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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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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校园版》是一本依托于《读者》，面向广大中学生的杂志。内容除了精选《读者》杂志中更适合中学生的篇章，还围绕校园做文章，增补了大量贴近中学生生活的内容，搭建了互动与交流的平台，让它成为莘莘学子们的精神家园。本套合集总共五册，文章分别精选自杂志改刊以来的“成长故事”、“我的中学时代”、“青春纪事”、“天下”版块以及小品文这些精品栏目。名家荟萃，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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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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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校园版》是读者杂志社专门为中学生量身打造的一本优秀期刊。它以“关注成长，开阔视野”为办刊宗旨，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内容独特、鲜活、贴近中学生。全彩印刷、图文并茂，设计清新活泼。自2012年以全新的面貌上市以来，受到学生、家长和老师的一致好评，发行量连续攀升。2014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选的“全国优秀少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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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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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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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死了，可细胞还活着
张贵余
“一个人死了，他（她）却永远活着。”用这句话来形容六十年前去世的美国黑人妇女亨里埃塔·拉克斯最恰当不过了。也许她本人早已被人遗忘，但她的细胞无限分裂生长，为人类的医学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不少科学杂志称她是“医学史上最重要的女人”。
在癌症和病毒中永生
拉克斯是个贫穷的非洲裔美国人，有五个孩子，但她很热心，家里总有外人借住。最多时竟然有十二个人睡在他们家的门厅里，她还为他们做饭。
可是，好人没有得到好报。1951年，拉克斯被发现得了肿瘤，最后确诊是宫颈癌。当时她才三十岁，被送到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治疗，六个月后不治身亡。本来有关她的一切也都应该随之成为过去，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见证了一个奇迹的诞生。
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试图在实验室里培养人类细胞，但从来没有成功过。20世纪40年代，巴氏涂片技术发明后，医生从每个做检测的妇女身上取下样本，而且从来不告诉患者及其家属。救治拉克斯的医生也如法炮制，从她身上的肿瘤细胞中取下一小片组织样本，然后送到乔治·盖伊（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癌症研究的带头人）的办公室。盖伊的女助手接收了这些细胞，然后在实验室里培养，并将其标注为“海拉细胞”——“海拉”是拉克斯全名的缩写。
盖伊收集过无数的细胞，但都没能存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拉克斯的细胞却活了，而且会永远活着。没有人解释得清原因。拉克斯除了患有宫颈癌外，身上还有乳头（状瘤）多瘤空泡（形）病毒组病毒，另外还有梅毒，这些病毒让她的免疫系统变得异常脆弱。就是这样一个人，她的细胞却永远不会死亡。唯一的解释就是，所有的这些因素相互作用，让她的细胞永远不死。
不死细胞恩泽全球
由于“海拉细胞”永远不会死亡，而且分裂繁殖速度极快，于是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学院建立了一个工厂，大规模生产“海拉细胞”，每周大约培养生产三万亿个“海拉细胞”，送到世界各地的实验室进行研究或使用。
“海拉细胞”用途广泛，为人类的医学发展和健康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科学家用“海拉细胞”研制出了人类首例小儿麻痹疫苗。另外，“海拉细胞”还协助开发对抗癌症、流感、艾滋病及帕金森氏症等疾病的药物，也用来研究基因图谱和克隆技术。它们甚至还被用来测试原子辐射的影响，并被送入外太空，供科学家研究细胞在没有重力的条件下如何生长。可以这么说，也许你现在服用的某一种药，就得益于“海拉细胞”，只是你并不知道。
“海拉细胞”至今仍被不断地培养、研究、出售。据估计，六十年来，“海拉细胞”在全世界繁殖的总重量已经超过五千万吨，有一百栋帝国大厦那么重。如果把它们联结起来覆盖地球的话，能够包住三层还有余。“海拉细胞”到底创造了多少价值？没有人能算得清。如今的“海拉细胞”明码标价，一小瓶可以卖到二百五十美元。
“你非常著名，只是没有人知道”
可叹的是，许多研究公司利用“海拉细胞”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拉克斯的家人一开始并不知情。当他们终于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非常震惊，也很愤怒。科学记者、美国作家丽贝卡·斯克鲁特在其著作《拉克斯不朽的生命》中表示：“他们（指医生）从未征求同意即采集细胞，这是当时的标准做法。”
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不仅拉克斯本人，她的家人也成了医学研究的对象。在拉克斯死亡25年后，她的丈夫大卫·拉克斯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意思是：“你的妻子一直活着，在实验室里生长了25年了。现在，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的孩子，看一看他们是不是有癌症。”
拉克斯的女儿黛博拉在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常常会身心疲惫地想一些问题：科学家有没有克隆她的妈妈呢？他们培养“海拉细胞”，有没有伤害到它们？有没有用于不可告人的目的？
讽刺的是，拉克斯为全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一些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可是她的家人却一直生活在贫困中，买不起医疗保险。经过最初的委屈和愤怒，拉克斯的家人逐渐心平气和。不久前，黛博拉终于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见到了“母亲”，那是一小瓶冷冻的“海拉细胞”。她喃喃低语：“你非常著名，只是没有人知道。”
2012年第15期
看电影为什么要吃爆米花？
虹膜电影杂志
看电影吃爆米花是一种纯正的美式习俗，所以，这里回答的实际上是为什么美国人看电影时要吃爆米花。这种习俗和看电影行为的结合，有一定历史原因。
爆米花一直是美国人休闲娱乐时的主要零食，至少从上世纪初开始，看体育比赛、杂耍节目、去游乐场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吃爆米花。但在最开始，它并没有和看电影紧密联系在一起。1905年镍币剧院兴起，使得看电影成为一种空前流行的娱乐活动，同时使各种真人综艺杂耍边缘化。在这个时候，卖爆米花还只是镍币剧院周边一些摊贩的自发行为。
从上世纪初期开始，豪华电影宫（movie palace）取代镍币剧院，成为电影消费的主流场所。当时电影从业人员的心理是尽可能提升电影的地位，使之高尚化、上流化，从而和底层民众的娱乐形式区别开来。最高档电影宫的目标是要媲美欧洲的歌剧院，谁会在看歌剧的时候吃爆米花这种平民食品呢？所以，电影宫的老板都反对爆米花及各种零食。此外至少还有两点原因：1.零食利润很微薄；2.会污染影厅环境，清洁困难——镍币剧院中的满地垃圾让人心有余悸。
即便这样，大多数电影观众并不觉得看电影吃零食是很丢人的事情，绝大多数电影院门口都有卖零食的摊贩，很多观众会买好带进去。
爆米花及零食正式引入电影院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后的事情。主要原因是经济方面的，大萧条期间，电影院经营困难，开源增收的压力很大。所以，一些非从属于五大片厂（派拉蒙、米高梅、华纳兄弟、福斯、雷电华）的独立影院开始卖些简单的糖果。由于尝到了甜头，于是这种做法被迅速推广开来，几乎每家电影院都有了自己的小卖部。
糖果之后是爆米花。三十年代后期，爆米花售卖装置成为电影院的标配。当然为什么是爆米花，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理解：爆米花制作简单，它的香味对等待看电影的顾客是很大的诱惑，而且价格便宜，它是大萧条时期美国人消费量没有下降的少数食品之一；另外，爆米花制作技术改进，不再像以前那样，会发出让人难以忍受的臭味。
爆米花攻占电影院，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这是电影上流化路线的一次失败。
爆米花进入电影院之后，它的年产量暴增20倍。它的热销甚至带动了玉米种植面积的大幅增加。
“二战”期间，食糖管制更加使得爆米花成为人们看电影时唯一的零食选择。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美国爆米花产业和好莱坞电影一起，达到史无前例的最高峰。
不过，外界对爆米花进入电影院并非没有批评的声音，四十年代的报纸上，常常出现批评看电影吃零食等不良习惯的文章，还有人出台“观影礼节”之类的指南，劝说观众放弃吃爆米花。
顺便一提，“二战”结束后，食糖管制解除，可乐等软饮料才开始进入电影院。
爆米花等零食销售对电影观看习惯也有不少影响。例如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即使不太长的电影也有中场休息，原因不过是给电影院提供二次贩卖零食的机会。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汽车影院兴起，观众在自己车上吃起零食来更加自由，影院的周围出现小型餐吧，卖的就不仅是爆米花和可乐了，还包括热狗、冰激凌、奶昔、三明治、咖啡、汉堡、薯条、披萨……六十年代之后，零食经营越来越系统化和专业化，已经无庸置疑地成为电影院利润来源的一根支柱。
2014年第18期
人体的三秒钟定则
浅 草
神秘的三秒钟节奏
你也许是一个球迷，那你有没有掐表算过人们在赢球之后的拥抱时间？英国心理学家艾米斯·纳吉可留意过这件事情。她观看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21项运动赛事录像，并对赛后运动员与教练、队友、对手之间的拥抱进行了计时，结果发现，来自32个国家的运动员和教练，每次拥抱的时间平均为三秒。
而此前，科学家通过一项跨文化的研究就曾表明，人类行为的“三秒钟节奏”在生活中十分普遍：
科学家对世界上14种语言的口语进行了录音，分析后发现：每位说话者每隔三秒钟左右都要做一次短暂的间歇性停顿，即使是朗诵诗歌时也不例外；
两人握手时的摆动、抚摸孩子的亲昵表示、挥手告别等等，其动作节律要么是三秒钟，要么是三秒钟的倍数；
摄影师拍照片时，为一个画面停留的时间通常接近三秒或是其倍数；
在田径赛场上，从发出预备令到开始的时间间隔大约是三秒钟；
交通信号灯由黄变红有三秒钟间歇，这样可使驾车者从容刹车；
时间为三秒或三秒倍数的广告镜头是收视效果最好的；
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也都遵循三秒钟的节奏，所以听起来非常悦耳；
美国的心理学家经过对一万多名约会者进行研究后发现：初次见面时，大多数人在三秒钟内就作出了是否和对方继续交往的决定；
不仅如此，我们的许多基本生理活动，如一次深呼吸，以及神经系统的某些功能运行，持续时间也是三秒钟。
三秒钟恰到好处
这一现象不仅限于人类。一些哺乳动物和鸟类的某些生理活动也遵循这一规律。例如，科学家对生活在动物园中的长颈鹿、浣熊、熊猫和袋鼠等动物进行研究后发现：从咀嚼到排便，虽然它们每一个动作持续的时间相当多变，但平均时间是三秒钟。
凡此种种，让心理学家很早就产生一种猜测：三秒钟间隔也许是人类感知生命的一个基本单位，我们对于“此刻”的感知，大概就倾向于持续三秒钟。这个猜测简称为“三秒钟定则”。
你可不要小觑这短短的三秒钟。有神经生物学家认为，这一节奏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类自身和社会的进化。如果这个节奏时间缩短，比如缩短到十毫秒，那么尽管我们也许能够对外界潜在的威胁作出更快速的反应，但随之而来的副作用是，我们将时刻生活在恐惧和提心吊胆之中。例如在上述情况下，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一颗朝你呼啸而来的子弹，就像能看到一只铅球向你砸来一样。反之，如果节奏延长到一分钟，那么我们对自然界中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将无法作出及时的反应。例如，当地震发生时，如果需要一分钟才能反应过来，那么没来得及逃跑命可能就丢了。
总之，正是这恰到好处的三秒钟，使我们既能够对外界的威胁适时地作出反应，又能够比较从容地生活——任何改变都可能不利于我们的生存。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三秒钟节奏”呢？这个秘密或许就藏在我们的大脑中。科学家认为，人的大脑对外界事物的感知每隔三秒钟要重新调整一次，因为大脑不能对繁杂的外界事物同时作出反应。换句话说，客观事物每次作用于人脑并使之作出反应的时间约为三秒钟，不足三秒钟容易出现差错，超过3秒钟则显得多余。
2012年第4期
最黑的东西有多黑？
赵尚泉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黑？你或许会说，这个问题有些荒唐，因为黑的就是黑的，浅黑就是灰的，哪有什么最黑？其实你错了！因为在科学家眼里，黑与黑也有分别。如一般的黑炭，或者被人造黑漆涂抹的东西，其黑色只能吸收可见光，但不能吸收红外线和紫外线，所以用红外望远镜就能看到它们。但有一种材料，用红外望远镜也看不到它，因为它把红外线、紫外线统统都吸收了，压根就不反射任何频率的光，正因为如此，这种材料在人眼甚至灵敏的观测仪看来，都是黑色的东西，而且是目前世界上最黑的东西。
当然，这种黑色材料不是天然的，而是美国科学家研制出的一种特殊材料。实验证实，这种材料对紫外线、可见光和红外线的吸收率能达到99.5％。虽然之前也有性能接近完美的吸收光的材料，但那些材料只对吸收紫外线和可见光波段有效，和这种新材料相比差了将近100倍。新材料作用独特，其构成并不神秘，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纯碳元素构成的中空的管状体，厚度是人头发丝直径的万分之一。它们本身具有吸附性，可以垂直附着于不同的材料表面，就像地毯上的毛可以垂直附着于地毯上一样。如果把它们涂抹在硅、钛和不锈钢的表面，那么这些材料就变成世界上最黑的东西了。
你或许会感到奇怪，科学家为什么要挖空心思去制造最黑的东西呢？因为这种材料对发展太空事业实在是太重要了。它的一项重要应用就是抑制光线散失，因为附着在太空设备表面的这种材料，可以收集并阻滞来自不同方向的光线，并阻止其从表面反射出去，这就有利于科学家们看清楚太空设备周围出现的新东西或新情况。就好比我们要观测一个浅色的东西，如果放在白纸上看，就远不如放在黑纸上看得清楚，因为白纸能反射环境光，不利于看清楚物体。因此，这种材料一旦投入使用，将极大地提高人类对太空的观测水平。而研究地球大气和海洋的科学家们也将从中受益，因为对地面观测设备接收到的光信号中，有90％来自大气散射所产生的“杂光”，从而掩盖了人们对地面设备的观测。如果地面设备涂上这种黑色材料，真正“变黑”，那么就不会产生“杂光”，自然就容易被观测到。
黑色材料在飞船设备方面还有一项重要应用，把这种材料涂抹在结构复杂的红外探测设备上，就能确保设备的冷却，从而保证设备对暗弱深空天体信号的敏锐捕捉。
2014年第12期
科学史上最重要的病人
邱 冰
大脑被认为是今天科学研究领域最大的谜题之一。在脑科学的发展历史中，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一提起来，恐怕神经生物学家们无人不知，因为我们迄今关于学习、记忆的很大一部分知识都来自他。但是请别误会，他不是什么科学家，而只是一位病人——当然，这是一位非常特殊的病人。为了保护他的隐私，过去在科学文献里，他总是以“H.M.”的名字出现。直到他辞世后，为了缅怀他，让人们记住他对科学的贡献，他的全名“亨利·古斯塔·莫莱森”才被公之于众。
亨利·古斯塔·莫莱森可称得上是科学史上迄今最重要的一位病人。
改变对记忆的认识
毫无疑问，H.M.是一位大脑有缺陷的病人，他的缺陷就是彻底的健忘，不能形成新的记忆。对他来说，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新的：他每一次去街角商店买东西，每一次走过家旁边的小路，每一次和邻居打招呼，他都认为是生平“头一次”——他一生没结过婚，倘若他有个妻子，哪怕他跟妻子相处了几十年，想必每一天起来也会认为他们是初次相识。但他又并非痴呆，他的智力完全正常，也没有什么怪癖。所以像他这种病例，在医学史上是非常特殊、非常罕见的。
H.M.并非生来就是一位病人，他也有过健康幸福的童年。他生于1926年，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他7岁那年。一天他在路上行走，被一辆横冲过来的自行车重重撞了一下，头部被严重撞伤。自此以后，他患上了癫痫。到他27岁时，癫痫已经严重到让他什么都做不了的地步，每周要昏厥好几次，所以他不得不去治疗。
一位神经外科医生为他做了全面的检查之后，认为只要切除部分致病脑组织，就可以减轻他的症状。1953年9月1日，H.M.躺在了手术台上。医生在他的额头两侧钻了两个小洞，用一根金属吸管吸出了大部分海马组织及其周围的部分内侧颞叶组织。单从预期目标来说，手术非常成功，H.M.的癫痫发作频率迅速降低。但是很快，人们发现了一个未曾想到的副作用：他再也无法形成新的记忆了。
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医疗事故，但并非医生不称职所致，责任在于那个时代人们对大脑的一些错误认识。那时的科学界普遍认为，记忆广泛分布在大脑中，不可能只取决于某一个组织或区域。所以，即便H.M.的大脑被小部分切除，他也只会损失小部分记忆，整体上不会有什么影响。而手术后的H.M.却表现出如此奇怪的症状，这让科学家一时困惑莫解。
1957年，加拿大心理学家米尔纳在对H.M.进行了一系列测试之后，发表了一篇在记忆研究史上堪称划时代的论文。在论文中，米尔纳将H.M.的健忘症与他大脑中失去的海马组织联系了起来。换句话说，论文否定了那种认为记忆广泛分布在大脑中的说法，提出记忆跟大脑的其他许多功能一样，只取决于某一个脑组织或脑区。这样，人们对记忆的认识才算上到了一个新台阶。
终身以病人为职业
H.M.在手术前是一名摩托车修理工，术后，因为严重的健忘症，他已经丧失了从事任何正常职业的能力。而鉴于这类病例极为罕见，各地的科学家和研究者经常不断地赶来拜访他，邀请他参加各种实验。所以，他不知不觉成了“职业被试者”。此后，“病人”成了他一生的职业。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与科学家密切合作，参加过几百次科学研究，无以计数的论文里提到他的名字。
从此，除了参加实验，他的生活变得很简单：和家人一起去买东西，偶尔为草坪除草、清理落叶，看看电视，有时候做一顿午饭，整理一下床铺——这些都是他27岁以前就已经学会的事情。他能记得一些小时候的事情，记得父母带他去旅行，但是他总也想不起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叔叔其实已经去世，尽管那是在他做手术前3年的事了（严格地说，手术后他不单是不能形成新的记忆，也丧失了对术前两三年内所发生事情的记忆）。
我们现在知道，从时效上来说，记忆可分为长程记忆和暂时记忆。暂时记忆一般只能持续数十秒钟，而长程记忆有时可以保存终生。暂时记忆需要通过桥梁——就是大脑中的海马体——才能变为长程记忆，这好比电脑内存里的东西需要保存到硬盘里，下次开机时才不会丢失一样。
其实，H.M.的长程记忆和暂时记忆的功能都完好无损，只是它们之间的桥梁断了，所以，暂时记忆里的东西永远无法“刻录”到长程记忆中去。他是真正活在进行时中的人。
对他来讲，时间并不是连贯的。他没有意识流，只有稍纵即逝的意识点滴。如果你问他吃过午饭了没有，他一般会说“不知道”或者“吃了吧”，却说不上吃了什么。在十几分钟的谈话里，他可能会把一个笑话重复讲三遍，每一遍都是一模一样的句子和语气，而他一点也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讲过了。
他形容自己的生活：“像是大梦初醒……每一天都和其他日子没有关联……”
H.M.有正常的智力。有一次，加拿大那位心理学家米尔纳，要他尽量地记住“584”这个数字。他甚至编了一套复杂的口诀来帮助自己记忆，他对米尔纳解释道：“这很容易。你只要记住8。你看，5、8和4加起来是17。你记住了8，17减去8等于9。把9分成两份就是5和4，这不就得出584了吗？”他专心致志地把这套口诀背了好几分钟，但是一走神，这个数字就从他的脑海中消失了。他甚至不记得刚才有人要他记住些什么。
有一些事他也能记住
按理说，像H.M.这样随学随忘的人是不可能学会什么新东西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意外地发现，他也能学会一些新的技能。
1962年，米尔纳发现，H.M.竟然能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学会一些复杂的操作。在一次实验中，她让H.M.照着镜子里的图像，在纸上描五角星。H.M.一开始也描不好，但是随着日复一日的练习，他画得越来越好。他自己却一点也不记得以前画过这种东西，每次画时，总以为这是第一次。当他最后发现自己画得不错时，还很高兴地说：“哈，这个比我想的要容易嘛。”他一点也没意识到这是多次练习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他毕竟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了一个新的技能。这可有点出乎科学家的意料。
也正是通过这个实验，科学家对记忆又有了新的认识。现在，他们已经很明确地把记忆分为两大类：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外显记忆是那些你知道自己记得的东西，比如你的生日，比如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失去了海马体的H.M.完全丧失了形成新的外显记忆的能力。而内隐记忆是那些你不用刻意去回想就能知道的东西，它形成于另外的大脑部位。它使得一个已经二十年没有骑过自行车的人，仍然能在跨上车的一瞬间找到感觉；使得一个多年没有拿起吉他的人，能够顺利弹出熟悉的曲调；也使得一个人在一天天的练习中学会复杂的操作。
再比如说，尽管H.M.总也记不住经常来他家的研究者苏姗娜·科金的名字，但如果给他一串C打头的名字让他选，他会选出科金的名字“Corkin”。他说不上来这个人到底是谁，但他觉得熟悉。
他幸福吗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必大家也很关心：他幸福吗？
我们无从知道H.M.内心的真实感受，所以只能告诉你他在朋友们眼中的印象。
H.M.一直是一个温和友善的人。和他相处了半个世纪的神经科学家科金说：“如果走进你房间的每个人都是陌生人，你会怎么办呢？一种办法是保持警惕，每一个都提防；或者，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朋友。H.M.便是后者。”
他并不茫然。他有着自己的价值观，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认为填字游戏可以帮助他记住单词，而且很好玩。他可以玩整整一个下午。
他还很有幽默感。有一次他去麻省理工参加一个测试，和研究者一起出门。门一关上，研究者忽然想起忘带钥匙了，他对H.M.说：“我怀疑我把钥匙忘在屋里了。”H.M.说：“好吧，你就算忘了，至少也还能记得是忘在哪里了。”
他也能感觉到自己好像在参与一项什么研究，但是他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科金经常跟他说：“你知不知道自己很有名，帮我们做了好多研究？”他总是有些羞涩地问：“真的吗？”自己能对别人有所帮助，他觉得很开心。但二十秒后，他就又把这事忘了。
H.M.生前起初由父母照顾，等双亲去世后，又由一位亲戚照顾。等这位亲戚也去世了，他就住进了一家养老院。2008年，他在养老院中去世，享年82岁。他的全名也是在这一天公布的。同时，他的大脑还被保留了下来。2009年，他的大脑被制成了2600多个切片。历时三十多个小时的切片过程在网络上进行了实时直播，得到了超过300万的点击量。死后大脑享有被保存和解剖待遇的，迄今只有他和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两人。
尽管H.M.一生大部分时间的记忆是一片空白，但他填补了记忆研究中的许多空白；他虽然记不住别人，但许多人记住了他。一个人不论以何种形式丰富了人类的知识，人类都会感激他，这是他应得的荣誉。
2013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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