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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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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文化是普通百姓最朴实的原生态语言和最真挚的情感反映。本书作者系统整理了1949年以来流传于社会各个领域中的民谣，从这些民谣中可以看到社会中的种种现实问题，如“脱贫四五年，一病回从前；得了阑尾炎，白种一年田”反映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吃荤菜怕激素，吃素菜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能吃什么？心里没数”反映食品安全问题等。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民谣是“中下层群众的专用语言，反映民众的心曲和群众的智慧，是一种无矫无饰、自然而然的天籁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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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上山下海问渔樵，要知民意听民谣”。
本书通过对当代（新中国成立至今）民谣的整理与解读，分析、探讨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如 “全民炼钢，树木砍光；以粮为纲，心里发慌”（反映全民炼钢的情况）, “脱贫四五年，一病回从前；得了阑尾炎，白种一年田”（反映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吃荤菜怕激素，吃素菜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能吃什么？心里没数”（反映食品安全问题）, “正儿八经难办事，没有好处不办事，有了好处乱办事，歪门邪道好办事”（反映官场办事“潜规则”）……
小民谣蕴含大道理，本书将带你走进这一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人们所喜闻乐见、津津乐道的民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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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文军， 198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现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教授（三级），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山东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问题研究。 出版个人专著一部，主编著作、教材多部，共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其中在《理论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前沿》《学术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山东大学学报》等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华文摘》《光明日报》等全文转载或摘登观点9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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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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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 激进年代
本部分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这一阶段的民谣。由于对社会主义过渡采取了“加速度”“跑步走”的办法，以及之后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如1957年的“反右”、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在一些民谣和类民谣中可见一斑。
第2部 动乱年代
动乱年代，是指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它使经济文化停滞甚至倒退，它给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带来的灾难是全方位的。通过民谣来研究这段历史，将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第3部 变革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民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一大亮点。这些民谣，有的咏赞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生活和新气象，有的对阶层分化、贫富差距等表示困惑和不满，有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可谓百花齐放、千姿百态。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是民谣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
第4部 流年似水
人的一生，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就每一个个体的人生旅途来说，又可能是相对漫长而丰富多彩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几乎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纵览人生，人们难免会有几多感慨。这些感慨，又常常以凝炼的民谣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第5部 反腐倡廉
反腐倡廉，是自古以来永恒的话题。今天出现的许多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都说明反腐败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面对“前腐后继”的腐败分子和经久不衰的腐败现象，广大人民群众往往借助民谣这一特殊的讽刺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这些民谣大都生动传神、一针见血、嬉笑怒骂、幽默诙谐。
第6部 社会万象
社会就像一个万花筒，所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正是在这纷繁复杂的社会万象中，孕育了博大精深的民谣文化，其中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这些状况，几乎在民谣中都有着鲜明的反映。或者说，民谣文化就是了解这个万象纷呈、形态各异的社会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第7部 人间百态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芸芸众生，千姿百态。人类作为地球上最高级的动物，其思想行为是最复杂、最多变的。正因为这样，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这些特点，在当代民谣中也有着精彩的体现。
第8部 民生多艰
在民生领域，普通民众最为关心的是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等问题，如买房、看病、上学“三难”，下岗失业、退休养老、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公共安全、物业纠纷等。民谣作为民众最直接、最质朴的声音，对此也有反映。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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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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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群体的“新怨”
（一）
农民分了田，
工人丢了权，
知识分子尾巴翘上了天，
不三不四的人挣了大钱。
（另：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老九尾巴翘上天）
（二）
工人哭，
农民笑，
知识分子坐花轿，
干部队伍乱了套。
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逐渐改变了普遍贫困的局面。相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境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他们仍然处于弱势。他们当时的“笑”是真实的，但却是表层的和短暂的，后来层出不穷的“三农”问题就是最好的说明。知识分子被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开始受到重视，全社会都在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本来是一种拨乱反正的合情合理的变革，但是相对于以往知识分子一直被压抑来说，他们的地位似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关资料显示，1982~1989年，全国有22万多名中青年干部被提拔到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岗位，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①
①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编：《新中国行政管理简史（1949~2000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3页。
。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知识分子从“臭老九”一跃而成为社会管理者阶层的主力军，社会上有些群体对此难以适应，认为他们又要“尾巴翘上天”了，这实际上是一种传统思维定势形成的偏见。工人群体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被作为“领导一切”的“老大哥”，他们从进入企业之日起就不存在失业和下岗问题。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有、集体企业经过个人承包、改制等一系列大变动，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其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明显下降，在非公有制企业，从其建立起就伴生着辞退和失业现象。在一些由于经营亏损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国有、集体企业，无论是工人还是技术人员，无论是普通工人还是优秀工人甚至是劳动模范，都会遭遇到下岗。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研究员整合《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有关各期数据提供的信息，“20世纪90年代，我国下岗职工总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下岗职工构成失业人员的主体。1993年起我国国企实施‘减员增效’的改革，开始出现大批下岗职工，其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0%以上。1993年全国城镇下岗职工为30万人，1994年为360万人，1995年为564万人。随着减员增效工作力度的加大，到1996年，下岗职工达到8916万人，1997年高达1151万人，1998年又新增加300万人。1999~2001年下岗职工数量持续增长，截至2001年末，全国下岗职工总数达到1870万人”①
①杨宜勇：“下岗失业群体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趋势”，《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年第8期。
。有学者的研究表明，“除了大量下岗、失业职工之外，还有1000多万在岗职工停、减发工资，收入水平明显下降。1996年全国国有企业停、减发工资的职工人数达1300万人，约占全国城镇国有与集体企业职工总数的124%，其中停发工资的占468%，涉及职工620万人。1997年全国因下岗或停、减发工资而无收入或收入在基本工资以下的职工人数合计约1600万人，比上年增加300万人，其中因下岗原因引起的约占375%，约488万人，因企业停、减发工资原因引起的约占625%，约1112万人”①
①陈淮：“如何看待当前就业形势”，《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3月3日。
。胡鞍钢认为，登记失业率并不能真正反映真实失业率水平，但是登记失业率较高的地区，真实失业率较高；也有少数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登记失业率较低，但真实失业率相当高①
①胡鞍钢：“中国城镇失业状况分析”，《管理世界》1998年第4期。
。
上述民谣中所谓的“不三不四的人挣了大钱”，是指当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些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不高、收入不够稳定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出于生活压力或其他原因，勇于下海经商，却意外地获得了成功甚至成了“大款”，引发了社会上一些人的心理失衡，发出了上述感叹。所谓“干部队伍乱了套”，是指由于十年动乱，一大批干部被打倒，有的被迫害致死，有些年龄偏大，加上全国高校十年基本上没有正式招生，干部队伍整体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严重失调，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为此，中央提出了干部“四化”方针，重在提拔一大批思想素质好、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并且年龄较低的干部。当时在推行这项政策的过程中，有一大批年轻的、学历相对较高的干部被越级破格提拔，有些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没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逐步退居二线或者退休，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为了这项政策能够快速顺利地推行实施，有的地方提拔干部在讲文凭、卡年龄上也存在“一刀切”的现象，而且人际关系的因素有时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工人、农民出身的缺乏知识背景的老干部对此似乎存有不满情绪，认为过于强调年龄、文凭而忽视实际工作能力，下面几首民谣可能出自他们之口。
提拔干部四要素
年龄是个宝，
文凭不可少，
关系最重要（另：后台最重要），
能力算个鸟（另：“能力作参考”“德才作参考”或“其他作参考”）！
干部升迁“三宝”
年龄是金，
文凭是银，
关系是个聚宝盆。
干部升迁四张“牌”
年龄是金牌，
文凭是银牌，
能力是钢牌，
关系是王牌。
某官“四假”
头发是染的，
年龄是改的，
文凭是假的，
官职是买的。
某官“四大劣迹”
年龄是改的，
文凭是买的，
位子是“拍”的，
人品是“歹”的。
以上几首民谣可以反映出改革开放初期干部任用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当时，提拔干部卡年龄、讲文凭已经形成一种普遍性的制度。在这种导向之下，一些比较年轻而缺少高学历的干部纷纷通过党校、普通高校等各种渠道“恶补”学历，很多干部获取了专科、本科甚至研究生文凭。当然，也不乏有一些干部采取了改年龄、“买”文凭的不正当手段。有关部门保守统计，我国使用假文凭者有60万之众。巨贪胡长清是目前查出使用假文凭级别最高的官员。在武汉举行的一次全国人才市场交流会上，有16的应聘者所持的文凭是假文凭。深圳一机构在人才市场抽查学历证书时，竟有14是假文凭。河南鹤壁市招录民办教师时，200名民办教师提供了大学文凭，经核定，在200个文凭中，竟有175个假的①
①黄田：“‘假文凭’与‘真本事’”，《永康日报》2011年11月24日。
。2004年10月，中组部等四部委经过两年的清查，发现在接受调查的67万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每40名就有一人的文凭有问题①
①王成：“官员文凭乱相调查：造假之风泛滥文凭成升迁门票”，中国网2007年8月23日。
。当文凭不再是稀有资源从而成为竞争的最有利的条件之后，或者在同等年龄、同等文凭条件下，人际关系因素往往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时至今日，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在干部选拔过程中时有发生，这说明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还需要健全和完善。
某地干部年轻化成了低龄化
二十撒欢儿，
三十当官儿，
四十打蔫儿，
五十靠边儿。
这是一些基层干部发出的感叹。干部队伍年轻化是党的事业传承的战略选择，但是许多地方存在的一个共同倾向就是把“年轻化”划为“低龄化”，按照年龄定职位，如科级干部必须在40岁以下，处级干部必须在50岁以下。有的规定到乡镇一级任职，年龄不得超过35岁；副处级、处级干部年龄分别达到53岁、55岁必须退职转为调研员之类的虚职；等等。
四五十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此时的人有丰富的生活工作实践经验，作为科学家，是出成果的时候；作为工人、农民，正是工作、生产熟能生巧的阶段；作为干部，正是在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更上一层楼的时候。为了便于操作，可以制定一些干部任职年限的“硬杠杠”，但是有些地方指定的干部任职标准偏低了，实际上是把干部年轻化片面化、绝对化了。把干部年轻化片面理解成低龄化，不仅浪费了人才，也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损失。
三类干部三种去向
青年干部别着急，
一步一步往上提；
老干部别害怕，
不上政协上人大；
工农干部干瞪眼，
一步一步往下撵。
在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凭的年轻干部被相继提拔重用的同时，一些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的干部则逐步退出重要岗位。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认识上还是在实际执行中，很多地方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区，那就是把一些领导干部安排到人大政协任职作为退居二线的标志。可以说，这种状况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长期以来，人大、政协被社会上很多人戏称为“橡皮图章”“表决机器”，是“开会见面握握手，会场表决举举手，会议结束拍拍手（鼓掌）”。这里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的确反映了人大、政协的实际地位与法定地位不对称的状况。“在一些地方，行政机关的权力往往超越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往往受政府的支配，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仅仅作为政府‘履行法律手续’的工具。有的甚至是‘政府领导人大，而不是人大领导政府’”①
①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出现强政府、弱人大的现象。
在许多政府官员和民众心目中，党委和政府是“一线”机关，人大是“二线”机关，人大职务是荣誉性职务，安排到人大工作就等于“退居二线”。一些地方人大被戏称为“大牌子、空位置、老头子”。政协更是被人们看做是陪衬和摆设。1987年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确定了多党合作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1990年2月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规定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政协的参政议政作用与以往相比有所增强，人大、政协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是，与《宪法》规定的应有职能和职权仍然很不相称，其地位和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上，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在现实与法律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甚至本末倒置。这反映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法律地位远远没有落实。”①
①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具有制定和修改国家的基本法律，选举、决定、罢免国家机构组成人员，决定国家的重大事项，监督国家机关特别是政府、检察院、法院等重要权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落实宪法赋予人大、政协的职能和权力，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我国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性的认识，克服不重视、不尊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现象，切实维护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脑体倒挂”种种
（一）
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另：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屠刀的，缝肚子的不如缝裤子的），
夹公文包的不如夹个空皮包的，
拿笔杆的不如耍秤杆的，
开发电脑的不如卖豆腐脑的，
教书的不如写书的，
写书的不如卖书的。
（二）
教书匠不如泥瓦匠，
手术刀不如杀猪刀，
写文章不如卖书报，
苦读书不如卖冰糕。
“脑体倒挂”是指相同工作时间内脑力劳动的价格低于或等于体力劳动的价格的现象。“脑体倒挂”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特有的一个名词。改革开放初期，一部分人通过经商办企业等途径迅速发家致富，个体户、万元户层出不穷，而一些普通的工薪阶层特别是脑力劳动者群体收入则变化不大，中青年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收入普遍低于同龄的工人（体力劳动者），其中教师的待遇最低。知识分子群体除了每月领取固定的微薄工资之外，没有其他能够创造收入的机会，以致出现“教授卖烧饼”“医生摆地摊”“专家蹬三轮”等现象。
进入20世纪90年代，“脑体倒挂”现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后来工资标准得到了改革，脑力劳动者逐渐得到了应有的回报，逐步消除了“脑体倒挂”现象。
目前，有些地方农民工等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已经高于一般大学生的收入，有人认为新的“脑体倒挂”现象又出现了。其实，农民工工资超过大学生，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不必大惊小怪。在发达国家，技术型蓝领收入超过很多白领，货车司机收入超过大学教授，是很正常的事情。相较于技术工人收入超过无一技之长的大学生，那些官二代、权二代制造的机会不平等，对社会的危害要大得多。
不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农民工工资超过大学生，仍然是一个需要警惕的现象。首先，这一现象折射出了经济结构之弊。抛开高校大跃进在供给层面造成的非正常膨胀不说，在需求层面上，市场上消化不了这么多大学生，是因为当前的经济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大量的产业集中在低端，需要最多的是有一定技能的工人。因此，仅从解决大学生就业这个角度来说，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也是必然要求。其次，这一现象将改变人们对教育投资的预期，加大底层人群改变命运的成本，由此导致阶层之间的怨气和裂痕，从而影响良性的阶层流动和社会稳定。
群众最怕瞎折腾
上级政策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样。
计划不如电话快，
电话不如变化快。
一个领导一把号，
一套班子一个调。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政策多变化。
这首民谣说出了人们拥护改革的路线和富民的政策，同时也表达了衷心期望政策不要朝令夕改瞎折腾、不要走回头路、干部不要说话不算数的心情。群众的这种“怕”，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一是有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盲目性和临时性，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往往凭长官意志，草率决定，仓促出台，当发现决策失误只好更改时，已经造成很大损失。对此，群众戏称为“三拍”干部，即“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这可以说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经常主观决策、盲目决策的体制性根源。
二是有些地方不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决策，而是为了“跟形势”、赶潮流，政策跟着形势变、跟着别的地方的模式变，结果由于脱离实际给当地带来很大损失。
三是出于制造“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需要，急功近利，搞“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这种方式可能会在短期内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却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含有隐患的。
四是由于干部任职缺乏相对稳定性，导致一些政策也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有关信息披露，在基层，党政领导干部调动频繁，任职难以届满的问题依然比较普遍，任期制在很多地方基本流于形式，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十年五任县长”的怪事。由于调动频繁，一些地方干部不安心工作，而是热衷于大搞短、平、快的“政绩工程”，甚至发展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在江西省横峰县，近10年党政主要领导换了10人，其中5任县长平均两年一任。县级干部的现状如此，乡镇干部的情况也类似。上饶市委组织部在调查中发现，全市乡镇干部规定任期是3年，而实际上任职平均只有两年”①
①周伟、郭奔胜、高广志：“‘任期制’缘何失灵”，《江南时报》2005年2月8日。
。在一些地方，政策随着主要领导的变化而变化，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茬领导一个令”。如此等等，耗费的是国家和人民的资财，受害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的是某些官员的所谓“政绩”，所以人民群众对此既怕又怨。有民谣总结得好：
群众折腾不起
一代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
干部出风头，群众吃苦头；
领导台上吹牛皮，群众台下饿肚皮。
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无数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了这些道理。对此，我们要对某些官员们大声疾呼：千万不要再折腾了，人民群众伤不起！
改革初期利益主体新格局四则
（一）
富了海边的，
发了摆摊的，
肥了当官的（另：醉了当官的），
穷了上班的。
苦了靠边的。
（二）
富了投机倒把的，
奖了弄虚作假的，
提了溜须拍马的，
苦了奉公守法的。
（三）
干活的穷，
倒腾的富，
拿回扣的挣钱没有数。
（四）
辛苦一辈子，不如“倒爷”一阵子；
暗倒一阵子，不如“官倒”一下子。
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靠劳动迅速致富，也有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靠资源优势致富，如我国沿海一带物质基础本来就比较好，加上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和适宜的政策，很快就步入致富的快车道。在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那些敢于冒险“下海”弄潮、从事商品交易的人一时成为获得财富最多最快的人之一，而从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收入则没有多大变化。以上民谣就是对此现象的反映。
致富邪道
（一）
想暴富，三条路，
假药、贩毒、卖文物。
（二）
要想富，请上路，抢劫也有万元户。
文盲流氓组队伍，抢了旱路抢水路。
一路抢进城里去，刀子下面出金库。
一直抢到高墙内，今生恐难再出户。
（三）
包工头：要想富，敢把工程变豆腐；
小肉贩：要想富，多给肉里把水注；
小商人：要想赚，就得学会搞欺骗。
无不可假
假烟假酒假味精，
假医假药假郎中，
假书假画假古董，
假兵假官假学生。
造假者的理论
假货不要紧，
只要钞票真，
宰了他几个，
还有后来人。
长期以来，制假售假从物到人，几乎无不可假，而且屡整屡犯，层出不穷，假冒伪劣在中国似乎成了一种绝症，简直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对此，人们由悲愤到无奈以致绝望。我们不禁要问，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其实原因很简单，从大的方面讲，是没有真正以人为本，对人的生命权不够尊重。具体来说，一是缺乏更加严厉的打击制裁制假售假的法律法规，二是现有的法律法规也没有认真执行。有关监管部门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以罚款代替法律制裁，甚至充当其保护伞，各种假冒伪劣现象的背后必然伴随着权力腐败。因此，遏制和杜绝假冒伪劣，首先应当从规范权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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