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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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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D UFo（Un-Forbidden office）建筑工作室，正如其名称一样，他们根植于文化厚重的北京城，同时以一种开放的态度看待城市、建筑与人，他们来自于中国成立最早的建筑设计院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BIAD），这里担负了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发展和当代城市建筑发展的重要使命。近十年来，面对来自民营和海外设计团队的竞争压力以及自身对于市场化定位的重新认识，设计院体制开始在改变中寻求突破。BIAD UFo 建筑工作室正是这些尝试中最值得关注的改变之一。他们既拥有大院的综合技术优势，又有独立事务所在设计思考和操作模式上的自由空间, 并保持着对诸多社会文化艺术活动的关注与参与, 成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设计机构模式。十年间，他们已完成了大规模的原创作品，并与众多国际顶尖建筑师机构进行过深度合作，积累了独立建筑事务所难以获得的重要经验。他们的实践与探索对BIAD，进而对整个中国建筑界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巨大影响。这本书既是对UFo 十年实践探索的梳理——从数据分析、影像实录、多角度对谈、实践作品剖析、合作方点评及一系列详尽索引附录等等，全面呈现UFo 的十年探索历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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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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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对BIAD UFo建筑工作室十年实践和探索的梳理，采用不同于一般建筑作品集的编排方式，以全新的方式展示了中国最有创造力的职业设计力量。其内容有大视野下的数据分析，全面的影像实录，邀请北京院总经理徐全胜、建筑师王辉、建筑评论家姜珺、SOHO中国前副总裁尚世睿、《AC建筑创作》主编王舒展五位不同身份嘉宾进行多角度对谈，精选23个实践作品详细剖析，并由OMA、盖里、扎哈、KPF等合作事务所的精准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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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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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D UFo（Un-Forbidden office）建筑工作室，曾用名北京院方案创作工作室，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机制改革以来最早成立的工作室。十年间，他们完成了凤凰中心等规模巨大、技术难度高的一流原创作品，并与众多国际顶尖建筑师或机构（如库哈斯、盖里、扎哈哈迪德、KPF、克里斯蒂安克雷兹等）进行过深度合作，成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设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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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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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探寻当代设计思潮构建卓越建筑品质／邵韦平
事实
人员组织结构
工作地点和项目地点
项目进程
基地建筑红线和基底面积
项目高度
项目容积率
特写
基地
工作模型
方案册
工程记录
影像记录
游学路线图
计划控制表
对谈UFo
徐全胜×UFo
王辉×UFo
姜珺×UFo
尚世睿×UFo
王舒展×UFo
实践
数字化:技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李淦
凤凰中心
鄂尔多斯满世广场
妫河建筑创意产业园规划国际竞赛方案
妫河建筑创意园接待中心
珠海市博物馆和城市规划展览馆
中国尊
银河SOHO
序列
城市化:城市建造／刘宇光
CBD 核心区公共空间
奥体文化商务园区公共空间
北京国际图书城
北京世纪华侨城
华侨城北京总部
北京华侨城社区学校
中石油总部
朝阳区规划展览馆
地域化:别处的建筑／刘宇光
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下沉花园
北京图书大厦二期
西双版纳机场航站楼
巴塘人民小学宿舍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
BIAD 休息亭
同行者
OMA 建筑事务所
盖里事务所
扎哈·哈迪德建筑师事务所
KPF 建筑师事务所
华汇设计（北京）
SAKO建筑设计公社
KCAP 建筑与规划事务所
景观都市主义工作室
BIAD第四建筑设计院结构设计团队
Speirs Major 建筑事务所
Christian Kerez 建筑事务所
数据库
项目信息
参展信息
摄影师信息
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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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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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珺 × UFo
李淦：一直以来， UFo关注自己的执业状况在国内、国际范围的影响，也乐于参与行业内外的媒体活动。那么，先从你前段时间参加的展览开始谈起吧，关于中国设计机构的展览。
姜珺：那个展览叫“东方愿景”（Eastern Promises），由维也纳的 MAK美术馆主办，但策展人是独立于美术馆的，主要关注东亚的建筑现状，覆盖了中日韩几个主要国家。展名中的 “愿景”概念，是希望通过这些东亚参展者的作品和研究展现东方人的理想空间。参展人在取向上选择各不相同，我这部分是一份关于中国设计院的研究性文字。
李淦：虽然设计院的工作占据了国内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但这类独立展览一般对设计院关注不太多。你这次参展的研究是仅专注于大设计院这个圈子吗，而不是对整个建筑界的研究？
姜珺：基本上以设计院为重心，但以建筑界作为其语境。比如， 1950年代设计院体系初创时，人员大都是民国时期独立执业的建筑师，那么设计组织的变化对他们的建筑思想有何
影响； 1980年代设计权下放，设计院在面对海外事务所和民营事务所的竞争时又有何变化等。展览里多处涉及北京院，包括北京院初期和苏联的合作，当代北京院作为“现代国营企业”的机构图解，以及像 UFo这样的直接面对市场的品牌工作室在北京院传统框架中所起的作用等。我接下来在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策划中可能也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设计院体系是一种设计资源的配置手段，最早作为苏联模式的一部分引入中国。国共两党在首都建设上都遇到过相似的问题，就是要集中资源搞建设，首都的任务就是要纳入一个具有集权特征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党政军机构，大集中小分散。这就需要有设计力量来协助。 1952年到1956年间，设计院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形成，同时作为资源统筹配置的一部分。 1958年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遭遇 “苏援”紧缩，于是有了“大跃进”，一方面动员地方二级政府，以区别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另一方面以中国过剩的人力资源替代稀缺的资本，所以“大跃进”的结果不是私营事务所的复活，而是大量地方设计院的产生。
设计院这条线索和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模式高度相关，这其中有利有弊：利，就是在冷战时期的大规模建设中，能够以快速高效的方式实施国家战略；弊，就是所有托拉斯大企业共有的弊端，机构臃肿，制度僵化，活性低下。总的说来，设计院这样的大组织有利于技术层面的集体协作，但不利于文化层面的个性发挥。
李淦：所以你的研究主要是从 1949年一直到现在？
姜珺：是的，之后的一个时间节点是 1984年。当时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私营建筑工作室，尽管作为部院下挂的工作室，其所有权还是国有的，但经营权已经下放给个人了，财务也是独立的。这一制度改革和当时发生在农村和沿海特区的改革大致平行。邓小平时代改革的特征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是一步到位的休克式疗法，本质是把毛泽东时代集中起来的资源作为红利，分期放权给社会，每一次下放都会有新活力，也出现新矛盾。被设计院垄断的设计权也在这一时期下放，但主要还是在设计院体系的框架下，比如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建筑市场对农民工开放，当时就出现了低门槛的丙丁级设计院。
到了90年代，农村市场让位给城市市场，农民包工头做设计的少了，但学计算机的、学工程的、学舞美的都开始做设计了，这个行业在快速城市化的轨道上就是个暴利行业。资质制度是中国上万家设计院得以存活至今的原因， 2000年之后大量境外事务所来华实践也需要设计院的合作。不过设计院也有它的优势。大量的建筑规范都是本土规范，很多大项目的落地，需要设计院尤其是大院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经验积累。大院有它的综合素质，不光是机构间的协同，结构照明水暖电与设计的协同，还有专门的研究部门，国外的设计机构里面很少有这种情况。
李淦：刚才提到国有大机构创造性的问题。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体制内的设计院把持着资源优势和庞大的市场，但没有发挥出更大的创造性去影响城市，没有对这个行业负起更大的责任。从你的研究中，你认为这一现象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
姜珺：一是国有制度在激励机制上的问题；二是垄断问题，金饭碗里养不出创造性；三是机构大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出现效率低下问题。现在很多大院都有内部竞争机制，但其结果取决于上级而不是社会评价，很多大院的个性取决于上级的个性。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创造性也取决于其上级的视野和包容程度。
李淦：你说的情况确实存在。所谓大院个性也不仅仅取决于上级的个性，从大的范围来看，作为国企，大型设计院的各个方面，包括创造活力，必然由上至下地随国家的活力、开放程度有所起伏。近些年，大型设计院内部也出现了少数活跃的具有相对独立价值观的设计团队，他们的实践能否由下至上地回馈、影响整个大企业的价值观，进而改善整体创造活力，还有待这些团队和整个企业的思考和努力。
姜珺：设计院体系创立时强调共性大于个性，这是国家资本在原始积累时期的历史现象。但在今天的设计环境中，再固守不变就无异于刻舟求剑。中国改革的特征之一就是倒逼，一是自下而上，一是由外而内。设计院体系就是在一个逐渐由市场主导的设计环境中，面对来自民营和海外团队的倒逼；在设计院内鼓励 UFo这样相对独立的设计团队在方案创作层面参与市场竞争，也是这一倒逼的结果。正因如此，我才认为需要有对中国设计院体系的系统化梳理，了解自身和环境的关系和走势，知己知彼才是在一个良性竞争环境中的生存之道。
刘宇光：有没有听过国外的机构对中国设计院的看法？似乎中国设计院近些年来一直作为 LDI（Location Design Institute 本地配合设计院）的身份出现，其实也有一些设计院的建筑师有个人或团队的品牌，活跃程度逐渐升高，但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有欠缺，因为设计院的建筑师更多关注工程技术层面的问题，对媒体和传播的关注相对比较少。
姜珺：很多人都不了解中国设计院，这不奇怪，就连大部分国人自己也不了解。这次 MAK的展览，在我阐述概念之前，策展人几乎对此闻所未闻，但他们有很好的直觉，设计院体系在中国有这么大的潜在影响却不为外界所知，就一定要纳入他们的展览。有人认为设计院不出作品就乏善可陈，这是一种脱离历史的观点；另一些了解历史背景的，又可能会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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