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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阎宗临先生早岁留学瑞士,究心西方传教士与华交往往事,国人治学循此途辙者殆如凤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类拔萃,久为士林所重。——饶宗颐
阎宗临这样的年轻人让我和我的姐姐都很感动,我爱这样的年轻人。 ——罗曼·罗兰
阎宗临在桂林穿山国专与我一次谈话后所写示者。其所见自足参考,非同俗流之昧于中国文化价值者。 ——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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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他——曾与鲁迅交往,聆听教诲, “读洋书”的理想很大程度受到先生的影响。
他——曾受聘于罗曼罗兰,为其介绍鲁迅,介绍中国,成为鲁迅与罗曼罗兰的沟通桥梁。
他——与儒学大师梁漱溟虽只有数月的师生经历,却有了一生尊为恩师的情谊。
他——出身农家的一个贫穷小子,却获得了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
他——一生都在高校从事教学研究,却没有做过助教、讲师、副教授,直接以教授身份登临讲台。
他——生活和思想已经适应西方文化,却于获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到抗战爆发的祖国,以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
他——当根深蒂固的文化史观遇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现实要求,他没有非此即彼,而是在扩大和丰富历史观的过程中执着追求真理。
他——终其一生淡泊名利地位,只求以自己的研究和学识追求治史的真谛,他说,治史者,有如沿河而行,须明其总动向,然后观势察变,始明主力之所在。
他,就是一代史学大师阎宗临。
《阎宗临传》以阎宗临所追求之平和、淡泊一般的语言,讲述了其如何从一个社会底层的贫农少年,成长为受世界大师赞誉的文学博士;如何由新中国成立前的名教授,变得新中国成立后却籍籍无名,而其去世二三十年后又重新获得当代史学家的赞誉,被誉为“大师级的学者”;其学术研究又如何由中西文化的大视野渐行渐窄而落脚于翻译……其一生经历留给今人对于社会和历史的无限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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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阎守诚,1942年6月生于广西桂林,祖籍山西五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隋唐五代史的教学与科研。代表作有专著《中国人口史》、《唐玄宗的真相》(与吴宗国合作)、主编专著《危机与应对——自然灾害与唐代社会》,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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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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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亲的传奇人生1
1 从一只小手提箱说起2
2 《阎宗临史学文集》3
3 《阎宗临作品》9
二从山村到北京17
1 走出山村17
2 与高长虹、鲁迅的交往27
三欧洲勤工俭学36
1 法国做工36
2 在瑞士弗里堡大学42
四罗曼·罗兰的关爱54
1 姐姐的回忆55
2 罗曼·罗兰如是说62
3 访问罗曼·罗兰的故乡67
五东归一年72
1 回到山村72
2 在北平中法大学77
3 我的母亲与二姨84
六博士论文及其他90
1 《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90
2 清初的中西交通105
七父母共赴国难113
1 教皇庇护十一世的祝福113
2 弗里堡印象120
3 回国:从太原到武汉128
八在桂林的岁月137
1 艰难的生活137
2 旧友新交145
3 与梁漱溟、向培良为邻151
九抗战与文化159
1 近代欧洲文化与战争160
2 欧洲文化的历史与未来171
十逃难寻踪182
1 在蒙山183
2 复课文尔村188
3 到昭平去197
十一广州风云204
1 在中山大学204
2 欧洲的历史219
3 回归故乡233
十二在山西大学241
1 情系教师242
2 《谈独立思考》251
十三史学之难257
1 西北史地257
2 艰难之路267
十四在政治运动中279
1 思想的变化279
2 在“文革”中的遭遇297
3 父亲逝世之后315
十五我的兄弟姐妹329
1 兄弟姐妹330
2 父母的教育343
十六我与父亲349
后记362
附录一:阎宗临年谱366
附录二:阎宗临研究资料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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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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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父亲的传奇人生
我的父亲阎宗临逝世于1978 年10 月5 日,转眼之间,已经过去了30 多年。但是父亲的音容笑貌仍然时常萦回脑际,往事历历在目,犹如昨日。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永远是慈祥的。他待人和蔼而宽厚,处事正直而认真,衣着、生活都很简朴,言谈典雅而富有幽默感。在家里,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从来没有疾言厉色,遇到问题,总是像对待朋友那样平等地和我们对话谈心。我们家的气氛是民主、自由、和谐的。特别是每逢寒、暑假,父亲稍有闲暇,我们全家总爱聚在一起,从学校到社会,从学习到生活,天南海北的神聊。父亲自然是中心人物,他那充满智慧与哲理的谈话,往往在不知不觉中给我们教诲。这样充满情趣的家庭聚会,而今已是遥远的往事,然而它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温馨记忆。
父亲一生都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与研究,他的专业是世界史,专长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和中西交通史。父亲逝世后,整理和出版他的遗著就义不容辞地由我来承担,因为我们兄弟姐妹6人,只有我的专业是历史学,他们都是学理科的。我在史学领域里,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和隋唐五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对于父亲的专业世界史了解并不多。虽然我并不真正懂得父亲这些论著的价值,但我知道它是有价值的,更何况我深知父亲求学和治学的艰难,以及这些论著保留下来的艰难。我想,如果再在我手里散失或湮灭,就愧对父亲在天之灵了。因此,我也一直想把它们整理出版,作为一种对父亲的纪念吧!也就是在这些年整理、出版父亲遗著的过程中,使我逐渐对作为教师和学者的父亲,除了他的慈祥之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使我愈来愈感觉到父亲看似平淡的人生,实际富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和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1 从一只小手提箱说起
父亲的人生传奇可以从一只小小的手提箱说起。这是一只1937 年从欧洲带回来的手提箱,大概是父亲在欧洲读书时放书籍、笔记本和文具用的。这个小手提箱质地并不好,不是真皮的,而是纸皮的,经过漫长岁月的磨砺,已经很陈旧了。我小时候见到这只褐色的手提箱,是放在父亲的床下,箱子里面装着父亲出版和发表的专著、论文以及没有发表的论著手稿。这只箱子和里面的东西能保存下来十分不易,它们起码经过两次大的劫难: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44 年日寇侵入广西,桂林形势紧张,我们全家随无锡国专师生一起逃难,从平乐到荔浦,再到蒙山,在从蒙山转移到昭平仙回村时,遇到日军抢劫,我们仓促上山躲避,衣物用具,丢失殆尽,全家7 口人,只留下一条被子。在逃难期间,不论走到哪里,不论多么艰难,父亲手里总提着这只小箱子,箱子和里面的东西总算没有丢,保存下来了。再一次是“文革”期间。父亲在山西大学,1966 年8 月21日,造反派来抄家,把这只小箱子里面的东西(除父亲过去发表的著作、论文外,还有两包信件,里面有李四光、熊十力等人的信)当“黑材料”一起抄走。当时,我还是历史系的学生,没有离校,回到家里,母亲说:“你一定想办法把爸爸写的东西找回来,这些东西丢了,他人都变呆了。”我看父亲也的确是神情大变,双目痴呆而迷茫,就像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一样,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以学术为生命。于是,我先打听到来抄家的组织是生物系的“红山大”战斗队,然后去找父亲的学生、我的哲学老师梁鸿飞说这件事,因为“文革”开始后,梁老师一直对父亲很好,晚上常来家里看望父亲,或者陪父亲出去看大字报,在那样恐怖的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梁老师说:“正好我们楼里住着一位生物系的老师,我去找他看是否有办法。”过了几天,梁老师让我到那位生物系老师宿舍取父亲的东西。这样,在31日,也就是抄家之后的第十天,我去把父亲的“黑材料”取回来。
其中,父亲写的小说《大雾》和散文集《波动》、《夜烟》以及《南王村史》、信件等却从此丢失,再也找不回来了。大概那些造反派学生觉得文学作品比史学论著好看,就扣下了。现在回想起来,梁老师和那位生物系的老师出手帮助找回了父亲视为“生命”的东西,这对父亲是极大安慰,也为我后来编三卷本的《阎宗临作品》保留了基本的材料,使父亲的学术成果能够流传于世。写到这里,我应该向梁老师和生物系那位老师在危难之中的帮助,表达深深的谢意。
上个世纪90 年代初,我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调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生活安定下来,我开始编辑父亲的文集,并且和山西古籍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当时的情况是学术著作出版难,个人论文集出版尤其难,难就难在出版的资助经费上,这个问题的解决,经过长期的努力,在原山西省委书记王大任的关心和支持下,三晋文化研究会将父亲的文集列入《三晋文化丛书》给予了大部分资助,我们自己也出了一小部分经费,终于可以出版。根据出版社的要求,《阎宗临史学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在30 万字左右。我从父亲的遗著(包括未发表的手稿)中进行选编。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中西交通史的研究,这是父亲的主要研究领域;第二部分是关于世界史的论文,这是父亲的主要专业;第三部分是古文献的笺注,包括《身见录》、《西使记》、《北使记》和《佛国记》,这四部古文献的作者都是山西人,因此,可以作为山西地方史的研究内容,以此表达父亲热爱故乡的一片拳拳之情。
从1993 年开始编辑和联系父亲《文集》的出版,一直到1998 年才由山西
古籍出版社出版,期间经过了将近5 年,《文集》出版时恰逢父亲逝世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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