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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解放日报》副总编徐锦江隆重推荐。每一个故事都具有浓郁的上海特色，是读懂上海这个大都市来龙去脉的最好方式。
2、作者来源广泛。他们中间既有上海市档案馆专家，上海市作家协会著名作家、党报文 艺版的著名编辑，也有上海电视台资深编导，更有上海市公安局专业杂志编辑。他们的工作和研究面对着那些历史的当事人和文献资料，尽可能让读者回到或者接近历史现场。
3、文章的内容极丰富多彩。从150年前的江南造船厂的往事，到著名的文化广场的今生前世。搜集了大家或耳熟能详或一般读者闻所未闻的上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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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上海，不能抹去的记忆》是《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编辑许云倩根据该报副刊《朝花》所发表的文章组稿、编辑而成。上海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发生于此并影响全国，同时，又作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窗口”，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迅速地成为国际大都市。短短几百年的时间，上海滩发生了太多风起云涌可歌可泣的故事。本书从五个角度展现了印刻在上海这座城市里不能抹去的记忆，分为“惊心回眸”“海上回声”“民国往事”“温情定格”“海风百年”五个章节。
“海上回声”回忆了具有代表性的文艺工作者以及文艺作品在上个世纪的故事，60年代洛阳纸贵的《欧阳海之歌》，上海老一辈熟知的闲话节目《阿富根》，红色经典《红色娘子军》的创作过程，沪上经典广播剧《刑警803》的幕后故事等等；“惊心回眸”重现了发生在上海滩具有轰动性的历史事件、惊心案件以及动人故事，包括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紧急接管上海的过程，建国初的惊心谍战，当年引起全城轰动的刑事案件；“民国往事”讲述了在民国这个新旧交替的年代发生海上传奇故事，既有有关上海这所城市的改造建设故事，也有郁达夫与王映霞、瞿秋白与杨之华留在上海的动人爱情故事；“温情定格”介绍了上海普通市民生活中所熟知的那些事物是如何出现和产生的，街“二万户”、上海工人文化宫、“情人墙”、商业广告、上海三条街等，这些在老上海人的记忆里都是不可或缺的；“海风百年”从不同侧面展现了百年上海成为现代化、工业化城市的发展轨迹，从江南制造总局到一本小小的出国护照，看到了上海随时代不断发展不断开放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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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许云倩，上海市政协委员，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散文集《忘却今天的烦恼》《花醉》《雕栏玉砌应犹在》等颇受好评，小说《白色家具》《寒枝难栖》等分别获奖。组稿并编辑的小说《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发表后改编成热点收视电视连续剧，《郎在对门唱山歌》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获2011年第1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
2001年10月，因编辑小说《燕赵笔记》，获《小说月报》第九届百花奖优秀责任编辑奖。2006年8月，因编辑小说《守望马其诺防线》获《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2009年任文艺部连载专栏编辑期间，连载纪实作品《解放战争》，获总编辑特别嘉奖。2013年5月，获第22届上海新闻奖副刊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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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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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回眸
1976,中央工作组空降上海 冯乔
建国初期沪上的一场谍战 李动
智擒暗杀陈毅的刺客 李动
储蓄所门前的枪声
——建国后上海第一宗持枪抢劫银行大案侦破记 章慧敏
三十一年的无悔追踪 李动
追踪神秘的“敲头幽灵” 刘翔
归去来兮的“打电话的少女” 刘翔
海上回声
上海闲话讲得来
——“阿富根”节目的几起几落 冯远／冯乔
晨星是你机敏的眼睛
——广播剧《刑警八○三》幕后故事 瞿新华
金敬迈与《欧阳海之歌》 冯乔
“文革”后全国首篇连载诞生记
——忆《浦江红侠传》写作前后 阿章
向前向前向前
——郑律成与丁雪松的红色恋曲 冯乔／冯远
万泉河水清又清
——红色经典《红色娘子军》幕后故事 冯乔／冯远
寻找当年捐赠望远镜的小姐妹 刘翔
温情定格
“二万户”的温暖记忆 张姚俊
上海三条街的辉煌往事 张姚俊
消失了的“情人墙” 沈扬
上海工人文化宫的美好回忆 朱海平
文化广场的那些年与那些事 张姚俊
一张护照敲开国门
——1977年邓小平亲自批示一张私人护照始末 章慧敏
民国往事
未完成的“大上海计划” 许云倩
高桥海滨浴场的民国记忆 李红
南京路“四大公司”的传奇故事 张姚俊
“公真第一人”——写于宋教仁被害及去世100周年 徐甡民
那些年，他们的爱情
——瞿秋白与杨之华的婚恋往事 陆其国
“好事只愁天妒我” ——郁达夫、王映霞的上海往事 陆其国
海风百年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一个半世纪的强国梦 秘薇徐烜
提篮桥监狱的百年沧桑 张姚俊
上海滩车牌往事 章慧敏
1979,上海,广告归来 袁念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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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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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只愁天妒我”
——郁达夫、王映霞的上海往事
陆其国
1927年初，已婚才子作家郁达夫在上海偶遇杭州美女王映霞，从而对其疯狂追求。王映霞在经过犹豫、困惑、烦恼，以及兴奋和举棋不定后，终于扛不住郁达夫苦心孤诣的追求，于1928年与之结为秦晋之好。但令人扼腕的是，这对在诗人柳亚子眼里的“富春江上神仙侣”，数年后却反目离婚，上海从此徒留下对这双才子佳人爱恨情怨的怅然追忆。
尚贤坊一见钟情
1927年1月14日，32岁的创造社作家郁达夫前往马浪路（今马当路）尚贤坊40号看望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及同乡孙百刚，结果在孙家不期遇上借住在孙家、毕业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时年18岁的王映霞，不由对其一见倾心，就此展开疯狂追求。郁达夫在当天日记里写道，是日到尚贤坊孙君家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那天孙百刚对郁达夫的表现，也感到有点奇怪。比如郁请吃饭为什么一定要叫汽车？他打算请大家去什么大饭店？再说即使坐汽车，大家一起出去，街口就是汽车行，为什么一定要把车叫进来，弄得排场十足？尤其是孙还回想起，“在我的记忆中，我和达夫无论在东京、在杭州，和他一道白相、吃馆子，也不知有多少次，但达夫似乎未曾有过那天那样的兴奋、豪爽、起劲、周到。譬如说：他向来是见陌生女人，常会露出局促不安的腼腆的样子；可是今天掌华（孙百刚妻子）和映霞都是他第一次会面的女人，他似乎很是熟络。再譬如：达夫向来用钱，虽不是吝啬，但处处地方不肯做‘洋盘’，特意要表示出他是非常精明的内行，不愿给人家刨去一点点的黄瓜皮。如对黄包车夫还价，在未坐上车之前，一两个铜子他也要青筋錾起和车夫争论，宁愿拉到后再加给他，而不乐意在事先吃亏的。然则今天先是坐汽车到南京路‘新雅’吃中饭，下午出来坐黄包车到‘卡尔登’（即后来的长江剧场）看电影，无一次不是他抢着付钱。坐上黄包车，一络大派，不讲价钱。种种情形，在我看来，似乎都有点异常”。
看罢电影，孙一方面看郁意犹未尽，另一方面也想还还情，便提出去南京路逛逛，晚上由他做东去三马路（今汉口路）上的“淘乐村”用晚餐。从“淘乐村”吃完出来，带着六七分醉意的郁达夫坐上汽车后突然用日语对孙百刚说的一番话，使孙百刚一下子意识到，郁达夫已经狂热地爱上了王映霞。当时郁用日语对孙说：“老孙，近来我寂寞得和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样，满目黄沙，风尘蔽日，前无去路，后无归程，只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老孙，你看这奇迹会来临吗？绿洲会出现吗？请你告诉我！”带着微醉用王映霞听不懂的日语说出这番话，显然郁达夫是在试探孙百刚的态度。但孙百刚只是巧妙地回了句，“你是在做小说吗？”郁达夫说，“人生不就是一篇小说吗？”也许是酒喝多了，车到尚贤坊，临分别时，郁声音打颤地说，“今天痛快极了，明天我再来看你们，再会再会！”
郁达夫果不食言，第二天下午，他在“卡尔登”出席了邵洵美与盛佩玉的婚礼后，于晚上以送还孙百刚放在他那里的译稿的名义到尚贤坊孙家，不仅得以与王映霞“再会再会！”而且把她约到四马路（今福州路）“泰丰酒馆”吃饭。郁当天日记记载：“王（映霞）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以后当每日去看她。”又云：“王映霞女士，为我斟酒斟茶，我今晚真快乐极了。我只希望这一回的事情能够成功。”此后郁达夫除了频频给王映霞写情书，更将自己为爱情燃烧的心境写入日记，其缠绵绯恻、露骨率真、点点滴滴、尽皆托出。
而据王映霞自述，郁达夫最初引起她注意，是因他的杭州口音。王映霞在《我与郁达夫》中回忆道，当时“彼此坐定后，我就和平时一样去后面倒了一杯茶出来，先递给了孙先生，然后再由孙先生递给了这一位来客。刹那间想起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是一位好熟悉的名字啊。这样一转念，我倒自然而然地注意起他们谈话的内容来了。从什么稿子，什么书店这些词句里，我又忽然回忆到学生时代曾看过一本小说叫《沉沦》的，这一本书的作者，似乎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郁达夫”。她很快打量了一下郁达夫后，“便又留心着他们的谈话，才听出他是孙先生在日本读书时的浙江同学，新从广州来上海的……过了一会，我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不几分钟，听见孙先生在招呼我，说郁先生邀我们一同出去吃午饭。我就很习惯地和他们同去了”。当时别说王映霞，就是孙百刚夫妇也没有意识到，郁达夫这天心情这么好，兴致这么高，多半竟是冲着他一见钟情的王映霞去的。
此后一连数天，郁达夫几乎天天“再会”王映霞。17日，约王映霞在朋友家用晚餐，餐毕送王回尚贤坊；18日郁日记记载，去尚贤坊访王映霞，王不在，郁等了约半小时，“方见她回来，醉态可爱，因有旁人在，竟不能和她通一语，即别去”。19日，郁晚饭后又去尚贤坊，邀王映霞她们外出看电影。看罢电影，又去吃夜宵。
朋友的忠告
郁达夫魂不守舍的情状自然瞒不过周围人的眼睛，当然，也许郁根本无意瞒大家。但人们多不赞成他追求王映霞，尤其是孙百刚夫妇。孙百刚曾对妻子孙掌华说，郁达夫有妻子叫孙荃，“是富阳一大户人家的小姐，读过旧式书，对达夫感情很好，达夫对她也不错。他们已经有儿女了”。孙掌华惊讶道，“照这样说来，郁先生不应该再在外边寻人”。为此，她还委婉地问过王映霞，对郁达夫怎么看？王映霞开始一言不发，最后说了句：“我看他可怜。”得知王映霞这样说，孙百刚觉得应该对郁达夫提出忠告了。
这天早晨，孙百刚来到郁达夫住处，规劝他道，达夫，你倘若要和映霞结合，必定会毁了你现在安宁平静、快乐完满的家庭，这于你是大大的损失。感情是感情，理智是理智，写小说可以不顾一切，热情奔放，遇到现实的切身大事，应当用理智衡量一番。同时，你也得替映霞设身处地想一想。你倘若爱她，就应该顾全到她的幸福。再说你和她年龄相差过大，贸然结合，日久终有影响。我作为清醒的旁观者向你忠告，希望你郑重考虑，千万不要孟浪从事！但是郁达夫根本听不进去。两人不欢而散。
孙百刚回家后又找王映霞谈话，希望她拒绝达夫的追求。这样既解除了他的烦恼，也不影响你的前程。
王映霞回答道，我怎么会愿意答应他呢，不过我倘若断然拒绝，只怕非但不能解除他的烦恼，也许会发生什么意外。
孙百刚从王映霞话中听出她的犹豫，但他也只能说到这一步了。于是他建议王映霞最好回一趟杭州，把目前事情和家里人商量一下。
而此时的郁达夫已深陷在对王映霞的炽烈爱恋中。他于20日又去尚贤坊访王映霞，回来后在日记中写道，“啊啊！我真快乐，我真希望这一回的恋爱能够成功”，“老天爷呀老天爷，我情愿牺牲一切，但我不愿就此而失掉了我的王女士，失掉了我这可爱的王女士。努力努力，奋斗奋斗！我还是有希望的呀！”
偕隐名山誓白头
但在此后的日子里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尤其是当郁达夫得知王映霞回杭州后，曾疯狂地乘上火车一路追到杭州。因寻她不遇，一度曾让他感到无比痛苦和绝望，因此一次次以酒浇愁，喝得烂醉；还吸食鸦片，以图麻醉自己。清醒后，便奋笔给王映霞写情书。
2月9日，王映霞曾致信郁达夫，婉转地批评他不该去杭州找她。11日，王映霞又致信郁达夫，但后者觉得信中“一点儿内容也没有”。直到收到2月15日王映霞信，郁才觉得她在信中“稍露了一点诚意，说她已经受过好几次骗，所以现在意志坚强了。我也不明她的用意。不过她总要想试炼我，看我的诚意如何”。于是郁达夫向王映霞开始新一轮情书“轰炸”。2月25日，郁达夫接到王映霞信，请他去尚贤坊一见。郁当日日记记载：“马上跑去，和她对坐到午后五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约我于下星期一再去，并且给了我一个地址，教我以后和她通信。无论如何，我总承认她是接受了我的爱了……”
可以说，至此，郁、王的恋爱关系终于出现了转折。这时候，郁达夫突然产生纠结。他在2月27日日记中记载：“我时刻忘不了映霞，也时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孙）荃君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泪……”
但是甜蜜的爱之激流，最终还是冲溃了理智的堤坝。而在王映霞这边，除了在信中“稍露了一点诚意”，在行动上似乎也出现了迹象，那就是她搬出了尚贤坊，借住到一位同学那里。反正从这时起，他们的关系有了突破。其间郁达夫也曾因感到与王映霞相爱有“一点罪恶”感，便自欺欺人地于3月4日致信王映霞说要中断两人关系。但5日上午，当王映霞如约出现在他面前时，郁达夫有的只是喜悦，昨晚作出的“和她绝交的决心，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那天他们“从早上九点谈起，谈到晚上，将晚的时候，和她上屋顶乐园散了一回步。……我怀抱着她，看了半天上海的夜景……大约我们两人的命运，就在今天决定了。她已誓说爱我，之死靡他，我也把我爱她的全意，向她表白了”。
第二天，郁达夫在写给王映霞的情书中，附上了两首诗，其中第一首写道：“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郁在日记中说，诗“系记昨天事的”，“因为我昨天约她上欧洲去行婚礼，所以第一首说到了五湖泛舟的事情……”7日，他们又幽会。郁在这天日记中写道：“我和她抱着谈心，亲了许多的嘴，今天是她应允我Kiss的第一日。”郁还说王映霞这天还激励他做一番事业，更劝他去革命。并说“今天的一天，总算把我们两人的灵魂溶化在一处了”。至此，闹得满城风雨的郁达夫追王映霞之事，终于明朗化。王映霞的激励也确实给郁达夫带来勇气和力量。这年5月底，当创造社出版部遭到搜查，郁达夫潜往杭州，就是避居在金刚寺巷王映霞家，由王映霞给予掩护的。显然由于王映霞此前已做了家人“思想工作”，家人并没反对她与郁达夫的结合。于是，6月5日，他俩假杭州聚丰园菜馆，举行订婚仪式。两人原打算于1928年3月12日在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婚礼，这一计划后来没有实现，结果在上海南京路上一家饭店请了两桌客，“就算是作了我们的喜筵”。（王映霞语）至此，郁、王这场引人关注的恋爱事件总算尘埃落定。到了这一步，人们也只有祝贺他们了，包括孙百刚夫妇。
婚后，郁达夫最初与岳母同住于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1442号，不久租下毗邻的嘉禾里1476号底楼一间老式房，于3月底迁入。8月，郁达夫将他恋上王映霞后写的日记编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推出，开创了新文学作家出版日记的先例。《日记九种》出版后，几年内连续印了八九版，发行量达三万之多，轰动一时。
神仙眷侣的甜蜜生活
郁达夫、王映霞在嘉禾里最初的日子过得虽不宽裕，但却惬意。王映霞后来在《半生杂忆》中写道：“从此，我和郁达夫总算正式组成了家庭，但家庭里的一切用具等等，全是向木器店里租来的，因为这时我们的经济能力，无法购买这些东西。我们没有装电灯。三餐吃的，都在我母亲家里，好在住处相距只有几步路较为方便。”囿于当时的政治因素，郁达夫和王映霞住在嘉禾里的地址没有向朋友们公开，信件均由书局转。当时王映霞已怀孕，她写道：“既无亲友的来扰，我们又很少出外去看亲友。在屋子里坐得气闷时，也就踱到附近的几条人行道上闲步，谈着过去，谈到未来，再谈及这尚未出生的小生命。饱尝了欢乐的两颗心，觉得已经再也说不出什么别的愿望了。在散步散得有点疲倦的时候，我们便又很自然地回到了小楼上。太阳成了我们的时钟，气候算作我们的寒暑表。在这十里洋场的一角，是很少能够有人体会得出我们当时的满足的。”郁达夫一度患上伤寒，后转黄疸。其间王映霞经常做营养食物给他调理，使郁得以尽快康复。郁的生活也上正常轨道，北新书局给他出的全集先后发行，拿到不少版税。加上平时再写些作品，也有稿费收入。经济有了起色，小日子过得越加有滋有味。后来亲朋好友知道这些，也很为他们高兴。郁飞、郁云出生后，孙百刚曾去嘉禾里看望过他们，王映霞还特地去买了菜，留孙百刚吃饭，孙也真切地感受了他们的甜蜜生活，并为他们祝福。
需要指出的是，《日记九种》不尽是缱绻缠绵的喁喁低语，同时也有郁达夫作为进步作家对时局所表白的立场和发出的声音。郁达夫从广州来到上海仅三个月，就迎来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军进占上海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但当他察觉这一革命成果有被异己者篡夺的危险时，即在这“方向转换的途中”写出政论《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发表于《洪水》半月刊。指出当前的革命已处于“一个危险过程中”，要大家警惕那些从革命队伍中产生出来的新军阀、新官僚和新资产阶级。他的一系列政治观点鲜明的文章的发表，也为他的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但他并不动摇。尤其是1927年10月初，老友鲁迅也从广州来到上海，郁达夫更是喜出望外，从此他更是坚定地与鲁迅站在同一条战线。他和鲁迅联合创办的《奔流》月刊，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界鼓舞很大。阅此一时期的《鲁迅日记》，不时可见郁达夫或一人或偕王映霞访鲁迅的记载。遗憾的是，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上海呆的时间并不长，他们于1933年4月25日举家离开上海回了杭州。关于迁居原因曾有多种说法，但为生活计多无疑义。王映霞曾这样表白：“一九三一年以来，我心理上幻灭得厉害，似乎人未老而精神先衰，对于许多事物，也都发生不出兴趣。有时想到树高千丈，总要落叶归根，很希望有一个开支节省的安定的去处。达夫他亦流露出这个意思。”又说，“我们都认为唯一符合我们生活上经济上愿望上的去处是坐四小时火车即能到达的杭州。在从不关心政治的我的胸怀里，还认为杭州是我想象中的最好去处，可以作我的终老之乡”。
迁居后的郁达夫的心情似乎并不如王映霞达观。在由上海迁居杭州的第一夜，郁达夫失眠了，于是他干脆起床拿起新出版的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看起来。这一看，顿时让郁达夫精神焕然，他“从夜半读到天明，将这《两地书》读完之后，神经觉得愈兴奋了，他此刻人在杭州，但心却在上海。上海不仅有他与鲁迅等人的战斗足迹，更有他对王映霞一见倾心后，就此留下的美好时光。他内心是否有预感，上海留给他的甜蜜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好事只愁天妒我”，更多地也只能珍藏在心里了。
郁达夫、王映霞的此后的情感里程，最后果然出现了谁也不愿看到的一幕：1940年3月，他俩以一则“离婚启事”宣告了12年情缘的结束。1945年8月20日夜，用笔抗日的斗士郁达夫在南洋被日本宪兵队杀害。王映霞后来则以耄耊之年，在杭州“叶落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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