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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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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门子集团三十多年的掌门人，冯必乐不仅在《创新成就卓越》一书中回顾了自己的从普通法律顾问成长为跨国集团总裁的上升之路，还分享了一家传统制造企业面对全球化和新经济浪潮采取的应对之策。企业的生存之路与社会责任在书中得到了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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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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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成就卓越》中，冯必乐回忆了自己从法律顾问到董事会主席的传奇一生，总结了西门子的成功秘诀与失败教训，揭示了传统制造企业迎战新经济模式的不败经验，并展现出德国经济巨头不同于英美企业家的独特思考方式与个人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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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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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必乐，1969年作为律师入职西门子，1992年起任董事会主席、CEO，2006年卸任。科尔、施罗德、默克尔等历届德国总理都曾听取他的经济、外交建议，他也是唯一曾在联合国安理会作演讲的企业家。在他的任期内，西门子从一个普通的跨国公司发展为全球性的商业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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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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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遍体鳞伤
在埃尔朗根的序幕
来西门子的最初几年
伊朗企业
核电业务
西门子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
收购利多富和西屋电气
东德重建：格尔利茨和埃尔福特工厂
微电子——激烈的创新赛跑
领导文化和管理的价值取向
中国：市场份额与技术的互换
与金融界的是是非非
收购创造价值
政治活动与社会责任
西门子掌门人的更迭
捕猎季节
两次引退，一阵余波
后记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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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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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世纪将是太平洋的世纪。”这句话并不是最近十年或二十年才有人说的。那是在1896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理查德奥尔尼说的，他预言中国将于20世纪崛起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当时，尽管美国已经找到构筑自身地位的最佳途径，大西洋沿岸的欧洲诸国—法国、英格兰和德意志帝国—还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
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与“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特别是中国大陆，都是最近几十年中的佼佼者。一百年前的那句话在今天得到了印证：富有活力的21世纪，将成为亚洲及太平洋的世纪。传统的欧洲和英美列强必须奋发图强，才能跟上新兴经济体的成长步伐。
幸运的是，前任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很早便认识到，在政治和经济上接近亚洲国家对于德国经济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他曾多次亲率高层次经济代表团前往远东地区，为德国的产业界打开局面，这为多数人带来了好处，尽管要真正进入开放之门，还需要企业自身的积极行动。
通常，美国企业获得的政治支持更加强大；当事人对于向世界各国施加“政治压力”的行为直言不讳。其他经济体的政治领袖都很清楚，如果要向作为世界最大进口国的美国销售产品，就必须采购美国的某种产品和服务。军事方面的因素也一再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这并不仅限于美国的政治事务。德国的政策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压力”。虽然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一直在努力为德国企业的经济活动提供“政治掩护”，但都因为缺乏压力作用而背离初衷，不过，这与德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更加匹配。
西门子在建立之初便与中国结缘：1872年供应了第一批指针式电报机，1899年在北京建设了中国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
自此，西门子一直与中国保持着联系，也经历了这个亚洲大国在近代的动荡。凭借广泛的产品覆盖面和高品质，西门子在中国的领导层有着非常好的声誉。1976年后，西门子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具魅力的合作伙伴。邓小平上任后，中国更为开放，并逐步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早在1976年，西门子便大胆地在上海组织了第一次“电力技术与电气化展览会”，之后不久，西门子便与中国机械工业部签订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确定了第一套强电和弱电装备的供货事宜。1982年，我们在北京开设了代表处。
三年后，中国邀请西门子成为第一家参与深度合作的外国企业：1985年，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与西门子签订了一份合作备忘录，这为我们延续至今的紧密合作奠定了基石。其基本内容为业务的共同开发、当地产值的创造、技术转让及合资企业的建立。双方各任命一位联席主席。我曾有一年时间担任德方联席主席，中方联席主席一职长年由曾培炎担任，他后来成为副总理，是政府中分量最重的人物之一。
当我于1991年升职进入董事会时，便立即受命全权负责亚洲地区事务—责任重大，挑战也大。因为，通过我们的积极活动，西门子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了广泛的市场地位。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海外业务对于德国国内西门子生产基地的维持越来越重要。例如在中国，平均有70%的产值在当地产生，剩下的30%则在德国完成后出口。在中国获得的订单越多，我们在德国的业务也就越多。照此推算，在中国的三四个工作岗位可以为德国的一个工作岗位提供保证。简而言之，这就是规律。
西门子在中国实现了几何式的增长：1990年，西门子在中国仅有200名职员，现在员工总数已超过4万，其中1.2万人聚集于泛上海区域。1994年才成立的西门子中国公司，如今已拥有90多家子公司和大约60个分部。
西门子的强大包容性不仅体现在技术上的高效率及作为雇主的巨大作用上，公司的名称被音译为“Xi Men Zi”，德语意思是“西边的门，儿子”，这也没什么不妥。温家宝总理曾将西门子称为“中国企业”，足以证明西门子与中国的紧密关系。
由于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主导，德国政府的政治掩护就显得热别重要。西门子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就要归功于前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的支持，他曾为此事于1988年10月底前往中国。11月1日，他又在北京为歌德学院剪彩。
德国各企业及其管理层早就认识到，自信的“中央之国”着眼点十分广泛，其经济还建立在具有深远传统的友好政策上。必须维护好这种友好关系。
巴登—符滕堡州的企业家典范贝尔托尔德莱宾格尔，长年担任通快机床的总裁，他的思维常常超前于时代。在1992年4月韩国汉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便提议成立一家德国联邦范围内的跨行业的亚洲行动机构。然而，与亚洲有关的协会，如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德国工商大会（DIHT）及东亚协会（OAV）无法达成一致的方案，致使该计划流产。
1993年夏季，在结束为期数周的亚洲五国之行后，赫尔穆特科尔邀请德国经济代表团的15位成员前往位于波恩的总理官邸。
我们坐在露台上，感受着初夏的暖意。总理对这次访问作了朴实却非常满意的概括。当我们刚开始疑惑，他是否只是为了回顾这次访问才把企业家们重新召集过来时，他主动提出了一个显然经过长时间酝酿的想法：“德国经济界应当建立一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委员会，我认为这很有意义。”
其实，科尔总理的亚洲之行就已经是他构建亚洲战略的信号。同年秋季，联邦政府公布了一份范围广泛的亚洲战略，明确了与亚洲这一全球成长最快的地区深化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合作关系的方案。这并没有涉及具体的业务关系，而是基于国际金融和经济政策、联合国改革、安全和裁军问题及全球环境政策，为改变世界的诸多问题寻找解决方案。
为此，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委员会的建立正好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且，赫尔穆特科尔应该知道，他的建议会被解读为任务而非提议，这一点毫无疑问。这关系到一块迅速成长的地区，那里生活着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当时已经占据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产值。
在座的企业家们本来就深信，我们必须加强在亚洲的活动，他们都对政府这项不同往常的提议表示了欢迎。访问亚洲途中曾浮现过这样的问题：在重新统一后，我们是不是太过忙碌于东部的建设活动，以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到远东的事务中。这个问题也触动了亚洲合作伙伴的神经。
正当大家欢聚一堂，其乐融融时，突然有人说：“现在需要一位主席。”所有人都在四下环顾，我感觉有越来越多的目光向我投来。我迅速地低下头。本来就有很多工作等着我，我实在不想再承担紧张的协会工作。但这样做也没什么用处。所有人的眼睛都集中在我身上，总理最终拍板：“冯必乐，您应该把这件事抓起来！”在我的印象中，在此之前，一些与会者已经透露出这条信息。其中显然包括当时ABB的德国董事长艾伯哈德柯伯。虽然他也是竞争对手，但他凭借远见判断，西门子适合在亚洲作为旗舰代表德国的利益，自然也包括他的利益。
于是我同意了，并在之后的十三年中一直履行这项职务。直到2006年夏季，在柏林的德国经济大楼举行的一项仪式上，我才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移交给于尔根哈姆布莱希特，现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前任总理赫尔穆特科尔都出席了仪式，这足以证明亚太委员会在科尔心目中的分量。
亚太委员会于1993年9月在科隆的德国工业联合会（BDI）正式成立，联邦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和联邦经济部长君特雷克斯罗特参加了成立仪式。在工业联合会方面，“国际市场”部门的经理F . 史蒂芬温特承担起秘书长的职能，负责日常事务。德国工商大会（DIHK）和东亚协会从一开始便在组织方面加入进来。之后，又增加了德国银行业协会（BdB）和德国批发及外贸协会（BGA）。现在，亚太委员会注册有约1 500家企业会员。
亚太委员会应当在最高的层面独立运作，这从一开始就很明确。成立初期只有会员才能当选为主席。实际业务分别由七个指导小组完成，对应着委员会的所有层面，每个小组都有专门的任务：由商业银行董事会发言人马丁科尔豪森主持“加强透明度”指导小组，不来梅乌尔坎造船厂的弗里德里希亨尼曼主持“强化德国企业竞争力”指导小组，科隆弗尔登和吉廉姆公司的温弗里德霍勒泽克和不来梅商行总裁海宁梅尔歇斯主持“改善市场准入条件”指导小组，邮购公司的米夏埃尔奥托和汉莎航空公司总裁于尔根韦伯执掌“深化培训与继续教育”指导小组，贝尔托尔德莱宾格尔主持“对外经济手段的继续开发”指导小组，福维克总裁约克米特斯滕谢特主持“亚洲范围内媒体利益的强化”指导小组，我领导“确保政治掩护”指导小组。
以欧元计算，1993年德国对亚洲的出口额为330亿欧元，到2005年已增长至730亿欧元。2005年，德国企业在亚洲的直接投资已达到之前的四倍，约430亿欧元。反过来看，亚太委员会也取得了成功：秉持“双向轨道”的格言，我们也努力让越来越多的亚洲企业进入德国投资。从亚洲来到德国的游客、学者和艺术家数量的不断增长，充分证明了亚洲与德国的紧密关系。
亚太委员会一直在努力增强德国大学对留学生的吸引力，因为大学可以为长期的经济来往铺路。例如，我们呼吁开设英语授课的专业，颁发国际认可的毕业证书，这些要求已经在德国高校实现。这些活动无法让现在这一代人受益，但会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后发挥作用。大学阶段的学习通常会成为人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这些记忆甚至会随着年纪的增长变得越发美好，许多留学生总会挂念求学地的风土人情。这种情感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着潜移默化但却不可忽视的作用。
例如，在哈比比担任印度尼西亚总统期间，德国人在当地就很受欢迎。哈比比曾在亚琛工业大学学习航空航天技术，并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在德国的航空航天集团MBB工作了近十年时间。他回到印度尼西亚后，担任过国家科研与技术部长，并在1998年成为总统。在他的内阁中，有五位能说流利德语的部长，他们都在德国念过大学。哈比比批准在印尼建立自由工会，并开始进行自由选举。如果他没有在德国的积极经验，还能做出如此大胆的尝试吗？
在做出经济决策时，政治考量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人总能证明，他们才是在各方之间实现平衡的大师。而他们曾经的仇敌和战争对手日本，却总是会激起怨恨，尽管日本人在中国一直有大量的投资。出于成本因素，日本企业将一些部件的生产转移到了中国，如同德国工厂转移至中东欧地区。
我们德国人在亚洲就不用担心这些保留措施。亚太委员会长期活跃于高层次经济政治活动中，例如亚洲政府代表来访、随联邦政府代表团出访以及同联邦经济与技术部进行项目合作。目标在于巩固德国作为现代化的可信赖的技术先进国家的形象。以创新保证优势—我们最喜欢引用的就是这句口号。
德国经济界每隔两年便会组织一次亚太会议，地点就在亚太地区内轮换。其主要内容是深化合作，促进双向贸易和投资。此外，我们也有政治目标，那就是推动亚洲的民主进程，对此，我们常使用“贸易推动变革”（Wandel urch Handel）这句用德语读起来朗朗上口的话。
德国企业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关注后，自然引来了其他国家的效仿。法国就试图建立一个与亚太委员会类似的机构。但直到现在，无论法国还是别的国家都没能做成这件事。在全球市场上，德国这种国家与经济界之间的深度合作关系实属独一份。
毫无疑问，亚太委员会对争取中国最高政治层面大门的开放有所贡献。在求见中国领导层—包括政府总理和国家主席—的事情上，我从来没有遭遇过任何问题。在一次访问过程中，我非常罕见地受到了这两位的接见。
也曾有过一些不同寻常的会见。国家主席的时间安排相当严格，通常，这样的会见不超过一小时。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爱好德国哲学，在会见时总爱和我谈黑格尔，有一次我差点就“永远”套在会谈中出不来了，这还是我后来听说的。那天，在会谈过去一个半小时后，眼看着门还没打开，负责记录的官员焦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担心赶不上下一项日程。
我们约定的话题早已经讨论过了。在我告别之前，江泽民请我帮他解答一个问题。“请您解释一下，”他说，“银行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对我这样的外行来讲，这个问题颇有些难度，而且相当具有概括性。我只能粗略地叙述一些原理，江泽民却不断地提出新奇的问题。
起初，我们还是作为陪同科尔总理的经济代表团成员参与访问，国事访问期间总有盛大的签字仪式，要完成一批协议的签署。整个过程中都有人拍照，然后，媒体上便会出现具有轰动性的数字，配上当时的图片。那时，就会有一些订单被重复计算，以使数据看上去能给人更加深刻的印象，某些意向性的描述会被视作已经售出的合同。但是，这种方式有着皆大欢喜的效果，可谓政客、经理和记者三方共赢。如今，不再是每一份合同都要经历这样一场骚动了。以签订协议的数量来衡量国事访问的成果，对于中国人和他们的国际合作伙伴来说，已经有些厌倦了。
在分配订单时，中国是当之无愧的利用竞争的大师。对于大型项目，他们会一直让所有竞标者都以为自己能得到整个工程，直到他们把所有人的价格都压到低点。但大家还是踊跃竞标，因为没有任何人愿意错过进入这个泱泱大国的机会，即使有人会成为牺牲者，但这仅仅是初期的臆想。对于任何人都不愿错过的后续订单，又会上演一场新的竞争。最后，好像本来就计划好的那样，中国人总是会相对平均地进行分配。每一家都会从这块大蛋糕中收获点什么，因为中国人绝不会仅仅依赖于某一项国外技术，或是某一个供应商。
在分配高速列车的订单时，中国人也遵循了这样的原则。一开始，好像只有法国的TGV、日本的新干线和加拿大的庞巴迪拿到了各订单中的一小部分，德国的ICE已经被淘汰出局。西门子也因此被德国媒体描述为失败者。
但事实上，中国人明确表示了对ICE的兴趣。因为德国高速列车一直是同类产品中最先进的。其技术优势在于，ICE无需两辆牵引车的驱动，所有驱动部件都分散在车厢地板下的多个轴内，至今还没有竞争对手赶上这一点。这有助于增加座位数量，而且行驶更加平稳、更加环保。ICE也是全球第一列设计有折皱吸能区的高速列车，如果发生碰撞，其推力会有针对性地被转移至车厢接头处的可变形部件上。
中国人对这项技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他们不仅想成为最大的发包商，让别人赚钱，还想要加入到这个成长过程中。谁要是打算在中国出售东西，总得透露些专业知识。联邦经济部坦率地称之为“市场份额与技术的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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