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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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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动的小城》是一部很有才气的小说，挥洒自如，内容丰富。大量使用民间语言，生动俏皮。作品描写上世纪80年代后发生在一座苏北小城的故事，众多人物活色生香，有很强的可读性，真实记录了那段鲜活的历史。这种来自民间的写作，有原生态的品质，和当下一些故弄玄虚、装神弄鬼的专业写作，有很大的不同，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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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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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强，1959年12月生，男，汉族，徐州市作协会员。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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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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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彭生原本想和爸爸一起为爷爷守孝，等给爷爷烧完“五七”纸再回秦台的。可是姐姐不让。姐姐说形式是虚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本质。社会上天天批判“形而上学”，你就长点记性吧。你知道奶奶爷爷一生的愿望是什么，现在老人家都不在了，咱家的瓦屋靠谁来盖？如果你不学点本事在肚子里，将来自己连狗窝都住不上。祖父母的夙愿靠谁来完成？靠谁来实现？
王雨生又一次行使姐姐的权利，在家里守孝三天，给爷爷圆过新坟之后，硬押着彭生回到了秦台。一同回来的，还有继母、戎生和皖生。
继母请的丧假还没休完，就带着戎生、皖生走娘家去了，叫彭生一个人看家。山中没有老虎，猴子得了天下。规矩不复存在了，似乎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他把平时要好的同学叫过来，彻夜地疯玩。
经温立焘倡议，其他同学积极响应。大家不在家里吃晚饭，而是每人带上一个菜到彭生家，喝彭生家的酒。大家怕把正房弄脏弄乱了，仍旧在防震棚里聚餐。
孙健民的父亲是政府招待所的厨师长，酒肉都好操兑。他带得最多，有荤有素、有凉有热。年龄最大的学兄王福龙，带了一大包白色的粉末，说是红薯淀粉，由他进行工艺指导，给大家做一锅凉粉吃。李惠晨是回民，带来的是羊杂碎。大家端出盘子来，拾掇了一大桌子菜。
任广福因为回到原籍首羡镇读书，没能参加那次就餐，大家都觉得非常惋惜。广福的父亲在食品公司工作。在秦台上学的时候，广福每天都要光顾一下熟肉车间。大家热衷和他在一起，是因为他的书包里，总有一个油腻腻的报纸包，里面包着方子肉、猪肥肠、心肝蹄膀、猪尾巴啥的。如果他在场，餐桌会更为丰盛。
彭生不光把爸爸的存酒搬出来一箱子，还把爸爸平时的剩烟翻出来，挑唆同学们学坏。彭生家祖传不抽烟，散了酒场之后，继母就把散包、整包、半截的、被酒或菜汤浸湿的烟卷，扔到一个苹果篓子里，已经存下小半篓了。烟卷的牌子、包装和内容都不一样，花花绿绿的，任挑任选。
袁艺在厨房里，按照福龙的指导程序，把水烧开，倒上一些白色的粉末，用勺子搅拌。福龙说，只要把水烧开，稍微搅拌一下，锅里的水就会黏稠，离开火加上凉水，凉粉就做成了。他说带来的料子够做三回的，可是直至把粉末全部倒净，锅里的水依旧是稀的。孙健民、李惠晨都是厨艺世家，门里出身，不会通三分。大家把他们请过来，询问症结所在。他们也是一脸迷茫，张飞看绿豆，大眼瞪小眼。还是袁艺舀起一勺汤，放在嘴里尝了一下。幸亏汤是热的，他小小地嘬了一口。汤水一沾舌头，他的五官就错了位，嘴也张不开了。
福龙带来的是碱粉，不是淀粉。大家没能品尝凉粉的美味，却害得袁艺好几天食不甘味。
这是他们第一次避开老师和家长，偷偷地喝酒抽烟。虽然这样英勇的壮举还不足和陈鹰飞媲美，也算是偷吃了一回“禁果”。后来步入社会之后，王召明、张大忠、温建立、刘敦林、王勇、王凯歌、李新、蒋亚智、孙华强、孙家福的酒量很大，吹嘘喝酒如同喝凉水。说什么半斤八两漱漱口，一瓶两瓶不算酒，要想叫我扶墙走，怎么也得三斤酒。王坤建、温立焘、李惠晨都是烟鬼子，一天消耗三四包“小白棍”。都是那一次喝酒抽烟没节制，把潜力开发到了极限。王福龙、袁艺、张广才、刘敦振、段维竟、赵心安、俞文明、李文东、王永胜、吕卫东、侯晋楷、宋全庆都是二流角色，也是一斤半的水平。只有孙健民一人不烟不酒，像周敦颐笔下的荷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王彭生喝酒的水平倒是可以和一流水平的同学一较高下，不过得喝啤酒。同学们送他一个雅号，叫“啤酒王子”。
小小的防震棚，烟雾缭绕，酒气熏天，烟酒味好几天都没散净。参与那次聚餐的同学，三天后打嗝儿还带着浓浓的烟酒味。他们一进教室，女生就开始捂鼻子，好几天呼吸都不顺畅。
王彭生家的防震棚，依然是这群大龄少年的伊甸园。他们吃完晚饭，还好聚到这儿来谈天说地，继续戏台底下掉眼泪，为古人分忧。
雨生回到秦台以后，在她的集体宿舍里加了一张单人床，把文生接过来一起住。文生已经读初一了，她还像以往一样，平时不太显山露水，考试的时候总是名列前茅。可能是孩子大了，开销相应增加，妈妈要把她送回到爸爸身边。不是经济上承担不起，而是觉得替爸爸花钱，心里觉得冤枉。爸爸家天天有酒场，人声嘈杂，不是学习的理想环境。雨生把妹妹接过来，由她亲自照顾妹妹的生活起居，让妹妹有足够的时间学习。
中秋时节，仍然是昼长夜短。彭生没有参加值日劳动，用汉语拼音在《班级日志簿》上写下第几组值日、晚自习照常到校、无人请假等几句简单的话，算是给老师的例行报告。师范班的学生比较崇拜班主任老师张为和，还有物理老师蒋秀华，政治老师朱锡强，语文老师郝立德。写班志无非是应酬官差，不写也没有人追究你的责任。但是，师范班的同学都能按照老师的要求，值日的时候顺便做了这点“功课”。诘难老师也是委婉进行，无伤大雅。不像医士班的同学，去医院看完福尔马林溶液浸泡的人体标本，稍懂一点医学知识的皮毛，就在《班志》上绘画局部的人体构造图，并注有直白露骨的文字说明，吓得女同学不敢翻看《班志》。
王彭生回到家里，太阳仍然悬挂在天上。满天红霞映着一塘碧水。几个小朋友把捉来的雌蜻蜓，用细线拴在一截可手的枝条上。手持枝条来回舞动，诱捕它们的异性同类。嘴里还念念有词，嘟囔着“那边有鸡叨，这边蚊子多……”好像蜻蜓是外语系的博士生，能够听懂人类语言似的。
碧水塘里，邻居杨加军正带领一伙子社会青年，在池塘里摸鱼。他们赤身下水，游到水塘中心，然后朝着不同的方向，呈放射状向外扩散。扩散到一定的位置，围成一个硕大的圆圈，搅起塘底的黑泥，用双手使劲拍打水面，把鱼儿吓晕了、震懵了。他们一个猛子栽下去，把钻进稀泥里的鱼儿逮上来，就像丽江里的鸬鹚一样。每一次浮出水面，他们的手里拿着鱼、嘴里噙着鱼；腰间的布袋里鼓鼓囊囊的都是鱼。见猎心喜，彭生也想涉足下水，和池塘里的游鱼鏖战一番。可是塘底满是坚硬的苇茬子，他被竹柳茬子扎破过耳朵，对水下的苇茬子心有余悸，不敢轻易地和它们亲密接触。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晚上，王彭生和同学们再次聚首防震棚的时候，感觉到了压抑，好像大家都有了心事。明年就要毕业了，结束学业意味着步入社会。他们都还涉世未深，对社会既是十分地憧憬和向往，同时又心存畏惧。步入社会是迟早的事，谁都不可能当一辈子学生，从出生到终老，一生一世都呆在象牙塔里面。只是这群小伙子们，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他们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马上就要长成大人了。
一个国家，还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一个脑袋考虑问题，一个作家创造精神文明。全国人民的精神食粮就是八个样板戏，一张报纸、一本杂志，确实是单调了一些。
聪明智慧的劳苦大众，在高压下发明了很多哑语和暗语，悄悄地评论着国家的时事政治。譬如说秦台，人们摸摸耳朵，大家就知道是在说“联司”。人们亮亮火柴或打火机，大家马上会意是在谈论“炮联”。伸出四个手指头，不再是战争年代的“新四军”了，而是特指中央那四个“上海帮”。
防震棚里，大龄少年们也在热议这种现象。他们已经学过或听郝老师讲过有关“周厉王”的故事，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洪水一旦漫过大堤，就会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幽幽众人之口，是什么样的堤坝都阻挡不住的。而且众口可以铄金。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周厉王就被暴怒的灾民给打死了。
社会上升学不论成绩，参军不讲身体素质，选拔干部不考察品行和能力，全凭当权者的好恶。爱者欲其生，恶者欲其死。鉴定一写，章子一敲，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据说有些大队支部书记，以升学、参军、招工、提干为诱饵，诱惑女知青和农村女青年，对他大表忠心。表完忠心还要奉献青春……总之，不论干什么，无需考究才德如何，全凭社会关系。秦台人把有关系的称之为“得人”，没关系的就是“不得人”。“得人”的人毕竟是少数，少数人却操纵着社会舞台，掌控着大多数人的命运。
“五八年”吃食堂的时候，就传唱着这样的顺口溜：八月十五炸丸子，大人仨、小孩俩，队长会计用碗挖。
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三面红旗”的引导之下，社会有所进步。干部的脑袋也越来越聪明。他们把装化肥的袋子浆染一下，可以做成比较时髦的服装。贫下中农口口相传着有别于“五八年”的顺口溜：大队长、小干部，一人一块尼龙布。前边是“日本产”，后面是“尿素”。染黑的、染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
久而久之，积怨甚多，就出现了“大李庄”那样的“猛士”，制造出超过“打虎将”武松的轰动事件。span style="font-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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