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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人与库尔德地区 　第一节 地理与人口 　第二节 社会与经济 　第三节 宗教 　第四节 早期库尔德民族主义 第二章 土耳其库尔德问题 　第一节 土耳其建国与库尔德叛乱 　第二节 族群法律与制度 　第三节 库尔德人口、经济与教育 　第四节 库尔德人与民主政治 　第五节 库尔德工人党与国内战争 　第六节 方法之争 第三章 伊拉克库尔德问题 　第一节 库尔德人与伊拉克建国 　第二节 毛拉·穆斯塔法与库尔德民主党 　第三节 卡塞姆政权与库尔德问题 　第四节 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国内战争 　第五节 复兴党的前期统治 　第六节 库尔德反对派的演变 　第七节 库尔德社会与有限自治 　第八节 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与库尔德高度自治 第四章 伊朗库尔德问题 　第一节 从卡扎尔王朝危机到斯穆科叛乱 　第二节 马哈巴德共和国 　第三节 君主专制与库尔德问题 　第四节 伊斯兰政权与国家构建 　第五节 库尔德社会与经济 第五章 叙利亚库尔德问题 　第一节 库尔德人概况 　第二节 法国委任统治 　第三节 战后动荡与1962年人口普查 　第四节 复兴党统治 　第五节21世纪的危机 第六章 库尔德问题与国际关系 　第一节 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与国际关系 　第二节 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与国际关系 　第三节 伊拉克战争余波 结 论 附 录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第三节宗 教 中东库尔德人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关系、以及民族主义等，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研究库尔德人和库尔德问题，必须了解二者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开始传入库尔德地区。公元12-16世纪，大部分库尔德人已经皈依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的长期统治下，库尔德人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陆续伊斯兰化，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宗教和文化中心，如吉奇列、埃尔比勒和阿米德（即迪亚尔巴基尔）等。伊斯兰教传入库尔德地区的时候，同时也是库尔德人迅速走向世界的开始。公元8世纪，巴士拉人称“库尔德人之子”的马赫迪·本·麦蒙是阿拉伯文献中最早提及的库尔德穆斯林学者。公元9世纪，巴格达出现过一位叫伊本·库尔迪的圣训编纂学家。公元12世纪，诞生了第一位享誉伊斯兰世界的库尔德学者阿迈尔·本·亚希尔·比德里斯。比德里斯长期在比提里斯居住和教学，直至1200年去世。他是苏非库布拉维教团创立者奈只穆丁·库布拉的主要导师。一些库尔德人认为，卡迪里教团的鼻祖阿卜杜·卡迪尔·吉拉尼也是库尔德人，其诞生地吉兰（Gilan）在库尔德地区南部，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伊朗北部。吉拉尼的师祖阿里·哈卡里（公元1093年去世）也是库尔德人，是哈卡里地区一个著名库尔德乌里玛（宗教学者）和谢赫家族的成员。 库尔德地区地处西亚中心地带，这里既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也是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三大伊斯兰语言的交汇地带。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让当地学者通晓多种语言。在宗教、学术和语言的带动下，库尔德学者的足迹遍及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地，甚至最远到达东南亚地区。他们因在伊斯兰学术、历史、文学和政治等领域的成就而名垂青史。通过他们，库尔德人及其聚居地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在库尔德人的文化和族群联系中，马德拉萨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马德拉萨是传统的伊斯兰教育机构。中世纪以来的马德拉萨无论附属于清真寺，还是独立建校，都具有宣传宗教、培养人才、沟通社会信息等多重功能，对促进伊斯兰教传播和发展穆斯林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前现代时期库尔德社会的知识阶层几乎全部出身马德拉萨。据阿拉姆·拉法特的统计，19世纪到20世纪的库尔德民族主义领导人大多数来自宗教家庭或毕业于马德拉萨。[1] 20世纪以前，库尔德地区的马德拉萨十分发达。今天人们在库尔德地区游历，仍能在迪亚尔巴基尔、锡尔万、马尔丁、摩苏尔和埃尔比勒等重要城市，发现许多古老壮观的马德拉萨遗迹。它们中最早的建于公元12至14世纪，是库尔德地区伊斯兰教育一度发达的有力见证。古代库尔德地区战乱频繁，但这些并没有阻止库尔德人发扬伊斯兰教及其文化的雄心壮志。一代又一代的库尔德统治者修建了许多宏伟的马德拉萨，以向世人彰显自己的文治武功和虔诚信仰。仅突厥阿尔图基德王朝时期，就建有西提·拉德威叶公元12世纪、金吉尔利叶14世纪、麦斯乌迪叶12-13世纪等著名马德拉萨。马德拉萨的师生来自穆斯林世界各地和各个阶层，是库尔德地区培养人才，传播伊斯兰教，传承民族文化的核心场所。 马德拉萨依据资金来源的不同，分为国立、地方和村庄三种。国立马德拉萨是由中央政府设立的教育机构，主要负责培养国家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如法官、司法顾问或教师等。公元18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推行西式的教育改革，国立马德拉萨逐渐被置于中央专门机构的统一领导之下，学校管理和课程设置也逐步正规化，为学生和教师在国内自由流动提供了方便，教育质量随之提高。[2] 地方马德拉萨由各地自治的库尔德酋长建立，是国立马德拉萨的重要补充。这类学校虽然教学和管理独立，但教学质量丝毫不亚于国立马德拉萨，同样培养了大批知名学者。比提里斯、吉奇列和阿玛迪叶等城市因此而享誉天下。教法学是伊斯兰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库尔德穆斯林的大多数又遵循的是伊斯兰教四大教法学派中的沙斐仪学派，所以地方马德拉萨的课程设置与土耳其穆斯林遵循的哈乃非派有所不同，尤其是在教法学（非格海）方面。地方马德拉萨的另一优点是，十分重视族群文化的学习与传承，尤其重视库尔德语的教育和运用。历史上，这里曾产生过许多优秀作家。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库尔德文学在17世纪出现了空前繁荣，改变了文学创作只使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被动局面。在红色马德拉萨，著名诗人毛拉·阿赫麦德·杰兹里1570-1640在教书的同时，创作了著名的库尔德玄诗《雅歌》（Divan）。人们常常将这首诗和哈菲兹的诗相提并论。而另一位诗人阿赫麦德·哈尼1651-1707则融合库尔德民间诗歌，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浪漫长诗《梅梅和庆》（Mem Zn）。这篇伟大的文学杰作内涵丰富，被誉为库尔德人的民族史诗。不仅如此，哈尼还是一位勤于著述的宗教学者，有两部教育专著流传于世：一部是韵文形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词典《新春》（Nbihar）；另一部则是简易的库尔德语《信仰问答》（Eqda man）。除了这两位伟大作家以外，还有许多乌里玛从事库尔德诗歌的创作和整理工作。 村庄马德拉萨是隶属村庄清真寺的教学机构，一般由德高望重、学识丰富的毛拉担任领导。与国有和地方马德拉萨相比，村庄马德拉萨显得更加普通，独立性更强。在这类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不是将来能担任一官半职，而是成为毛拉，履行教职，为村庄和城市居民的宗教生活提供服务。村庄马德拉萨地处偏僻，学生却来自四面八方。他们虽然操着不同的方言，却能很快地融为一体，在和不同人群的接触中开阔了视野。在村庄马德拉萨这个最基层、最平民化的空间里，狭隘的部落观念和部落界限受到冲击，穆斯林的共同体意识得到了鼓励。同时也加强了各地间的文化和社会联系，丰富并发展了库尔德语的词汇和语意。在此基础上推动库尔德人的族群共同体意识向前发展。19世纪的时候，库尔德文学在南部地区再度繁荣。马德拉萨宽阔的庭院和朗朗读书声，培养了著名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诗人哈吉·卡德利·科伊和最伟大的宗教诗人毛拉维（Mewlew）、马赫维（Mahw）。这些人及其作品深受库尔德人民的喜爱，毛拉维的诗用古拉尼方言写成，今天仍在库尔德毛拉中广泛传唱。 20世纪的时候，库尔德地区的马德拉萨开始衰落。1923年，土耳其政府本着民族主义和西化的精神，下令关闭了国内所有马德拉萨。随后，伊朗国王礼萨汗实行世俗化改革，也导致该国库尔德地区的马德拉萨急剧减少。幸存下来的马德拉萨在从事秘密教学的同时，仍发挥着传承库尔德语言与文化的作用。 伊斯兰教影响库尔德人的途径除了马德拉萨，还有苏非主义和苏非教团。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内部的一种哲学思潮、修行方式和宗教派别。从事和信奉苏非主义实践的人称为苏非，其团体为苏非教团。库尔德人自信仰伊斯兰教起，就深受苏非主义的影响，历史上著名的库尔德乌里玛大多数兼有苏非的身份。苏非教团的领袖不仅有宗教权威，还有社会和政治权威。大大小小的苏非教团既是宗教团体，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近代以来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中，苏非教团及其领袖起了重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 库尔德语中苏非教团的领袖就是穆勒师德（导师），人称“谢赫”。按苏非主义的说法，穆斯林只有在精神导师的严格监督下，接受长期而艰苦的宗教训练，才能实现顿悟和信仰升华。优秀者可获得伊札子（传教凭证）和“谢赫”称号。谢赫通常和忠实的弟子（穆勒迪）在家里，或者在扎维亚（道堂）生活、诵经和静修。其他弟子则在谢赫或其代理人（哈里发）指导下，从事不定期的集体静修活动。而大多数普通追随者，则很少参加静修活动，甚至还不是教团的正式成员。人们追随某位谢赫往往有多种原因，有些是习惯使然，有些是受到谢赫个人超凡魅力的吸引。他们向谢赫寻找精神抚慰，请教一些道德和政治方面的问题，请他调解亲朋邻里之间的矛盾，或者希望他替自己向真主祈祷说情，得到平安祝福。可以说，在促进库尔德社会人际关系与道德水平方面，谢赫和苏非教团有积极作用。除了传播宗教外，苏非道堂还是库尔德社会的知识中心。正是在这里，各种库尔德方言开始缓慢发展为书面语言。[3]总之，苏非派使伊斯兰教深深扎根于库尔德民间，成为库尔德社会的底色之一。 苏非主义理论上主要关心人的内心活动与精神自觉。但随着时间和现实生活需要的发展，苏非教团和谢赫逐渐将宗教影响扩大至政治领域。谢赫们打破部落酋长在道德和政治领域的垄断地位，降低了后者在解决部落矛盾中独特的权威优势。由于追随者来自各个不同的部落，所以他们在拥有宗教权威的同时，还拥有比部落酋长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他们不受部落关系的约束，所以容易成为各方公认的仲裁人选。他们甚至可以直接发布命令，要求冲突各方接受拟定的调解方案。个别有实力的谢赫在权力达到顶峰时，还可以控制部落酋长，并代表全体库尔德人就某些重大问题发表看法。 19世纪以后，伴随奥斯曼帝国近代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地方政治格局的变化，库尔德苏非教团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也达到顶峰。从19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开始加强中央集权，措施之一就是废除库尔德公国的自治地位，削弱部落酋长的各项权力，从而在地方上造成权力真空。伊斯兰教恰好填补了这一真空，谢赫们的社会和政治领袖地位更加巩固。19世纪也是西方列强加紧渗透、入侵奥斯曼帝国的时候，西方传教士源源不断深入帝国腹地，在库尔德地区从事各种活动，导致该地区教派矛盾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于是，需要教团和谢赫出面协调矛盾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他们成为缓和冲突唯一而有效的力量。[4]中东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初期，许多谢赫以武力形式反对中央集权。伊拉克最著名的库尔德民族主义领袖毛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及其对手加拉勒·塔拉巴尼，均出身宗教世家。家族背景是他们从事反政府活动的有利条件。 谢赫特殊的社会地位为其带来丰厚的经济资源。他们凭借这种地位和崇高的宗教威望，逐渐积累起一定财富。他们的追随者看望导师，一般都要携带礼物。他们还可以要求弟子提供一些连阿加都无权享受的额外服务。为了增强政治和经济实力，谢赫会以联姻的形式组建部落联盟。其中许多人慢慢成为大封建主，与农民的关系趋于紧张，有时还引起农民反抗。尽管如此，苏非教团仍是库尔德社会中唯一向弱势群体敞开大门的团体，其多数成员来自社会中下阶层。教团组织及其成员的广泛分布，为库尔德民族主义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社会网络。但有时候，库尔德民族主义也和伊斯兰教存在冲突。特别是左翼民族主义分子普遍反感苏非教团，认为苏非派只代表了乡村的过去，是落后和反动势力的象征，应该在现代主义面前加以消灭。所以，苏非派和库尔德民族主义之间存在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排斥的现象。如何处理与宗教尤其是与苏非教团的关系，是库尔德民族主义的重要政治议题。 [1]Aram Rafaat,The Kurds in post invasion Iraq: The myth of rebuilding the Iraqi State,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2, p. 33. [2]Richard Repp,“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ttoman learned hierarchy”, in Nikki R. Keddie ed.,Scholars, saints and suf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p. 17-32. [3]Tejel J. ,Syria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Routledge, 2008, p. 96. [4]M. Van Bruinessen,Agha, Shaikh and State, London: Zed,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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