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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陈希我老师作序，体制作家兼文学新秀一笔的处女作。
2. 以柔软的笔触，揭开残酷体制的神秘面纱；以理解的姿态，讲述体制内人群不同的人生选择、是是非非。
3. 或许，他们的身影曾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他们故事里的那些挣扎和选择也仿佛被复制；不管是你，是我，还是他，生活给予内心的煎熬和那股不灭的理性，是我们在其中寻到的合理指引。
4. 你问我真情是否被淹没在这冷漠的官场中？你问我理解是否不曾被旁观者拾起？跟随一笔，让故事的点点滴滴转述其中的百转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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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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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进的黄蘖寺》文集中的六个中短篇小说，讲述的是鲜为人知的体制内的感伤与痛楚的故事,一改小说中描写官场多为揭露阴暗面的路数，以美好的情和友善的爱为着墨点，用柔软细腻的笔触，刻画不同人物在严厉的官场内面对情感的困惑、婚姻的担当、职位的升迁选择不一的心路，表达了即使“无可奈何花落去”，仍不放弃追求心灵自由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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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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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女，一直在体制内从事事务性工作。业余爱好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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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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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以理解的姿态和柔软的笔调·001
走不进的黄蘖寺·001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佛门净地怎么能与金钱至上的资本市场联系起来？只是没料到，他竟然也参与其中，还乐在其中。“任俗无妨，心不俗就好”——他就可以为自己解脱了？他就可以走进黄蘖寺了？
清明的雨丝·061
青兰说到爸爸一词，马伯母好像看了父亲一眼，嗯，不对，好像是看了马伯伯一眼。她至今不敢肯定，马伯母的那一眼看的是父亲还是马伯伯，是记忆还是幻觉，当时心下却是一片害怕和慌乱。
青兰小心地说：爸，我是怪过你，甚至还怀疑我是不是您亲生的。父亲干瘪的嘴角掠过一丝苦涩，声音低沉了：别胡说，你永远是爸的女儿。
中文系教授兰娅·093
在文人相轻的学院派官场里，坚守良知，那是一场心灵的消耗战。“淡为蛾眉最清丽”的兰娅，从没想过成为任何人的风景。可是这一回，却着实地、裸露地做了回别人的风景。那么在她寻寻觅觅逃避孤独的路上，谁又成了谁的风景呢？
黄昏计划·153
是时候了，该给黄昏计划画上句号，尽管最初只是一句玩笑。这一刻我终于明白，原来之前那个隐忍不发的自己是多么不堪一击，我把自己欺骗得太久又太不真实。原来我并不认命，心底仍是躁动的——潜伏着激情和念想。谁又能说老女人就没有爱情呢？那一刻，我们好像结了个尾，又好像开了个头。
核心记忆·179
父亲从核废料池中被救出来，整个人已然成为一个核辐射源，没有人敢靠近他，也根本无法靠近他，救治他，无奈地被“扔”在半山坡，母亲绝望的哭喊声一直盘旋在上空。这一幕，生生地灼伤了宏峰幼小的心灵。
核心的记忆让父子两代人执著于核事业，张宏峰的际遇又会如何呢？
花园里之春·237
这样爱他，图的是什么呢？既非婚姻，又非权势，那么至少该有官场尚存的一丝温情？否则的话，爱什么呢？小合明白险恶的官场最不能为的就是爱情，她无数次地追问过自己，却始终无解。
小合思量这句话：大多数婚姻的结局是精神上的失望和生理上的剥夺。这话恰切吗？如果恰切，父母是个例外；如果不恰切，自己是个例外。
后记·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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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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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解的姿态和柔软的笔调
陈希我
记得是在一年前，我第一次读到一笔的小说，那小说叫《花园里之春》。有点奇怪地，我想到了《花园街五号》。李国文这个小说三十多年前我就已经看过，至今印象深刻的是那座叫做“花园街五号”的楼房。这部小说曾被拍成电影，影像更容易在人脑里存留，那楼有点阴森，并不如它的名字那样明亮美好。它神秘，有点搞怪，在那楼里发生了许多事，那些事串起了一连串历史。李国文笔下的“花园街五号”是官员之场，而一笔这“花园里”也是，只不过前者是办公地，后者是居住地。我不知道一笔在设置《花园里之春》的场景时，是否想到了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我是想到了。
《花园街五号》属于“改革文学”，这是一个已经发黄了的词汇。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决策层决定改革，“改革文学”也随之产生了。当时所说的“改革”，当然包括一切领域的“改革”，但触痛点往往是经济。当时中国穷，百姓更穷，这些小说往往以物质困顿、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作为由头，提出有关整个体制的问题。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当然不可能眼界只限于经济问题，甚至因为作家基本是文科知识分子，经济之“筋”大多不发达，政治之“筋”反而更发达。只可惜，这种讨论未能，也不敢深入下去，更难以上升到对整个民族文化体制的讨论。对文化体制的讨论，后来的“寻根文学”接手了，但“寻根文学”也跨过了体制这道坎。倒是二十一世纪后的“官场文学”接手了这个遥远飞来的球，但“官场小说”却更像“谴责小说”，与其说是讨论，毋宁说是暴露。
将一笔的小说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上看，面貌就会清晰一些。这本集子里的小说基本跟官场有关，或者具有官场背景。所以能够清晰起来，并非因为相同，而是因为相异。首先是她写作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了。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到当今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中国的GDP居世界第二，中国人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甚至还富得流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去国外留学，人民币在国际上还不能兑换，我的父母完全无法支付我的留学费用，中国人在世界上就是贫穷的代名词；现在我儿子出国留学，西方国家已经把中国留学生当成了“财神爷”。国外很多商场甚至可以接受直接用人民币购物。中国人虽然不穷了，却远没有达到文明得让人尊敬的程度，富国不等于强国。以外国看中国的视角，很容易看出问题。那么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说在“改革文学”兴旺之时，还可以以贫穷障目，拿经济说事，那么30年后的今天，经济这个“挡箭牌”已经不存在了，逼得我们文学必须正视更深刻的问题，即体制。不管是一笔有意与否，愿意与否，在这个时期写作，必然绕不过这个问题，更不用说是关于官场的写作了。
实际上，《花园街五号》当初所以高出其他“改革小说”，就因为它的锋芒所指与别的不同，它不像别的小说那样遮遮掩掩。很多“改革小说”虽然也涉及官员，但官员的级别比较低，这些小说写的往往是方案之争，而不是决策之争；但《花园里之春》中的官员级别高。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在的“花园街五号”曾经与前代的高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它承载和延续了中国的政治历史。李国文在“花园街五号”里所写的，是历史在现实的回响。一笔也善于从现实回顾历史，而且跟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花园街五号”的故事比起来，当下的现实是对更遥远的历史的回响，这使得小说有了一种纵深意义。
跟写“改革文学”那些写官场的作家不同，一笔用的是“内眼”，她深陷其中；相比之下，那些作家大多只是用“外眼”看体制。那些作家基本是专业作家，享受着专业作家的待遇，远离改革现场，对体制内的生活多有隔膜，只能靠“体验生活”来获取生活经验，难免走马观花。他们往往未必知道体制内的实际运作过程和操作方式，很难对体制之患有深刻之痛，他们笔下的伤痛是别人的伤痛，无奈是别人的无奈，他们很难真正理解体制之痛的纠缠和繁杂。
当然这里仍然有个时代的因素。都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某种意义上说，“深水区”就是复杂，就是混沌。中国改革怎么改？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共识的话，现在却是众说纷纭了。这也同样体现在小说上。“改革文学”都有明显要弘扬的人物，既然要弘扬，这人物就不能有所闪失。比如有部作品，几位主要人物都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仅没有腐败行为，在人格、道德方面几乎也无可挑剔。就连在“文革”前就已赴港、之后又回乡创业的某工业区副总，也不仅一改过去的金钱观，在经济的大潮中稳守自己的节操，而且连好追逐女人的毛病也改掉了。这几乎是当时塑造主要人物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跟“改革开放”必然带来的金钱、情欲、道德上的问题的“潜规则”并不匹配。人本来就有七情六欲，在开放大潮的冲击下，人的情欲必然面临更大的诱惑。中国文学到了当今，已经对情欲问题有了客观的认识，在当今这个时代写作，也必然被这种客观认识所裹挟。一笔笔下的人物也是活生生的人，即使是再大的官员，他也有情感世界，也有迷失。这是中国文学观念的开放给她写作带来的成果。当然她更多的是描写人物的“情”，而不是“欲”。而且这“情”即使有失规范，也往往得以矫正；即使一时无法矫正，人物也处在煎熬之中。我私下对此有些保留意见，我跟她讨论过，我觉得这使她的小说多少带着枷锁。
好在一笔是女性，对情的复杂有着细腻的把握，一定程度上让枷锁轻盈起来。写官场，无论是李伯元，还是李国文，还是王跃文，无论是谴责型的、暴露型的，还是思考型的、理想型的，基本上清一色是男性作家，女性作家写官场极为少见，一笔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女性作家看世界的眼光跟男性作家不同，在面对硬邦邦的官场题材时更是如此。女性作家尤其擅长以理解的姿态、柔软的笔调来写人。这本小说集也有这个特点。读她的小说，对情的描写颇有可圈可点之处。我曾经读过她的《黄昏计划》，里面这个片段让我印象颇深，写的是一个婚外女性，为了实现“黄昏计划”，鼓起勇气到年老的男方家里。面对对方的配偶，那是一个张力十足的场面：
我跨近客厅门槛，看见一个老妇人坐在客厅沙发旁的靠椅上，一脸的苦大仇深，嘴巴一动不动，一头黑短发梳向后脑勺。我很惊讶，她的头发居然黑得看不见一丝白发，也不大像是“人工装修”的，很自然。而我自己两鬓的头发，那可是常常需要焗黑油的。一股酸涩涌上心头，我紧紧屏住呼吸。
互相对视，我们彼此都等着对方先开口。气氛有些怪异。
这时，我才注意到，电视机是关的。现在，家家户户的电视机不分白昼黑夜总是开的——老人小孩、宅男宅女都离不开它。刚刚关的，还是先前就没开？我在心中嘀咕。
“庐山露出真面目了？直觉告诉我，老头子有其他女人了。我问他，他不承认；我再问，他还是不承认；不管我怎么追问，他总是不承认。我每天加强盯梢，严查他的手机，但是，就是没找到什么证据。我女儿说我神经过敏，但我很坚持。想来那个女人应该就是你了吧！”冷不防地，她这样噼里啪啦直通通的一番话使我全身抽空。
我杵在原地打寒战，压抑着呼吸，不接她的目光。
“我可以坐下吗？”我站得双腿酸胀，试探地问。
“什么？”她的脸色一暗。
我沉默。沉默是我这个时刻最安全的选择。
“坐吧。”她眼皮都没有抬。
我暗嘘一口气，这才挪步到沙发上坐下，身子有点僵硬。年轻姑娘——看来是小保姆，端过一杯热茶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我人虽然坐下了，心却更紧：或许吧！于她，我应该算是他的那个女人吧。于他呢？我算是那个女人吗？他曾经位高权重，仰慕他的女人断然少不了。已是暮年的我，为情还这样起起落落、跌宕波折，有意义吗？疯了？能够真的疯掉倒也是一种洒脱。
她斜眼看着我，问：“你来干什么？”
我一下子被噎住了：我来干什么？心中很不快，顿了顿，说：“人老了，需要试着改变自己。”
她反感地脱口而出：“我已经够老了，千万别来跟我谈人生。”
我被狠狠地堵了回来。
“看来，你想要的，你是不会放手的。你领去好了，我已经够老了。”她仍不罢休。
她的态度让我猝不及防，无力招架。
“你什么时候带走他？”她追上一句。
我沉默。
“你的丈夫呢？他接受你的这种想法？”她又逼过一句。
我只剩沉默了。
我和她的急促呼吸声在客厅里游来荡去。
“让我看看他可以吗？”我小心翼翼地打破沉寂。
她的脸色更暗了。身子一转看向保姆。
“阿姨，这边来。”小保姆一边说着，一边领着我走进客厅走道旁的第二个房门。一进门，我看见床边的一张藤椅上，坐着一个目光呆滞的人，呆滞得只剩下老年人才有的衰败。嘴角汪汪泛着白沫，头发、身上还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腐朽气味。
“爷爷老流口水，都来不及擦。”保姆一边从床头柜上的纸巾盒里抽纸巾，一边抱怨。
我满心酸涩，没吭声，冷峻的目光狠狠压向保姆。我上前两步，从纸巾盒里一张又一张不住地抽纸巾，满心的悲怆从“哧、哧、哧”的抽纸声中流淌出来。我用纸巾擦净他的口水，又让保姆拿来热毛巾，给他擦脸擦手，这才注意到他的右手紧紧攥着一个手机。细细一看，是三星SGH-A288。我心呼地一沉，从他手中取过来掂在手上来回翻看，咦？很奇怪，这个手机并不是我送给他的那个，尽管颜色、款式、型号都一样，但肯定不是。我的眼睛不会骗我。我把手机重新放回他的手里，心生一念，决定主动一次，转身返回客厅。
“明天我就带他走。”语气不容丝毫商量。
“你带走吧，我已经够老了。但是，老头子的工资卡不能带走，我和老头子到死都是夫妻。我们赵家的祖坟永远都不会有你一席之地。”她大口大口地喘气，话却没有间歇，这口气从她胸腔深处提起，仿佛带着积压多年的怨恨。她也73岁了，我记得 他曾对我说过，他们夫妻同岁。她对我如此之恨，又何尝不是对他的一种爱呢？
我一个转身，趔趄了两步，牙根一紧，迈过门槛，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奔向电梯。
这是较量，但又不乏自责，不乏对对方的理解，不乏悲悯，又不乏决绝。一笔写得纠缠又有层次。这样的部分在她的小说里还有不少。一笔的小说虽然写的是官场，但着重点是在人的情感上，她笔下人物虽然每每是官员，但这些官员没有大众对官员印象的“脸谱化”，也没有“官场小说”中的鄙俗化，他们也是人，通过对他们感情世界的细致描写，给我们展现了这些不为人知的群体的真实而纷繁复杂的世界。
一笔身在体制，心系写作。我想，一个爱写作爱文学的人，无论他（她）职业为何，都会有一颗内省之心。这样的心是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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