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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作者黑岛传治于1929年重返中国大陆，在山东等地调查发生于一九二八年五月的“济南惨案”相关背景，并根据其掌握的资料写成了长篇小说《武装的街巷》。作品以现实主义手法，真实再现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具有极强的历史真实性与艺术震撼力。作品于一九三〇年出版。但由于其内容所反映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反战立场，发行当日即遭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查禁，被列入禁书。 该书再度正式出版时，黑岛传治已离世。
我们今天翻译此书，作为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献礼，更是提醒后世之人，要铭记历史，莫忘国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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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黑岛传治（1898-1943），日本小说家。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当过渔夫和工人。1923年开始创作。1930年担任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委员。著有长短篇小说六十余种。长篇小说《武装的街巷》，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济南制造“五三惨案”的罪行。短篇小说《猪群》反映日本农民的悲惨生活和他们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其他作品有《盘旋的鸦群》《两分钱》《风雪西伯利亚》等。
译者简介：
李光贞，山东济南人。文学博士。现为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日语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学术兼职: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山东分会会长，《国际村上春树研究集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外国文学解读与教育、日本文学与文化等。先后出版《夏目漱石小说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多元视野下的日本学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等专著。多次赴日访学，其中2008-2009年在日本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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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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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六辆独轮车快速行走着。
然后穿过贫民窟。脸面呈土色的苦力，一人推着辆只有一个车轴的独轮车，独轮车的车轴似背负着巨大麻袋般痛苦地呜咽着，发出吱吱呀呀地响声。贫民窟对面是青瓦屋顶的山东兵兵营。
独轮车拉着菱形帆从贫民窟沿着兵营土瓦下的荫凉行走着，已经看不到帆了，但那吱吱呀呀呻吟般的车轴声，却传到很远。
贫民窟简陋小屋防风用的高粱秆后面，孩子们在大小便，他们认为就算是孟子在幼年时代也是这样蹲着的，然后用一根细棍子玩着自己拉出来的粪便。
纸屑、破布、稻草秆、玻璃碴子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散乱地堆积在那里。小脚的妻子活像小偷盗来的陈旧的古董。垃圾、花生皮、西瓜子皮等扔得到处都是，饥饿的苦力把能找到的干枯的红萝卜头子、白萝卜缨子等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拿来果腹充饥。
在独轮车呜咽着消失的相反方向，大量吞噬白杨原木的火柴工厂的机械锯，像是能削掉骨头般地竖在那里。——自青黑色的山东兵营中走出四五个白俄兵。
“要不要？”
正在等待拉客的洋车群，不知从何处一下子围上来，车夫的裤子屁股那块儿都快要破掉了。他们吵吵着，争先恐后地想自己先拉到客人。
“要不要？”
俄国人看也不看他们，只是甩动长腿慢吞吞地往前走着。
白俄兵是很早以前从俄罗斯逃到远东、又从西伯利亚流落到中国的，一直穿在身上的服装早已破烂不堪，只剩下一条完整的皮带，然而，他们即便是没有钱，也不知从何处弄到了与以前差不多风格的衣服、外套等穿在身上:脏兮兮黑乎乎的哥萨克帽子、高筒皮靴、肥大的长及膝盖的蓝灰色裤子。
在个子低矮的中国人看来，他们的脑袋和肩膀都高高地耸立着。
“这个月发了多少钱？”
和白俄兵并排走着的，是一个穿中式大褂儿的男子，他搭话道。这个人是山崎。
“一分钱也没发。”
“上个月发了多少钱？”
“上个月也没发钱。”
“那，大上个月？”
“大上个月一分钱也没发。”
“真想揍人！”穿中式大褂儿的山崎小声嘟囔着。“管他什么的呢。真想揍人！真想照着大个子张宗昌那张肥嘟嘟的脸揍上去。”
白俄兵突然以一副愉快地的样子看着天空微笑起来。
作为他们头领的米洛库洛夫，卖身给张宗昌，然后又被山东军买过来，他们骑在低矮的中国马上，马靴似乎总在地面上拖拉着，被派往危险的第一线。有的人在战场上中弹死掉，有的人失去一条腿、有的人失去一只眼睛、有的人失去一条胳膊后被抛弃，还有的人与关系不好的山东兵大吵一架，因受不了他们的大蒜味而跑掉了。
他们从战场上回到俄罗斯酒吧的时候，战争中的血腥和硝烟的味道已然渗入到其肉体内里。
“畜生！泡在妓院里的张宗昌是什么东西！已经有二十七个妾了！…………。管他什么的呢。想揍人！”
白俄兵依然以一副高兴的样子看着天空微笑。
他们眼前火柴厂白铁皮围墙边上，成排的洋槐树正在吐露着春芽。
树上边，街道的上空，小鸟正沐浴着夕阳，欢快地飞翔着。
二
工厂里呛人的白烟中，弥漫着灰尘、硫磺、磷、松脂等混在一起的焦糊味儿。
男女童工在工作台前排成一排，变戏法般快速将整根火柴杆儿装进黄色的小盒中，忙乱的装盒声，仿佛是赶牛时嘴里咂咂地发出的声响，此起彼伏，好像牙齿上下打颤般忙乱。
童工将从干燥室运来的带火柴头的整根火柴抓在手里掂掂，按照一定的分量放进火柴盒里，再放进贴有商标的外箱中，像鼓掌一样用手拍打拍打，一会儿一个，嚓嚓就完成了。七八岁正是贪玩年龄的男女童工们忙忙碌碌地使劲干着。
中国人把小点的孩子放在筐子里担着，大点的孩子让他自己走着，到街上去卖孩子。有的用七块钱、有的用十块钱买下的孩子，混在一起，买来做童工。因为年龄小、个子矮，那些孩子们与其他工友坐在同一排工作椅上，手都够不着工作台，他们在地上放个盆子，再在盆子上放个杌子，坐在杌子上伸出小手干活。
他们的脸色都是灰黄的泥土色。因为火柴头上的磷面自燃及经常接触胶着在火柴盒两侧玻璃粉的缘故，手指头烂乎乎的，上面缠着的绷带也脏乎乎的。
工作期间一律禁止他们说话闲谈。六个小时的工作期间，他们就像不发声音的小机器人一样，只动手不动口。
经常会出现嗖嗖的声音，那是黄磷火柴自然摩擦瞬间起火的音响，那时就会烧着孩子的手指。同时，脏乎乎的孩子的身影在摇曳升起的淡紫色烟雾中变得模糊起来。
虽然没有一个人说话，但车间里仍然充满令人烦躁不已的杂音和轧音。
干太郎在工厂里来回巡视着。
他带着鞭子和手枪。在他手下有中国人把头，把头手里拿着木棒。那根木棒，不管对方是谁，砰打在上面，柔软的手脚即便是打折了也没有关系。但其实在日本人和把头面前，对吓得赶紧干活的工人们来说，棒子和手枪完全没有必要。
干太郎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虽不是和悦之人，但他讨厌一味地让中国人多干活。他是个不擅长监工、爱抠死理的人。
含有尘埃和黄磷的有毒气体，在侵入童工肺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侵入他的肺部。
——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最近受到瑞典火柴的竞争压力而怒气冲冲的老板，责备干太郎总是袒护中国工人，用具有讽刺意味的辛辣眼神看着他。
干太郎的父亲最终还是成了海洛因吸食者，想到这，他脸色很难看。日本人可以卖海洛因，但不能像中国人那样吸食，他父亲不仅吸食，而且还成为瘾君子。
“我们已经被日本人嫌弃，紧接着就轮到我了，我也会从这个工厂被赶出去吧……。”
实际上，干太郎比起那些老辣的日本人，对中国人还算温和，而且，工人们对他也比小山、守田感到亲切，也愿意与他说话。
“还有几个？”
干太郎微笑着和开着轴削机在木框上排着火柴杆儿的房鸿吉搭讪。房鸿吉的头部，因为落满尘埃呈现白色，扁平鼻子下面，露出脏兮兮的黄色牙齿抿嘴一笑。
“后面还有几个？”
“三个，三个。”房鸿吉慌忙答道。三个指的是三车。
“快点干。”
“是，是。”
房鸿吉在装满火柴杆儿的木框架上扣上扣，发出啪啪的声音。
干太郎离开那里来到浸点工序，这里散发出一种像什么被烧糊般的有点甜味儿的磷的味道，与硫磺、松脂等味道混在一起，扑鼻而来。
从大敞开着的后门口，机械锯和轴承地剥机，似要把齿轮刨平齿般地轰隆隆地发出声响。小山将未加工的杆儿放在手心查看，然后像吐唾沫般啪地一声扔到地下来到污浊的走廊上。
“你认为姓于的这个家伙怎么样？”
干太郎知道小山所说的姓于的，是指他管辖的平时习惯低着头有点怪异的于立岭。
“没怎么样。”
“那家伙的工作不是很好，浸点处总是出屑，你知道吗？”
“并非如此。”
“你眼里，哪能看出有出屑不出屑的?”
为中国人说话就会被无端猜忌，但向小山说自己管理的人的坏话，这也是他不愿意做的。火柴杆儿、浸点、干燥室都属于干太郎管辖。
“那样的家伙如果放任不管，等北伐军来了，就会成为他们的帮手。”
小山把塞在鼻子里东西拿出来非难着干太郎。
小山一走，干太郎产生了特意要摁着于立岭的屁股看看的心情。小山的下颚骨因为磷中毒而腐烂，且侵蚀到胸部，不断咳嗽。于立岭是一个长着好像看不起人似的鼻翼鼓出来的中国人。
他们走了。
“哎呀！”
那时工人正将一打火柴用纸包成一包后，再装进大木箱中，突然，嗖嗖地响起了划破天空的声音。
红月莪被工人视为美人，但在日本人看来，实在看不出她那张扁平脸好看在哪里，此时的红月莪吃惊地往后退着，她的腿纤细。木箱中的火柴因摩擦起火了，黑紫色的烟雾，从装有六百打火柴的木箱中，开始向四面八方放炮般地啪啪地四散开来。被烟包围的红月莪，好像是烧到了手指。
小山用骨瘦如柴的手捂住嘴，边迎着扑鼻的烟雾边用可怕的眼光看着这一切。红月莪烧着的手看起来很疼的样子，她用另一只手摁着，朝周围看去，当与小山的目光相遇时，马上垂下眼睛，看向正在冒烟的木箱子。
干太郎看到小山的下颚骨塌陷的嘴角痛苦地扭曲着。红月莪很害怕的样子，用十分恐惧的眼光看着工段长。
小山依然置身于弥漫的烟雾中。
干太郎向办公室走去。
三
蒋介石第二次北伐的消息，以及陷入困境的山东兵的粗暴行为等乱七八糟的事情，每天都充斥在巷子的空气中。
也有人为了出名而从事反日宣传工作，问他为何要反日，回答说是因为维持不了生活。
据说连续六七个月一块钱军饷也没有发给士兵的督办张宗昌，乘汽车经过城门附近时，从车上看到一对可怜兮兮的要饭的母子，就让随从给了她们三百元钱。张宗昌就是这样一个忽三忽四的人。
“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流眼泪，假慈悲。”
中国人对张宗昌没有一句好话。
街上的气氛不可能不弥漫到工人这里。
把在中国期间掌管的机密费作为自己的财产储蓄起来的山崎，按照M制粉、日华蛋粉、K纺织、福隆火柴公司的顺序巡视着。
山崎觉得比起拿钱从中国人那里买些不可靠的情报，还不如直接从实业协会那里要资料来写报告，这样，他掌管的钱款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放入自己的腰包。
他口袋里有福隆公司职员的名片，也有日华蛋粉推销员的名片。当然，即便是有磷火的订单，他也从未采购过木材。
山崎来到工厂大门，烟雾、尘埃、肮脏的工人、呛鼻子的硫磺等恶浊空气扑面而来，他伸出留着长指甲的手捂住鼻子想要倒回去。他刚见过俄罗斯兵。
山崎很得意的一点，是他自己无论说话、面部表情、走路的样子，都与中国人完全一样，用手擤鼻涕，手指头上沾着鼻涕也觉得没什么，戴着一顶黑色的无檐帽子，衣服、鞋子也都是与中国人一样的打扮，留着长指甲这点上，也和中国人很像。但有一个他自己也未注意到的缺陷，就是黑白眼珠的边界过于清晰，凸出着，仅这一点，也能从职业上、人种上把他与其他中国人区分开来。隐秘的工作、鬼鬼祟祟四处活动的职业中形成的一些习惯，会让他不自觉地表露出来。
骄傲的山崎不知道自己的缺陷，关于这点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一天，他正要进入车间大门，干太郎正好鼻子上沾着一些黄色的脏东西从里面出来，他突然笑着说了什么话。
“怎么了？”山崎问道。
“很有意思的料。”
“是什么？”
“马上说给你听。——可是，要告诉你的话给我情报费吗？五日元也可以。五日元就行哦！”
“给，根据情况会给的。”
“不会给我的吧。山崎，你的钱攒多了的话放的地方也是问题吧。”
山崎的嘴边露出厌烦的微笑。
“到底是什么？”
“——土匪来了。昨天我去泺口的沼泽地打野鸭子，有六七个土匪大摇大摆地从黄河那边走过来。”
干太郎笑起来。
他露出要情报费是开玩笑般的笑容。
“要抢走我的自行车，所以我赶快逃回来了。逃跑我可是高手。”
山崎忍住苦笑，露出“找寻情报这样重大的事情却被毫不在乎地开玩笑！”的表情，意识到这点的干太郎，也露出僵硬的表情，不自然地笑起来。
正在这时，似乎浑身都在咳嗽的小山走过来。
干完一天工作任务的脸色苍白的工人们，开始走向出口，干太郎和山崎一起回到办公室，让工人把一天的工作量记在出勤本上，发给他们饭票。嘈杂声伴随着金属般的中国话，很快就包围了把头的桌子。
天黑了。
“这里的中国人还是这么老实。”
山崎瞥了一眼拥挤的工人们小声嘟囔着。
“哪里谈得上老实，…………连干部中也有危险的家伙。”
小山答道。
“嗯嗯，总工会中是否有奸细，我们日本人根本就不知道，要提防着点。”
“什么啊，如果有奸细的话，用囮子就能把他们揪出来。”
“但这时候用囮子的话，囮子再用囮子就很麻烦了。”
“嘁，那就是怎么也不知道了。”
小山咳嗽一阵后随口将痰吐在地下。
三人进入办公室。办公室中的东西也因为受到磷、硫磺、盐酸钾等的污染，失去了原本的颜色，放眼看去，木头桌子裂开一条条缝，黑黢黢的。
三日元买下、再以五十日元价格兜售给张宗昌几千挺旧步枪的团伙人之一的内川，正十分焦虑地站在双重玻璃窗边。那张脸，与这个工厂差不多，生硬古板。这人就是老板。
“什么啊，你这家伙一来就满是大蒜味道。”
内川生硬地笑着，连笑声也干巴巴的。
“那太好了。这个大蒜味与中国人没什么两样，是吧？”
山崎自负地、以帮闲般轻松的口气说道。
“你自己那样认为，别人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和中国人不一样吗?怎么不一样，那儿有不一样的样子？”
突然，山崎用中国话说起来。他哪里和中国人不一样——是这样的意思。然而，与其说是开玩笑，不如说是讨好内川的一个手段而已。
山崎知道内川因倒腾旧步枪赚了很多钱，祈求他能将之前约定的部分兑现给他（自己）。马上就给了吧，给了吧，现在、现在就给吧，望眼欲穿。——干太郎知道这些。
确实是不像话。
像一个饥饿的流浪狗一样，警觉着周围的一切，咻咻地嗅着，即便是在新来的人面前，也能完全将自己兽性暴露出来的小山，在老板面前却表现得像换了一个人，沉默不语，十分谨慎。而山崎正因为没有被内川使唤过，所以说出话来就显得漫不经心，可是，那种漫不经心是刻意装出来的，在漫不经心的背后充满讨好的语气。
小山对老板感兴趣的事情，哪怕是已经十年未回去过的日本国内报纸上的政治，也表现出兴趣。——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他看着内川忧郁的脸，马上反应过来。
“他们比去年这一时期行情要好一点，是不是因为有德国提供的新式武器？”
“嗯嗯。”
内川哼哼着答道。
“多少？那个的数量？”
早上刚刚收到信函，小山从封口处偷偷地看了看，大体知道了数量，只是装出一副不知道的样子。
“欧洲人嘴上说着教会、慈善的，背地里却干着大买卖，数量之多，我们可差远了。”
“普通的学校、医院之类的，全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怎么也不行啊。”
“嗯嗯。”
“但是，这次无论蒋介石带着多少精锐武器来，张大人都摆开背水一战的阵势，不管怎样，张大人方面无论如何都不会输吧。”
他原以为在行家山崎面前说出了一个有见解的意见，脸上现出得意之色。山崎注意到了他的表情。
“只有旧步枪的张宗昌，我想到会输给新式德国武器吧…………”
“什么啊，张大人对输赢会无所谓吗？事情到这个地步，那可是卖武器的人的责任哟。”
没留胡子的山崎，嘴角挂着讥讽的微笑看着他们，好像在讽刺说你们这是说的什么事啊！
“北伐军中混有很多从政治部出来的共产党。”内川以十分厌恶的语气嘟囔着。“只是这个家伙，说无论怎么镇压共产党，共产党都会像虱子一样抓不尽——那样的共匪如果占领了这座城市会怎样？——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共产党是空气，只要有缝隙的地方就能进去。但是，即便是那样，我认为问题在于北伐军是否有打到这里来的力量，先弄清楚这点最重要。”
“为什么？”
“是钱的问题。”山崎冷笑着说道。“要调动十万大军，即便是二十万或三十万块钱也只是隔靴搔痒。”
“钱的话，总商会最初出了四百万日元，后来又追加了二百万日元吧。”
“欸！那可了不得。不会又是误报吧。”山崎又冷笑着说道。但捡了元宝般的喜悦，仍从唾沫星子都喷到色彩斑驳的桌子上就可以看出来。“的确是出了六百万日元。…………那样的话就不要来了，那样就行了。总商会出六百万日元捐款就行了。——十分可以了。”
小山不知道山崎为何突然变得兴奋起来。
四
内川被称为花三股。
因为他在火柴厂以外，还明目张胆地兼干着硬派和软派的工作。
这里所说的硬派、软派，在报社内两者没有区别。硬派一般指的是从事武器买卖的人，软派指的是从事鸦片、吗啡、可卡因、海洛因、可待因买卖的人。
硬派、软派做的都是中国人的生意。
在广袤的还处在混沌中的中国大地上，居住在此的外国人中的很多人，都把硬派、软派工作当成真正的工作。
德国人、西班牙人从事这个工作。一方面他们让中国人吸食，使他们最后患上痴呆症，另一方面，他们又把武器弹药卖给军阀及土匪。
这些又导致战乱、掠夺，民不聊生。
内川是个顽固且重视眼前利益的男人，他不仅想把马匹的眼睛、也想把土匪的眼珠子挖出来。他对热衷的事情，哪怕是理发的半个小时的时间也舍不得，整天就那么胡子拉碴地，经常用暗号给工厂打电话。
“三号十八匹、今天、颗粒无收”。这话的意思是四千日元没动，“猪鼻子十、什锦炒饭一起煮”，意即卖出十挺机枪以及相当的弹药及附属品。
山崎清楚内川的这些秘密。
虽然在机关中可以迅速地将各式各样的情报、每天的变化、发生的事情迅速弄到手，但内川在工厂里面兼职对他很有利。中国的巡警、铁路人员、海关人员，在有钱人那里弄点外快是自古就有的习惯，内川巧妙地利用着这个习惯。
“他来工厂干什么啊，恐怕连哪个是他的本职工作他也弄不清楚吧。一个人把好喝的都喝了，早晚都得肚子疼。”
“别那样说，不要那样说。”
内川看到给他暗示的山崎，缩缩脖子、挥挥手，做出一副怪相。
“这家伙简直就像是在耍杂技走钢丝，万一不小心掉下来可是会摔死的啊。就这样坐着，还经常提心吊胆的哪。”
“掉下去的人又不是你，是别的什么家伙吧。”
“不会不会的，不会一直那样的，如果老那样就…………。”
一些中国人吸食者，都离不开一号、二号、三号，离开的话一天都过不下去。已经让他们养成了习惯。
督办、土豪劣绅、苦力、乞丐都这样。所谓一号、二号、三号…………，那是鸦片、海洛因、吗啡等的暗号。
拒毒运动者与这些做着斗争。
那样的东西禁止进口、禁止吸食。
他们说道：鸦片战争以来，各国的帝国主义都想要中华民族灭绝，所以故意将鸦片带进中国，让中国人沉湎于此。但无论怎样禁止，其法令也无法得到贯彻，总有空子可钻。
毒品被没收或者被处以罚金后，他们又会用别的办法带进来:如将其掺入面粉中、混在药品中、甚至有些人将其缠在肚子上，防不胜防。山崎对此十分清楚。
就是内川不带进来，也会有别的人带来；日本人不带进来，也会有德国人或其他的外国人带进来。——山崎在这里找到了支持内川的理由。要是没有人把毒品带进来，已经上瘾的中国人就会难受致死吧，那样的话，他就支持日本人那么做了。法国人、德国人，都大胆地把大量的毒品运到中国，六千吨的船装得满满地运过来，与他们相比，日本人反而显得太缩手缩脚、小心翼翼了……。
然而，内川是一个特别吝啬的人，他根本不答谢周围的人。山崎显然是在故意找别扭，他知道内川与S银行的高津因贩卖枪支赚了很多钱。
硬派比软派更艰难，他们都是在绝密情况下做生意。中国的法令很严，软派一旦被抓住，顶多就是被处以罚金或坐牢，而硬派就会失去性命。在中国贩卖武器，是时刻会丢掉性命，这才是走钢丝的工作。生了锈的小炮弹什么的要是同其他物品一起卖给收破烂的，如果他们收下被巡警发现追责的话，也会被处以死刑。
有关武器的法令如此严厉，足以证明武器是多么的重要。
特别是小军阀、土匪，发现武器即便是把人杀掉也要夺下武器；只要是武器，无论出多高的价钱都要买下。因此，仅在土匪那里抽头就很可观，这实际上又是一个很容易赚钱的行业。
所以，只要能顺利兜售，五百啦还是多少都毫不吝啬地拿出来打点各路关系，这些铺垫工作，不全都是他——山崎在做吗？可内川并没有报答他的意思。
时间一长，山崎自己也急躁起来，觉得白干了。
然而内川虽然没有报答他，但山崎也有自己的想法，如果在万一的情形下，给个一百二百地糊弄一下，那对今后的买卖就很有利了。
山崎很清楚内川他们在干什么，他想说出来就能说出来。
只不过是他觉得他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在庇护着他们。
那是某年秋天的事情。在远离城市的乡间小道上，不，应该是深山，万木枯叶的寂寞山林中，行走着一队长长的驴车送葬队伍。
六头长耳朵毛驴拉着棺材车，与其小身材、四条短腿不相称的大脑袋，痛苦地摇动着，六头毛驴全都汗哒哒的，卷曲的脏兮兮的驴毛上冒着热气。
棺材适用吊唁死者，用中国式龙头、黑布装扮得很肃穆。只有一个像是丧主的男人带着粗麻帽子，一个女人呜呜哭着跟在后边。
这个送葬队伍是城里人去世后被送到乡下安葬的吧。
只是，装有一个逝者的棺木，又不是爬山而是在平地上行进，为什么六头驴拉着还把驴累得满身大汗？
一个死人的棺木有那么重吗？
警察感到非常奇怪。
暂时安全。一般的葬礼不用马拉而是用人肩膀抬着送葬，这更加深了警察的怀疑，但警察只有两个人，根本不是七八个强壮男人的对手。送葬队伍离山林越来越近，但在进入山林之前，还要经过一个屯子。
屯子里有一个警察所。
规规矩矩行走着的粗麻衣服丧主和哭着的女人都累了，于是打了个哈欠，然后很诡异地相视一笑。这些都被一个警察看在眼里。
于是，送葬队伍走到屯子前时，情况一变，棺材车要停车接受检查。
佩戴枪和刺刀的警察包围了车队。
蒙着的黑布被掀开，棺材盖被打开，盖子下面不是死尸而是枪支和手榴弹，整齐地码在里面。
“哎呀呀！”
山崎也知道这件事情。内川就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人。
五
十王殿附近有条脏兮兮的、污水横流的街道。
干太郎就住在那里的父亲的房子里。
那所房子里，住着他的父母、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和二个妹妹。他每天从那里斜插过商埠地的街道去工厂上班。
“那个摇摇晃晃的老爷子是日本人吗？”
要是有中国人熟人问起连黄白眼珠都模模糊糊的竹三郎的事情，日本人一般都这样轻蔑地答道：“什么啊，他是朝鲜人。”
他们觉得同胞从劳动者变为瘾君子，是国耻。
日本人即便是到三条街道那么近的菜市场买菜，也是趾高气扬地坐着洋车去，尽管他们给苦力的车费价格压得很低，但他们觉得还是要坐车。
落魄的日本人和苦力们混在一起，干些体力劳动活儿。——当然有这样的日本人。
“嗯，那家伙是朝鲜人！”
洋车上吐下一口唾沫，轻蔑地说道。
干太郎的父亲竹三郎，就是那个被轻蔑的人之一。
他是个没有烟枪、酒精灯、三号等就活不下去的人，一天必须吸食一次麻醉剂，否则就会疼痛难忍、满地打滚，就像是从水桶里蹦到地上的鲤鱼一样，一会儿都无法忍受。
干太郎看着那样的老爷子，也喜欢不起来。
干太郎的父亲几乎无法干像样的工作，所以老爷子的工作大部分由妹妹铃子替代，铃子现在为了带三四磅原料而回日本了。
日本人一般干软派生意，馒头店、土产店、钟表店、古董店等的宣传牌上写的招牌，只不过是字面意思。如果说像内川这样的是从事大量批发业务的批发商，那他们就是小商人——此地从事那种生意的约有千名。
竹三郎就是那其中之一。
鸦片的价格对苦力、工人来说过高，于是，这里常用的鸦片替代品便是便宜有效的三号含有物。一般来说，鸦片持续吸食三个月也不会上瘾，但海洛因只要十天左右，脸色就会发生病态般的变化。
——这其中也有主药与辅药，如果两种药配不好，就没人来买，所以，各家的配药法都是自己家的秘密，不会轻易传授给别人。竹三郎曾经从事过很多工作，但都失败了，最后才干上三号品的营生，开始干时曾为销路不好颇费了一番脑筋。可无论怎么失败，他都没有回国。他是被迫离开日本到这里来的。
即便是被称为一本万利的药店生意，如果自己不亲自干也是不知道其中艰辛的。
“畜生!下次我也吸给你看看，要是连个中滋味也不知道的话，买卖不会好的。”
说这话的时候，竹三郎和妻子还都不知道这种药的可怕。
“别说傻话了。——要是上瘾怎么办？” ——阿仙笑着说。
“不要再说那样的话了，无论怎样我恐怕也是回不到日本了！”药品逐渐畅销，他的脸色却变得像生了锈的梨一样。
麻醉药已经侵蚀到他的体内细胞。
他像掉进蚂蚁地狱的蚂蚁，无论怎样挣扎、翻腾，就是无法戒掉。
铃子、阿俊、干太郎从日本国内来到此地，还不到二年。
铃子从快上快的配料到原料的进货都干，有时还将东西卖给从后门悄悄进来的脸色生锈的中国人。
阿俊在逗弄着年子扔下的一郎，一郎是干太郎的儿子，年子是他的妻子，因为讨厌他和他家里而离开。阿俊以前和年子的关系很好。
作为姐姐的铃子，自从年子离开，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家中的营生上。
为了原料进货而冒着危险回日本的通常是铃子。
带违禁品通过审查严格的海关，比起粗粗拉拉的男子，女人——特别是有点天真气的女孩子，通关更容易一些。竹三郎起初并未把干太郎、铃子及干太郎的妻子年子从日本国内带到这里来，后来很快就让他们每个人身上藏一磅东西来到中国。
那时的干太郎，对父亲那种毫无廉耻的做法，一时愕然无语。只让他们姊妹二人藏着带来的话还可以忍耐，但问题是，父亲对刚刚过门还未满四个月的儿媳妇年子，也满不在乎吩咐着。目前和年子分开有一年半之久了，他至今认为其中的大半原因在于他的父亲。即使再不体谅人的心情，也得有个限度。
然而，第一次时十分害怕、焦虑的铃子和年子，很顺利地就通关了。父亲和干太郎入境时通关很麻烦，而女人通关就很顺利。
老爷子尝到甜头后就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再次让铃子返回日本国内。
铃子二次、三次顺利通关后，开始感到顺利通关的快感。
“你那时在想什么？”
暴露时的恐惧及无法忘记的对父亲的不满，干太郎后来问起铃子时铃子答道：“什么也没想。只是觉得父亲很可怜。”
“你腹部缠上装有粉的袋子，——哎呀，看起来像是怀孕三个月的吧？心里怎么也得有担心吧。”
“肯定担心啊，带子是否缠好?有无问题？——但那也没什么。只是觉得父亲很可怜，让初次来济南的孩子还有儿媳妇干这种事情。想到父亲这样，就觉得很可怜，就想掉眼泪。”
“什么啊，怕被发现提心吊胆，现在好多啦。”
“那么，哥哥，那时候就知道这边的生活这么穷吗？”
“我吗，哪会想到日子过得这么寒碜啊。”
“要是我早知道的话。……爷爷已经去世，妈妈也不带着，只是父亲一个人回国的吧。仅凭这点就可以大体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事后诸葛亮。”
妻子把孩子留下一个人离家走了，兄妹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据别人说，干太郎想娶个更好的媳妇，想把年子当作敝屣一样扔掉。但是，要把娶来做妻子的女人赶走，仅是这样功利的打算，就不容易做到。对做事有些老派的他来说，还有些迷惑、苦恼和犹豫，只有铃子了解他的这些苦恼。他很喜欢这个妹妹，孩子与她也很亲近，铃子像浅草的鸽子一样，对人温和。你想抓它的时候它就敏感地退后一二尺，然后飞走，这正是鸽子的聪明之处。
这是铃子第七次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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