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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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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常乃惪卷》依循常乃思想变化的轨迹，展示其一生持论之关键。以支撑价值判断的史学与哲学论文为主，兼收涉及现实政治与社会的思想评论。他撰写的关于具体事件与人物的政论时评数量庞大，《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常乃惪卷》仅择其比较得意的作品数篇作为代表。在民族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等方面，常乃的论著也有值得注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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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常乃惪（1898—1947），出身于山西榆次的晋商家族，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曾在多所中学、大学任教。1925年加入中国青年党，长期主持该党宣传工作，在舆论界独树一帜。他是一个重视行动的学者，并不幻想从意识层面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党派竞争、亡国危机以及著述特长最终促使他强调“思想”问题，直接导致他最为人所知的“生物史观”理论的诞生。
查晓英，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在《历史研究》、《考古》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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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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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为渐进变革寻找历史法则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1920）
反动中的思想界（1922）
师范教育改造问题（1922）
全民教育论发凡（1926）
与友人论办理想学校书（1926）
联治救国的步骤（1927—1928）
中华民族小史（1928）
关于真理问题的一些话（1928）
前期思想运动与后期思想运动（1928）
越过了阿Q的时代以后（1928）
野战抗日（1932）
生物史观与社会（1933）
二十年来中国思想运动的总检讨与我们最后的觉悟（1935）
关于思想（1937）
史观的意义及其可能性（1937）
人生的悲剧与国际的悲剧（1938）
正人心，息流言，拒邪说，惟有请政府立即正式宣布既定国策不变（1938）
历史与历史学观念的改造（1941）
哲学的有机论（1940—1943）
战与舞（1945）
民主政治与政党（1945）
向吉普女郎致敬（1945）
宪法问题的我见（1946）
常乃惪年谱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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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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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为渐进变革寻找历史法则
如果说史学的存在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那么当许多曾经被遗忘的名字重新出现在史家的著述中时，人们的自我认识一定正在发生某种变化。故纸堆里发掘出的人和事，与当下思想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黄克武研究梁启超的调适思想，便很强调最近数十年史学风向与政治社会情绪的同步。参见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9~15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不过，尽管常乃惪这个“被遗忘的思想家”例如智效民的一篇文章就以“被遗忘的思想家——常燕生”为题，见《博览群书》1998年第12期。重现于报章杂志，却仍然被视为“思想史上薄薄的一页”。参见葛兆光：《思想史研究历程中薄薄的一页——常乃惪和〈中国思想小史〉》，《江海学刊》2004年第5期。他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阐释，与人们的“自我认识”似乎尚有一段距离。
常乃惪1898—1947常乃惪本人署名多样，除了笔名和字外，姓名亦有几种写法：“常乃悳”、“常乃惪”、“常乃德”，本文正文采用第二种。若其他引文出处有不同署名，则用引文的署名。出生于山西榆次的晋商家族，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曾在多所中学、大学任教。加入中国青年党后长期主持该党宣传工作，在舆论界独树一帜。他自诩为“百科全书派”，声称自己既不图为学问家，也不妄想成就事功，只愿做个想说就说想做就做的痛快人。参见常乃惪：《〈常言道〉发刊辞》，《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黄欣周编，34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事实上，常乃惪一生都企图在行动与思想、政治与学术之间纵横捭阖。常乃惪的生平事迹参见本书《常乃惪年谱简编》。他是一个重视行动的学者，并不幻想从意识层面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党派竞争、亡国危机以及著述特长最终促使他强调“思想”问题，直接导致他最为人称道的“生物史观”理论的诞生。
因为重视行动，常乃惪倾向于渐进改良的办法，以图行动都能获致一定的效果；因为重视思想，他又吸取了阶段论的结构，建立了一套历史法则，以图思想能够真正影响到青年。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结合，恰好反映出现代中国在传统思想资源与西方思想资源之间、意识形态与政治主张之间存在着多种样式的关联。作为中国青年党领袖之一，常乃惪也曾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兴趣吴天墀：《心波》，《常燕生先生遗集（八）哀挽录》，43~53页；黄欣周：《常乃惪》，《中国文化综合研究——近六十年来中国学人研究中国文化之贡献》，中华学术院编，567~583页，台北，华冈出版部，1973；许冠三：《常乃惪：生物法则支配一切》，《新史学九十年》，332~350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黄敏兰：《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黄敏兰：《一个严谨的史学理论体系——常乃德史学理论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张学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孙承希：《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张少鹏：《民初的国家主义派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敖光旭：《1920—1930年代国家主义派之内在文化理路》，《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常崇宇：《大陆中国青年党人的归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朱慈恩：《常乃惪历史哲学述论》，《晋阳学刊》2008年第1期；张炜、郭方：《以国家主义为中心构建的历史体系——常乃惪世界史研究成就探析》，《史林》2008年第3期；蒋正虎：《进化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新阶段——常乃惪对进化论的继受与重新解读》，《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杨彩丹、郑伟：《常乃惪与新文化运动》，《北大史学》（16），北京大学历史系编，128~14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顾友谷：《常乃德的史学观》，《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等等。，唯其思想与行动之间体现的时代精神尚未彰显，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仍有待发覆。
一、五四前后：现象与理想的拉锯
常乃惪自小受传统书本教育，他的父亲是一位热心改革的基层官吏，或许这两方面都对青年时期的常乃惪产生了影响，使他在相信神鬼、主张精神文明的同时，并未陷溺于消极无为或偏重意识改造的态度中。他认可“革命”“革命”一词在当时的中国有着比较宽泛的意义和广泛支持，见罗志田：《士变：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104~14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并且接受了支持革命理论的进化思想。但他同时有一股少年老成之气，主张以稳妥办法推动社会改变，以同情心理看待传统。
当常乃惪在1916年夏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不久，便针对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与倒孔论发表不同意见。争论的内容收入陈独秀：《独秀文存》，642~680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他赞成废文言与反尊孔，但否认文言中的一切与孔子的一切都一无是处。在他看来，“走极端”的言论参见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28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不会带来恰到好处的结果，不合时宜的理想可能产生“众人为暴”的结局。他把民国建立后层出迭现的乱相归罪于专制的存在，认为共和之乱与王政之治本质上都是专制，既然如此，为何不舍乱而取治呢？参见常乃惪：《附常乃惪书》，《独秀文存》，650~654页。
陈独秀承认“专制余波”酿成了共和之乱，但将其归因于人们对共和宪政“无信仰、无决心”。他坚信自己对“共和”的追求是转移世风的“百年大计”，并规劝常乃惪：“重现象而轻理想，大非青年之所宜，至为足下不取焉。”陈独秀：《再答常乃惪》，《独秀文存》，649~650页。常乃惪回应道，“人生于世，不可无理想之鹄的以为进行标准”，但“所谓不经破坏，不能建设一语”却不妥当。他建议陈独秀转向提倡积极、建设的言论。参见常乃惪：《附常乃惪书》，《独秀文存》，666~667页。
常乃惪对于具体的文学问题、孔子问题都有独立清晰的见解，却无法不对陈独秀的高远理想表示敬意。尽管在事实上，常乃惪对陈独秀所说的理想仅具一种“遥远的”同情，在他的社会改造观里那种理想不起任何直接作用。例如关于道德改造问题的讨论，陈独秀与常乃惪各执利他与自利两说，见常乃惪：《纪陈独秀君演讲词》，《新青年》第3卷第3期，1917；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独秀文存》，565~566页。又如关于应否爱国的问题，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独秀文存》，60~67页；陈独秀：《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独秀文存》，431~432页；常乃惪：《爱国——为什么？》，《国民》第2卷第1号，1919。但在随后数年中，常乃惪的言论却深受“理想”的影响。
民国初年，吴贯因曾经说，读书与治事，一偏重于理想，一偏重于经验，理想与经验常不一致，故学者、政治家因而分途。但是他接着指出，当社会日臻于文明，理论与事实即日趋于一致，学者与政治家将逐渐合一。并且政治事业常需运用科学，政界已渐成学者的势力范围。因此他呼吁“天下读书人”要以政界为用武之地。吴贯因：《学者与政治家》，《庸言》第1卷第5号，1913。“理想”与“理论”两词在他的文章中是混用的。一位署名“漆室”的作者，也把民初“思想界的悲凉落寞”归罪于“与理想分离之计划”。事事以眼前利益为打算，导致“塞断国民高洁之观念，凿尽国民美善之根苗”漆室：《思想界销沉之两大原因》，《雅言》第1卷第7期，1914。。而在常乃惪的眼中，民初的《甲寅》杂志首先就是因为“在举国人心沉溺于现实问题的时候……拿新的理想来号召国民”，引发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参见常乃惪：《中国思想小史》，《常燕生先生遗集补编》，180页。。
常乃惪认为，东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第二期，理应向着第三期西方文明改进，后者已有的缺陷，将在第四期文明中改进。参见常乃惪：《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陈崧编，281~29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常乃惪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视为一个个阶段的演变，人在其中的作用就是适应和促进，无法僭越。如果现存最“先进”的社会仍有不足，再往前的社会状态便要靠人们的理想与创造了。这是他评论北京与上海两个城市的发展时，明显遵循的思路。参见常乃惪：《北京与上海》，《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1~10页。既然第四期文明一定会到来，人们对它进行设想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此时常乃惪承认，唯物史观虽然受到过许多驳难，其价值却终不可磨灭。按照教育与其他社会制度均决定于经济制度这一规律，理想的教育将同理想的社会一起，随着经济发达而最终出现，这种带大同色彩的教育制度被他称为“全民教育”。舒新城称之为“大同教育思想”，见氏著《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近代中国留学史教育通论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13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不过他理解的作为决定因素的“经济”是偏重在生产技术层面的，即“生产和运输的技术的演进，可以决定经济情形，及其他社会各种制度的演进”。因为生产与运输技术发达，全世界将缩为咫尺，“人和人可以不出家门，而得到聚合的机会”。于是未来教育的趋势首先是“以社会教育，代学校教育”。参见常乃惪：《毁校造校论》，《全民教育论发凡》，183~218页。社会组织的变化将促成这一趋势。常乃惪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是大工业生产方法底下必然的制度。我们的资本集中的情形，引起阶级不平的呼声，是人人所知的。但这种资本集中的将来究竟伊于胡底，却没有人能知道。只有社会主义的祖师马克思曾告我们这种资本集中的结果便是社会主义国的出现。我相信他的话是不错的”常乃惪：《全民教育论发凡》，《全民教育论发凡》，116~11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尽管如此，常乃惪并不信任“阶级斗争”的办法。在他看来，即使人们不“有意的努力”，这一理想社会同教育制度终将逐渐达到，因为大工业制度必将发展，生产和交通方法也将随之演进，教育制度必然会变化。人为手段乃是这一自然演进过程的辅助，包括促进科学发明、进行社会改造常乃惪对如何进行社会改造的问题讲得很简略，尽管提出全民政治制度、全民经济制度，但总体上是属于辅助性的。而且他认为俄国、中国这样的工业幼稚的国家只可能产生出“伪的社会主义国”， 非得等到工业十分发达，真正的社会主义才会出现。、改良都市、改良乡村等等。参见常乃惪：《全民教育论发凡》，《全民教育论发凡》，116~125页。
但有时他会表现得更激进一些，例如在组建“教育改造社”期间，他就提出：“要达到未来的新理想，必须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地将这种旧的教育制度全部推翻，然后再重新创造适合于发展新理想的教育制度。在旧教育制度未曾根本推翻以前，不但新的理想无从实现，即新的制度也无从单独建设起。”人的努力在他的论述中作用变得更大了，是可以保证“天然的进化”“不走错方向”的必要手段。因此，“教育的革命”或者“革命的教育”首先应做的，就是完全摧毁现存的学校制度。参见常乃惪：《毁校造校论》，《全民教育论发凡》，183~218页。
在常乃惪构想未来教育制度的同时，他对现实中的学术独立与学潮问题，也提出了现实的解决办法。例如，鼓吹政府和资本家投资，帮办学术独立常乃德：《通讯》，《教育杂志》14卷第6期，1922。；学生无权干涉学校的规定、教师需多多地容纳学生的意见，互相让步以解决学潮。参见常乃惪：《学校性质之研究》，《全民教育论发凡》，182页。
即使在与“共产主义”最亲近的这段时期，常乃惪也警惕地关注着理想的边界。他批评在非基督教同盟运动中，报纸言论里“‘武断’‘谩骂’‘凶暴’等非科学的气焰”远远压倒了发起者的清晰觉悟。名为“维持科学”，实际上却杂以“拥护资本家”、“实行侵略”等等与“科学”本无关系的内容。参见常乃德：《对于非宗教大同盟之诤言》，《真光》21卷第10、11期，1922。此文为常乃德与一友人共同撰写，以常名发表。原刊于1922年4月12日《时事新报学灯》上，为《真光》杂志编者转载。在他看来，“思想界一般的标准太低，浮浅的议论到处被恭维为湛深的学理”，于是脑筋混乱的人以为科学文艺的内容不过如此，更随便地著书立说，稍知自爱的人更否认一切思想。参见常乃惪：《虚无主义与中国青年》，《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23页。贬低所谓“思想”的意义，重视实际行动的重要性，这个倾向导致他在五四后反对胡适“不谈政治”的主张。他把“不谈政治”视为“中国人漠视现实精神的一种表现”，“是几千年专制政体下养成的结果，与西方人的民治精神相去不啻天渊”，反映多数中国人仍未能彻底了解西洋文化的真面目，这是“新思潮”的失败。参见常乃惪：《反动中的思想界》，《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14~16页。因此，他向胡适建议：现在“应当转过来从思想文艺鼓吹到政治”。参见常乃德：《常乃德君来信》，《胡适文存（二）》，329页，合肥，黄山书社，1996。这个政治，是重视现实精神的政治。
当《全民教育论发凡》一书最终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常乃惪的主张已经彻底转变到“国家主义”上了。他在后序里说：“我们现在谈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为期尚远。我们非先有机关枪对打的精神和实力我们便不配主张什么理想，便主张出来也无人瞧得起。因此提倡国家主义以保全种族，乃是目前极需要的事情。”对于书中彻底改造现行教育制度的主张，常乃惪也惭愧地检讨自己始终未曾脱离学校生活，是“言不揜行”。他设想将来，“确有了可以信仰的主义，自然不会再在现行教育制度下讨生活了”常乃惪：《后序》，《全民教育论发凡》，2~3页。。
常乃惪转向“国家主义”与他主张渐进改革的思路分不开。就在转向发生的同时甚至更早，他感到思想界的“浮浅”，甚至尖刻地主张裁学校跟裁兵一样要紧：教育愈普及，文氓就愈多，漂亮话愈漂亮，思想愈巧妙，民族就将愈趋于灭亡。所以，与其译书，不如造铁路；与其办大学，不如修濬黄河。而“中国民族前途惟一之希望是在从血统上改造民族”，如汉回通婚。参见燕生：《论思想》，《莽原》第15期，1925。
用陈独秀的话说，常乃惪重视“现象”胜于“理想”。但在二人争论过去后的1920年代初，常乃惪明显地表现出更关注“理想”设计的倾向。直到他加入中国青年党，接受“国家主义”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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