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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抗战时期的天津形势几多险恶，年轻的地下党员刘海涛工作、斡旋在一个汉奸杂志社里。
看他如何以顽强意志、聪明智慧和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把这家杂志社变为了地下交通站，在敌人眼皮底下演出了一幕幕让人叫绝的抗日活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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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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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原名李重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河北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宏创乐途文化公司作家顾问，天津文化艺术传播公司主任编剧。曾出版作品多部，近4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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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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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凶残日寇3
第二章 两条战线上的骁将16
第三章 英雄豪气28
第四章 意外的任务41
第五章 老蒋部下评说老蒋53
第六章 救命药品66
第七章 夺军马78
第八章 日本顾问酿的血债91
第九章 宿 敌103
第十章 茅厕之计116
第十一章 浴火女人129
第十二章 血腥慰安142
第十三章 清 剿156
第十四章 刺杀目标170
第十五章 壮士西去182
第十六章 跤场的下九流194
第十七章 雄关漫道207
第十八章 矢志不渝220
第十九章 年轻人之间的意外较量234
第二十章 日军投降后的疑案247
尾 声260
后 记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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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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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凶残日寇
满地打滚的枯叶还没有被秋风刮净，初冬的第一场小雪已经天女散花一般漫天飘舞了。与寒冷肃杀的天气相对应的，是1942年日军进行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半年后的一天，对日军顶礼膜拜的天津《东亚晨报》在二版头条位置登载了这样一条让人触目惊心的消息：
“共产党交通员王三身上携带重要情报，在蓟县卡口遇大日本皇军搜检，王三拒不交出，而是吞咽腹中，于是遭大日本皇军的刺刀穿膛，切开胸腹，后被石磨碾成肉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还望国人吸取教训，积极配合大日本皇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构想，做顺民做良民，远离一切危险。”
这家报纸一向配合日军，为其占领和统治天津、掠夺经济资源进行舆论宣传，被老百姓私下叫作汉奸报纸。这样的报纸登载的消息靠得住吗？
在《大天津》杂志社做编辑的年轻人刘海涛就从来不看《东亚晨报》。屋里的同人举着报纸低声告诉了他这个消息，让他突然一个激灵，大脑“轰”的一声，犹如五雷轰顶！王三是弟弟梁海山的化名，弟弟就是交通员。报纸上的王三是不是指的弟弟呢？难道弟弟就这样牺牲了吗？
弟弟什么时候去的蓟县，父亲怎么没对自己透露一点点口风？难道又是《东亚晨报》正话反说在造谣？父亲一直认为刘海涛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优柔寡断，在女朋友问题上撇不清；还认为他有恐日情绪，便对他不是十分信任，并没有因为是亲父子而有所改变。
其实，刘海涛有所不知，他身边一直与他关系腻腻呼呼的齐有为便让父亲不放心。父亲大半生阅人无数，看人眼睛很刁，齐有为的一切在刘海涛眼里似乎很正常，而在父亲眼里，单从齐有为“鬼头蛤蟆眼”的做派，就让人心里打问号。
快下班的时候，邮差给刘海涛送来一封“《大天津》编辑刘海涛收”的信件，信皮上注有“稿件”字样，但刘海涛凭经验就猜到，这是“上线”专门寄给他个人的。他急切地打开信笺，见是一篇1000字左右的短稿，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阴霾排空，东邻失脚。马上告诉周掌柜，礼尚往来，欠债还钱，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了解内情的人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但刘海涛却看明白了，弟弟确实出事了，应该立即将消息通知父亲。他心脏怦怦乱跳，恨不得马上便跑到父亲那里去。他不时看看墙上的挂钟，压抑着焦灼不安的心绪。
掌灯时分，刘海涛审完最后一篇稿子，便到后院请示总编室主任，是不是可以下班。总编室主任马向前和日本顾问小野，还有两个市里商会的人在打麻将。四杆烟枪吞云吐雾，屋里乌烟瘴气。小野是个中国通，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牌桌上稀里哗啦的声音冲击着刘海涛的耳鼓，他非常烦闷地等候马向前发话，偏偏马向前不发话。而小野却冷不丁说道：“十块钱一锅的，不过瘾，涨到二十块钱的一锅，金杠的、天儿和的、清一色的统统十块钱。”这里说的多少块钱是指大洋，不是当时很毛的日本钱票。刘海涛低眉顺眼地站着，听着小野公鸭嗓般的声音，恨不得一个箭步扑过去掐死他。
“傻站着干吗，还不淘几个手巾把儿递过来！”马向前把烟蒂摁死在烟缸里，乜斜着眼睛说道。刘海涛知道，这是对他说的。他便在小野身后盆架上的脸盆里兑好稍热一点的水，淘洗了手巾，攥出一个热手巾把儿，先递给小野，等他擦完脸，刘海涛再淘洗手巾，递给商会的人，最后递给马向前。刘海涛虽然心里着急，该做的事却一点也不含糊。瘦成一把骨头的马向前接过毛巾把儿说：“我可告儿你刘海涛，咱们给皇军干活，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你可知道，皇军的刺刀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说挑出你的肚肠子只是一句话的事儿！”刘海涛急忙点头哈腰道：“主任，我时时刻刻在想着刺刀呢。”
马向前擦着脸说：“想着就好，否则我也得跟着沾包儿。”
“我可以下班了吗？”
“急什么！把我们四个人的鞋脱下来，拿到外面去掴打掴打。”
刘 海涛心里生气，脸上却不得不赔着笑。他紧抿着嘴唇蹲下身子，先把小野的黑卡其面的布鞋脱下来，忍着那股子酸汗味儿拎到屋外，“啪啪啪”地掴打了一阵子，然后拎回来给他穿上。给小野穿鞋的时候，他感到小野可憎的小腿短得与大腿不成比例，据说日本人为此也对身材匀称的中国人嫉恨。“有朝一日，我会亲手砍断他的短腿！”刘海涛心里愤愤地想着。他耐着性子把两个商会人的鞋和马向前的鞋也掴打了，最后站起身在一旁侍立，静等马向前发话。
马向前知道刘海涛等着他说“你可以走了”这句话，可他偏偏不说。而是将手边的手巾把儿还给刘海涛，说：“再淘淘。”刘海涛无奈，点头哈腰地接过手巾把儿，打上肥皂又淘了一遍，然后把脸盆里的水换上新的，再把手巾把儿淘一遍，最后搭在盆架上，就又侍立一旁，继续等待马向前发话。终于，马向前伸出一只手摆了摆，意思是你可以走了，却连嘴都懒得张，眼睛只是盯着桌子上别人出的牌。
马向前曾经私下跟刘海涛说过：“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伸给他。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刘海涛当然明白。他明白的不是这句话，这句话有什么可费解的？他明白的是马向前其人。
“欧儿——”街上的警车狼嚎一般拉长了声音呼啸着飞驰而过，接着传来几声带着回音的枪响：“噼啪！噼啪！噼啪！”
刘海涛的编辑室是东厢房，隔着院落正对着西厢房。他在收拾东西准备走的时候，西厢房正有人虎视眈眈地盯着他，而他却毫无知觉。
刘海涛的良民证和工作证上写的都是刘海涛，其实，没来天津以前他的本名叫梁海涛。自从进了天津，接连不断地跟父亲身边的人打头碰面，他便改名为刘海涛，今年满打满算26岁。他原来是天津北洋工学院的大三学生，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天津的北洋工学院，北平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北平研究院内迁西安，合并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而他没有跟着走，考虑到父亲工作的需要，他留在天津，在这家叫作《大天津》的杂志社谋了职，转眼已经干了五六年。
事情让刘海涛不敢想，想一想就会咬牙切齿痛不欲生。平津沦陷以后，日军占据北洋校园作为兵营，将教学用的珍贵标本和仪器全都掠往日本，将相关教学设施悉数损毁，名噪一时的北洋工学院化为乌有。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教育的摧残，是毫不客气的。他们明白“一国之本，教育为先”的道理，他们将天津的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的校园夷为平地，在北平占领清华园后，将校园转用于军事，将机械系的工厂设备用于修理枪炮。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就在于重视教育，侵入中国以后马上毁灭和摧残中国教育，也真是找到要害了。
早在1937年春，刘海涛就从校刊上得知，北洋工学院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院长李书田先生满怀希望地瞄准世界水平，拟就了《国立北洋大学筹备缘起及分期完成计划书》，计划若能实现，二十年内，北洋将分八期建成文理、工、法、医5个学院，22个系及4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这个计划绝不是虚张声势地放空炮，那时候，北洋工学院相当兴旺。当时中国土建，水利，铁路，矿业，机械……各领域都布满北洋学生，有时整条铁路、整个矿山的各种技术人员中几乎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而刘海涛因为是文科生，就走到了今天的这个地步。
刘海涛与孔德贞，是在谋职以后因为工作而产生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与齐有为的关系则始自北洋工学院的时候。那时候大学里有个诗社，诗社办有油印诗刊，刘海涛每每有了得意的诗作便送到诗社在诗刊上发表。被天津各大报纸发现以后，约稿者纷至沓来，刘海涛这个诗名不像新星那样冉冉升起，而是犹如一道闪电，蓦然间出其不意地照亮了天津卫诗坛。北洋工学院所有的教授学生没有不知道刘海涛其名的。
班里一个家境殷实的男生齐有为对此非常羡慕，却苦于才疏学浅，一首也写不出来，但他心思很深。日军进攻天津的时候，刘海涛家房子被炸毁，老娘被炸死，家里一时非常缺钱，这时候作为富家子弟的齐有为主动站了出来，为刘海涛慷慨解囊，料理了老娘后事，还把房子盖了起来。刘海涛欠下齐有为一笔深深的人情债。欠债的滋味不好受，他急于还上这笔钱，便饥不择食地谋了职。而齐有为本来可以稳稳当当找到比刘海涛好得多的事由，但他偏偏脚跟脚进了刘海涛进的杂志社。后来刘海涛凑齐了钱要还给齐有为的时候，齐有为却坚决推辞，说：“这点钱在我们家是九牛一毛，你就别寒碜我了。”
借钱不还，不是刘海涛做人的风格，他也口气坚决地说：“你们家再有钱，终归是你们家的，我借债还钱天经地义，你这么做不是让我一生不踏实吗？”
齐有为正色道：“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你如果看不起我，我就更不能接这个钱了。因为我从来没借给你钱。你能借到钱，是老天爷给的，我不过是过路财神帮着转了一下手。”他说什么也不要，还当着刘海涛的面把借条烧了，让刘海涛既纳罕又十分无奈。
谁都不知道齐有为的心思，他有个深埋心底，对谁都不能说的雄心壮志：要跟定刘海涛三十年，要搅得刘海涛50岁前一事无成。“我不行，你也别想行。”这是齐有为每天夜里睡觉时都会自言自语的话。
这样的用心不能不说十分险恶，然而刘海涛对此一无所知。一个那么热心帮助他的人竟打定主意毁他一生，刘海涛做梦也想不到，他根本就不可能往这方面想！
刘海涛供职的这家叫作《大天津》的杂志社几年前被日本人占领和接管，成为人们明损暗骂的“汉奸刊物”，因为，这本刊物一夜之间就演变为专门为日本人侵略行径歌功颂德，为日本人掠夺中国物资涂脂抹粉，为日本人残害中国人寻找借口和理由的无耻无度无良的刊物。杂志社占据着一个二进的四合院，原是一家国民党军官的宅邸，国民党撤退以后，日本人用枪托子砸开了院门铜锁，见小院很整齐很安静，还有树木、石凳，便将改头换面的《大天津》杂志社搬了进来。
刘海涛从小院里推出十分破旧、稀里哗啦乱响的自行车，刚要骑上去，西厢房的齐有为突然跑出屋子，从后面走过来一把按住了他的车把，说：“等等我，我去推车，我跟你去。”
“你知道我干什么去，就跟着我？”
“这个时间，你不是去见父亲就是会女朋友，那还用问？”
“我就不能有一点私密空间吗？”
“我不会影响你，我打一个照面就离开。谁让我崇拜你呢！”
这人怎么这么黏人啊？但刘海涛素来优柔寡断，虽然心里别扭，却没有阻止齐有为。两个人一起骑上自行车，迎着渐渐降下的夜幕，向父亲住处驰去。在两个路口，经过了两次盘查。最后来到海河边一拉溜商铺的其中一家的门前，将自行车支好落锁。这家商铺与两旁无异，按照市公署的要求，门窗的玻璃都贴了“米”字纸条，屋里头顶上吊着的电灯灯罩上蒙着黑布。推门进屋，便见迎门立着一块不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踊跃献铜献铁，为了大东亚共荣圈”。显然，这一切都表明，父亲跟着市公署走，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走板。
屋里，在昏暗的灯光下，父亲正蹲着往一块玻璃柜台上糊报纸。刘海涛蹲在父亲身边，问：“好好的柜台，糊报纸干什么？”
“刚才来了个日本人，我送他一条‘恒大’牌香烟，他心情愉快，便抬起钉着铁掌的皮鞋踢了一脚，把玻璃柜台踢了个大窟窿。”
“真他妈不是东西！”齐有为道。
“唉！”刘海涛无奈地一声长叹。
“有为，你不要这么明目张胆地乱骂，会给你和我们惹麻烦的。”父亲说。
“好的，以后我会注意的。我走了，我不打扰你们了。”齐有为在刘海涛屁股上轻拍一掌便离去。
刘海涛和父亲都没有跟出去送客。此时他们都对齐有为十分厌烦，却又不愿意生硬地得罪。父亲站起来的时候，刘海涛看到了贴在柜台上的报纸，是后来被称为汉奸报纸的《东亚晨报》，出于职业习惯，几个粗黑的标题跃入他的眼帘：《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要纲》、《讨论推进治运》、《确立华北治安迈进东亚解放》等，在右下角的广告栏里，他无意中看到了京剧名家汪晓秋的戏目《醉我南风》、《夜深沉》和《夜明珠》。职业习惯使他读出汪晓秋的话外之音，他打算抽空找一趟汪晓秋。
这时，父亲脸色阴沉地说：“以后你能不能别带着齐有为到这儿来？”
“我没想带他，他非要跟着。我又不能得罪。”
“你的嘴就那么笨，只会说憨直话不会说婉转话？”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您得给我时间不是？”
“你呀你！我刚刚在大经路（后来叫‘中山路’）看好一个门脸，近日打算搬过去。”
“大经路天天有日本人过往，实属危险之地。”
父亲沉默了。他从口袋里摸出“哈德门”香烟，叼上一支，擦着了火柴，却迟迟没有点上火，直到烧了手。
刘海涛抓过火柴，重新给父亲点上，说：“爸，是不是弟弟海山出事了？”
父亲不说话，眉头紧皱，手上颤抖，半天才略略点了点头，两行老泪汩汩而下。
刘海涛又低声说：“刘掌柜来话儿了，说‘礼尚往来，欠债还钱’。让我立马把这话儿捎给您。您说，我应该干点什么？”
“唉！”父亲突然抹了一把眼泪，“我们不能听风就是雨，脑瓜一热任着性子擅自行动，要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
“国恨家仇，我咽不下这口气！”
“咽不下也得咽，记住，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刘海涛咬牙切齿，手里的火柴盒被捏成了一个球。忍着，忍着，几时是个头啊！
父亲催促刘海涛赶紧离开，回自己的寓所去，短时间都不要再来这里。刘海涛不想走，父亲便拿起两盒“哈德门”揣进刘海涛的口袋，硬是把他推了出去。
刘海涛无奈，出得门推了自行车刚要骑上去，两个巡街警察截住了他，浑身搜他，便将他口袋里的两盒烟顺走了。刘海涛强忍着一言不发，回身朝他们的背影吐了口唾沫骑上自行车就走了。此时，年轻的女画家孔德贞也许正在寓所里坐等他的到来。
刘海涛为掩饰身份，在南门外大街的日租界与一个经常给《大天津》投稿的言情小说作家万家铭的一家三口合租了一个小院。这个小院总共四间屋，两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库房，卧室都是里外间，厨房和库房是两家合用。
他们这个小院的邻居，就是一家日本人。男人好像是商界的，女人在家里带着两个男孩。刘海涛经常见她穿着浅色和服和木屐，站在街上娇声娇气地招呼：“阿嘎江，阿路内，一马拿斯斯嘎！”好像是招呼孩子回家吃饭的意思。日本投降后，刘海涛亲眼见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背着破筐拾毛褴 （捡破烂）的男人用带着钉子的竹棍，在这个日本女人脸上狠狠乱钉，直钉得鲜血直流。此为后话。
齐有为也在附近租了房子。论理，齐有为家里趁着三个连体三进的四合院，打着滚儿住也住不完，他却偏要追随着刘海涛，要获得与刘海涛相同的生活体验。当然，他的更深一层的念想是没法说出口的。他经常到刘海涛家里来，不光和作家万家铭十分熟识，还与邻居日本女人打得火热，曾对刘海涛夸口：“海涛，你几时遇到麻烦，我可以请日本人帮你。”那年月，与日本人成为朋友，是让一些人感
到荣耀的事情。有一次，齐有为还把那个日本女人领到刘海涛家里，介绍他们相认。说这个日本女人正在学习中文，以后说不定会经常来请教刘海涛。
“谁让你国文底子厚实呢！”
刘海涛心里那个堵啊，可是，人家一直在捧着你，你能说什么？你能不讲方式地直截了当地得罪那个日本女人吗？你能说清那个日本女人身后站的是日本商人还是日本特务？要报国恨家仇也该从长计议，听从组织上安排不是？
夜晚，女画家孔德贞在来刘海涛寓所的路上遭遇了两个便衣特务的拦截。
“良民证！”一个便衣伸手就摸孔德贞的胸口。
“干什么？”孔德贞奋力推开便衣的手，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良民证。
“天这么晚了，干什么去？”另一个便衣快速伸手摸了她的脸颊一下。
“摸什么？没见过女人吗？”孔德贞愤恨地收起良民证夺路欲走，两个便衣嘻嘻笑着，挡住她的去路。
“急什么？陪我们俩说说话再走。天这么冷，我们俩在外面溜达，容易吗？”
“我可告诉你们，我是治安军副司令孔令诚的亲侄女，小心你们的鸟食罐儿！”
“嘿嘿，吹牛X谁不会！我们不吹，我们告诉你实话，我们是日本特务总队长官雨宫巽的部下。既然你是孔令诚的亲侄女，对雨宫巽总该有所了解吧？”
“我没时间跟你们闲扯，放我走！”
“走？没这么容易。不聊上半小时你甭想走！”一个便衣又伸手摸了一把孔德贞的脸颊，孔德贞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但眼下却又一时想不出对付他们的主意。孔德贞比刘海涛小两岁，亭亭玉立，风度翩翩，正当青春花季，椭圆脸，细长的眼睛，梳着时下知识女性非常时兴的荷叶头，脖子上总是围着一条浅驼色的毛围脖。说话的时候总是“仨大钱俩手攥着，一是一二是二”，简明果断，落地砸坑。
她毕业于坐落在天津市中心三岔河口的北洋女师范学堂。她追随刘海涛的诗名至少小十年了。上中学的时候读刘海涛的诗，上大学以后又读刘海涛发在《大天津》上的文章。她非常信奉时下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话：“出名要趁早。”她崇拜刘海涛的诗名，也幻想自己能在天津画界站住脚。她曾经来到杂志社对刘海涛说，他写诗便激情四溢，写文便严谨温润。及至谋面，又一派名人气质大家气象。直说得刘海涛满脸通红，心脏怦怦乱跳。他还真没让人这么直白地夸过。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很感性却又温吞水的人，写诗往往是兴之所至，写文章又往往是急就章。几首小诗谈什么“名人”，几篇小文谈什么“大家”？从来没觉得自己像孔德贞所夸的那样。
刘海涛把孔德贞的情况说给父亲的时候，父亲立时冷下脸来：“你不要和这样的女子撕撕扯扯，一来咱家和她们不匹配，两家人不可能走到一起；二来对咱们的工作有影响——接触时间长了你总会流露出一些情绪，或工作上的蛛丝马迹，你知道她几时会把你举报给日本人啊？”刘海涛听了这话频频点头，知道父亲的担心不无道理。怎奈事情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孔德贞从杂志社总编室主任马向前那里要了刘海涛的住处，便不时来寓所坐坐，拿些插画的业务。其实，她并不缺钱。她父亲是盐商，叔叔是天津卫声名远播的伪治安军副司令孔令诚。如果她父亲给杂志社一笔广告费的话，她的画会随便登；若是来损的，让孔令诚出面压杂志社一下，马向前还会把所有的插画业务全给她，还不敢不给高价，根本用不着她自己抛头露面。但孔德贞坚持自己的做人做事原则，对父亲和孔令诚从来都只字不提，只是就画论画，以自己画品的质量谈价格，以自己的实际能力揽业务。对孔德贞，刘海涛是没法拂逆的。孔德贞正在被两个便衣纠缠不休的时候，刘海涛骑着自行车经过这里，在昏黄的路灯下，他一眼就认出了孔德贞，而且，知道她遇到了麻烦，便急忙滚鞍下车，虚张声势道：“嘿，孔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孔司令说好今晚见面的，你怎么能在这里耽搁着呢？”
孔德贞看见刘海涛来了便像见到救星，急忙说：“是啊，这两个浑球儿死缠着我，不知道锅是铁打的，看这意思非要把我叔叔请出来他们才放我走。”
刘海涛道：“德贞，你甭生气，他们是跟你闹着玩儿呢。走，上我的车。”
刘海涛蹬起了自行车，孔德贞抓住刘海涛的衣服，一纵身就坐在了自行车后架上，自行车便快速驰了起来，把两个便衣甩在了身后。
……
父亲经常悄悄地向刘海涛讲述天津近年来的林林总总，曾经告诉刘海涛，你现在看到的破败的街道，凋零的商铺，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街坊邻里，并不是老天津的真实样子。只是因为几年前，天津这座繁华的华北地区的经济文化重镇，在“卢沟桥事变”以后陷入敌手，惨遭蹂躏。当然了，国民党驻天津的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在李文田的带领下，与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激战，一度攻占了天津东站、北宁铁路局、烧毁了东局子停机坪上日军十余架飞机，并且包围了海光寺兵营，攻进了日租界，应该说战绩不错。但终因寡不敌众，武器也不够凑手，告败撤出天津。
那时候，天津城里一片火海，浓烟四起，房屋倒塌，老百姓哭号连天。当天死于战火的市民就有2000多人，难民10万以上。南开大学被日军泼油纵火，烧成一片瓦砾。事后当局统计，天津沦陷的当天，市区被毁的房屋达到2500间，日军破坏和强占的校舍有377间，摧毁企业、工厂53家，财产损失达2000万元（大洋）之多。若干年后，这个数字十分平常，而在当时，差不多是令人捶胸顿足的天文数字。
父亲也告诉刘海涛，在时局非常艰危的情况下，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彭真做出了重要决定：凡不能在平津立足的共产党员和抗日人员，都要撤出并设法到乡村拿起武器打游击。按照这一指示，天津市委决定：除留下少数人员坚持市内地下抗日工作外，要组织其他党员、“民先”成员、救亡团体成员聚集到英租界，分批乘英船离津，一路经大后方转至太原、延安；一路去河北保定转至八路军游击区；一路南下走津浦线到东光一带开辟新区。市内只留下小站、王兰庄、西北乡三个党支部和市内极少数党员、“民先”队员坚持工作。
于是，在距离南市不远的海河边，有一家不太起眼的杂货店，父亲租了下来，起名叫“周家栋商铺”。后来刘海涛知道了，这是党组织留下来的一个地下交通站。父亲便是站长。父亲原名叫梁雨松，是时五十四五。他是不是党员刘海涛始终不知道。在那个时期，刘海涛曾经对父亲说，我想加入共产党，父亲冷漠地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在党外工作会更方便。”从父亲的口气，刘海涛猜想，父亲应该是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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