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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该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世界文学重构与中国话语创建”（12YJA751011）的最终成果。该书提出了中国学者多元文明对话的新辩证观念，对当今中外交流提供一定的范式。 內容簡介： 该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世界文学重构与中国话语创建”（12YJA751011）的最终成果，收集了课题级成员近三年发表的论文38篇，另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达姆若什和普契纳等人的译文约5篇。主要集中于重构理论的语境分析、世界文学重构理论观念、世界文学名作的编选原则和世界文学的文化批评四个方面，对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理论观念和建构体系进行了质疑，提出了中国学者多元文明对话的新辩证观念，认为应当对世界文学建构理论进行重构，创建世界文学的中国话语体系。 關於作者： 方汉文，陕西西安市人，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著作《比较文化学》《比较文明史》《世界比较诗学史》《陶泥文明》《西方文化概论》《东方文化史》《比较文学高等原理》《比较文学理论》《比较文明学》（五卷本）等41种。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重大课题及等多项省部级以上课题。任国际比较文明学会中国代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获国际国内（省部级以上）奖励十余次。 目錄： 第一编重构理论的语境分析 美国爱默生超验主义对中国儒学人文思想的阐释与再建 方汉文 徐文 法国现代主义文学想象中国的方式论 赵小琪 讲授世界文学 大卫·达姆若什 世界体系与中国文明复兴 方汉文 徐文 世界性文学的讲授 马丁·普契纳 比较的世界主义 布鲁斯·鲁宾斯 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寓言” 张荣兴 世界文学的伦理性 柳士军编译 更上层楼凭远处 胡程 王际超 世界文学史上的三大“中国潮” 徐文 第二编世界文学重构理论观念 “文学世界体系”观念的评骘 吴雨平 方汉文 大人文主义：宋明理学的欧洲启蒙 方汉文 徐文 “新文学进化论”与世界文学史观 吴雨平 方汉文 困境与出路：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 黄晖 朱生豪翻译的“神韵说”与中国古代诗学 朱安博 “世界文学史新建构”中的多元文学观与中国话语 杜明业 新辩证论：世界文学重构的中国话语 黄晖 理论的乌托邦 杜明业 方汉文教授新著《比较文学理论》观念抉微 史元辉 刘娇 第三编世界文学名作的编选原则 走入世界经典的中国文学 方汉文 普实克与夏志清中国现代诗学权力关系论 赵小琪 “世界文学史新建构”与中国文学经典 方汉文 第四编世界文学的文化批评 略谈东南亚的史诗表演艺术 张玉安 世界文学视域中的莫言本土文化寓言 方汉文 徐文 邹婷 戏剧行动与完美假象 李伟民 莫言与马尔克斯：跨文化的神话叙事王文 公荣伟 日本平安文学中“和风”兴起与文化语境的重构 吴雨平 文学何为?李永平 文学思维与科学思维的统一性 李永平 《耻》：后殖民语境中的权利与暴力书写 黄晖 中上健次：日本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 李东军 《红高粱》：“民族寓言”学说的归位与突围 杜明业 后结构精神分析视阈中的《到灯塔去》 张海蓉 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莎士比亚历史剧阐释的宗教之维 胡程 朗费罗与世界文学 柳士军 从美国禅宗诗到“残缺苹果”的视觉符号 徐文 陈李萍 避世与担当：艾丽斯·门罗的后女性无意识叙事 姜深洁 方华文 內容試閱： 第一编重构理论的语境分析 美国爱默生超验主义对中国儒学人文思想的阐释与再建 方汉文 徐文 世界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人文美学思潮的价值一直未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称之为“大人文主义”Large Humanism的思想——19世纪初期起，中国以宋明理学为中心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经过“美国文艺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中的接受与再建——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想潮流，向西欧和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传播。其肇始是美国思想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及受到他思想一定影响的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20世纪初期又有白璧德Irving Babbitt、艾略特TSEliot的“新人文派”New Humanists，也包括俄国的“托尔斯泰主义”、印度的“甘地主义”等，甚至直到尼采哲学和美国的“新批评”等重要思潮，都明显可见这种大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当然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学衡派”宣传白璧德的“新人文派”学说作为一种在中国的“回流”，实质上也是这种思潮的延续与更替，就更值得注意了。 这种在近一个世纪中跨越欧亚大陆与新大陆，虽然没有共同宣言和纲领、却有着一定的理论观念关联的宏大历史叙事，在全球化时代有条件进行一种整体性的描述。虽然各国学术界对于这种思潮的不同时期的局部研究都取得一定成就，但是缺少对其起源与历程的总体描述，缺少像斯皮瓦克所说的“跨界”crossing border包括文学、哲学与美学之间的共同的研究，而这种思潮本身就正是跨学科与跨文明界限的。 而且这种研究的必要性在全球化时代日益紧迫，当代美国人文主义批评家哈罗德·布卢姆等人的批评观念，美国诗人斯奈德、默尔温等人的诗歌创作等，特别是在21世纪十余年间相当活跃的文学思潮中，处处可以看到这种人文主义观念的存在。 并非是出于搜罗放佚，更不是探幽索微的目标，而是出于历史叙事“整体性”unit的需要，中国作为儒家学说宋明理学的“放送者”，更有必要梳理这种人文美学观念的线索，要对其中理论观念的阐释或再建进行评价。 一、爱默生与宋明理学的美国接受 自17世纪西方传教士大批入华到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国与欧美之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文明交往，这是自佛经东传以后最大的一次东西方间的文化交往。1593年，利玛窦在广州时，就将《四书》译成拉丁文传回意大利，立即在欧洲引起大的反响，这是欧洲主要语言中较早翻译的中国理学著作。1626年，金尼阁在杭州翻译了《五经》，这也是一种拉丁文译本，这个译本传回欧洲后，激发了欧洲重要语言如法、英、德语中《四书五经》的翻译热潮。这里要注意的是，即使对欧洲学者而言，选择中国文本时，主要是选用宋明理学家朱熹编的“四书五经”，较少直接选用中国经学中的儒家其他文本。正如中国学者朱谦之所说：“在18世纪法德学者，无论反对或欢迎中国哲学的人，都是以宋儒的‘理气说’来做对象。”而欧同一时期的洲国家如英法学者们大多选择译介以十三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儒学经典，为什么美国人偏偏要选择宋明理学这种被冯友兰称为“新儒学”的经典呢？ 中国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思想进入欧洲之时，正是启蒙主义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所以德国莱布尼兹、法国伏尔泰、魁奈等思想家高度评价中国文明，借鉴中国古代科技与道德伦理以及社会思想等，李约瑟等学者曾经说：“当余发现18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忭。” 以笔者之见，这种评价足以反映出这种历史影响的深远程度，也表现出作者的远见卓识。 事实上中国理学思想并没有在古老的欧洲真正产生出具有创新性的本土化思潮，相反，在部分接受“孔子”或是“儒学”的同时，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却相当深入而强劲。从传教士罗明坚的《天主实录》1586、利玛窦的《天主实义》1603起直到18世纪孙璋的《性理真诠》1753等，集中批判了宋明理学的“天”、“理”、“心性”与“气”等范畴，认为这些范畴及原理与基督教原理相冲突，是“俗儒”的学说，进而对宋明理学家的宇宙起源论、认识论和本体论观念逐一批驳，特别是对“理”的贬斥极为尖锐。这些传教士的批评既影响了中国部分士大夫，也对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的儒学传播作用极大。 历史把理论再建的契机给予了美洲新大陆，被视为美国“新文化”初潮的“美国文艺复兴”适逢其时，急于冲破欧洲清教思想束缚的思想家们对中国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这样的思想体系，如大旱之望甘霖的渴求，拿来作为自己思想创造的基础。但同时也由于美国移民以英国为主体，英国清教或如韦伯所说是理性化的基督教流派在美国占重要地位，英国人对理学的批判不可能不随着“四书五经”的批判而进入美国；而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这就形成了较迟接受理学影响的美国独特的“前倨后恭”或是相反的微妙态势。中国学者探讨美国的传统儒学接受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如果从大人文主义思潮的接受与再建的角度来看理学，则有可能得到新的阐释。 从常耀信教授的《爱默生和孔子论人性》济南：《美国文学》1987年第1期到钱满素教授《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已经基本勾勒出这一课题的大轮廓，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乃是学术替变的规则，近年来杨金才教授的《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从“东方主义”理论推进这一领域的新范围，本文则是“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努力，期待进一步的商量与对话。 戴卫·科利耶David Collie翻译的《中国古代经典四书》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于1828年出版，这是美国作者独立翻译的中国理家重要著作。1861年在中国香港出版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s传入美国，这是一部由汉学家杰姆斯·莱格James Legge翻译并注释的儒学与道家思想的文集。以上译作出版后立即吸引了美国思想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和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等人，而他们所创立的超验主义思想与文学，则正是美国新文化与“美国文艺复兴”的初潮之一。 宋明理学本质上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理论，其代表性观念“内圣外王”、“心具众理而应万事”、“理之在物者为牲”、“天理人欲”、“天地之性”等，在认识论、价值论与伦理论上都是基于儒学人文主义也有部分人本主义Anthropologismus或广义的人道主义的新建树，虽然融入了道家与佛学的思想程朱近道，陆王近禅，即前人所说“朱子道，陆子禅”，但是本质上却并不是一种标准意义上的宗教，更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神”God的概念与神学的教义。而美国则是西方基督教国家，特别是清教思想一直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清教徒是16世纪英国国教圣公会内部的加尔文宗教改革派，有多种教派，主张清洗烦琐的宗教仪式，遵守《圣经》的道德标准，抨击奢侈生活，在10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势力大增，十七世纪后大批清教徒移居美国，成为美国宗教的主流教派。19世纪前30年代的中期，美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理学成为爱默生等人的“超验主义”反清教思想的一种利器。爱默生是“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属于美国基督教神学的革新派。爱默生本人就是波士顿地区的牧师，他的“超验”观念正是针对加尔文教派与唯一理派而提出的，关于“超验”的哲学来源，他曾作过简单的说明：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理想主义的‘超验’来自于柯尼斯堡的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这个流行于欧美的，非同寻常的人类观念的充满着奥妙与精微的术语，其范围是关于人类直觉的思想层次，就是我们今日所谓的“超验主义”。 无可怀疑，康德的理性批判的“先验”正是他所谓“超验”思想的来源。康德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念，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任何东西都无法逃避这种批判，宗教即使躲在神的背后也无法逃脱这种批判。而用什么来批判基督教？多数启蒙主义者包括康德在内，始终未能从东方文化或是所谓的“异教”来寻求武器，直到爱默生可以说是迈出了第一步，这也正是爱默生被尊崇为美国伟大的思想家与“上帝”的真正原因。 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诺尔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一次谈话中说“爱默生是上帝。”Emerson is God，这其实并非哗众取宠。以笔者之见，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一是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所说到的，爱默生是“浪漫主义预言式的人文主义美国始祖”。另一方面则是超出文学批评之外的，是他对爱默生在美国新文化运动中以“超越灵魂”OverSoul“成为上帝”，取代清教，他直接把爱默生当成了救世主。 世界宗教史上，“他者的上帝”是古代犹太教的一种观念，虽然犹太人是一神教，但是古代犹太教学者却承认世界其他民族可能有自己的神，这就是“他者的上帝”的观念来源。这种观念在基督教被罗马人立为国教之后，以耶和华为唯一神与救世主之后就不复出现 。 实际上爱默生本人承认他的人文精神创新是多元的，除了康德之外，斯维登堡Swedenborg和杰弗逊等人的学说对他影响相当大。可以说爱默生一直徘徊于多种思想的冲突之中，特别是其思想来源中的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对立，使得他很少直接承认自己的思想观念来自于中国理学虽然他有时也赞扬孔孟等思想家，这与梭罗极不相同。由于两人的观念与生活环境不同，梭罗《瓦尔登湖》等著作中往往直接引用来自于中国学术的言论。 因此，就形成了一种相当奇怪的局面，一方面是对东方异教思想武器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则是恪守基督教一神教理论的投鼠忌器，成为一种首尾两端的艰难选择。爱默生在《神学院讲演》中借助于对古代犹太教的批评来抨击当时的清教，并且说： 如果大家同意我用古代教义来回应，那么就是诚实与克制同时也是一种明显的罪过，如果它们不是以基督教的名义，每个人毋宁是做一个： A pagan,suckled in a creed outworn. 在那种腐朽的教条下成长的异教徒。 最的一句是引自他所喜爱的华滋华斯的诗《这个世界让我们受不了》，其中公开宣称宁愿作一个“异教徒”也不愿成为清教戒律的牺牲品。这篇讲演被哈佛大学教授霍姆斯高度评价为美国“思想独立的宣言”，其中的异端思想却让当地教会大为愤怒，视为离经叛道的说教。 爱默生研究的主要资料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是他的论著，主要是散文，也有部分诗歌，散文从1830年到1870年间陆续出版，包括中国人所熟悉的《论自然》1836、《随笔一》1841、《随笔二》1844、《生活的准则》1860、《群居与独处》1870，以及《诗集》1846。第二类是他的《日记》爱默生从1820年起记日记，出版于1909-1914。第三类是他编辑的同人刊物《日晷》，主要给超验主义者们阅读。在日记与刊物中，他多次提到孔子，并且将其列为世界四大伟人，位居第二位。但他公开发表关于中国理学家的著作是在1843年，在这一年出版的《日晷》第10期上，共列出了英文《四书》中的40余条语录。如果从他对东方思想的看法来划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820年前后到1836年，他对东方国家与中国了解不多，在其表述中含有一定的“东方主义”的轻视与贬抑。 关于爱默生与东方主义的关系，可以参阅杨金才教授的《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中的较全面的论述，其中并不只限于爱默生的早期活动，也阐明了爱默生对东方文化的矛盾态度。 第二阶段则主要是40至60年代末，这个阶段的是其思想发展最活跃的时期，大量论著中阐发了关于中国理学或是相近的观点。本文中所论及的主要思想大多出于这一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从60年代末期到逝世的最后十余年，这是他对中国思想评价最高的时期。 其实其中的主要观念都可以找出爱默生超验主义与中国理学思想的对应点：其一，世界是“理”与“心”的产物，心对于自然是无所不在的。其二，人类的天性就是道德，这是把上帝引入个人灵魂的法则而不是教义。其三，主张修心悟性，认为根治教会种种不道德行为的唯一方式是灵魂的觉悟。爱默生强调：这种悟解曾经“陶醉过东方人，特别是希伯来人”。这一说法中隐含有深意，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思想当然与西方基督教观念是有根本差异的，在传统基督教教义中，把东方宗教说成是多神教与自然崇拜，而希伯来宗教则不同，希伯来宗教是基督教的前身。爱默生强调希伯来宗教，其实是为东方宗教进行辩护，这与他所对“异教”的赞扬是一致的，这也就使得这些观念与中国理学的“理”与道，甚至与心性之学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入的关联。 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迅速，实际上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大工业化强国，但是美国的意识形态与文学艺术却长期处于英国影响之下。美国人对此深感忧虑，极力要张扬美国文化的创造性。对于这种情形，如果以布鲁姆的名著《影响的焦虑》一书的书名来描绘美国新文化与英国传统之间的关系其实恰当，美国人最终要抛弃这种影响，再建具有创新性的美国新文化。可以说直到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树起美国文艺复兴的旗帜，才真正建立了美国化的人文精神的思想体系。而在这种新文化精神与理学中的心性之学恰形成一种对流，宋明理学成为了美国新文化的精神资源。更重要的是，这种理学思想在美国本土化，融合了多种观念，建立了一种适应西方工业化语境的宏大人文主义叙事，影响遍及哲学、神学、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并且向世界扩展，当然，其中也包括了20世纪中，爱默生的人文主义又向中国返流，使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前所未见的丰富性。 二、“超灵”与“理”的认识论epistomology 爱默生思想的核心观念是“超灵”OverSoul。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在基督教传统中一直有人与上帝直接交流的观念，但是这种传统在中世纪神学中被异化，世俗教会垄断了神的权威。从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特别是清教中，人与上帝直接交流的观念再次得到清洗。但是爱默生的思想并非仅仅如此，相当多的学者在介绍爱默生思想时错误地理解了文本，将爱默生说成是人与上帝可以直接交流的观念倡导者。其实这是无意中抹煞了爱默生思想的意义与价值，他所提出的观念是：自然是人心灵的镜象，而人的心灵与上帝是一体的，一体并是不交流，而是相同一。 所有这些事实一直向人们展示这样一个神圣的存在：世界不是各种力量的产物，而仅仅只是一种心愿产物，一个观念的产物。而这种观念则是无所不在的。——这种观念通常是深藏于充满热情与深思的东方人的灵魂深处，不光是在巴勒斯坦，虽然它在那里表达最标准。同时也在埃及、印度和中国。欧洲的神圣观念往往来自于东方的圣贤们。 Ralph Waldo Emerson,Essays and English Traits,Part 5 Harvard Classics,New York:P.F.Collier Son Company1909-1914,New York:Bartieby Com,2001,pp.20-31. 爱默生的观念是发展的，他以后用一个词来表达这种至高无上的观念，就是“总体”unity。 其实欧洲学者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第一原则”，西方哲学家与中国一样，是从宇宙发生论与认识论层次来研究这一问题的。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都讨论过第一推动力等，只是到爱默生有了一种综合。当然，中国老子也有过宇宙生成理论的描述，但是中国哲学中最完整的认识论体系是宋明理学家所提出的。所以说中美双方的思想观念体系形成都具有各自独特的历史进程。 最常见的解释是将爱默生的“总体”与中国孔孟之“道”进行认证，从中看出二者的同一性。这种看法并非错误，但是从思想理论概念而言，“道”是客观精神的代表，同时具有事物发展规律的含义。如果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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