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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解读的具体问题有： 面对原油严重短缺和价格飞涨的严峻形势，人类社会该何去何从？ 当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发生激烈冲突时，国际社会该如何应对？ 能源如何创造巨大财富？ 能源出口国如何利用能源资源为其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其他利益服务？ 能源进口国又如何在严峻的能源形势下化被动为主动？ “资源民族主义”的复兴是怎么一回事？ 现代战争的根本驱动力原来是能源争夺？ 传统能源的利与弊各有哪些？ 新能源具有哪些潜能与巨大机会？ 新能源的全球分布形势是怎样的？ 未来几十年，世界能源结构将发生怎样的巨大变化？ 世界各大国面临的能源难题有哪些？能源政策如何变化？ 能源问题具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中国面临的能源难题、机遇与对策是怎样的？ 關於作者： 陈小沁，1970年生，籍贯湖北钟祥。1996年毕业于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获政治学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区域能源发展部主任，主要从事能源安全、中俄关系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当代世界能源发展的问题与趋势 第二章 国际能源组织的类型及其运行机制 第三章 俄罗斯能源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第四章 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能源关系 第五章 美国的能源安全学说与对外能源合作 第六章 欧盟能源政策及相关热点问题 第七章 二十一世纪中国能源政策的调整与中俄能源合作 附录 2013世界能源市场数据 结束语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第一章 当代世界能源发展的问题与趋势 21世纪初，世界能源市场形势趋于紧张的重要标志是，石油价格在剧烈波动的同时屡次冲击历史高位，其后果也波及到其他种类的能源。当今的现实是，能效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推广使用暂时还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摆脱通常被称为“液体黄金”的石油的统治。这样，随着不可逆转地接近其临界状态，石油短缺问题所具有的威胁性逐年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讲，2008年中期爆发的全球性经济与金融危机和与之相伴的世界原油价格的显著下降，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危机只是暂时缓解了问题的尖锐程度，石油短缺问题的根本解决只能靠长期的努力——只有当世界经济的主体部分转入后化石原料时代，即创新发展模式的时代。 还需提及的是，新世纪造成石油短缺的主要是客观原因，而非主观因素。原先，在世界市场上对原油供应的限制通常是与欧佩克国家的行动相关，它们为抬高油价会有意削减本国的原油开采量和出口规模。特别是像沙特阿拉伯及其他一些石油出口国曾经拥有富足的所谓备用产能（spare capacity），它们可以根据需求随时调整产量，因而世界经济过去一向都能获得必要的石油供应量。本世纪初，世界面临着液态碳氢化合物资源严重不足的威胁。2002 年之后，随着亚洲国家经济的腾飞，其消耗掉了部分剩余产能，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世界市场的恐慌情绪。此后，世界各国都在力求精准地研究针对新原油产地的投资是否充足的问题，因为该问题的答案可以使我们知晓，以现在的开采速度和消费水平，石油究竟能够满足世界多少年的需求。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世界原油储备的增长几乎不能抵偿其开采量，而世界原油消费的绝对数量持续增长，尽管在经济和金融危机期间曾经有过短暂的间歇与“回落”。例如，作为主要原油消费国的美国、英国、日本、中国、印度等国的原油消费量，或者已经达到，或者正在接近其历史低点。 消耗了大量液态碳氢化合物资源的发达国家，从上个世纪60-70年代开始逐渐失去了对其基本储量的控制，也就是说，它们实际上被迫依赖于资源拥有国所能达到的原油开采水平。这种形势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是危急的，因为对矿藏开发的长期投资不足，或早或晚都会引发尖锐的全球性的石油供应危机。国际能源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比罗尔（Fatih Birol）称，当今世界落后于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为保证相应的原油供应量所必需的投资规模（约20万亿美元）的20%。发达国家的政府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它们在力图说服资源国领导人的同时，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各种参与和投资的方式。当然，这些努力并不总能得到回应，从而间接阻碍了世界石油资源获得应有的开发利用，也因此进一步激化了全球范围内的原油供应短缺问题。 尽管如此，但石油短缺并不是导致世界原油价格异常攀升的唯一原因。对进口国来说还有一个不太乐观的趋势是，原油开采的成本在不断提高。世界上原先那些较易开采和经济效益较高的油气产区正在接近枯竭，它们主要集中在欧洲、亚太、南北美洲等地区。虽然现在世界各地都在勘探和开发新的产地，但是由于地理和地质条件复杂，其产量要比已有的产区低很多，而基建投资却要高于已有产区的相应指标。这种状况必然导致开采成本，即市场原油价格的升高。当然也可以指靠开采成本相对低廉的中东地区的新产区，那里集中了世界主要的石油资源，但对该地区日益增强的进口依赖性又与现今大多数石油进口国所推行的多元化政策相矛盾。 世界石油开采成本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还与缺乏相应的技术设备和专业人员相关，它们是勘探和继而开发新矿藏所必需的。专家指出，由于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的世界石油价格相对偏低，以及受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如90年代末期），致使用于长期研发石油设备的刺激投资的因素缺失。同样，类似的情形也使世界石油产业失去了许多专业化的人才，他们在其他领域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因此，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本世纪初在石油需求骤增的背景下，整个世界开始明显感受到专业人员以及钻探和其他设备的严重不足，因而调整原油产量抑或是增加原油储备量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正是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许多诸如伊拉克政局不稳、尼日利亚油田经常发生的破坏行动、索马里海盗劫持油轮、围绕伊朗核计划形成的紧张局势等客观因素得以在21世纪初的世界能源市场上诱发出各种投机行为，而其直接表现就是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 但是我们在讨论世界原油供应不足问题的时候，还应充分考虑新技术的因素及其巨大潜力。例如，海上原油开采的最大海深度在1970年的时候仅为17米，而当今的技术手段已经可以使相应的开采活动探至海下超过2公里。因此，包括在某些工业发达国家，世界上每年都有新的、以前属于无法开采的石油资源被开发出来。而出于对周围环境的担忧则可能是这方面所遇到的最主要障碍，因为深海采油是一项事故发生率较高的商业活动。 综上所述，新世纪的石油短缺问题依旧是影响世界能源安全的关键性因素，其中所隐含的客观原因多于主观因素。这个显著特征也恰恰说明了当代世界能源问题的现实性与紧迫性。 世界石油市场的虚拟化 21世纪初，世界石油市场的过度虚拟化是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虚拟的世界石油市场，石油衍生金融产品的交易开始逐步替代和排挤实际的原材料贸易。例如，买入石油期货并不总是意味着无条件地承担起在指定期限内购进石油的义务。在执行期货合约的日期到来之前，仍有机会将交易转至下一月（roll-over），以此来规避供货程序。其结果是，金融炒家在不需要直接进行现货石油交易的情况下成为石油市场的获利者。 据统计，2008年场外市场石油衍生金融产品（石油远期、期权、期货等）的日均交易量达到100亿桶，而同期的世界原油开采总量仅为每日8600万桶。积极参与石油衍生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商主要由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石油公司和以金融投资（或投机）为目的的金融机构，如套头基金、投资公司、银行，以及私人投资者组成。因此，自本世纪初这种作用机制开始对交易所的行情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关于美国、中国等世界主要国家原油储备状况的统计数据；欧佩克国家关于减少或者增加原油产量的声明；关于发生在中东、非洲等产油国各种事件的报道，以及其他一些新闻炒作常常被用于投机的目的，即抬高—抑或相反—压低世界原油价格。而与此同时，世界原油需求与其实际的供给量是完全可以保持平衡的。 有专家指出，自从有了石油衍生金融产品的交易，特别是在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和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nternational Petroleum Exchange）等石油期货市场，欧佩克丧失了对原油价格的控制权，它转而被西方的金融工业集团所掌控。但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力图对现货石油市场施加影响的同时，其虚拟化的市场则又可以将现实无限地放大。 正如2008年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当年“黑金”的世界市场价格先是跨过了每桶140美元的关口，然而随后又骤降至每桶40美元。可以看出，世界原油贸易的虚拟化导致的是失控的局面和破坏性的后果，它损害的不仅是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给生产者带来风险。有鉴于此，从2008年起，美国、欧盟国家、俄罗斯以及欧佩克成员国的领导人纷纷表示要采取措施，限制世界原油市场的虚拟膨胀和投机行为。 世界能源的政治化趋势 进入21世纪之后，在真实的或者是虚构的石油短缺威胁的背景下，世界能源发展的政治化趋势显著增强，这在原材料进口国和出口国的政策当中都有所反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源进口国致力于寻求维护其能源供应安全的可靠途径，而出口国则在思考如何利用短缺的资源为其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及其他利益服务。 因此，一些对外部能源供应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如美国、中国、印度、德国、日本、意大利）都力争与资源国巩固已有的或建立新的“特殊关系”。例如，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德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伊朗之间均被认为保持有某种“特殊关系”。 另一个重要动向是，在新世纪里，能源进口国以至一些能源出口国（如俄罗斯、挪威、加拿大）在促使本国公司参与海外油气开发草案方面的竞争加剧。在这场竞争当中，运用了所有可以使用的政治、外交与经济手段。向那些计划在其领土上开发资源的国家往往会推出各种各样的、时常又与能源并不直接相关的特惠政策：优惠贷款、投资，甚至包括政治上的支持。所有这些都只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击败竞争对手，获取海外资源。当然，这种情况过去也时有发生。但是，如今在国家间和公司间为争夺海外油气资源开发的市场份额，以及建造核电站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竞争强度是以往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例如，2008年4月，在新德里举行了有14个非洲大陆国家参加的首届“非洲—印度”峰会。峰会发表的声明指出，此项措施的主要目标在于，不仅要加强双边交往的各个方面，而且要“从悠久的历史过去，以及如今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当中使双方受益”。尽管印度官方人士多次指出，峰会的举行与印中在非洲大陆的资源争夺毫无关联。但一些观察家却持另一种观点，认为“非洲—印度”峰会是两年前由中方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的翻版。 2006年11月，应中国政府邀请，在北京举行了有50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和部长参加的“中非合作论坛”。作为峰会取得的成果，中国承诺到2009年的对非援助将增加一倍，并将双边贸易额到2010年提高至1000亿美元的水平。同时宣布，双方将即刻签署总额达19亿美元的双边贸易与投资协定。中方还承诺将为其非洲伙伴提供约50亿美元的借款和信贷。 21世纪初所特有的与世界能源政治化趋势相关的另一个现象，即产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资源民族主义”的复兴。油价屡破历史高位和对其他能源造成的影响成为各国在新世纪必须面对的现实，它同时也把资源国转变为一种战略性的、可灵活变现商品的所有者，使它们不仅有能力改善其经济状况，而且还使其政治潜能释放出来。例如，俄罗斯经济在1998年时曾几近崩溃的边缘，而十年后它不仅成为黄金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三位的国家（排在日本、中国之后），而且成为“八国集团”，以及“20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当中更具影响力的成员国。得益于高油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增加本国社会预算的同时，还开始为拉丁美洲的左翼运动提供资金支持。伊朗的潜力也由此得到提升，它仅在2007年就从石油出口获得了70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而此项指标在油价尚处于较低水平的2002年时则仅为170亿美元。 认识到自己的全新作用和自身不断增强的影响力，资源国开始运用能源手段为达到自己的对外政治目标服务。它们常常为外国公司在进入本国的资源产地方面有意设置某些障碍，或者不拨付应有的资金投资开发新产区，或者为抬高能源价格直接缩减出口规模。 在新世纪，从生产国到最终消费国的能源运输问题上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我们并不是在无缘无故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过境运输线路的选择是一个关系到政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地缘政治的问题。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里海地区及其已有和正在规划的运输线路。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认为，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资源应该绕过作为世界上一个独立的能源产区的俄罗斯向外输出。为此，通过积极的院外游说和大量的资金投入，陆续修建了“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道，并计划建设“纳布科”（Nabucco）天然气管道，以及还有可能建造穿越里海的和跨越非洲的天然气运输干线。 与此相反，俄罗斯则力求使里海及其沿岸国的大部分资源经过其领土向外输出，并提出了可供选择的其他方案，如“巴库—新西伯利亚”石油管道和计划修建的沿里海天然气管道。而中国为了满足其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希望将里海及其邻近地区的资源输往东方。为此，已经建成并将继续扩建从哈萨克斯坦至中国的石油管道，还修建并开通了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气田供应中国消费者的独立的天然气支线。 我们还应清醒地意识到，当代世界能源问题的政治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对资源的争夺绝不仅仅局限于使用成熟的政治、外交与经济手段，某些国家甚至认为诉诸武力也是解决自身能源问题的途径之一。控制能源及其运输通道，或者控制石油收入分配是引起很多现代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种族矛盾和宗教分歧或许给这些战争增加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战火，但其根本驱动力还是可能获得的巨大石油利益。 美国之所以于2003年3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其动机不只是（或不完全是）为了达到华盛顿的一系列地缘政治目标，而且是要消除美国在远期的石油短缺威胁。伊拉克是原油储备居世界第三位的国家，对它的控制被认为是小布什政府时期能源战略的核心部分，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是，美国在位于中东的中心地带伊拉克保有军事存在，可以实现其另一个战略意图——使对中东能源依赖程度极深的中国的脆弱性进一步强化。类似的情况还有美国于2001年10月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华盛顿利用这场反塔利班的军事行动加强了自己在蕴含丰富碳氢化合物资源的里海地区的存在。 能源也是促使俄罗斯决定武力夺取克里米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控制黑海就意味着控制了该地区蕴藏的数十亿桶石油和丰富天然气。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当时包括埃克森-美孚公司在内的西方石油公司正在和乌克兰商谈开发该区域能源一事，而现在，他们要和俄罗斯政府去谈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欧亚专家卡罗尔·塞维茨说：“这是个大事，乌克兰丧失了开发这些能源的可能性，把它交给了俄罗斯。” 世界能源的政治化还与西方国家力求降低碳氢化合物资源在全球能源平衡体系中的作用相关，例如，国际社会在防止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北极沿岸国家及其他间接相关国家对蕴藏有潜在的巨大碳氢化合物资源的北极地区的争夺日趋激烈，同样是世界能源政治化趋势加强的明显例证。被称为“地球最后宝库”的北极，拥有9%的世界煤炭资源，还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其含量占世界未开发油气资源的25%。另外，北极地区还有大量的金刚石、金、铀等矿藏和水产资源。由此可见，当代能源领域的政治化趋势已发生了某些新的变化，它主要表现在国家开始运用更加巧妙的政治外交斗争手段且时常带有军事色彩。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作 如前所述，美国小布什政府意图通过控制其他国家的油气资源来解决本国及盟国能源安全问题的做法不仅未能实现其既定的战略目标，而且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经济以及国际声誉。有鉴于此，2009年初开始执政的奥巴马政府提出将实行有别于前任的政策，即尽快实现世界及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通过大幅降低能耗来解决世界性的原油供应短缺问题。 的确，现在美国及其伙伴欧盟和日本等国不仅积极推动本国经济向创新发展模式转变，而且力图制定出让全世界普遍接受的通行规则。为此，它们以生态为口号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并力争建立起全球性的、所有国家必须遵守的用于调整和限制有害气体排放量的机制。众所周知，碳氢化合物原料的使用是产生有害气体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减少使用这种资源将使国际社会有望阻止地球气候的恶化。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一些国家并不愿承担起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这其中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将可能面临严厉的制裁。例如，它们将被迫缴纳所谓的“绿色关税”（或称生态税），它指对出口到承担节能减排义务国家市场的产品征进口附加税，即除征收一般正常的关税外加征额外的环境附加税。 可见，华盛顿拟采取的这些措施势必会显著降低自然资源，首先是碳氢化合物资源在世界政治与经济中的作用，而其结果就是限制世界原油、天然气、煤炭及其他矿产资源价格的快速增长。此外，美国及其盟国还打算依靠排放限额及由它们所制定的金融规则，帮助其工业集团和金融机构取得在全球贸易中的统治地位，这也就能确保有大量的金融资本源源不断地注入美国及其伙伴国的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确定2013年之后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规则的后京都谈判进程中，奥巴马政府的态度如此积极也就不足为奇了。众所周知，美国曾于1998年签署、但后来又拒绝批准的《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执行期限是到2012年。 2009年12月7日-18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了旨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峰会，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此次会议也被称为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15）。有来自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参加的峰会取得的成果是，达成了仅有美国、俄罗斯、大部分欧盟国家和日本等28个与会国同意加入的不具法律拘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在不承担任何具体的法律义务的同时，与会各方达成协议，提出到2020年前必须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2℃以内的长期行动目标。协议还要求发达国家在2010-1012年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3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到2020年此项援助金额将提高至1000亿美元。《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行动做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出乎悲观论者预料之外的是，2010年11月29日至12月11日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例行会议（COP16）取得了积极成果。来自194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并通过了两项应对气候变化决议。在第一份文件当中，所有与会国一致认为，全球气候变暖不应超过工业革命以前2℃的水平。在第二份文件中，已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再次重申，到2020年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25%-40%。 此外，峰会与会国通过了关于在世界银行框架内设立绿色气候基金的决议，规定在2010-2012年提供给基金支配的资金数额应达到300亿美元，2020年的金额将达到1000亿美元。峰会还就技术转让、保护森林、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提高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的透明度等技术议题达成了协议，其中最后一项协议的通过得益于中国在公开排放数据方面做出的某些让步。 《京都议定书》是目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唯一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它为近40个发达国家及欧盟设立了强制性减排温室气体的目标，其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到期，届时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做出第二个承诺期。但是，由于一些发达国家拒绝继续讨论《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承诺减排的内容，坎昆会议未能达成有效的气候保护协议，各方均采取了减排承诺的低预期。坎昆气候变化大会最终通过的决议在《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上的措辞较为模糊，只是敦促发达国家提高中期减排指标，提出应“及时确保第一承诺期与第二承诺期之间不会出现空当”，而相关的细节问题留待2011年的南非德班会议继续商议。 2011年11月2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在南非港口城市德班开幕（COP16）。来自200多个国家和机构的代表经过近14天的“马拉松”式谈判，德班气候大会于12月11日凌晨通过决议，决定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尽管会议批准了一揽子决议，但部分内容不够具体，而且措辞留有巨大漏洞，可能让某些国家得以逃避减排责任。世界自然基金会能源和气候部门主管史密斯说：“他们没有达成真正协议。他们弱化立场，以便所有人都能入伙。” 随着“德班平台”谈判进程过半，201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于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这是首次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邀请各国政府领导人参加的气候峰会，旨在推动全球气候行动和谈判进展。会后发表的成果文件表明，遏制气候变化已刻不容缓。峰会就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消减排放、筹集资金等达成重要全球愿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致力于在2015年达成一项新的气候协议。总之，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必将有很长的路要走，谈判也不会一蹴而就，需要各国间的不断协商与磨合。 可再生能源的作用 当今世界能源的基础是五种一次能源，即石油、天然气、煤炭、核能和水能。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它们目前可以满足世界能源需求总量的近90%，而其余的部分是可替代能源，即非主体能源，包括可再生的燃料型能源（生物质能、木材等）和非燃料型能源（风能、太阳能、潮汐能、地热能等），以及通过加工废料获得的能源。 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73年至今的一次能源和可替代能源之间的对比关系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如果以石油当量作为统一的计量单位，在1973年的世界能源消费结构当中，石油占46.1%，煤炭泥炭占24.5%，天然气占16%，核能占0.9%，水能占1.8%，可替代能源所占的比重为10.7%。现在，一次能源的消费结构有了些许改变，应用最为广泛的资源依旧是石油——占33.2%，尽管其重要性已有所下降。同时，比重显著升高的是核能——占5.8%和天然气——占21.1%，煤炭泥炭和水能所占的份额上升并不多：分别占到27%和2.2%。而可替代能源所占的比例仍旧是原来的10.7%。 如果一些世界主要大国提出的发展可替代能源的计划得以付诸实施，那么再过二十年世界能源的结构将会发生巨大改变。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的乐观预测，到2030年，石油将占29.5%，天然气占20.4%，煤炭泥炭占18.2%，核能占9.9%，水能占3.4%，而可替代能源将占到18.6%。也就是说，二十年后依靠可替代能源将有可能满足世界能源需求的五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石油和煤炭作为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能源类型，其比重将会有所下降，而水能和核能所占的比重将会明显上升。几乎32%的动能将来自于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水能和核能。 显然，上述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和欧盟国家能源政策所能达到的预期成果。确实，奥巴马政府预计到2021年将电力生产中使用的可再生能源和生态清洁能源的比例提高至15%，而欧盟国家有义务到2020年利用可再生能源和生态清洁能源提供至少30%的发电量。这样，可再生能源在欧盟总的能源平衡结构中应达到20%，而交通运输中利用的生物质能应达到至少10%。 天然气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从生态的角度看，天然气是一种相对清洁环保，同时又经济高效的化石燃料。天然气燃烧时释放的二氧化碳要比石油和煤炭少得多。开采、经管道及海上运输这种“蓝色燃料”同样不会带来石油和煤炭领域所特有的那些严重的生态风险，如2010年4月英国BP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原油钻井平台上发生的事故，经常性的油轮原油外泄事件，以及伴随有人员伤亡的煤矿瓦斯爆炸等。 世界范围内丰富的天然气储量，以及国际社会对生态议题，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关注，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世界向可再生能源和创新能源技术过渡的转型时期，天然气将发挥关键作用。 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世界可提取的天然气储量约为850万亿立方米，其中45%（约383万亿立方米）是以非传统形式存在的，如页岩气、致密砂气、泥淖气、煤层气等。与此同时，世界常规天然气的已探明储量约为187万亿立方米，其中约43万亿立方米蕴藏在俄罗斯。如果以2008-2009年的世界天然气消费量，即2.94-3.01万亿立方米作为参考值，那么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可供使用约60年，而可提取的天然气可供使用283年。即使在世界天然气消费逐年递增的情况下，现有的储备也是十分充足的。 而就运输条件而言，液化天然气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与管道运输天然气相比，液化天然气不受基础设施的限制，它可以被运送到有条件接收装载液化天然气油轮的世界的任何地点。这就使出口国有可能根据当时的经济行情选择更为有利的销售市场，而进口国能够以其更可接受的天然气价格寻找供应商。2000-2008年，世界天然气市场增长了70%。科技进步使得液化天然气的运输不再像以前那样昂贵，也就是说，更能被消费者所接受。十年之后的世界液化天然气市场预计还将再扩大两倍。2013年，液化天然气供应量达到3253亿立方米，占世界天然气进口总量的31.4%和世界天然气消费量的9.7%。 长期以来，亚洲、欧洲和美洲国家一直是液化天然气的主要进口国，而卡塔尔、阿尔及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澳大利亚、埃及、阿曼、文莱、阿联酋、赤道几内亚、挪威、俄罗斯、利比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国作为液化天然气出口国构建起全球天然气市场。但是，只有当比现今更大规模的液化天然气开始进入世界流通领域，而不再受到区域性管道运输基础设施的限制，天然气才可以同石油一样成为世界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天然气定价体系也将不必再参照液体碳氢化合物的价格。 然而以上所述绝不意味着，管道运输天然气的作用将会变得毫无意义。一系列新的大型天然气管道建设草案（如“北溪”、“南溪”、“纳布科”）表明，对管道天然气的需求在中长期还将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以液化天然气为基础建立全球性的天然气市场将有助于改变当前主要依据管道天然气长期供应合同的定价机制。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趋势是，非常规天然气的作用有所提升，这特别是指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严重依赖碳氢化合物资源进口的发达国家广泛分布的页岩气。美国早在1821年就在页岩层上钻出了世界第一口天然气钻井，但由于当时的开采作业异常复杂繁重且费用高昂，因此并未开始对美国页岩气进行大规模的开发。 1973-1974年世界石油危机之后，美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形势更加严峻，美国政府重又着手页岩气的开采工作，在其国土上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勘探活动并在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宾夕法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等地陆续发现了储量巨大的页岩地质构造。这些地质结构的覆盖面积达数万平方公里，并且蕴藏有丰富的页岩气资源。但那时的页岩气开采仍旧是无利可图的，而80年代世界原油价格的下跌使得旨在大幅降低页岩气开采成本的新技术的研发工作中断。 尽管如此，一些美国公司在90年代又重新回到研究开发页岩气的想法。这主要是由于那个时期在美国全境新建了许多高效且生态上较为清洁的蒸汽发电机组，美国的天然气消费量因此出现快速增长，这也使天然气价格此后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开始于90年代的研究与试验持续了数年，最终米歇尔能源开发公司（Mitchell Energy Development Corp.），即现在的德文能源公司（Devon Energy Corp.），首次利用水力压裂工艺和水平钻井技术从位于德克萨斯州的Barnett页岩储层中开采出了天然气。自那时以来，这种新技术在美国得到广泛应用并被不断完善，已成为许多勘探开发公司寻找非常规资源的工具。水力压裂技术和水平钻井技术改变了世界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面貌，这种具有革命性的技术现正被选择和应用到其他页岩的开发中。 美国从2002年开始大规模开发页岩气，其天然气产量在2008年实现了突破。这一年，美国的天然气开采量骤增了5%（增产约300亿立方米），达到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增速最高值。2009年，美国继续保持这一增长势头，天然气开采量再次增长4%，达到6240亿立方米（2008年为6010亿立方米）。这也使美国超过俄罗斯，成为天然气年产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由此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以前美国的天然气开采量或是停滞，或是下降，而2008-2009年出现的增长则主要得益于页岩气产能的快速提高（其中部分是煤层气，其产量在2009年达到560亿立方米）。此外，美国作为世界液化天然气的主要进口国之一，不仅已经减少了液化天然气的海外采购量，并且同时宣称，未来将不再需要此前拟定的液化天然气进口数额。 起初，诸如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等世界大型油气集团公司并不看好页岩气，认为它是一种没有开发前景的资源类型。而21世纪初美国页岩气市场的繁荣使得一些跨国油气公司开始重新审视这种新型燃料的未来。2009年12月，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耗资410亿美元，收购了美国从事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开采的著名企业——XTO能源公司。同样是在2009年，BP英国石油公司、Statoil Hydro挪威国家石油公司、Total法国道达尔和Eni意大利埃尼集团与美国切萨皮克能源公司（Chesapeake Energy）成立了合资企业，该公司在美国页岩气开采领域所占的份额最大。2010年11月，另一油气巨头美国雪佛龙公司通过以43亿美元收购Atlas Energy，得以涉足美国宾州Marcellus页岩天然气田。得益于促进美国页岩气兴起的不断演进的商业模式，其产量在2006年至2013年之间增长将近900%。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统计，2012年，页岩气已占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40%；到2040年，预计页岩气产量将占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一半。 此外，美国还打算将能够确保安全和高效地进行页岩气开采作业的高昂的技术、服务和专业化钻探设备出口到其他国家。在未来，随着页岩气开采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渐普及和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美国将可以藉此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出口和经济指标。 很显然，随着美国、欧盟、中国、印度及其他国家陆续在本国领土上开采出页岩气，它们将不仅可以减少天然气的进口，而且出于生态保护的目的同时降低原油的消费量。另外，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的逐步推广也将会使对世界原油和天然气的需求下降，最终导致其价格的下跌。 美国独立评估机构“潜在天然气委员会”（Potential Gas Committee）于2009年6月发布的报告称，鉴于非常规天然气矿层，首先是页岩层已成为技术上可提炼的物质，因此需要对美国的天然气资源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估。按照潜在能源委员会的估计，美国的天然气资源在2006-2008年增加了41%，即从37万亿立方米增加到52万亿立方米，其中页岩气的资源总量约为17.4万亿立方米。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评估，欧洲的页岩气储量约为16万亿立方米，这大致相当于欧盟55年的天然气进口量。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页岩气储量更为丰富，达到18万亿立方米，主要分布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等国。中国的页岩气资源潜力巨大，可采资源量大约为31万亿立方米。随着中国开始向煤炭污染宣战，到2019年，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将接近翻番，至每年3000亿立方米以上，占全球需求增长量的一半。同时，中国也有望成为天然气生产增长最快的国家。为此，中国页岩气的发展已被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并正在制定“页岩气发展规划”，以减少自身对进口能源的依赖。然而，中国正处在页岩资源开发的初期阶段，面临着因缺乏足够的技术和专业知识、必要的基础设施以及市场条件所带来的挑战。此外，页岩气开采将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暂时缺少准确的评估。而水平钻井所使用的化学制剂会给地下水以及当地的生态系统带来何种后果，也是有待研究的问题。 尽管如此，最近40年以来，一些世界知名油气集团公司，如埃克森-美孚、壳牌、雪佛龙、康菲石油、道达尔、BP英国石油公司等陆续取得了在德国、波兰、瑞典、乌克兰、法国、丹麦、英国、奥地利、匈牙利等西欧和东欧国家页岩气的勘探许可。2010年12月，中国石油发布公告称，其与壳牌石油公司合作的第一口页岩气井已在四川开钻，中国石化则宣布将与BP公司在贵州凯里、苏北黄桥等地着手合作开采页岩气。 2009年11月，中美两国发表的能源安全合作联合声明中，合作开发页岩气成为重点之一。双方还签署了《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国家能源局关于中美页岩气资源工作行动计划》：运用美方在开发非常规天然气方面的经验，在符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就页岩气资源评价、勘探开发技术及相关政策等方面开展合作，以促进中国的页岩气资源开发。 在商业领域，目前中国对美国页岩气项目的投资主要包括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于2010年10月与切萨皮克能源公司达成的11亿美元的协议、中石化于2012年1月与德文能源公司达成的25亿美元的协议、中石化于2013年5月与先锋自然资源公司达成的17亿美元的合资协议以及中石化于2013年7月与切萨皮克能源公司达成的10亿美元的协议。对于美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和油田服务公司来说，中国的页岩气行业也呈现出重要的商机。例如，2012年初以来，雪佛龙公司一直在贵州省勘探页岩气，而康菲石油公司与中石化合作，在四川省进行一项有关非常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的联合研究，包括资源调查和测试钻井。至于服务公司，贝克·休斯公司正在与中国最大的石油钻采设备出口企业宏华集团合作，评估中国的页岩气前景。 此外，印度、巴西、澳大利亚、摩洛哥、扎伊尔、约旦等世界其他国家也正在积极研究制定页岩气开发的相关草案。 核能的兴起与煤炭的利用 核能的再次兴起是21世纪初世界能源发展的显著特征，其表现是一些主要国家重新开始修建新的核电站。例如，已经有三十年没有发展核电设施的美国，计划新建约20座核电站。中国制定了到2020年将本国核设施的发电能力提高7-8倍（达到70-80万千瓦）的目标，核电在发电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将达到4%。而随着油气资源的日渐减少，英国也在中断二十年之后重新提出要修建新的核电站。 近年来，拥有先进技术的俄罗斯、美国、法国、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国的公司在世界各个地区的许多国家兴建或计划建造核设施，与此相关的合同数量不断增长，同时也说明对于核能的需求在日益上升。例如，印度在美国、法国和俄罗斯的帮助下打算将本国核设施的数量从2008年时的16座核反应堆增加到2025年的62座，相应地，总功率将从7万千瓦提升至40万千瓦。 在目前情形下应当引起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促进世界核能发展的铀矿资源并不是无限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开采这种资源。每年超过50%的铀原料仅在两个国家开采——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居世界前十位的浓缩铀开采和出口国还包括：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纳米比亚、尼日尔、乌兹别克斯坦、美国、乌克兰和中国，上述国家共约开采世界铀资源的96%。鉴于当前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致力于发展本国的核工业，世界铀矿矿区在新世纪将如同石油和天然气一样成为各国激烈竞争的舞台。一些积极发展核能的国家，如日本、印度、中国、德国、韩国等，几乎完全依赖从外部进口的铀矿资源。 但是，随着以快中子反应堆为代表的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的研究不断取得推进，它所形成的核燃料闭合式循环，可使铀资源利用率提高至60%以上，同时使核废料产生量得到最大程度的降低，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明显。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发展和推广快堆，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2010年7月21日，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宣布，由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中国第一座快中子反应堆——中国实验快堆（CEFR）达到首次临界。这是中国核电领域的重大自主创新成果，标志着中国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技术实现了重大突破。由此，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快堆技术的国家之一。 美国、中国和印度属于世界能源消费大国，但它们所拥有的碳氢化合物资源却是极为有限的。然而这三个国家共有的一个独特优势是，它们的煤炭储量均位居世界前列。当然，煤炭不属于清洁能源的类型，但在油气资源日渐匮乏和世界主要油气产区持续动荡的情况下，煤炭利用也获得了新的发展。煤炭是中国的基础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70%左右。为提高煤炭产业的集中度和核心竞争力，2006年3月，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复了《大型煤炭基地建设规划》，将重点建设神东、晋北、晋东、蒙东、云贵等13个大型亿吨级煤炭基地。规划建设大型煤炭基地，对维护中国国家能源安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调整和优化煤炭生产结构、促进资源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美国同样非常重视有效利用本国的煤炭资源，但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广泛使用煤炭会造成环境污染、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多等生态问题。因此，美国、中国、俄罗斯等主要煤炭消费国力求通过发展清洁煤炭技术来解决该问题。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二十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积极发展核能，同时在最大限度地减轻环境污染的前提下，继续使用目前充足的煤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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