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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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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尝试从现代译学的视角探讨近代时期湖南翻译史问题，它既是一部有关区域内的翻译专史，又是一部带有知识考古性质的学术著作。全书除绪论外，共分四章。绪论部分提纲挈领地介绍本研究的特色、性质、内容和沿革。这一部分吸收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提出本书自己的观点。另一部分介绍各历史时期的翻译状况、特色，涉及的主要译家、译者群、目标语、重大的翻译事件等，重点是在历史的语境中，借助于现代话语理论来彰显那些隐形的湖湘文化精神与近现代湘籍翻译家的文化贡献，确立这些翻译家作为文化创造者的身份和地位，让读者对湘籍译家在早期湖南以及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历程中做出的贡献有较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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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旭，香港浸会大学哲学博士，福建工程学院闽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与跨学科研究，兴趣兼及哲学、历史学、语言学、英美文学、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基金项目1项、国家出版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省级项目8项。国际合作丛书《通天塔丛书》主编。个人学术专著有：《中国英诗汉译史论》（2011）、《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翻译家卷》（2011）、《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2010）、《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新探》（2008）等；合著有：《越界与融通——跨文化视野中的文学跨学科研究》（2012）、《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2003）等，译著有《一门学科之死》（2014）、《印度的世纪》（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翻译学导论）（合译，2009）等，另有学术论文80余篇散见在海内外学术期刊上。2007年获“香港翻译学会狮球教育基金会翻翻译研究奖学金”；2013年度获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项。
2007年获“香港翻译学会狮球教育基金会翻译研究奖学金”。
香港翻译学会在狮球教育基金会的赞助下，于2005 至2008年间推出“香港翻译学会狮球教育基金会翻译研究奖学金”，每年名额一个，金额为港币10,000元，公开予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及台湾高校的注册研究生参加（硕士或博士生;资格以报名时尚未正式获颁授研究学位为准），藉此表扬在翻译方面有突出表现的研究生，推动翻译研究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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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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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 蒋新华
序 王东风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近现代时期湖南翻译活动概貌
第二节研究背景与展望
第三节湖湘文化精神与区域翻译史研究
第四节研究目的与内容
第五节研究方法与意义
第二章近代翻译赞助者与湖南翻译活动之先声
第一节 魏源：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第二节 曾国藩：力倡翻译为制造之根本
第三节 郭嵩焘：外交翻译事业的推动者
第四节 曾纪泽与晚清外交翻译
第五节 早期其他几位翻译赞助者
第三章 近代湖南教育改革与翻译人才的培养
第一节 书院教育与译学门的创设
第二节 新式学堂与翻译课程设置
第三节 近代湖南教会学校、留学生教育与翻译人才造就
第四章 近代新兴出版物与湘人翻译活动
第一节 近代湖南报刊与翻译
第二节 湖南编译社与《游学译编》
第三节 近代湘人其他编译机构及其活动
第五章 近代时期湖南的几位重要翻译家
第一节 曾广铨：近代西学和时事新闻翻译之大家
第二节 赵必振：译介社会主义的第一人
第三节 章士钊：译介孙中山的第一人
第四节 宋教仁：力倡西洋宪政文献翻译
第五节 杨毓麟与新史学、社会学著作翻译
第六节 邹代钧与《中外舆地全图》的翻译
第七节 近代其他湘人译介绍活动之一斑
第六章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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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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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东风
近接张旭教授信，嘱我为其新作《近代湖南翻译史论》（以下简称《史论》）作序，颇感为难，皆因张教授学问深厚，著作等身，是我学习的榜样，岂敢为其作序？无奈张教授坚持，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张教授治学之严谨是众所周知的，尤工于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分析。他现在所从事的研究，与其说是英语与汉语间的互译研究，不如说是史学研究更恰当一些。看他的工作方式，更像是一位历史学家，成天埋在故纸堆里，还其乐融融。他对翻译文化的关注，很像是一位摄影发烧友。从他的研究历程中不难看出，他研究的镜头首先对准的是翻译的国际文化生态，如《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继而是翻译的国内文化生态，如《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新探》、《中国英诗汉译史论——1937年以前部分》，最后聚焦到翻译的地方文化生态，如这本《史论》——从全景扫描到特写聚焦。这本新著还是张教授在湖南工作期间开始的一项工程，如今他又去了近代翻译家的摇篮福州（即当年的福建侯官）工作，以他的学术性格，他不可能不被当地深厚的翻译文化所吸引，相信他很快就会有福建翻译文化方面的成果出来。
张教授的这部力作是一个翻译史的研究成果。这些年来，受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影响，中国学者在关注翻译与文化的关系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翻译史的研究价值，毕竟文化与历史是密不可分的。于是，我国学者对于翻译史的研究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而且跨学科的态势也越来越明显，除了翻译学界对于翻译史的研究之外，像佛学界对于佛经翻译的研究、历史学界对于传教士的翻译研究、文学界对于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研究，等等，都是翻译史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日益显示出中国翻译研究的一种特色，毕竟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翻译史。在中国翻译研究日益走向世界的今天，这一特色会不会引发国际翻译研究的下一个转向——历史转向，值得期待。不过，这一转向如今在中国翻译学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人文学科正悄然兴起了一个翻译史研究的转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人文学科从各自不同领域所作的翻译史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一直被人们所忽略的事实，这个事实，张教授也同样注意到了，用他在该书中开篇第一句话说就是：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就肇源于翻译。没有翻译，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张教授的这部新作《史论》，顾名思义，写的是湖南翻译家和机构以及湖南籍的翻译赞助人的历史功绩。湖南，昔楚之地，给世人的一个印象是——“惟楚有才”，这四个大字至今仍挂在长沙的岳麓书院门边。可以说，从近代开始，若没有湖南人的奋斗，中国的历史必定会是另一番景观。而有意思的是，从翻译史的角度上看，中国翻译史的第一页似乎也应该从这片昔日的楚地说起。中国翻译史所说的中国第一个翻译事件，即“越人歌”，就发生在公元前500多年前的这片湖湘之地。但张教授的兴趣更在湖湘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近代，即清王朝被推翻前的那几十年里湖湘人士通过翻译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
从上面所引的张教授的那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关联，即翻译与现代化，或者说，没有翻译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而中国的现代化始于何时呢？《史论》给了我们一个别样的视角：从湖南的角度看……
清朝末年，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让清政府吃尽了苦头。从翻译学的角度看，这个苦头就是因为不重视翻译而造成的恶果。
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是唐朝，史称“盛唐”。而那时翻译也是最繁荣的时期。玄奘死后，唐高宗关闭了译场。这一举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标志着汉唐的翻译盛世开始走下坡路。从国家的层面上看，一个拒绝翻译的时代开始了，除了与西域国家间的外事翻译还在鸿胪寺的操持下有气无力地进行着，其情景与曾经聚两千多人的译场已有天壤之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随着翻译事业的没落，中国的国力也在走下坡路。唐之后是宋，宋被外族所灭，中原被外族占领，即元朝。自元朝始，历经明朝、清朝，朝廷都会搞“海禁”，这严重影响了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交流。虽然在明朝有浩浩荡荡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明朝的大部分时间却是在实行海禁。只是在明朝末年的时候才有“隆庆开关”之举，中国人才从利玛窦等传教士的翻译活动中了解到西方已经进入工业时代，军事上已经到了热兵器时代，但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来得及消化吸收这批传教士翻译过来的西方科技知识，中西之间就爆发了“礼仪之争”，朝廷又开始“禁教”，而自元、明就有的“海禁”也在时断时续，在这种情况下，对外交流的标志——翻译活动也不可能兴奋得起来。就在这不断的“海禁”、“礼仪之争”和“禁教”的中西冲突之中，翻译活动受到了极大的压制，以至于我们的国家错失与西方工业时代同步发展的机缘。待鸦片战争爆发时，我们才痛彻地感受到了冷兵器与热兵器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一沉痛的教训验证了孙子的一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之所以挨打，是因为没有“知己知彼”，尤其是“知彼”，而没有“知彼”，则直接与翻译不作为有关。明代唯一一个通过翻译而“知彼”的人是徐光启，只有有他那样见识的人才会说出下面这样的话来：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欲求超胜”之说表明徐光启比其盲目自大的同时代的人更早地看到了我们的落后和西方的强大。可惜，明代能有此见识的人似乎只有此君。明代本来就边缘化的翻译活动随着“礼仪之争”、“禁教”和“海禁”的发生再次陷入沉寂。随即，明代再次被外族的侵略所颠覆。历史地看，中国的国运低迷之际，正是其翻译不作为之时。
在徐光启的“超胜”论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乃至曾国藩的“驭夷之道，贵识夷情”之间，我们似乎可以找到某种关联和传承。中国被动挨打的历史同时也应验了当代西方翻译学者的一句话：不译即死（translate or die）[ 详见E.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9.]。我更愿意把这句话意译成：不翻译，就是找死。翻翻世界历史，不难看出，此语几成定律。
就在中国近代的最紧要关头，有几位湖南有识之士挺身而出了。张教授的《史论》由此开讲——
首先走进我们视野的便是魏源。他“编译”的《海国图志》让沉迷于老子天下第一中国封建士大夫看到了世界之大，并在该作中明确提出：
欲制外夷者，必从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
这一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洋务运动的主导者曾国藩和李鸿章。而曾国藩则正是一位湖湘人士，其实洋务运动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李鸿章也曾经是曾国藩麾下的一名湘军幕僚。曾国藩虽不是翻译工作人员，但他对西方工业、军事和经济的重视，使他不可能忽略翻译的重要性。他在安庆大营时就专门找来尚在上海租界做翻译的容闳，与他商讨国家大事，并在容闳的帮助下，开启了中国的机器时代。最后，也仍是在容闳的提议下，开始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一批送往美国，史称“留美幼童”，其中就有日后成为民国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中国第一条铁路的设计和建造者詹天佑；另一批派往英国，其中就有日后成为著名翻译家的严复、还有血洒黄海的邓世昌。在曾国藩的主持和扶持下，中国大地上开始办起了一个又一个现代企业，如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制造局、山东机器局，等等，这些企业内往往设有翻译机构，主要从事机械类文件的翻译；与此同时还办起了三家翻译学校，即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广州同文馆后来就干脆改名为“译学馆”。
《史论》的一个不同以往同类著作之处是把翻译的赞助人的贡献也纳入了研究范围，如曾国藩、郭嵩焘等等。所谓“赞助人”，即翻译活动的策动者，他本人未必直接参与该翻译活动，或有能力从事翻译实践，但正是由于赞助人的策动，某一特定的翻译活动才有可能展开。除此而外，另一个对于翻译研究有着重大意义的地方是赞助人对于翻译活动的介入也引入了赞助人本人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的意志，而这一意志不仅关乎着翻译活动是否能够真正投入运作，而且还直接关系到翻译实践的策略取向，如文本和方法的选择等等。上世纪70年代，当西方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赞助人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开始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被视为是影响翻译实践的两大因素之一（另一因素是诗学）[ 详见A.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由此也可以看出张教授对于翻译研究最新成果的融入能力。
近代湖湘人士作为翻译赞助人所起的作用主要发力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离不开对外交流，对外交流则离不开翻译，而翻译则注定会引进异质的价值观。虽然洋务运动后来以失败而告终，但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内心的洋务运动远没有结束。他们通过翻译已经洞察了西方的先进和中国的积弱。他们已经能够在放眼世界的视野中考量中国的未来了。随着严复的翻译活动引发的启蒙主义运动，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开始把目光投向现代西方文明深层的结构。此时，一位湖湘人士赵必振，以其不同凡响的洞察力，于1902年和1903年翻译出版了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社会主义活动家幸德秋水所著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和福井准造所著《近世社会主义》的中译本，后者就包含《共产党宣言》的一些内容。这里所提到的幸德秋水是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全文译到日文的译者。另一个积极译介马克思的著名人士是宋教仁，他于1906在《民报》发表《万国社会党略史》，这是一篇经过编译的文章，详细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并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最具号召力和鼓动性几句话，其中就有“万国劳动者其团结！”一语。
清末密集的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引入了不同于当时主流价值观的异质思想。翻译的社会功能开始起作用。翻译的最突出的社会功能就是它的颠覆性。当时的中国历经三个朝代不断的针对西方世界的翻译不作为，已经让中国对于西方是一无所知。而西方世界则通过种种途径一直没有中断过有关中国的译介。信息交流的不对称，亦即翻译的不对称，造成中西发生冲突时，中国对西方，无论是外交礼仪，还是军事实力，都处于绝对的下风。随着清末开始的中国第三次翻译高潮的到来，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封建的政府是那么地害怕翻译，因为翻译引进的异质的价值观会让全民不再蒙昧，会让全民在比较之中更新价值观。如果说清朝末年的中国就像是一滩死水，那么翻译就是投向这潭死水的一块石头，它必定会激起一串涟漪；抑或是一次地震，它必将会引发一连串的余震。翻译让沉睡的中国人第一次看到——原来世界还可以是这样的。
随着西方新的思想不断通过翻译进入中国，旧的价值观不断地受到质疑、挑战乃至颠覆，中国的这块沉睡的大地开始发出阵阵颤动。湖南人毛泽东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的马克思主义。我们都知道这是个比喻的说法，因为“炮响”是不可能带来马克思主义的，而这个喻体所指涉的本体就是翻译。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五四运动、辛亥革命这些动摇乃至颠覆清王朝的运动背后，正是一连串密集的翻译运作。没有这些翻译活动的启蒙，中国的革命还不知道会迟来多久。
正如《史论》所言，近代湖南学人的一个重要价值观就是“经世致用”，这是一个极具高度的湖湘精神的提炼。在近代的翻译活动中，我们发现，湖湘译人一直专注于译以致用的目标。所以在近代的湖南翻译史中，我们不是很容易找到很多文学翻译家，在清末之前的几十年里，在北京和上海，林林总总地小说、诗歌和戏剧翻译，并没有吸引湖湘译人的眼球。他们正是怀揣着“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熊希龄语）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傲岸心理”，来从事翻译这种“文化与政治实践”（韦努蒂语）的，而无暇顾及风花雪夜的文学翻译。尽管文学翻译也同样可以携来不同的价值观，但对于湖湘人士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更加直接的思想启蒙。早在洋务运动期间，湖湘人士就通过扶持翻译积极推动对外交流，力图通过翻译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追求实业救国，但与此同时却又不意之间推动了对西方人文思想的引进。很快，“经世致用”的实业救国就变成了仍然是“经世致用”的政治救国。一场实际上是由翻译引发的社会变革终于爆发。
由《史论》也可以看出湖南近代翻译的一个特点，即“务实”，这显然是受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同时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当务之急，从中也可以看出湖南人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断层处，我们在湖南的翻译家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以“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的翻译赞助人和译者，较少看到文学翻译家。在那个同样也催生文学翻译家的时代，湖南翻译家的“务实”体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历史担当。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现象很快就出现了相当大的改观。相信在这部《史论》如果未来还有扩展版的话，我们一定会看到湖南现当代文学翻译家的风采。
《史论》所展现的近代湖南翻译史，只是中国翻译版图上的一个小小板块，但这个板块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则不可小觑。表面上看，湖湘人士张旭完成的只是一部有关近代湖南翻译史的专著，但实际上他掀开的很可能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只不过从中飞出的不是祸害，而将是更多同类的研究成果，即各省各地区的翻译史。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比较薄弱，已知的有吴迪所著的《浙江翻译文化史——浙江历史文化砖体系列》[ 吴迪，《浙江翻译文化史——浙江历史文化砖体系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像北京、上海、广东这些翻译重镇的翻译史略至今还没有到得到系统的梳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张教授的这部著作就有了范式的意义。当各省各地区都完成了各自的翻译史的研究之后，相信最终集大成的中国翻译史将会更加有深度、广度和信度。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范式的意义，这部著作才有其被关注和被研究的价值，相信与张教授的其他著作一样，一定会深得学界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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