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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默克尔的从政之路也是意外。她原是物理科学家，在“柏林墙”倒塌前一年成为东德政府的发言人，就此踏入政坛。2005年，她当选德国总理并三次连任。执政德国十年的她，不仅拥有德国选民的广泛支持，还是欧洲政坛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
随着欧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又站上了欧洲领导人的位置，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政治上的实质领导。最能象征这次领导的，除了德国总理默克尔之外别无他人。默克尔，可说是现代德国的代表。
★德国最佳政治记者独家揭秘默克尔及其权力世界
★德国《明镜周刊》盛赞本书研究详实、信息完整，为读者披露了默克尔从政路上不为人知的艰辛。
★1989年，默克尔35岁，初入政坛
★2005～2015年，默克尔执政十年，德国焕然一新
德国第一位“女掌门”
领导德国平稳度过欧债危机
被誉为“欧洲大陆的管理大师”
被称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女人”
让德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重要领导力量
……
默克尔和她创造的十年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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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2005年，安格拉默克尔当选德国总理，随后三次连任。她不仅拥有德国选民的广泛支持，还是欧洲政坛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2005-2015年，正是默克尔主政德国的十年。
本书是一本关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纪实性图书。它从默克尔的执政理念及政治态度上全面讲述了在默尔克领导下德国呈现出的崭新面貌。本书以默克尔为主线，从默克尔热爱歌剧及足球的“普通生活”到对欧债危机的应对，从默克尔执掌的保守党到关乎民生的核能问题，从默克尔的战争策略到她的“国家原则”，从默克尔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到她认为的“权力本质”，从德国作为欧洲领导者的地位到默克尔的未来，全面而详尽地阐释了默尔克政府的对内政策及对外策略。总的来说，本书是一本以最详实的研究、完整的信息脉络，为读者全方位展示默克尔完整的政坛生涯和职业女性风采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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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海尔福伯尔曼，生于1969年，专修欧洲政治与历史，曾就读德意志新闻学院。多年来，他作为德国《日报》驻联邦议会的记者，得以出入默克尔左右。 2011年起，担任《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的政经特约记者，专门报道默克尔的政治举措。2012年，他被德国媒体选为最佳政治记者。
周思婷，本科就读于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后以优异成绩保送同济大学德语系攻读德语语言文学硕士。读研期间发表了《德国人的“幸运符”》等多篇论文，并获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奖学金赴德交流，走访汉堡、柏林、法兰克福、美因茨、沃尔姆斯、曼海姆、海德堡、凯瑟斯劳腾、慕尼黑、荷兰、法国等城市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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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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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前言
005 第一章 默克尔的“普通”生活
若普通民众想见到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他最好去听歌剧或看戏剧。每当默克尔偕先生阿希姆·绍尔欣赏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抑或在德国文化部部长的陪同下观赏格哈特·霍普特曼的作品时，总会上演一幕精心策划的“寻常生活”。
025 第二章 默克尔与欧债危机
默克尔没有让官方宣布她对希腊政策的改变，而是以一种婉转的方式来表达。默克尔尝试以一个医学例子来做类比说明。她的那番话被同行的记者所引用：如果一个人总是脚疼，人们可能认为截肢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这几乎是一个谬论。手术后既不能更好地行走，也不能在生活中摆脱痛苦。
043 第三章 保守党的掌门人
在默克尔担任党主席的前几年，如果跟基民盟内部支持现代化路线的年轻政客聊天，会经常听到他们说：“您等着吧，再过几年，基民盟会与今日完全不同。”
067 第四章 核能问题的是与非
令人惊讶的是，核能政策的转变并没有给默克尔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大多数德国民众并未追究默克尔曾主张延长核电站运营年限的责任，也未曾指责她在巴符州州长一职上用人不当。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
089 第五章 来自东德的女总理
近来，默克尔也越来越强调自己东德人的身份。“总有一些事让我想起东德，想起我在乌克马克的家。”默克尔出席了由《南德意志报》杂志版组织的知名人士座谈会。会上，当被问及她青年时代做过的最难堪的事时，她回答道：“穿着从西德寄过来的全新运动衣，爬进一个有树脂的树洞。”
111 第六章 默克尔的战争策略
对德国总理来说，这是很自然的逻辑。她认为，欧洲人只负责欧洲范围的事，对波斯尼亚和科索沃采取军事干预是正确的，其他军事行动则是错的。只要加泰罗尼亚没有以暴力方式脱离西班牙独立，在岌岌可危的希腊没有爆发血腥的内战，爱好和平的德国民众断不会支持出兵。默克尔深谙此道。
135 第七章 默克尔与她的“国家原则”
默克尔这样做又是为了维护她所认为的国家原则。她绝不允许，在纳粹政权垮台67年后，让包皮环切术禁令成为影响犹太民族与本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又一障碍。
153 第八章 默克尔与资本主义
1990年，默克尔在《柏林报》上发表了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看法。如今，她的侧重点或许会有所不同。她可能不会再直截了当用“伟大”这个词来形容“只通过竞争和市场来调控经济”的方案，而可能用“护栏”一词来替代，即国家限制经济的护栏。
175 第九章 默克尔的权力本质
默克尔认为，政治上的多变来自政党体系的弱势，而且又加强了这一弱势。如果几乎所有的党派都选举基民盟主席做总理的话，那么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理由来解释，人们为什么恰恰应该选基民盟。因此，默克尔联合各个联盟伙伴的能力便是她最大的强权政治的资本。
203 第十章 欧洲的半个霸主——德国
默克尔有着七年多的在任经验，她是这个圈里最有经验的人之一。她只要匆忙间抽出五分钟跟欧洲重要的领导人谈一谈，就足够判断出她在布鲁塞尔欧洲峰会的各种争端中有多少谈判余地。
221 第十一章 破晓——默克尔的未来
对于默克尔和她的德国民众在欧洲多变的民主性的情况下仍然取得的成就，有一个很好的意大利语词可以用来描述：那就是“governabilità”（意为：治理），用德语说是“可治理性”。在充满大危机的时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39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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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保守党的掌门人
深色的木头，沉甸甸的啤酒杯，美味的猪肘，这一切都散发着德国特有的光芒。然而，在施普雷河湾区的柏林宝来纳啤酒馆，这些仅是用于衬托的背景。20世纪90年代末，周围的办公大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政府从波恩迁到柏林后，联邦内政部也设址于此。在这里发生过默克尔曾津津乐道的故事。2000年春天，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因献金丑闻辞去基民盟主席一职。在党内陷入危机的时刻，默克尔作为基民盟秘书长要奔波于各地参加会议。而社民党的奥托·席利却能坐在楼上的内政部长办公室发号施令。
默克尔在喝酒的时候问:“格奥尔格，你们南方人觉得我够保守吗？”格奥尔格·布伦霍尔伯是巴登-符腾堡州（简称“巴符州”）基民盟联邦议员中颇具影响力的领导。他回答道：“我们南方人本身是保守的。但是如果你能做到让我们的女儿也选择基民盟，那你就跨出了更大的一步。”
2000年 4月 10日，基民盟代表在埃森召开党代会，选举默克尔为新任党主席。她是保守党基民盟首位女党魁，来自东德，从政仅十年。一直以来，默克尔都被称为“科尔的小女孩 ”，但在圣诞节前夕，她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声明，要与科尔划清界限。
2002年，她将竞选总理的机会拱手让给巴伐利亚州州长埃德蒙德 ·施托伊贝尔。今天看来，这对她来说反而是好事一桩。
2005年，默克尔在与施罗德竞选时，仅以微弱优势取胜，迫使基民盟与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但最终她还是成为了大赢家。2 0 1 0年伊始，沐浴着春日里第一缕温暖的阳光，格奥尔格·布伦霍尔伯在斯图加特皇家公园旁的咖啡馆接受记者采访。回忆起基民盟陷入献金丑闻的那段时间，他说：“是安格拉救了基民盟。”布伦霍尔伯经常去罗马拜见教皇。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也曾卷入类似的金融丑闻和政治贪渎事件，而后便一蹶不振，对此他了然于胸。当他谈到自己和默克尔时，时不时地冒出“格奥尔格 ”和 “安格拉 ”。这表明了他们之间关系的亲密。布伦霍尔伯来自奥斯塔尔伯县。这意味着，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并且相当保守。连他这样的人都愿意与默克尔深交，可见默克尔在党内的影响力之大。
联邦议院议员纳迪娜·舍恩也许就是布伦霍尔伯与默克尔在宝来纳聊天时谈到的“女儿 ”吧，只是当时纳迪娜还姓米勒。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出，布伦霍尔伯在宝来纳提出的设想算是成功了。纳迪娜戴着时髦的眼镜，耳朵上穿了孔。基民盟现在又重获像她这样的年轻女性的青睐。纳迪娜来自萨尔州。 2009年秋季，她参选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参加全体会议之后，她到联邦议院餐厅赴约。当时，夕阳正从总理府后边落下。 2000年默克尔当选基民盟主席时，纳迪娜 16岁。 1998年末，时值萨尔州州议会选举，她加入了德国青年联盟。她当时觉得由奥斯卡·拉方丹领导的社民党守旧且传统，而由彼得
·米勒领导的基民盟年轻活力有个性。科尔竞选失利后仍以基民盟元老的身份抛头露面，这并未影响她的选择。她说：“或许是基民盟走运，我当时对联邦政治并不感兴趣。”
纳迪娜·米勒先去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她想成为记者。她说：“能在德国《时代周报》《明镜周刊》和《明星周刊》工作是所有记者梦寐以求的。”她所提的这些报刊曾被科尔称为“汉堡的黑手党 ”。默克尔的部长们正是在日后通过这些报刊对他们的正面报道争取到无党派民众的支持。纳迪娜上大学时，正值基民盟在莱比锡召开党代会，讨论税法和医保制度改革。她对这些话题不怎么感兴趣，却更愿意将心思放在国家法的入门课程上，并专心做课题报告。她成绩优秀，因此保罗·基尔希霍夫教授问她是否愿意当他的助手。米勒在基尔希霍夫教授的“联邦税法法典研究站”为他搜集资料，并将资料进行归类。她从中读出，教授因提出激进的单一税法改革建议而备受推崇。之后，基尔希霍夫意外地进入了默克尔备战2005年大选的竞选团队。他必须暂时顶替因是否加入竞选团队而犹豫不决的埃德蒙德·施托伊贝尔。一夕之间，他成了不谙世事的海德堡教授。米勒说：“这真的很伤人。基民盟对他坐视不管，他们本应该更好地引导他。”基民盟中几乎没人愿意再提及莱比锡党代会上默克尔的所作所为和基尔希霍夫的助选。当时在莱比锡，默克尔无情地抛下诺尔贝特·布林姆，即使是十年后，记者给他打电话时，他仍对此缄口不言：“您可以过来，但我必须告诉您，您过来是没用的。”布伦霍尔伯也表现得好像莱比锡党代会未曾发生一样。他说，当时没有人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在回去的路上，代表们已经在讨论，这样的方案是否是好的。大多数代表从未在自己的选区为莱比锡党代会做过辩解。”还好当时基民盟没有执政，“否则我们也会落得跟施罗德一样的下场”。无论如何，默克尔已经以啤酒盖税法成功笼络并安抚了她的竞争对手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布伦霍尔伯与默克尔真正意义上的争执只有两次。第一次发生争执缘起巴符州州长京特·奥廷格以及他为前任州长汉斯·菲尔宾格所做的悼词。第二次是因为默克尔对教皇的指责。关于菲尔宾格一事，布伦霍尔伯后来认识到默克尔是对的。在布伦霍尔伯眼中，默克尔当真无可指责吗？甚至在他与默克尔发生争执时，也认为她是对的吗？“身为一国总理，必须要避免犯错，以防被反对党抓住把柄，”他说，“在联合政府内部也是如此。”犹疑了片刻，他又说道：“因执政心切，基民盟起草的政党组阁协议或许不够详尽，但谁会想到自民党竟会如此寸步不让。”
或许要深入了解联合政府才能知道，默克尔对基民盟做出了多大的改变，她领导下的基民盟与自民党的关系与科尔时期相比有多大差距。纳迪娜·米勒在联邦议院负责与妇女相关的政治事宜。2010年妇女节之际，她与自民党代表就保证妇女平等权利议案进行商定，抑或可称之为谈判，因为自民党固执己见，寸步不让：议案中不能出现任何与经济相关的内容。联盟党的政客们气得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只得让步。为此，他们必须忍受公众的讥讽。不久后，米勒参加内阁全体会议，就反儿童网络色情内容法进行讨论。一位来自吕贝克的自民党议员上台发言。当他走到讲台前时，联盟党的议员们还在鼓掌。“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他说，“我谨代表我的议会党团，向在野党提出的法律草案表示赞同。”话音一落，基民盟和基社盟的议员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停止鼓掌，仅剩下其余四个议会党团的掌声。科尔在位时期，联盟党与自民党联合执政。默克尔需要与自民党组建内阁，以证明自己按照老总理的组阁方式也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并证明右翼联盟以前的执政风格已不再适用。布伦霍尔伯，这位保守党人，开始调侃。“所有人都问，默克尔何时要对付韦斯特韦勒？”他坐在斯图加特咖啡厅说道。此次采访数月之后，韦斯特韦勒才辞去外长和自民党党主席职务。“她守株待兔，等他自己知难而退。”同样的办法她也在梅尔茨、科赫和施托伊贝尔等人身上用过。这些人的名字在当时已足以列一张相当长的名单。2010年5月，于尔根·吕特格尔斯竞选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简称“北威州”）州长失利，也加入了这些人的行列。“西德时期的那些老政治家们是不会懂的，”布伦霍尔伯又说道，“要做到默克尔这样，需要自制力。这一点科尔刚开始也有，后来他太心急了。”2012年8月24日，或许是基民盟党内最后一批保守势力神话终结的日子。几十个基民盟政要，其中包括联邦议院议员波斯·巴赫和埃里卡·施坦巴赫计划在当天发布《柏林宣言》。他们自称“柏林派”，有意形成与默克尔相对的势力。在他们看来，默克尔正让基民盟丢掉一个又一个特征。他们批评默克尔违背基民盟的政治理念，而这一批评却是含糊不清的。为阐释基民盟的政治理念，他们必须为“保守”二字作出实质性的定义。然而，他们并未成功。记者招待会原定于8月24日召开，却在会前几天被取消了。“关于柏林派对‘保守’的定义，其必要的编辑工作因休假无法如期完成。”黑森州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克里斯特安·瓦格纳在面对《世界报》记者采访时解释道。他的这一解释有点矫揉造作的成分。简而言之，是柏林派并未就“保守”在当今形势下的定义达成一致。难道“保守”就意味着在核能问题上，将科技进步置于环境保护之上；在希腊问题上，不顾科尔的极力反对，要求希腊退出欧元区？两个多月之后，柏林派还是达成一致，并发布了文件，只是态度不再那么强硬。在文件中，他们甚至不明确反对同性婚姻，不明确反对相关的法律研究所为同性恋者争取平等权利。关于“何为保守党基民盟所谓的核心”这一问题的讨论，默克尔在2010年1月给出了前所未有的明确表态。2009年基民盟与自民党大选获胜后，默克尔对选举结果进行了分析，而这是她2005年险些落选后所极力避免的。正如默克尔的一贯作风，此次她亦没有亲自出面对挑衅性观点作出回应，而是把选情分析师马蒂亚斯·容请到基民盟联邦理事会秘密会议上。《柏林报》在会议前一天刊登了对马蒂亚斯·容的采访，批评默克尔路线的人可从中读出马蒂亚斯·容对他们的态度。他解释说，“虔诚的的天主教徒”并“不能左右”大选结果，毕竟他们“仅占选民的8%”。普通民众也越来越开化，“象征俗气艺术的鹿鸣图已无法再代表普通民众”。他们或许也不会“对同性婚姻嗤之以鼻”。从调查数据中马蒂亚斯·容最终得出结论：“对现代化战略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偏离现实”。
从概念的选择上就可看出情况的混乱。在旁观者看来，基民盟所丢失的，是他们谓之“品牌核心”的东西。旁观者喜欢将基民盟丧失的所谓核心称之为“品牌核心”。哈尔伯施塔特的香肠工厂为便于让人辨认，坚持着早已有点变味的烟熏味。而一个政党可以因为自己以“保守”著称，而死守着“保守”的标签不放吗？连党内元老都无法理解的传统思维，基民盟还继续坚守，这对他们来说真的是有利的吗？
2013年2月，基民盟放弃反对同性婚姻获得税务上的同等权利。《时代周刊》建议基民盟应该通过反对同性婚姻来建立自己“与众不同”的形象。在反对党看来，这样毒化的建议在策略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严肃地从政治角度进行分析，这个建议却毫无用处。《时代周刊》的建议与“伪天主教徒”看问题的角度有点类似。这些所谓的天主教徒对意大利博览会和教皇的绝对权威非常狂热，但却从来不是神圣罗马教堂的积极分子，也不用去面对迷人表象背后的阴暗面。基民盟尝试赋予党派以鲜明的特色。该尝试会将基民盟引向何方？此问题的答案从2012年12月初在汉诺威举行的党代会上关于同性婚姻的讨论中可见一斑。当时默克尔已决定，不再制止保守党人对同性婚姻的争论，因为在她看来，这对大选无关紧要。联邦宪法法院极有可能在不久后出台相关法律，赋予同性夫妻以同等的税务权利。默克尔在这点上选择让步，或许是因为，即使在党代会上通过与联邦法院相反的决议也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富尔达县的基民盟代表提出议案，反对同性伴侣获得平等权利。在此议案的基础上，默克尔将明显带有歧视色彩的段落替换成看似赞成实则空洞的套话。她说，对于“以同性结合的方式实现自己人生规划”的人，基民盟尊重他们的选择。基民盟党内的同性恋者有理由将默克尔的这一表述视为对他们的歧视。“我不需要实现自我，我就是我。”联邦议院议员延斯·施帕恩说。2013年春天，默克尔想在联邦法院做出决议前与联邦议院议会党团的同僚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基社盟的反对下，她没能成功。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原本还可勉强接受党代会的决议，但如今双方都有所不满：反对者抱怨默克尔根本就不应该开这么一个头，支持者对此也很愤懑，因为默克尔又打起了退堂鼓。
与保守的“品牌核心 ”给人的印象不同，基民盟的本质是权力实用主义。这也在 2009年初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期间再次得到印证。当时默克尔迫于北威州州长的压力，在实施银行拯救计划后，又同意为实体经济企业提供援助。不久后，经济复苏，这一援助尽管显得多余，却引发了公众的激烈讨论：默克尔是否要投奔国家社会主义，是否要再次背叛基民盟的基本理念，是否严重偏离在莱比锡党代会上确定的自由经济计划？而实际上， 2009年正值经济危机，她在竞选时采用了莱茵兰资本主义模式
，并允诺实行像阿登纳那样的高福利政策。当时正值联邦德国成立 60周年，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如施罗德在社民党推行“2010议程”一样，默克尔政治路线的改变在一些人看来，也很突兀。只是默克尔改变政策的表现形莱茵兰资本主义模式：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之一，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强调企业对职工的责任，并且强调以产品质量和服务为企业竞争的着眼点。虽然这一模式也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但不是把市场看成唯一的尺度。式与施罗德相反。她政策的改变再次印证了一条政治规律：政党所谓的特征只能由该党派自行改变。过去，只有基民盟的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能做到，让以反西方著称的德国保守党与美国结盟并推进欧洲一体化，不过苏联的威胁也曾助他一臂之力：考虑到当时的时局，只有与美国联手才能与苏联抗衡，如此一来，还可轻松地告别“二战 ”历史。德国民众理解阿登纳的 “亲美 ”政策，虽然仍有民众认为美国人无教养且浑身散发着资本主义的铜臭味，他们嚼着口香糖，穿着紧身裤。
2009年 1月，默克尔赴埃尔富特参加基民盟秘密会议。社民党在《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后，于 1891年在此通过了堪称经典的《埃尔富特纲领》。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卡尔·考茨基用他的一句名言概括了纲领的中心思想：“社民党是一个推动改革，而非进行革命的党派。”就像默克尔在埃尔富特展现的那样，基民盟与社民党截然相反：联盟党不是推动改革，而是进行革命的党派。
1878年，俾斯麦颁布《反社会党人法》来镇压社会主义者。进行彻底变革，不仅因为它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将实用主义原则运用得淋漓尽致，还在于它回到为社会创造福利的初衷。有人认为，施罗德推行“2010议程”颠覆了社会民主的传统，这是近十年来政坛上最大的误解之一。事实上，德国之所以能成为社会高福利国家，几乎可全归功于保守党派。
社民党起初偏爱非国家管制下的自我组织模式，主张与决策相关的个人或组织享有参与决策权，希望为公民创造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后来政治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如宰相奥托·冯·俾斯麦，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及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赖讷·巴泽尔为德国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社民党执政期间不得不接受并完善一个对公民的社会地位有所保障的体制，该体制也加固了不可逾越的阶级社会的基础结构。同时，这一体制也体现在社会福利上。施罗德“2010议程”中失业救济金的改革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失业救济金由阿登纳于1956年首次推行，它是新社会福利政策的组成部分。为备战1957年大选，他出台了这一福利政策。此举为他的议会党团在联邦议院赢得了德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绝对多数选票。阿登纳的失业救济金政策遭到财政部专家的反对。他们警告，推行失业救济金如同为失业者提供“永久性养老金”，并预言这带来的财政压力将不堪设想。尽管如此，阿登纳还是力排众议，将此政策贯彻到底。
与此同时，阿登纳不顾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反对，坚持推行养老金体系改革。根据阿登纳的改革方案，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数额与其薪水挂钩，如此一来，德国的养老金水平骤然提高了65%。这一改革颇有成效：直到现在，退休人员依然是除公务员之外基民盟最忠实的选民队伍。基民盟也因此成为这些受益者的党派。基民盟推动养老金改革与保守派人物俾斯麦推行社会保险体系的考量如出一辙。社民党曾批评俾斯麦试图滋生出一大批国家退休人员，以此来离间选民和社会主义工人党
的关系。
在1972年养老金改革时又出现了这一幕。如同历史学家汉斯·冈特·霍克茨所写的文章一样，这一改革是“议会党派竞争之利弊”的教育剧本。由社民党领导的联邦政府原本只计划降低退休年龄，因联盟党的压力他们才在此基础上又大幅度提高了养老金水平。选民为维利·勃兰特“勇于实行更多民主”的改革政策所累，而此次的养老金改革迎合了他们的意愿。霍克茨写道，德国各党派达成妥协，这让德国民众“在马不停蹄的民主化进程中得以喘息，并为德国民众深深渴求祖国关怀的心带去些许安慰”。虽然提高养老金的方案是由当时作为在野党的联盟党发起的，但功劳并没有落到他们头上，而是照旧归于执政党。在接下来的大选中，社民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佳绩。
选民因反对施罗德的改革议程，转而支持联盟党，这完全是出于本能。德国选民在联邦德国前50年的历史中已习惯从联盟党与社民党的竞争中坐收渔翁之利，如同被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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