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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作者舍弃了传统的以权谋思想和国家主义为出发点的历史叙述角度,用独特的呈现方式,尝试以一个个王朝末世为截面,重新审视历史,想象其发展的另一种可能,也为读者反思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拓展了富有张力的遐想空间。然而,在这些别开生面的叙述角度与方式的背后,却是作者深沉的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追问历史末世,也是为了追求国之永恒。
本书为作者系列长篇历史随笔“王朝三部曲”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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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以新颖的视角、慢镜头加特写的倒叙方式梳理、再现并深刻剖析了中国历史上12个王朝末世的最后十年,对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生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细致考究,并探讨了它们覆灭前的另外一种可能。认为这些末世都跳不出“忽而勃兴忽而衰”的周期轮回,但又千百年来无可避免地不断重蹈覆辙,追根究底是逃不脱“家天下”政治体制的局限,从而在此基础上探讨“国之永恒”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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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冯敏飞,福建泰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有长篇小说《红豆项链》《兵部尚书佚事》《京城之恋——柳永回忆录》,散文集《人性自然历史》及长篇随笔《历史上的60年》《中国盛世》等,《京城之恋》获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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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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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话:沉舟侧畔 1
第一章 西周末:忘乎所以 7
【曾经辉煌:儒家最向往的时代】
9:天人共愤(前780年) 9
8:性贿赂(前779年) 10
7:抗戎联盟(前778年) 12
6:政治联姻(前777年) 12
5:天象异常(前776年) 12
4:吞并小国(前775年) 13
3:娘家说“不”(前774年) 13
2:用脚投票(前773年) 14
1:亲自点燃导火索(前772年) 14
0:自取灭亡(前771年) 15
【改写历史:假如周幽王像卫灵公】 15
第二章 秦末:飓风而过 19
【曾经辉煌:创2000年帝制】
9:为了万寿无疆(前215年) 22
8:为了安定南北(前214年) 24
7:贬官与焚书(前213年) 26
6:大兴土木与“坑儒”(前212年) 28
5:被人咒死(前211年) 31
4:遗嘱被篡改(前210年) 32
3:反叛四起(前209年) 33
2:内忧外患(前208年) 35
1:致命打击(前207年) 36
0:狼狈投降(前206年) 38
【改写历史:假如胡亥像刘义隆】 38
第三章 西汉末:和平演变 43
【曾经辉煌:“为人类历史开创了新纪元”】
9:断袖升迁(前2年) 46
8:重新洗牌(前1年) 48
7:“安汉公”安汉(1年) 49
6:安抚灾民与边民(2年) 50
5:再次大义灭亲(3年) 51
4:形势依然良好(4年) 53
3:假皇帝(5年) 54
2:倒帮忙(6年) 55
1:巧渡难关(7年) 56
0:安乐死(8年) 56
【改写历史:假如王政君像吕雉】 57
第四章 东汉末:强弩之末 61
【曾经辉煌:接二连三开创盛世】
9:重振旗鼓(211年) 63
8:如萧何故事(212年) 65
7:生子当如孙仲谋(213年) 66
6:皇帝不能救皇后(214年) 67
5:曹操的狗运(215年) 68
4:破例封赏(216年) 69
3:享受天子待遇(217年) 70
2:内外反叛(218年) 70
1:不肯上“火炉”(219年) 71
0:平稳过渡(220年) 72
【改写历史:假如刘协像康熙】 75
……
第十一章 明末:回天无力 207
【曾经辉煌:距资本主义一步之遥】
9:民军大联合(1635年) 210
8:军费紧张(1636年) 212
7:战略大调整(1637年) 213
6:按下葫芦又起瓢(1638年) 214
5:恶性循环(1639年) 215
4:政治包装术(1640年) 217
3:救援锦州(1641年) 218
2:自断退路(1642年) 220
1:天助李自成(1643年) 222
0:自我吊销(1644年) 224
【改写历史:假如朱由检像李嗣源】 227
第十二章 清末:革命抢赢改革 231
【曾经辉煌:海军亚洲第一强】
9:卖国者与爱国者(1903年) 236
8:风起云涌(1904年) 239
7:革命派与改革派(1905年) 241
6:大胆向日本学改革(1906年) 244
5:武装起义频频(1907年) 247
4:“别哭,一会儿就完了”(1908年) 252
3:“不怕,有兵在”(1909年) 256
2:生活所迫(1910年) 259
1:时机拱手让出(1911年) 261
0:千古大退位(1912年) 268
【改写历史:假如载沣像孙中山】 269
结语:“家天下”夭折之必然与国家永恒之可能 273
主要参考文献 319
为人生厚度读与写(代后记)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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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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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话:沉舟侧畔
2
毋庸讳言,常人不喜欢死亡话题。因此,我对是否写这本书曾有犹豫。
忽有一日,豁然开朗。
美国非小说类作家贾雷德·戴蒙德,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专注于“做对的事情”,但真正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做错”。国家之所以做错,之所以失败,大部分不是因为地理、文化等因素,而是因为掌权者做出制造落后的选择。如此说来,光看“做对的事情”——盛世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得看“为什么会做错”——末世。
中西方历史观有所不同。中国人奉行实用主义,注重利用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历史上不少政治家都非常重视前车之鉴,最早可能算周公。商之灭亡,客观上是征战耗空国力,主观上则是纣王过于迷信“天命”,很像后来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tuí)其如予何?”孔子周游列国,与弟子在树下习礼,宋国防部长桓魋砍树驱赶他们。孔子临危不惧,不屑一
顾地说:“天有仁德给我,桓魋他能把我怎么样?”很多帝王也如此自信,总以为天命在身,人民群众奈何不了他。纣王根本不把周人放在眼里,很快被周人灭了。周公当政后,“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时刻警醒。周公认真总结商朝亡国的教训,发现天命并非一成不变,老天爷给了你帝王之命,说不准哪天收回去。周公著《多士》一文,强调由于夏王“大淫泆”,上帝“废元命,降致罚”,所以商人革夏王的命。商王“明德恤祀”的时候,上帝“保又有殷”。可是到商纣王,腐败透顶,于是又“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使殷商的天命终止。召公与周公英雄所见略同。开国大典上,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威风凛凛地站在武王左右,召公地位仅次于周公。他也深入检讨前车之鉴,著《召诰》一文,与《多士》相呼应,指出:“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夏朝和商朝,都是“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即他们都因为道德沦丧让上帝收回天命,周朝不能重蹈覆辙。因此,周公十分强调“礼乐之治”,也即“以德治国”,开创盛世“成康之治”。
众所周知,汉初贾谊著有《过秦论》,上中下三篇,从多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其实,当时反思秦亡教训的远不止贾谊,叔孙通、陆贾等人也做过这方面的文章,可以说有一股“反思风”。刘邦出身低微,当上皇帝难免得意忘形,但他有一个难得的优点,就是虚心。陆贾建议“礼乐之治”,刘邦不屑一顾:“老子骑在马上打下的江山,跟诗书有个屁事!”陆贾启发说:“如果秦统一天下后行仁义,哪有陛下您的机会?”陆贾写过一系列文章反思秦始皇时期:
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法治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而失之者,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
正是秦始皇太“有为”的教训,让刘邦接受“礼乐之治”的国策,实行“无为而治”。其儿孙“萧规曹随”,开创“文景之治”等一系列盛世。
康熙念念不忘明亡的教训。公元1697年他对大臣说:
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我朝现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无女后预政、以臣凌君等事,但其末季坏于宦官耳。且元人讥宋,明复讥元,朕不似前人,辄讥亡国也,惟从公论。
明朝没有外戚干政和大臣为乱,但有太监作孽,我们今天也普遍这么看。康熙这话让我更在意的是:他试图结束那种后一代讥讽前一代的历史怪圈,立志不让后人讥讽,此志不可不谓大。公元1709年,康熙又对明史大发感慨,这回说得更具体:明朝开支太奢侈,一天的费用可抵康熙时代一年,他们囿于深宫,不知人情物资之贵。反思结果,康熙和他的儿孙开
创了一个长达百年的“康乾盛世”。
这样看来就不难明白:盛世何以多出现在一个朝代的前期,因为这种时期一般都小心翼翼怕重蹈覆辙,而末世倒是多如阿Q忌讳光亮,像清末摄政王载沣那样还陶醉在“不怕,有兵在”的美梦中。
其实,死、生与爱、恨一样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最近,著名国际政治专家资中筠在《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发表《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一文,谈及中美史观差异,说有位美国历史教授曾问美国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绝大多数回答是感兴趣;他问台湾学生,回答是为兴趣而学历史太奢侈,我们是为救国而学历史;后来接触中国大陆学生,对这个问题回答竟如出一辙。所谓“救国”也即“救亡”,着重吸取历史上的亡国教训。所以,晚明、晚清,特别是前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迄今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从文明衰落所造成的痛苦中学到的知识,可能是人类进步最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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