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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还是共和？国体之争波澜再起，君主立宪派的祖师爷梁启超竟成为反帝急先锋，蔡锷将军拔剑南天起，洪宪王朝终成泡影。后袁世凯时代，长夜漫漫，军阀重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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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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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1970年生，辽宁省鞍山市人，辽宁大学新闻专业毕业，金融经济师，现就职于农业发展银行，业余时间致力于晚清、民国历史研究与创作。曾出版有《1911：大清国是怎么没的》（合著），《1913 选票与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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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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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欲与天公试比高
第二章 如果再回到从前
第三章 小日本趁火打劫
第四章 筹安会开张大吉
第五章 袁大总统升职记
第六章 师生万里赴戎机
第七章 北洋大佬小算盘
第八章 将军拔剑南天起
第九章 护国军鏖战川南
第十章 半壁江山风雷激
第十一章 友邦也是大忽悠
第十二章
八十三天洪宪朝
第十三章 自饮夺命“二陈汤”
第十四章 反误了卿卿性命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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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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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欲与天公试比高
一、皇帝的新衣
1914年1月，北京中南海，亭台楼榭，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袁世凯端坐在居仁堂的办公室里，正绞尽脑汁琢磨事儿。
不久前，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并让参众两院全体议员“停职休假”，代之以御用机关——中央政治会议，耳根子清静了不少，处理国事也舒服多了。不过，仍有一件大事让他耿耿于怀。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死走逃亡，但革命党人制订的《临时约法》仍未废除。这对老袁来讲，就像一柄悬在头上的利剑，让他寝食难安。况且，临时大总统都“转正”了，《临时约法》也该转正啦，名正言顺，还等啥。
于是，袁大总统提起毛笔，略加思索，刷刷点点，给政治会议下了一道命令：造法机关应如何组织，其职权范围及选派议员应如何规定，均须克日答复，以便公布施行。
要知道，政治会议的议员老爷们都是袁世凯千挑万选的能人，接到“圣旨”后，哪敢怠慢，加班加点，点灯熬油，争取赶在春节前鼓捣出一个实施方案，也让“老头子”过个好年。
1月26日（甲寅年正月初一），政治会议向袁世凯报告“工作成果”：
一、造法机关可定名为约法会议，其职权以讨论增修《约法》为限；
二、约法会议议员共六十人，由中央及各省共同分配，议员由选举产生，选举人必须曾任高级官吏，或有举人以上的功名，或有财产一万元以上者为合格；
三、约法会议议员的被选举人先由政府编造名册，当选人以在名册内者为限。
以上条件是高了点，但由“精英”选出的“精英”，才是真正的“精英”嘛。
所以，对于这个《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袁大总统还是基本满意的。不过，为了做做样子，摆摆姿态，他大笔一挥又加了一条：约法会议作为代立法机关，对本大总统平行行文，不必呈文。
能与袁大总统平起平坐，这个面子不小了。
经过“推荐”、“提名”、“选举”，最后由袁总统圈定，顾鳌、严复、王揖唐等60位约法会议议员名单很快揭晓。
3月18日，约法会议在北京开幕，孙毓筠、施愚当选为正、副议长。
孙毓筠这个老同盟会员，是老袁用来撑门面的。施愚是当时的“法制专家”，也是袁世凯夹带中的高级法律顾问，在约法会议里实际上说了算。
袁世凯高度重视，派代表到会场致辞。
他先是把《临时约法》骂了个狗血喷头：“《临时约法》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各省都督指任参议员所议决，无论冠以临时之名，必不适用于正式政府也。即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证以种种往事之经验，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痛苦者，盖两载于兹矣！”
两年了，苦不堪言，我容易吗。
开幕式差不多成了诉苦大会，袁总统“忆苦思甜”，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琴瑟不调，改弦更张……”
老袁清清嗓子，接着说：“诸君富于学识经验，声望素著，其于吾国民情国势，必有灼见真知，而能谋福利以为根本之解决者。况共和国家，所藉以巩固者惟宪法，方今吾国宪法，既因事实上之障碍，而猝难发生，若长守此不良《约法》以施行，恐根本错误，百变横生，民国前途危险不可名状。故本大总统对于此次增修《约法》，固信诸君发抒伟论，必有良好之结果，尤愿诸君宝贵时日，能为积极之进行也。”
最后，袁总统振臂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国民万岁！
决不能辜负总统的期望和重托。
约法会议的议员们想总统之所想，急总统之所急，夜以继日，紧张工作。
40多天后，在袁总统所提出的“修改约法七条大纲”基础上，一部新《约法》终于“三读通过”，新鲜出炉了。
5月1日，袁世凯正式签署公布《中华民国约法》。
当天，袁世凯非常开心，微笑着对身边人说：“予今日始入政治新生涯矣。”
也难怪大总统这么高兴。
新《约法》共10章67条，全篇贯穿着“大一统”、“定于一”的思想，与《临时约法》和《天坛宪法草案》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了极致。
比如，新《约法》规定，大总统代表中华民国，对国民之全体负责任；大总统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甚至可以解散立法院；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职官；大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全国陆海军，决定军队的编制及兵额。
更为重要的是，新《约法》白纸黑字地写着：“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全篇再也找不到“内阁”的字样。
这表明，中华民国的政体无形中由责任内阁制变成了总统制。
对于集权于总统及国家政体的改变，约法会议给出解释是这样的：
首先，所谓国法，是由社会心理孕育而来，而社会的共同心理，又由一国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所铸造而成。所以，造法必求适合于国情国势，千万不能附和苟同，更不可“数典而忘其祖也！”
从历史上看，国家的治乱兴亡与政权的统一与否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政权统一则国家兴盛，政权分裂则国家衰亡。中国国体由帝制骤然变为共和，“实出于因而不出于创”，根本没有社会基础。因此，老百姓心理上还是重政府而轻议会。如果国家元首无权，或权力较小，政权无法集中，群情涣散，恐生大乱。
从地理上看，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幅员广阔，南北各异，要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统一管理，各自为政，分崩离析，那就离亡国不远了。
其次，建国伊始，百废待兴，风雨飘摇，当此千钧一发之时，遇事应该当机立断，如果权力分散，意见不一，多方掣肘，必然一事无成，危亡立见。而《临时约法》极力扩张立法权，极力缩减行政权，导致党争不断，哓哓不休，政令不畅，贻误全局。因此，必须“改订约法，扫除障碍”，才能达到刷新政治的目的。
再者，值此国家多难之际，如将挽救危亡的责任交给人民或议会，操作难，见效慢。况且，现在民智未开，程度低下，难以运用议会政治治理国家。所以，“不如得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挽回之，其收效速而易”。
总而言之，约法会议的“精英”们谈古论今，强征博引，得出一个结论：议会政治万不适宜今日之中国，必须以总揽统治权，属之于国家元首。名以隆大总统之权，实以重大总统之责！
不是皇帝胜似皇帝。
袁总统也觉得这个弯子拐的比较大，有点不好意思，便出来解释一番。
他说：“本大总统以耄耋无能之日月，处民国建设之时期，责任虽有所难宽，职权窃虞其过重。惟事关国家根本大法，究非一人所敢自私，亦非本大总统所能滥用……”
给我担子太重了,我老袁也不想这样,可事关国家大计,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为国为民，我只好豁出去了。
比较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
新《约法》给袁大总统披上了一件“皇帝的新衣”。从此，袁世凯在合法的状态下，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成为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总统。
当新《约法》尚未公布时，《申报》就转载了《论中国政局之将来》一文。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袁总统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将如何持久？今所谓共和，徒存虛名，易其名则帝制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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