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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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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是共和国同龄人，他的身上贴有“保守派”、“老三届”、“知识青年”、“七七级”、“洋插队”和“海归”等标签。他的经历既反映时代背景，又极为与众不同。他与中国的四京，即南京，北京，东京（开封），西京（西安）和美国的四都，即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都结下了不解之缘,拥有东西方迥异的都市生活经验。尽管作者加入了美国籍，身上还流淌着美国人的血，但却有一颗永不改变的中国心。本书是作者的自传。作者曾在我社出版《美国留学我做主——本科申请专业指南》。“谁要想让自己的孩子更加爱国，就把他送到国外去。”作者对这一看似矛盾的论断深有同感，因为他的人生经历就是最好的见证。“吾为何人？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萦绕心中，多时无解。何故？盖缘于他与众不同之处，非能“一言以蔽之”。从他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人生经历中，既可看到新中国“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对政治进步的孜孜以求，又可看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受的歧视；既可看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促使他追求美国梦，又可看到“龙的传人”对祖国热爱的中国魂；既可看到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又可看到对基督教的虔诚。他不仅在中国经历了反右斗争、大跃进、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国际共运大辩论、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还在美国经历了海湾战争、经济危机、网络兴起、“9·11事件”、伊拉克战争、次贷危机等，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生活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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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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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林，1949年出生，1987年至今居住在美国；1978—1981年就读于河南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2—1986年在河南大学历史系任教；1987—1988年就读于美国匹兹堡州立大学历史系，获美国史硕士学位；1988—1992年就读于纽约州立大学，获高等教育管理学博士学位；1992—1993年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信息学院，获信息科学硕士学位；1993—2012年任“美中经济文化交流委员会”秘书长；2008年至今任北京王府学校国际教育顾问、北京出国留学咨询服务公司高级顾问。作者著有《美国留学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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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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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美国梦
第一章 无忧的童年（1949 年—1962年）
刘家长子生牛庚
辗转四年居三京
稚气未退成学生
艰难困苦度“寒冬”
第二章 困惑的少年（1962 年秋—1966年夏）
名列前茅进三班
渐露锋芒当班干
阶级斗争惹人怨
家庭出身定表现
第三章 疯狂的年代（1966 年夏—1968年秋）
“马列檄文”起祸害
壁垒分明争“左派”
“文攻武卫”荡尘埃
无心复课游山脉
第四章 艰辛的知青（1968 年秋—1971年秋）
满怀激情下农村
当头冷水泼满身
蔡湖亲情记吾心
贾屯村民送温馨
第五章 单纯的司机（1971 年秋—1977年冬）
初入社会遇优待
政治挂帅谈恋爱
有惊无险困上海
匆忙上阵试文采
第六章 勤奋的学生（1978 年春—1981年冬）
录取通知添喜气
新鲜论调称稀奇
申请入党受打击
文章挨批转志趣
第七章 成真的梦想（1982 年春—1986年冬）
命运转折唤梦起
教学科研唱异曲
政治失意增勇气
幸运福星显祥吉
第二部 中国魂
第八章 陌生的国度（1987 年春—1988年秋）
赤手空拳进异域
坚持理念促统一
情意缠绵思故里
孤身独胆闯天地
第九章 政治的风波（1988 年秋—1990年夏）
如愿以偿获硕士
举棋不定读博士
义正辞严抗歧视
袖手旁观避“风波”
第十章 矛盾的家庭（1990 年夏—1991年夏）
日思夜想盼母来
左右为难作仲裁
博母欢心逛四海
万般无奈说“拜拜”
第十一章 春天的故事（1992 年春—1993年夏）
“南巡讲话”暖人心
三进校门保身份
慈母病危念母恩
完成学业得新春
第十二章 艰难的创业（1993 年秋—1995年冬）
踏破铁鞋觅饭碗
用心良苦推保险
跑遍纽约销石板
投资矿山丢本钱
第十三章 沉寂的岁月（1996 年—1999年）
煞费苦心聚乡亲
遍地撒网找客人
走东闯西卖靴子
夫妻不和闹离婚
第十四章 信主的道路（2000 年—2002年）
身无分文到硅谷
犹豫不决转国属
愤而辞职营新竹
死而复生信耶稣
第十五章 失婚的日子（2002 年秋—2006年）
饥不择食拉新配
开辟阵地奔都会
孰是孰非守立场
发挥余热当“海归”
第十六章 焕发的青春（2007 年—2014年）
引进砖机建农村
中原文化寻祖根
美式教育助教改
感谢上帝降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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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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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无忧的童年（1949年—1962年）
刘家长子生牛庚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象征着国民党政权的、飘扬在南京总统府大门上的青天白日旗，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拔掉后两个月（1949年6月28日），我便诞生在总统府附近的玄武湖畔。
我们的祖籍在河南淇县良相村。淇县因位于淇河之滨而得名，这里在历史上曾被称为沫邑，有人赞美它“东临卫水观鱼跃，西登太行听鹿鸣”。商朝的纣王从安阳迁都于此，“朝朝歌笙，暮暮曼舞”，便改名为朝歌。
据说，纣王的叔父比干任丞相时，在此苦谏纣王，劝其“施仁政”，谁知纣王竟恼羞成怒，令人把比干的心挖出来，看看到底是不是“忠”心。后人在都城内为比干修建了“摘心台”，并把他奉为“谏圣”。传说比干以无心之躯路过良相村，亡于并葬于现今的卫辉市境内。比干之妻生子后，取名林坚，是为林氏鼻祖，“比干墓”遂成为林氏宗亲祭祖之地。
武王之父文王，曾被囚禁于我们老家附近的羑里，并在此将伏羲的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最后发展成中华文化的精髓——《易经》，从而被后世尊称为“易圣”。
被誉为“谋圣”之一的姜尚（姜子牙），出生于卫辉，曾在朝歌以卖肉为业。83岁，协助周武王伐纣，就在我们老家一带展开了“牧野之战”，灭了商朝，代之而立周朝。
春秋时期，朝歌又成为卫国之都。被人称为“商圣”的子贡就是卫国人，曾任卫国宰相。被尊称为变法先驱的商鞅，也是卫国人，又名卫鞅。卫国虽为弹丸小国，竟能在战国时期与“七雄”并存，一直延续到秦灭六国之后，是历史最长的诸侯国之一，此处当是风水宝地。
我们家良相村就位于云梦山下，另一位“谋圣”鬼谷子曾在云梦山中讲授军事谋略，著名军事家孙膑、庞涓，“合纵连横”家苏秦、张仪都是他的门生，故云梦山内的“鬼谷子洞”被称为“中国第一所军事学校”。
朝歌还曾归属于汤阴县，“武圣”岳飞不仅出生于此，他脊背上“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就是岳母在汤阴刺的。
由此说来，我国历史上的一大“谏圣”（比干）、一大“易圣”（周文王）、两大“谋圣”（姜子牙、鬼谷子）、一大“兵圣”（孙膑）、一大“商圣”（子贡）、一大“武圣”（岳飞）七大圣人，均与此地有缘，竟占公认的四十八位“中华圣人”中的七分之一。良相村出没出过良相，没有记载，但把这块土地称之为“人杰地灵”，当不为过。
我祖父是牲口经纪人，家境还算不错（他1939年去世，如当时划分家庭成分的话，可能算上中农吧）。我父亲名叫刘溶池，属“池”字辈，是兄弟三人中唯一的读书人，抗日战争时期离开家乡，随着国民党政府到重庆，靠政府助学金上了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当时在重庆）中文系，1944年毕业后考入中央研究院，三年后获当时中国最高学位——文学硕士。随后，他就受聘于国民党政府中央编译局，参与编写国语（即现在的语文）教材。我母亲名叫靳友梅，河南南召人，毕业于开封女子师范学校。1948年，经我母亲的舅父，河南大学中文系知名教授，胡适的高足，任访秋先生牵线，我父亲与我母亲结婚。他们婚后居住在现在的南京玄武湖公园内，濒临玄武湖的一栋两间房小楼。一年后就有了我。我父亲是“池”字辈，他的下一代是“林”字辈，我是他的长子，就起名叫刘一林。可能他还期望有二林、三林等几个儿子，谁知只生了我一个儿子，这个“一”便成了唯一的“一”，而不是一二三的“一”了。且不要小看这个“一”，“一”为万物之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常对人说，如果按中国传统的祖籍论，我是河南淇县人，如果按出生地论，我则应是南京人。
至今我还保存着满月时母亲抱着我站在小楼前和我一周岁时的照片，从几张我婴儿时的照片中可以判断那时家境不错。1966年我趁串联之机曾到玄武湖寻迹，还能看到那座小楼，可惜没有留影，待我1983年再次寻访时，小楼已不复存在。从此以后，只要有机会到南京，我总要到玄武湖公园里转转，以怀“思古之幽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将大部分原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集中到北京革命大学学习，父亲也在其中，我和母亲留在南京。父亲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中文教研组，担任组长，我便随母亲迁到北京，母亲在鼓楼旁边的宝钞胡同小学教书。后来由于大妹妹出生，母亲无法顾及我（连大妹妹也要找保姆照看），就送我到位于牛街附近的燕京托儿所，每周末接回家一次。从幼儿时期就开始了独立的生活，不知对我后来追求独立自主的性格是否有影响。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学校周围全是农田，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到校外附近观赏春天景色，看到一匹马在田野里狂奔，老师们害怕我们被马伤害，就像母鸡护小鸡那样把我们紧紧搂在怀里。我还依稀记得斯大林去世时我也带个黑袖箍，汽笛和喇叭齐鸣时我们都要站立默哀。前些日子朋友请我到牛街附近吃火锅，那里已是一片热闹的繁华景象，昔日的燕京托儿所已无迹可寻，可能早被拆掉了。据父母讲，我自幼相当淘气，下巴上有伤疤可以佐证。在托儿所时，午睡时间我不安分，伸手去拉邻床小伙伴的手，不料床边的栏杆未锁紧，从床上跌下来，上下门牙把下嘴唇咬透了，鲜血直流。愈合以后留下一个疤，现在刮胡子很不方便。
辗转四年居三京
1952年下半年，原中原省被撤销，其省会新乡市和淇县所属的安阳市都划归河南省。随后，根据中央指示，河南的高校院系调整，把河南大学拆得七零八落。河南大学前身是以林伯襄为代表的一批河南仁人先贤于1912年在原河南省会开封创办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当时中国有三大留学培训基地，即1896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今西安交通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1911年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今清华大学）和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历经中州大学、国立第五中山大学（其他四所中山大学分别为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省立河南大学等阶段，成为拥有文、理、工、农、医、法六大学院的综合性大学，是当时学术实力雄厚、享誉国内外的国立大学之一。经这次院系调整，河南大学农学院、医学院、行政学院、信阳分院分别独立设置为河南农学院、河南医学院、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信阳师范学院。水利、财经、化工、植物病虫害、畜牧兽医、生物等院系也先后并入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郑州工业大学（现又并入郑州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河南大学被更名为河南师范学院，以文科为主，中原大学被称为河南师范学院二院，以理科为主。因此，河南师范学院需要一批文科教师，任访秋先生就介绍我父亲到中文系担任教授。我父亲认为是个良机，这样既可进大学当教授，还可回故土河南，便毫不犹豫地携家迁至开封。出生后的四年里，我就这样随父母，先后当了中国四大京城中三大京城的市民。
开封在中国历史上曾为七朝之都，最著名的是北宋之都，当时被称为东京，又被称为汴梁。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宋都的繁华景象，它被作为上海世界城市博览会中国馆的镇馆之宝陈列在大厅。西方史学家把开封定位为“十一世纪世界文明中心”。（其他中心分别是：一世纪时期的意大利罗马，六世纪时期的中国西安，十六世纪时期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二十一世纪的美国纽约）我家迁到开封时，这里还是河南省省会，自从1954年将省会迁到郑州以后，便每况愈下。历经四十年，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回家省亲，听到个顺口溜形容开封市现状：“大街小巷贴瓷片，要把开封变成县；整个城市一片脏，誓把开封变成乡。”近来，河南省又提出“郑汴融城”，开封即将成为郑州的后花园。一座历史名城，沦落至此，谁之过？《纽约时报》曾经撰文，警告纽约“不要成为哈德逊河畔的开封”。
到河南师范学院后，父亲在中文系任教，母亲在物理系办公室工作。当时校园与河南医学院毗邻，校园内共有八座供教学用的楼房。据说校园的大门、正对大门的大礼堂和作为图书阅览室的七号楼都是由梁思成设计的，再配上东边的十座斋房和西边的两座斋房，整个校园显得古朴典雅，现今被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二座斋房是教师的住房，每栋三层，每层六间，每个教师分一间，一开始我们家住在西二斋一楼。学校具有军事化管理性质，所有作息都是按军号执行。一位老人在七号楼顶上吹军号，我很感兴趣，常去看他的军号，有时他就领我上楼陪他吹号。
1954年，学校开始建九号楼，距我家不远。那时盖楼房还不会打地桩，而是打地基，打地基也不是用汽锤，而是用人工夯。夯是在一段一米左右高的木桩上，绑四根或六根绳子，每个人各拉一根，另有一人扶着夯，称为掌夯，掌握方向。工人一边打夯，一边喊着号子，由掌夯者领喊，号子每句七个字，其他人附和“夯啊”！号子押韵、顺口而又风趣。如“同志们来打夯啊——夯啊！夯夯都有力量啊——夯啊！谁要是不用劲啊——夯啊！谁是个黄鼠狼啊——夯啊！”“同志们向前进啊——夯啊！一夯能走十寸啊——夯啊！马上就走到头啊——夯啊！累得像小龟孙啊——夯啊！”我感觉很滑稽，就坐在旁边听，跟他们学着喊号子。
我还记得有一天母亲带我去食堂吃午饭，路过七号楼阅览室，看见一个女学生要从二楼的窗户上往下跳，我想可能是房门锁了她出不来了，后来才知道她是为什么事而轻生。母亲马上跑过去喊：“不要跳!要不让我接着你。”说时迟那时快，女学生跳下来了，我母亲随即跑过去，但还是没接住，只见那个女生摔得满脸是血。我母亲马上叫人来把她抬到医院，让我一人去吃饭，她跟着一起去医院了。每想起这件事，都感到害怕（这是我今生看到的唯一一次跳楼自杀的场景）。
我家离河南师范学院院长、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河南省副省长，嵇文甫老先生家很近，我常去他家玩，有时还跑到他的办公室。他对我相当和蔼，就像对待自己的孙子一样。我和他的二孙子，还有校党委书记、后任河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郭晓棠的儿子，同在幼儿园小班，放学后我们常在校园内跑来跑去。有次在花园看到暖房全被玻璃覆盖，我说会用玻璃做万花筒，就让他们和我一起用砖头砸玻璃，但是碎的玻璃没有一块是圆的（我并不知道圆玻璃是用玻璃刀裁的）。正当砸得起劲时，校总务科长听到响声跑了过来，立即喝止，问及缘由，我还理直气壮地说要做万花筒。总务科长把我父亲叫过来，要求赔偿损失，父亲随即给我买了个万花筒，让我今后不要再惹是生非。
那时河南师院还没有汽车，运输物质全依赖马车。喂马的饲料以黑豆为主，煮熟的黑豆吃着很香。我们幼儿园和马车队同在一个大院，中间用个小门分隔开。我常利用课间带几个同学溜过去，从马槽里偷黑豆吃。后来，老师发现了，怕我们被马踢伤，就把小门封死，我们再也吃不到香香的黑豆了。偷吃黑豆时，和赶马车的驭手们熟识了，有时坐他们的马车上街，听懂了使唤马的号子：“驾！”是快走，“吁——”是慢下来，“窝—窝—”是拐弯，“稍—稍—”是后退。后来师院有了汽车，马车驭手们都变成了司机。那时街上轻易看不到汽车，偶尔有辆汽车开过，我便立即跑过去，跟着汽车，用劲吸鼻子，闻汽车废气。哪知道现在汽车泛滥成灾，全球都在努力减少汽车排废，我一闻到汽车废气就头晕，真是两个时代两重天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后来我竟和那些驭手们成了同行，并在一起拉煤。
1954年，母亲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学前教育，父亲就把他的外甥女请来照顾我和妹妹。她是我大姑姑的大女儿，虽说是我们的表姐，却和我父亲同岁。她曾有过短暂的婚史。刚结婚，“八·一三事件”爆发，她新婚的丈夫在上海开汽车，被隔在上海回不来，她也去不了，互相音信全无，她丈夫只好在上海又成了家。新中国成立后颁布新《婚姻法》，实行一夫一妻制，表姐看他又有了妻室儿女，只好与他办了离婚手续，回到娘家（我姑姑家）。正好我家需要人，就把她请来了，谁知一来竟是一辈子，如今依然健在，已达九十多岁高龄。我家搬到半截戏楼街与学校的另一知名教授、《资本论》研究专家周守正先生共租一套五间的房子，我父亲仍在校内住。我们院就像北京的四合院，我们两家住的是“明三暗五”的上房屋，中文系教授万曼家住三间北屋，历史系教授刘耀庭家住三间南屋，对面一家是环卫工人。我的淘气给我留下了另一个伤疤。我常到院子里各家串门，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毫不客气。一次到刘耀庭老先生家，家里没人，我看见桌上放着西红柿，就搬个小凳子站上去拿。谁知桌子一歪，桌上的暖瓶倒下来摔烂了，开水突然流出来，因是夏天，我只穿个短裤，把我的大腿窝烫了一片燎泡，所幸没有烫到“命根子”。烫伤好后，被烫的痕迹还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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