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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1966.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中，普通妇女作为一支社会力量，一直以来不仅没有话语权，而且常常被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忽视。 口述史对还原历史记忆非常重要，因为它特别能揭示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受压迫人民的经历。例如，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学者们都知道，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地区物资严重匮乏，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及生存造成了极大影响。重庆档案馆和历史图书馆所藏大量文献数据可以证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物资短缺。但是档案馆、图书馆的文献数据却无法告诉我们，物资短缺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口述史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到目前为止，有关普通中国人抗日战争经历的文献很少，抗日战争时期普通人的历史数十年来都未受到学者的重视。故而，口述历史对于普通中国人，特别是妇女的战时经历的重塑是十分重要的。口述史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抗日战争时期社会性别的差异化和战时社会的政治生活，还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地区其他方面的社会结构不平等的问题。 美国一位杰出的女性问题专家指出，如果仔细研究妇女在战争中的经历，尤其是那些以口述历史为根据的部分，我们很快会发现战争造成的巨大伤亡和普通人权利的被剥夺。在口述史中，妇女的经历与传统文献记载中为动员全国支持战争而强调的英雄主义和英勇无畏的宣传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同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中也存在个人经历与传统文献记载之间的差异。本书记录的口述历史告诉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情绪也同样存在两面性：一方面是传统文献记载的公开宣扬的、全国人民以高昂情绪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故事；另一方面则是鲜为人知的个人经历，以及被死亡和痛苦笼罩着的民族悲哀。我们往往认为传统文献树立的英勇抗日战争形象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全盘接纳，却忽视了承载战争的个人所遭受的苦难。 我需要在此申明，本书口述史揭示妇女在抗日战争中遭受苦难的目的，并不是要将中国妇女扮演成被动的、可怜的受害者角色。一般来讲，在世界战争史和暴力冲突中，妇女经常被描述成悲痛无助的母亲和妻子。但是近年来一些关于南亚武装冲突及美国二战时期的妇女研究，都显示了妇女在战争中有着多种多样的形象，扮演过各种不同的角色。本书的口述历史也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妇女有着多面的形象——她们是动员、宣传、支持抗日战争和战时生产的积极分子，也是抗日战争期间性暴力和经济困难的受害者，还是生存策略策划者和家庭小区事务管理者。以往在对军事暴力冲突的学术研究中，妇女在战争中的各种个人经历往往因为得不到认同而被忽视。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将这些被忽视的个人故事，引入学者的研究视线，让普通妇女也有属于自己的公开话语权，并且“使她们的经历渗入公共领域”，写进历史，而不再仅仅是与历史无关的个人故事。正像一位印度学者对南亚武装冲突中妇女的描写的那样，我们应当把本书中的妇女的经历，看作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资源和空间。 本书希望这35位重庆妇女的个人故事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普通妇女如何应对抗日战争，度过日复一日的战时生活。一般的抗日战争史很少涉及人文维度的讨论。美国历史学家Parks M. Coble指出，在现存的学术研究中，抗日战争的人文维度往往被忽视了。 认识抗日战争的人文维度，可以帮助我们对抗日战争史有更全面的了解。战争的人文维度的主要观点是：战争是人造的，对战争影响最大的是人，受战争伤害最大的也是人，特别是普通人。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妇女的经历，可以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人文维度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并帮助我们认识人与战争的关系。只有当人们深刻意识到人与战争的关系时，人类才有可能减少或消灭战争。 总的来说，接受采访的重庆妇女们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教育背景。不同的政治因素使她们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这场抗日战争，并留下了不同的记忆。然而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她们，又或多或少地拥有某些共同记忆。这些记忆不仅使这些幸存者的故事有生动的细节，也向我们展示了她们对抗日战争的情感和看法，从而了解到这场战争对于她们每个人分别都意味着什么。第一手的回忆资料，正如美国学者Philip West、Steven I. Levine和Jackie Hiltz所指，“对表达战争的意义和形式都是无价的” 这35位重庆妇女的个人回忆提供了有关抗战期间大后方私人领域的许多具体信息，这在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尚属一个相对空白。我认为只有当公共的故事和私人的故事都讲出来，文字记载的历史和口述的历史都写下来，我们才能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经历的史实有更深入完整的理解。 中外学术界对于历史和记忆在战争研究中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已经作了大量研究。然而，一般而言，现存有关二战历史与记忆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几个重大的问题上，如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广岛、长崎遭受的原子弹袭击和南京大屠杀等。上述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本书也不是要否认其重要性，而是想指出史学界也应当关注那些普通的战争题目。之前，西方出版的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著作大都集中于研究以男性为中心的军事历史，如战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文坛精英创作的文学作品，以及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分别在国统区及红色根据地从事的现代国家建设。由于现存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著作大多都未包含普通人民的声音，这35位重庆妇女的口述史，以及她们带给我们的战争记忆，就如南非社会学家Belinda Bozzoli在她的研究中提出的一样，是用一种非完美的方式重现了历史，并为学者们提供了一条了解什么才是抗日战争“真实”面目的途径。 在现代妇女研究中，西方学者们早就提出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观念。女性私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往往反映出政治和社会中复杂的权利关系。不同身份的中国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个人故事重新展现出当时的物质条件、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以及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精神状态，使我们能以生动的方式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陪都的各种政治权利关系。例如，我们知道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大后方，抗日战争时期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的情况十分严峻。虽然现有的学术著作都以醒目的统计数据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通货膨胀，但我们往往无法从生硬的数据中知道这对当时的普通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他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本书口述史中普通妇女们对抗日战争时期重庆通货膨胀的个人叙述，则提供了具体而生动的情节，帮助我们了解抗日战争时期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带给普通人民的巨大痛苦。而抗日战争时期普通民众经历的经济及生活困难，以及他们应付这些困难的方式和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揭示了普通民众与国统区政府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记忆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在西方的中国史研究中，集体记忆及公共领域也是流行的研究题目。很多学术著作和学术会议都在致力研究，用西方学者Richard Madsen的话来说就是，“使一个小团体融入一个小区的集体记忆”，或如David Thelen所指出的，“探索个体如何与大历史进程联系起来的新的可能性”。尽管Madsen指出，大多数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都聚焦在非政府的民间社会，但我认为这些研究主要还是试图把个体融入整体，并强调整体的重要性和体现团体的特征。这种研究往往忽视了个体如何将历史进程个人化。个人经历和民族历史是相互影响并呈交叉状的。抗日战争幸存者的口述史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从多个层面了解到抗日战争中个人历史和民族历史的交叉性，而不仅仅局限于个体与个人记忆是怎样被融合进整体和公共历史中。 实际上，这35位中国妇女的个人记忆向我们揭示出陪都大后方形形色色的面目，既包括了英勇的全民抗日战争，也显示了战时社会的混乱，以及不同人群对抗日战争意义的理解和冲突。与欧洲和美国在二战时期发生的情况类似，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妇女的共同记忆和个人记忆之间也同样存在差异。虽然抗日战争时期的档案数据和妇女刊物记载和发表了许多有关妇女的资料，但这些文字记录多半代表集体记忆。虽然它们也反映了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经受的磨难和面对的挑战，但基本腔调仍属于激昂的官调，目的是为了寻求全民对抗日战争的支持，故而强调英雄主义和英勇无畏的民族形象。譬如，1937年应澳大利亚某刊物要求，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写了一篇名为《战争与妇女》的文章。在该文中，她对全世界说，自打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各界妇女都积极奋发地为支持抗日战争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领袖，建立起各种组织机构，为抗日战争提供协调和协助，与此同时，女服务员和舞女则纷纷到医院和慈善机构当志愿者，普通家庭妇女也都自觉自愿地照顾流浪儿童。在宋美龄看来，正是这场战争将中国妇女不会夸夸其谈、只会努力做事的优秀品质表现了出来。 在她的公开演说中，中国妇女在抗日战争时遭受的苦难被褒扬成民族英雄主义和中国人民顽强生命力的体现。 西方学者James M. Mayo指出，任何社会在战争时期都需要将其集体的战争记忆神圣化，以此证明人民的流血和牺牲都是有价值的。这种流血牺牲被用作“社会之精神支柱”以掩盖发动无人道战争的国家形象。 与此相反，本书的目的则是避免把战争记忆神圣化。本书中的口述材料，即那些个人的抗日战争记忆，不仅仅揭示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同时也记录了战争造成的家庭成员死亡和人民的苦难，也就是战争的无人道性。战争会造成流血牺牲。就算是正义的、反抗侵略的抗日战争，受伤害最多最大的也是普通中国老百姓。正如美国一位著名学者Joan W. Scott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私人与公共空间、家庭与国家、母亲们的需要与国家的需要、个人的牺牲与国家的存亡之间的差异，对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意识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想要对妇女的战时经历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有更深入详细的理解，关注集体记忆和私人回忆之间的差异尤其重要。这种差异会帮助我们了解社会性别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和抗战期间各种政治思想运动的复杂性。 本书的目的之二是展示中国的抗日战争史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性别化的课题。 现存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西方著作几乎都没有涉及抗战时期重庆妇女的经历，因此，知识构建过程中包含的女性视角和见解也就远远不够完善。将抗日战争中重庆妇女的故事纳入历史叙述，不仅给予她们话语权，更是补充与挑战了有关抗日战争的知识构建。印度学者Rita Manchanda在她关于南亚战争中的妇女的研究中指出，一旦妇女们遭到暴力冲突，她们就会创造出特殊的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及国家等方面的现实条件，并使它们逐渐演变成一门新知识的基础和源泉。 只有当女性为中心的故事获得一定的空间和地位，她们才能成为知识构建过程中的一员，从而使我们能有更充实的知识基础，了解更完整的抗日战争历史。本书力求从近现代史上在暴力冲突中主张男女平等的学术成就中，借鉴一些观点及见解来说明，男女平等理论及其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抗日战争时期社会性别关系在重庆地区的演变，也能提供关于中国抗战史研究中，以女性为中心的另一种视角和版本。 本项研究还试图探讨抗日战争中社会性别与集体及个人记忆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展示抗日战争期间社会性别形成的复杂性，并讲述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本书记载的重庆妇女在烽火岁月里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探寻社会性别标志的过程中，如同欧洲和美国妇女在二战中一样，中国妇女也必须得在公共和私人需求之间，在国家与家庭之间、国家需要和个人需要之间、国家存亡和个人生死抗争之间，以及社会划分给男性的阳刚英雄主义与划分给妇女的阴柔韧性之间不断博弈。 本书的口述记忆揭示出，尽管全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都饱受磨难，但这种磨难带有社会性别差异。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地区的妇女经历了许多女性特有的苦难。比方说，战争期间极端艰辛的生存条件，使很多母亲在战争中失去自己年幼的孩子；许多妇女在战争中承受了加倍的生育之苦，还有些妇女则由于生活艰难、社会动乱，根本无法考虑生育儿女。再如，尽管抗日战争前后，中国都存在着对女性的性侵害及性虐待，但战争造成的混乱却使许多妇女更加容易受到性侵害和性虐待。在西方，妇女在军事冲突中遭受的性暴力，尤其是近30年来妇女在世界各地军事冲突中饱受的蹂躏，已经受到学者关注。近年来以妇女在战争中遭受的性侵犯为主题的学术研究已成为热门话题。然而相比之下，以中国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经受性迫害为主题的学术研究却寥寥无几。现存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妇女遭受性暴力的中英文著作，大都将焦点集中在参战士兵对中国平民妇女的性暴力上，尤其是在南京大屠杀中遭受日军强暴的妇女和在日军中饱受性虐待的“慰安妇”。而对于妇女在抗日战争中非军事区域里遭受的其他形式的性侵犯和性虐待却极少有人关注。本书收集的口述史中至少有三位女性（刘群英、赵知难和任再一）提到了亲身经历过和目睹过的男性对女性的性侵犯。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吸引学者注意，从事该类课题的研究。 我们也应当注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普通妇女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及其对抗日战争和国家的贡献。美国学者Deborah Halstead Lennon在她关于妇女研究重要性的思考中指出，妇女对社会（在这里指战争）的贡献通常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日常生活中，并被日常生活所掩盖，以至于现存的学术研究对这些贡献都视而不见。因为妇女们的日常生活对学者们来说太过熟悉，也太过普通了。 现存有关抗战时期重庆妇女的工作和贡献的公开历史记录，大多局限于她们在公共领域内的工作，特别是在工厂和机关所做的事务和贡献，而她们私下在家庭里的工作和贡献却常常没有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材料。我认为，普通妇女的个人经历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抗日战争的宝贵材料。虽然重庆地区的有些妇女在抗日战争时期确实从事着公共领域内的工作——她们在工厂里劳作、在机关里上班、在学校教书和读书，我采访的妇女中有许多都是家庭妇女。她们每天的工作是煮饭、洗衣、带孩子，像家仆一样劳作，并且在照顾家人之余，在街上售卖自制的家庭手工品。她们没有薪金，也无法计算自己劳动的价值。然而正是这些未被记录下来的工作与生活技术和生存艺术，帮助无数中国家庭度过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并使全国人民的心智凝聚起来。这些表面看来只是家庭琐事的普通行为，实际上是强有力的民族生存行为。古人曰，齐家、治国、平天下。妇女们理家的日常生活，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也是一种非正式形式的抗日民族主义。这种非正式形式的抗日民族主义应该被包括在抗日战争历史研究之中，并予以高度重视。 西方学者Paula Schwartz在她关于法国二战时期妇女运动的研究中指出，由于大部分法国妇女都是以日常生活中不显眼的家庭主妇、学校教师等自然身份参与反抗法西斯的地下斗争，所以战后关于反抗法西斯斗争的学术研究没有对战时法国妇女的经历给予令人满意的地位和认可。然而，她坚持认为，有必要重新定义反抗法西斯斗争，并将法国妇女参与的有组织的地下活动和她们的日常职责都纳入到反抗法西斯历史的研究中来。 我认为，我们也有必要重新思考“反抗侵略”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的释义。 在现有的学术研究中，有关妇女特别是在国统区大后方的妇女，并没有被纳入抗日战争史的“反抗侵略”的研究。而且由于绝大多数大后方的普通妇女所从事的，都是被人们认为是女人理所当然的普通工作，比如照顾家庭和带孩子，她们的努力和贡献并未被学术界看作是反抗日本侵略的重要工作。大众通常把“反抗侵略”社会性别化，认为是男性的行为，而且只有男性才有能力反抗。因此，在中国有关“反抗侵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男性社会及其成员上，如男性士兵、政党领袖和知识分子等等，而不包括普通妇女。因此，将重庆妇女在抗日战争时大后方的日常经历加入学术研究，可以揭示妇女维持个人与家庭的生存同样是反抗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借用英国学者Angela Woollacott在其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妇女的研究中的一句话，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重庆地区，“妇女才是国家存亡和人民生命的支柱”。在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生动的例子，了解重庆妇女如何顽强生存和拒绝死亡，如何表现反抗侵略的斗争和精神。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一定要把普通中国妇女的经历，以及她们以日常生活的方式参与反侵略战争的行为写进历史，并将其作为研究中国反抗日本侵略史中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抗日战争有比较全面的理解。 本项研究也为我们提供机会，重新评估在抗日战争中，谁具有男女平等思想和社会性别意识，谁在按照男女平等思想和社会性别意识积极行动、参与抗日战争活动。以往的学术著作通常认为，只有中产阶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妇女，才会有意识地追求社会性别的代表和男女平等的权利。普通妇女往往被剥夺了寻求社会性别个性的意识，因为一般来讲，有记录的历史只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而且知识的构建过程也从来不包括普通人民的声音，尤其是普通妇女的声音。如果我们承认，妇女对日常生活及生存方式的管理和创新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反抗侵略的一部分，那么，普通中国妇女也完全有能力拥有社会性别意识和追求男女平等的权利。因为战争是非正义的最高暴力形式，如果普通的中国妇女能有意识地用日常生活反抗侵略，那么她们也可以有意识地争取自身的平等权利和解放。 西方学者Margaret RHigonnet和Patrice LHigonnet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妇女的文章中指出：“即使是对新的日常经历的简要揭示，也可能在理论上使我们对一些范例的接受程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虽然在抗日战争中，绝大多数普通中国妇女中都不知道或不明白理论概念上的社会性别关系，但她们却清楚其在具体实践上的意义。战时经历使她们更清楚地意识到，生产力关系中的社会性别分工，以及过去从未被质疑过的妇女在传统概念上的主内的角色到底意味着什么。例如，在我的采访过程中，这些重庆妇女都强调，在抗日战争中作为一名女性生存有多么艰难，以及她们在抗日战争中照顾家庭并确保家人生存的责任有多么沉重。抗日战争期间，就像那些在南亚冲突中生活的妇女一样，战争也造成了与妇女生活水平极度相关的物资稀缺，而社会分配给她们的养育小孩和照顾老人的种种职责，履行起来都更加困难。这些经历都加深了她们对自己扮演的社会性别角色的具体的和实践性的理解。 现有有关二战时期美国和欧洲妇女的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改变”：最热门的话题是战争以何种程度、通过哪些途径改变了欧洲和美国妇女的生活及地位，以及这些改变能否在战后持续。我认为，这种问问题的方式本身就存在问题。它将妇女置于无能和被动的位置。因为这样的问题事先已经假设，欧洲和美国妇女的生活一定被战争改变。而本书研究的不仅仅是中国妇女的生活如何被抗日战争改变，同时也将妇女放在主动位置上，研究妇女参与全民抗日战争对战争和战时社会、政治及经济体系起了多大的影响。这样中国妇女也可以成为抗战历史的主动创造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受益者或者受害者。 总体而言，妇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抗日战争中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她们的牺牲和贡献，中国根本无法坚持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为了保留妇女对抗日战争的支持，各党派和社会各阶层都不得不承认，妇女在抗日战争中极其重要的贡献，并对妇女要求的权利和自由作出一些让步。 尽管一些针对妇女的特殊权利和自由而制定的战时政策，譬如对军属妇女的经济援助以及培训妇女掌握战时生产技能等措施，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由于紧接着的内战而被取消，但妇女作为一个整体及社会群体，在中国战时及战后的政治舞台上仍成为一支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力量。例如，1938年国民政府批准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团结各界人民支持抗日战争而作出的让步。国民参政会自1938年持续到1948年，共历四届，举行大会13次，其中11次都在重庆举行。由于国民参政会的成立，民国史上首次出现了少数几位妇女领袖被任命为参政会参议员的局面。尽管女性参议员只占国民参政会总人数的10%，妇女积极分子还是把握时机，切切实实地加入到了抗日战争政治实践活动中来。从现存有关国民参政会的数据中可以看到，虽然女性参议员来自不同的政治党派，如宋美龄代表国民党，邓颖超代表共产党，史良、刘王立明等代表第三党派，所有的女性参议员都积极参与了有关妇女的提案的制定。以史良为首的女参议员，还成功地迫使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对女性就业问题作出让步，国民政府于1942年宣布，政府机构不得拒绝雇用女性或无故开除已婚妇女。 女性参议员加入进国民参政会，不仅塑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的新形象，更标志着中国官方开始接纳女性政治家进入正式的国家政治组织机构。由此，中国的主要的政党——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党派——都不得不承认并培养这支女性政治力量。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抗日战争时和抗日战争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认识到中国的战时动员和战后国家重建，必须要把妇女力量团结进来。这种意识促成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把团结和动员妇女的重要性写进他们的党章之中。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对于抗日战争中妇女权利得失的权衡，应该超越战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妇女的生活这一问题，应将抗日战争中妇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参与，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战时与战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以及这种影响是否持久这一问题纳入到思考范围之中。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自从国民政府于1938年1月正式将其办公系统搬到重庆，这座城市就变成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象征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中心。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及其市民不仅在精神和道德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更作出了重大的人道牺牲，遭受了无法忍受的痛苦，并且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人道和物质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重庆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的牺牲和贡献增强了中国承受八年艰苦磨难的能力。 譬如，在抗日战争年间，重庆地区成为中国最大的武器、弹药及其他军备的制造工厂。它提供了国统区消耗粮食量的13，并担负起全国13的财政负担。此外，国民政府军队中的20%的兵源，共计300万人，都征自四川。在川军中，646283名士兵被送到抗日前线。在这些士兵中，死亡人数高达263991人，受伤人员356267人，还有24025人被认定为失踪。 该地区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参与，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精心发起的动员活动完成的。妇女组织在重庆发起的国民动员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些资深的西方中国问题学者，如任职于美国圣地亚哥大学的Joseph Esherick，早就竭力主张中外学者应该研究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但在西方的现代中国史研究中，抗日战争史特别是有关国统区人民参加的抗日战争历史，还是一个薄弱环节。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妇女史更是少见。尽管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的抗日战争学术著作已经逐渐开始承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但它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政府、政治以及军事战场等课题上。更重要的是，现在虽然大陆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国民党和国统区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妇女的贡献，仍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成为学术空白。我希望本项研究能为学术界提供有关重庆妇女抗日战争时期生活经历的新史料，并将注意力引向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历史的研究，以弄清国统区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贡献。这样的研究会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20世纪中国通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因此，在讲述重庆妇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口述历史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重庆在抗日战争之前的简要历史。 空袭警报的日子真是不好过。一旦跑到防空洞去躲避，我们通常就大半天都得不到吃喝。在三四十年代里，重庆的普通人都没有冰箱。我们也不知道空袭什么时候会发生，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准备吃喝应对这种状况。我们成天都处于惊恐状态。那种没完没了的恐惧和担心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尤其是孩子们。有钱人可以买到成品食物带到防空洞里去吃，但我们家正在经历财务危机，没有钱买食品带到防空洞。所以很多时候只好忍饥挨饿了。 在抗日战争中，重庆的空袭避难所都是地道或地洞。由于带着三个孩子，我们总是比大多数人晚半步抵达防空洞。1939年的一个夏天的早晨，我们一听到空袭警报就像往常一样往防空洞跑。等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洞里已经挤满了人，我们差一点儿就被关在门外没挤进去。那天日本人丢的炸弹离我们的防空洞很近，不仅造成了大地的剧烈震动，连洞里的灯都被震碎了，防空洞里顿时漆黑一片。洞里紧张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在中间的人，开始互相推挤，有些还试图往大门的方向移动。没一会儿，黑暗中的人们就开始猛推猛挤了，孩子们开始嚎哭，女人们也尖叫起来。这样的推挤一开始就没有人再能让它停下来。惊慌失措的人们只是盲目地往大门有光亮的方向挤，其间很多人都跌倒在地上，而后面的人群就踩在他们身上继续往前挤推、移动。黑暗的地道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人挤人的暴力骚动。幸运的是我们就在门口，骚动开始后没一会儿我们被挤了出去。好多人，尤其是女人、孩子和老人，都被推倒在地，被活活踩死了。我和我的孩子们也被这个惨状给吓坏了。 日本人在1939年5月3日和4日对重庆的大轰炸，使这座城市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炸弹爆炸引起的大火烧掉了半个市中心区。我丈夫的裁缝店也在这场大火中被彻底烧毁掉了。我们失去了最后的希望，连维持生计的办法都没了。到1939年，日本人频繁的大轰炸和成千上万下江人的到来使重庆人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我们不但失去了收入来源，而且还欠很多人一大笔钱。得知我丈夫的店铺没了后，债主们都想在第一时间来我家瓜分我们剩下的财产。每天都有债主到我们家来要钱，我丈夫卖掉我的首饰还了几个债主。首饰卖光了，没有拿到钱的债主还是跑到我家来要钱，我丈夫没办法只好离开这座城市躲到其他地方去了，只剩下我和孩子留在家里应付那些债主。每天他们都要到我们家来要钱，我只能求他们可怜可怜我们。当他们最终意识到我丈夫已经不在家里的时候，就开始搬我们家的东西，包括家具、衣服在内，有什么拿什么。曾经一度我都只剩下一套衣服，连一双能在雨天穿的鞋都没有，下雨的时候门都出不了。我虽然受过几年教育，但除了当家庭主妇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技能。为了养活孩子和自己，我卖掉了家里所有可以卖的东西。到最后，东西卖完了，我就带着孩子们一起回到了我丈夫乡下的老家。 我丈夫离开重庆城后到很多地方去躲过，大多数时候都是在他的亲戚朋友那里。由于他们大多数人也都经历着财务困难，他不能在某一家人那里待得太久。我们回到乡下以后，全家人才最终团聚在一起。但我们却无法维持生计。直到我丈夫的兄弟把家搬回乡下，躲避日本人的轰炸时，他们才收留了我们。我就在他们家里当佣人，帮他们看孩子、做饭、洗衣服。但是没过多久，羞愧、内疚和绝望就把我丈夫的身体和精神拖垮了，之后他就在抗日战争中因病去世了。 我因为要忙着应付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没有参与抗战支持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知道或不关心抗日战争。我很清楚这场战争的状况，恨透了日本侵略者。在抗日战争期间，到处都在广泛开展全民抗战的宣传活动，就连在乡下，学生们也经常参加抗战宣传活动。我的孩子也跟着学校出去，到处做抗战宣传。我还很爱听他们唱抗战歌曲、听他们喊在学校学的抗战口号。放学后，男孩子们总要在院子里玩游戏，装成在打日本鬼子的样子。 我丈夫去世之后，我得很卖力地干活儿来养活我的孩子和我自己。我给有钱人家当佣人，给他们洗衣服，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参加任何与支持抗战有关的活动。这场战争不仅把我们的生活彻底搞乱了，还让我丈夫丢了性命。我恨死了日本侵略者，恨死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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