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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大文学与中国格调共分五辑，由作者最近几年所撰写的文章结集而成，涉及写实文学、小说创作、诗歌和散文作品、“诺奖”的“西方中心主义”、古代文学经验的现代转换等许多问题。“中国文学的自觉”是本书特别关注并着力探讨的主要问题。
大文学与中国格调作者试图通过对具体文本和具体现象的细致解读，建构“大文学”的价值图景和“中国文学”的主体性，揭示“中国格调”的魅力和价值，进而为当下的文学写作和文学阅读，寻求积极的“支援意识”。
大文学与中国格调信从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写作伦理，不说空话，不说废话，不说假话，体现着作者一贯的坦率认真的批评态度和细读深究的批评风格，显示出一种在质疑中建构的积极的批评姿态。这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曾引起较大的反响和读者的好评，多次被多家权威刊物转载，并屡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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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建军，陕西延安市富县（鄜州）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小说理论研究及现当代小说评论。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及《文艺研究》等多家报刊发表大量理论、批评文章。有专著及论文集《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必要的反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小说的纪律——基本理念与当代经验》（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文学因何而伟大——论经典的条件与大师的修养》（华夏出版社，2010年）、《文学的态度》（作家出版社，2011年）、《文学还能更好些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与《是大象，还是甲虫——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析疑》（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年）、《文学与我们的尊严》（台湾新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即出）等数种。
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文艺争鸣》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北京文学》文学评论奖、《上海文学》优秀论文奖、2002年度和2006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首届“勤英文学奖·青年学术奖”以及《文学报》首届、第二届、第三届“新批评·优秀论文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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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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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第一辑
其言直，不隐恶
——论韦君宜的晚年写作
在人格上绝不含糊的的诗人
——思忆文学与《牛汉自述》
混沌时代的泪与死
——论从维熙的《走向混沌》
如此感伤，如此温良，如此圣洁
——论《巨流河》
苦难境遇与落花生精神
——许燕吉论
第二辑
犹如泪珠射来颤抖的光明
——余易木论
被时代拘制的叙事
——论《创业史》的小说伦理问题
无尽苦难中的忧悲与爱愿
——论史铁生的文学心魂与精神持念
穿越黑暗的文学远征
——读章诒和小说《刘氏女》
别有骚意君须会
——论《骚土》的“文革”叙事与反讽精神
得诀只在能透过一层
——论李唯的小说
第三辑
直议莫言与诺奖
2012年度“诺奖”《授奖辞》解读
马悦然欠谁一个道歉
《蛙》：写的什么？写得如何？
为顾彬先生辩诬…
第四辑
司马迁：敢批暴君逆鳞的勇者
《史记》与中国小说的未来
《呻吟语》：岂独呻吟而已也…
《红楼梦》的孩子
——论《百合花》的谱系、技巧与主题
守成启蒙主义的文化理念与文学言说
——林鹏论
第五辑
王实味与鲁迅的文学因缘
萧红活着会怎样？
艾青的樱桃与左琴科的坚果
在隐士与猛士之间
——从散文创作看邢小利的心灵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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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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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言直，不隐恶
——论韦君宜的晚年写作
立意较然，不欺其志。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
一个人可以放弃很多东西。但他却必须思想，而且具有把他的思想表示出来的深切需要。当有表现需要的时候而被迫保持缄默，这是非常令人难受的。
——密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
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韦君宜的文章，就想通过这种较为庄严的方式向她致敬：抱衰年废病之身，著“述往思来”之书，实在是很了不起，很值得尊敬的。而文章的题目，也是早就有了的；在我看来，借用班固评价司马迁的几句话里的六个字作题目，就可以很恰惬地概括她的反思性写作的文体特点和伦理精神。然而，几次下笔开头，几次搁笔作罢，——这样的情形，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并不多见。推究原由，也许是因为她所写的人和事，大都有一种令人因为“畏恶”和难受而不愿谈论的性质。
尽管如此，我还是会常常想起韦君宜，想起她的勇敢而犀利、坦率而真诚的写作。想起她就会有谈论她的冲动，就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对我来讲，她的严肃而沉重的写作，不仅具有指示方向的意义，而且还有给人勇气、促人前行的力量。
一“事实加反思”VS“剪刀加浆糊”
在文学叙事和历史研究上，有一种极为常见的消极倾向，那就是，被动地依赖权威们的观点，被动地依赖固有的资料，不加反思和批判地将这些观点和资料进行摘抄和编排，从而构成一种缺乏文学价值和历史学意义的叙事文本。英国学者柯林武德曾经从历史学的角度，尖锐地批评过这种模式：“由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们的证词而建立的历史学，我就称之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我再说一遍，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历史学，因为它并没有满足科学的必要条件；但是直到最近，它还是唯一存在的一种历史学，而人们今天还在读着的、甚至于人们还在写着的大量的历史书，就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历史学。”历史对于这种历史学家来说，不是去“首创性”地发现事实，不是对事实进行科学的分析，而是意味着“重复别人在他以前已经做过的陈述。因此就只有在向他提供了有关他要思想、写作等等的主题的各种现成陈述时，他才能从事工作”。这种模式后来又被发展成貌似很具学术性的“鸽笼子方式”。所谓“鸽笼子方式”，按照柯林武德的阐释，就是指那些“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家，由于“厌烦于抄录别人陈述的工作，并且意识到自己有头脑，感觉到有一种值得称道的愿望要运用它们；他们常常发现创造出一种鸽笼子的体系把他们的学问安排在其中，就可以满足这种愿望了。这就是那些模式和图式的来源”。柯林武德所批评的这种叙事模式，缺乏独到的发现、思想的深度和批判的精神，本质上是平庸的、苍白的、依附性的；作为一种懒汉主义的叙事方式，它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流行于几乎所有的时代，尤其流行于那种禁忌甚多、缺乏活力的文化环境里。
毋庸讳言，在我们的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中，大量存在着这种“剪刀加浆糊”的叙事模式，大量存在着作为这种模式的精致化样式的“鸽笼子的体系”。矫正和解构这种叙事模式，正是新的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的任务，——这种新型的叙事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清醒的反思精神和自觉的启蒙意识。在文学叙事中，一些具有正义感、责任感的“老革命家”和“老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和小说作品，就具有改变风气和指示路向的意义，就属于那种值得效法和推崇的模式。
晚年是生命的黄昏，但也是精神丕变的重要阶段。当此时也，有的人，回顾来路，幡然悔悟，人性复归，良心发现，人格升华，智慧成熟，遂开始说真话，写真文，作真人，最终成了“两头真”的人，巴金、李慎之、王元化、李锐、杨宪益、周有光、邵燕祥、从维熙、牛汉、资中筠等，就属于那种越活越明白，越活越真实，越活越可敬的“真人”。有的人，则见自己日暮途穷，来日无多，便恣意妄为，倒行逆施，逞一时之痛快，留千古之骂名；另有一些人，虽不如此之甚，但却沦为越活越糊涂，越活越虚假，越活越可憎的庸人。
韦君宜就属于那种在晚年放下了面具和顾忌，写得很勇敢、活得很真实的人。韦君宜说：“许多事情的不公平、本人的遭遇、亲眼见到的不合理，实在使人无法坦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忧患意识，是韦君宜晚年写作的内在动力；通过对历史的还原和反思，而推动当代生活的进步，则是韦君宜晚年写作的最终目的。她克服了内心的恐惧，摆脱了说假话的消极习惯；她不怕揭自己的伤疤，不怕露自己的丑。她的写作充满了尖锐的疼痛感，但也充满了对生活与真理的热爱。
没有无历史的现实。一切现实都是历史之子。谁若不了解历史，谁就无法看清现实。《诗经》中的《民劳》篇云：“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作为“极左”政治历史的见证者，韦君宜试图还原历史真相，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些沉重的事实和真相，我们的后代才有可能变得成熟起来、文明起来，才不至于再蹈前人的覆辙。关于写《思痛录》的“念头”，她对自己的女儿说：“你们太幼稚了，这么大一个国家交到你们手里怎么得了。而父亲也对母亲说：这是我们的不对，我们过去什么也不让他们知道。”她还告诉女儿：“我只给你讲好的一面、光明的一面，不让你知道党犯过的错误，党内斗争很残酷的一面，其实我们这个党从来就不纯粹。”她晚年写作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对以往错误的正视、认识和总结，使社会更加成熟起来，少走一些弯路，少犯一些错误，使国家和人民少遭一些劫难，少吃一些苦，少付一些不必要的代价。韦君宜说：“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思索本身是一步步的，写下又非一日，其中深浅自知，自亦不同。现在均仍其旧。更多的理性分析还是留给后人去做吧！至于我本人，至今还不可能完全说透，我的思维方法也缺少讨论这些问题的理论根据和条理性。我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
韦君宜的叙事所依据的，不是虚妄的幻觉和任性的想象，而是切切实实的个人经验，是自己亲眼目睹的生活事象。而她的叙事方式，则是直接而坦率的，毫无吞吞吐吐、言不由衷的坏习气。这与那些循规蹈矩的“剪刀加浆糊”的叙事方式，构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也与那些陈陈相因、人云亦云的叙事态度迥然有别。如果说，“剪刀加浆糊”的叙事，必然是沉闷、堆砌、僵硬、躲闪、不诚实的，那么，“事实加反思”的叙事，就具有坦率、直接、平易、朴素、真诚的特点。韦君宜晚年的两部作品——长篇小说《露沙的路》和纪实作品《思痛录》，就属于后一类作品中的典范，就像公刘先生在《触人痛思的思痛录》中所评价的那样：“没有抽象的议论，没有泛泛的喟叹，甚至于没有重量级的形容词，全是些不兑水的干货，身经亲历的真人真事；有其可贵的是，作者把自己整个儿摆了进去，当时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如今就怎么写，毫不遮掩，毫不躲闪。……无数错杂纷纭的事件，都通过作者本人这根主轴旋转展现，第一人称，第一视角，平实至极，简洁至极，亲切至极。我想，像这样一种朋友谈心似的叙述方式，多少也能给某类作者以些许启示罢。”
说得真是好极了！当代文学写作在文体上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朴素和诚恳的价值，不会用家常的方式说人话、说老实话，总是爱摆花架子，爱故弄玄虚。在一些人看来，文学作品写得越是晦涩难懂，越是难以卒读，越是把读者忽悠得晕头转向，便越是高明，越是独特，越是具有文学价值。然而，真正的文学作品，却不是这样，而是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的那样：“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韦君宜的晚年写作，就具有朴素自然的特点，就接近于“沁人心脾”的境界。她的朴实无华的写作经验，很值得那些爱“装雅”和“媚雅”的作家虚心学习，用心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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