起感性欲望的反弹,所谓自然的辩证,此时哲学思辨便有助于我们对道德的原理作更清楚的了解,形成“对道德的哲学的知识”,并且对之产生敬意及依之而发为道德行为。杨文提出将康德此一想法移至程朱理学的脉络,则可见“道德之通常的理性知识”即伊川说的“常知”,再通过格物穷理,常知可进至“真知”,亦即“对道德的哲学的知识”,而主敬亦在其中矣。杨文的观点有启发性,他的思考进路是为程朱主智主义一面辩解。不过,伊川说的真知是田夫“曾被虎伤”,这是思辨所能致之者?格物穷理的工夫是否纯然是认知的、思辨的 ,似乎仍可再作商量。
沈享民的文章同样试图批判地省察牟宗三对朱子格物致知的诠释。沈文认为牟说最主要的一点在于区分“存在之理”与“形构之理”,并以为朱子穷理虽以把握存在之理为鹄的,然必须通过格物的方式亦即通过格究物的形构之理以参透至超越的存在之理,所以两种理都包含其中,亦因此把道德与知识混同,提不住道德上的“应当”义而使“应当”全由“实然”来决定。沈文的省察先从朱子思想入手,质疑朱子根本未有两种理的区分,他所欲穷究的分殊之理不是形构之理而是存在之理的偏全表现。沈文接着引介当前西方德性知识论 virtue epistemology的学说,认为其“智的德性”intellectual virtue或可提供一个重新诠释朱学的视角。关于对区分两种理的质疑 ,牟宗三其实亦承认朱子 “未能十分简别得开”；他的区分正是要使朱子“所重视之博文与问学更有实义积极的意义”,因此问题的重点或不在于厘清朱子有否清楚区别两种理,而是牟说的诠释是否善会、体贴朱子之言。沈文引介德性知识论的尝试值得肯定,此或可视为主智主义的一种自我反省与善化,虽则以之来诠释朱学“仍然只是合理的构思”,有待作者更作努力。
吴启超的文章从牟宗三《论无人性与人无定义》一文出发,步步揭示牟宗三批评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以辨明“人性为有”的真正用心,乃在“对人的自由提供一恰当之理解”,而牟宗三提出的答案是人的“心觉”呈用才是真正自由。对此,吴文提出两点疑问。一是心觉呈用,如孟子见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恻隐之心,似乎不是出于“自我的决定和选择”,“不易被理解为意志自由的彰显”。二是以心觉呈用为自由,涵道德即自由之义从道德能使人超越动物性之自利处说为自由,然而人心亦能作出超乎动物性的恶行,这又为何不可视为自由。吴文的疑问不无道理,要妥善回答牵涉到：如何恰当理解心觉的呈用?此呈用中有否自由选择的心灵相状?又若道德即自由,则人自由选择作恶又当作何解?如人行善、作恶皆为自由,则自由freedom是纯然指自由选择free choice的能力吗?凡此都是大问题,有待识者仔细辨明。
“新叶林”刘保禧的论文考查牟宗三与海德格尔哲学的关系。过往虽已有研究者触及此课题,但刘文清晰有力地论证牟宗三是如何受到海德格尔《康德书》的启发。此中包括：对康德第一批判作存有论的阅读；重视“智的直觉”“物自身”的观念；提出“人可有智的直觉”与“人虽有限而可无限”两大命题；并卒成牟说从道德的形上学转进两层存有论。依此而言,刘文对重新审视牟宗三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的学术因缘,有重要贡献。但刘文认为此启发“决定”了牟宗三的哲学计划,使他得以开始建立个人的哲学系统,其中康德哲学反而只成了两造之间的对话平台,则其言或太过而恐不免于争议。要之,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牟宗三受了海德格尔影响后的思想“转折”以及此转折与他之前的思想发展的复杂关系。
本辑在主题之外还有三篇专论,题目与风格虽各异,但俱见作者的用思与功力,足供学界参考。陈霞的文章综合先秦道家的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老子》《庄子》《管子》《列子》《淮南子》《黄帝四经》《太一生水》《恒先》等,系统地提出先秦道家对万物的起源有“水辅”“气化”与“道生”三说。陈文进而论证此三说并非平列,而是可进一步将水辅、气化纳入道生之中,成为道生的两种具体化方式。如是,道生乃可谓是哲学思辨水平最高之说,其展开为“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抽象表达即是明证。
钟振宇的文章假途晚期海德格尔对语言与存有的思考来阅读庄子的“三言”,并以之为庄子的“道的语言”。钟文首先介绍海德格尔的思考,即其区分“存有者底语言”日常语言、科学语言等人类语言的层次与“存有底语言”语言与存有的亲密性,并论证将其与庄子的语言观作跨文化对话的合理性。根据钟文,庄子的“卮言”旨在点明语言既沉默且开放的始源状态,而“寓言”指向语言的创造性与“重言”指向语言的历史性历史中重复即是创新,则是卮言具体化的两种方式。至于庄子以卮言来解构语言的是非导向,便非海德格尔所及论。
周春健的文章研究金人王若虚的《孟子辨惑》,先是对《辨惑》的撰作与流传作一考论,继而对其中全部十四条的文字作一疏证,再在此基础上分析王若虚的解经学。周文提出王若虚的解经旨趣为:汉宋兼驳,汉宋兼采、非汉非宋；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追求经文本义；传承汉唐经学,重视文字训诂与通经致用。由于过往对金代理学的研究不多,周文可补这方面的不足,以见“金代理学并未在中国理学史上缺席”。
最后,“新叶林”还有刘妮探讨孔子论“仁”与“爱”的文章。刘文从情感的角度入手,通过分梳与“仁”“爱”相关的“欲”“志”“安”“恶”“怨”“哀”等观念,及其中涉及的自我、家庭、政治与天道四方面,来求更细致地展示先秦儒家特别是《论语》中孔子言仁爱的底蕴。而学界惯以道德情感来把握仁,刘文亦作了综括的介绍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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