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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927——1937年，这十年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只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悲剧的时代而已。
民国乱世，枭雄辈出。他们大多崛起于草莽，在民国版图合纵连横。
城头变幻大王旗，各领风骚三五年，制造了一桩桩称霸民国的“神话”，演绎了一件件封疆裂土的“事变”。
剥去尘封百年的民国政府历史面纱 体味中央政权与地方军阀兴衰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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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26年7月正式开始的北伐战争，是一场令国民党成功问鼎中原的战争。可是在此之前，北伐取胜的条件几乎全不具备，即便在战争爆发之初，国民党集团的实力也远逊于北洋集团的实力总和。然而，以“革命”为号召的国共两党，在苏俄顾问、蒋介石等人的领导下，及唐生智、冯玉祥等部的配合下，究竟是凭借什么有利条件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呢？当北伐军由珠江流域一路横扫至长江流域之后，国民党内部的各种矛盾，连同中苏矛盾、国共矛盾等一齐爆发了出来，一时之间，中国的命运再次走到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本书精选民国时期掌控或左右中央政权，或在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鲜明特色与争议的军阀，参考大量原始资料，剥去尘封已久的历史面具，以大量客观事实，讲述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迹、崛起，以及最后结局，力求客观、公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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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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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龙，孔子同乡。其人好学多思，读书甚勤，著述甚多，学识、文笔兼备，人称“写史圣手”。对国史情有独钟，以追求真相、真理为己任，已出版《中国人的人格》《为什么偏偏是朱元璋》《圣者为王——王阳明的超凡之路》《大转折1937: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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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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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蒋汪的第一回合
“中山舰事件”发生。蒋由于猜忌过头，遂向汪发起主动挑衅。正当忍无可忍的汪准备加以报复时，并未得到苏俄方面的支持，令病重的汪愈加气愤难平，最后只得一走了之；蒋由此获得了重大的胜利，逐渐成为国民党集团的独裁者。然而这才是个小小的开局……
三月二十日的政变
辞职引发的风波
狗急跳墙为哪般
苏俄的算盘
鲍罗廷其人其事
第二章 国民党的五大巨头
广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巨大社会力量的策源地，离不开孙文十多年如一日的积极开拓，这位狂热的“革命先行者”留给后世以巨大的影响与争议。孙死后，由于接班人权威递减等原因，开始出现了胡汉民、廖仲恺、汪兆铭三足鼎立的局面。正当这三位大佬在苏俄的干预下闹闹哄哄时，紧握着枪杆子的政坛黑马蒋中正已然呼之欲出……
为革命而活的孙文
无法盖棺定论
人才难得的胡汉民
书生意气的汪兆铭
志同道合的廖仲恺夫妇
政坛黑马蒋中正
第三章 北洋集团的五位大佬
自从袁世凯死后，同样由于权威递减等原因，北洋集团也形成了皖系、直系、奉系等多个大小派系的权力斗争，甚至在派系内部也是山头林立。经过直皖战争与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逐渐成为“中国最强者”。然而当他最强大、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时候，却也正是他最虚弱的时候……
自比关岳的吴大帅
狡猾过头的孙传芳
徒劳无功的张作霖
面目复杂的冯玉祥
第四章 乱成一锅粥的北方
江浙战争引爆了规模空前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趁着吴佩孚无暇后顾的时候，冯玉祥等人发动了北京政变，孙文由此应邀北上，段祺瑞由此再度出山。随着孙的去世，以及国民军与奉张矛盾的激化，新的战争再次爆发。张作霖联合东山再起的吴佩孚，发誓要将国民军彻底剿灭，尽管冯是那样留恋北洋集团……
闹哄哄的北京政变
反奉三角同盟的失败
空前激烈的南口大战
得不偿失的胜利
第五章 新桂系的崛起
借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广西的几个小军官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人，居然从夹缝中迅速崛起，乃至一统广西。为了结盟以自固，新桂系选择了加入广东国民政府，由此壮大了北伐的潜在力量。桂军的英勇善战，加上急欲扩张的野心，只待一个良机，蠢蠢欲动的桂军就要驰突而出……
新桂系三巨头
广西的再统一
偏心的李济深与不凡的邓演达
好佛的陈铭枢与单纯的张发奎
第六章 北伐战争的前奏
北伐的第一枪，可以说就是湘南的唐生智无意中打响的。唐是个野心勃勃的地方军阀，为了实现自己独霸整个湖南的愿望，他开始结好两广，以为声援。唐本来不愿招惹吴佩孚，可是当吴方的人对其大肆威胁的时候，一怒之下的唐决计跟吴拼个你死我活，终于吹响了北伐战争的前奏……
两位政坛失意的湖南客
一心要独霸湖南的唐生智
外援不断的唐叶战争
第七章 两湖的激烈争夺
随着两广军队的加入，朝气蓬勃、英勇善战的北伐军越发使得吴佩孚军难以招架。经过汀泗桥、贺胜桥等地的血战，北伐军打得吴军再无还手之力，只得败退武汉孤城，固守待援。原本一场无太多悬念的攻城战，却由于蒋的瞎指挥，导致白白牺牲了一批英勇将士和一段宝贵的时间……
北伐军的阵容
血战汀泗桥与贺胜桥
武汉攻防战
底定两湖
第八章 再破孙传芳
坐山观虎斗的孙传芳，本有心坐收渔人之利，可惜由于北伐军进展神速，令他一时慌了手脚。大惊之余，孙不得不赶紧集结重兵于江西，试图拒敌于地盘之外。由于北伐军第一军等部队的失误，致使江西战场暂时形成了拉锯局面。然而由于第七军的出色表现，乃至一举扭转了江西大势。在第四军等部的支援下，北伐军终于一举攻取了江西及福建大部，孙传芳的统治根基被严重动摇……
孙氏的和战大计
大显神威的钢军
孙传芳投靠奉张
北伐军席卷江浙
第九章 走向“四一二”
随着迁都之争与迎汪运动的出现，眼见武汉方面反蒋风潮的兴起，眼见苏俄与国民党的分歧日渐增大，早已坐不住的蒋中正在黄郛等人的支持下，决定与苏俄、中共公开决裂，以此结好于日本等列强。“四一二”政变及其二期“清党”，迷信武力的蒋不惜大开杀戒，但在沉重打击了共产党的时候，国民党却也严重自伤，这为其未来的统治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幕后献计的黄郛
作为国民党理论家的戴季陶
为蒋嫡系的何应钦
迎汪复职与迁都之争
夹缝中的陈铭枢
“清党”是把双刃剑
第十章 反共大合唱
为了在内讧时后顾无忧，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都选择了继续北伐。武汉方面的北伐在冯玉祥等部的配合下还算顺利，而南京方面的北伐则是先胜后败；与此同时，武汉方面也开始了反共“清党”之举，这使得他们逐渐赢得了对南京方面的政治上风。面对重重危机，蒋在内外反对派的压力之下，终于不得不选择了下野。然而蒋下野后，国民党内部却仍然不得安宁，乃至乱作一团……
东山再起的冯玉祥
最后的五分钟
东线的拉锯战
武汉的和平分共
蒋中正的第一次下野
附录一 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
附录二 国民革命军主要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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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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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引发的风波
当汪离开广州时，很多人都认为蒋发动军事政变就是为了挤走汪，如今汪果然走了，导致事变的真相越发扑朔迷离了。
此前，凭大家的观感，以为汪、蒋之间关系非常友好、和睦，甚至连汪本人也许都蒙在鼓里。这一次汪算明白了，原来权力关系是如此靠不住，蒋对他的猜忌和不满其实早就种下了。
的确如此，但也并非仅仅如此。
早在1925年年底的时候，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提出了立即北伐的主张。
就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蒋还信心满满地写道：“预定明年八月克复武汉。”1月4日，他在国民政府的春酌中，又发表演说道：“从敌人内部情形看去，崩溃一天快似一天。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可以将军阀一概打倒，直到北京。”
两天后，蒋又在军事报告中指出：“再用些精神，积极整顿，本党的力量就不难统一中国……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可参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
显然，这个时候的蒋是乐观过头了，虽然半年以后形势大变，确实印证了他的先见之明，可是此时的形势还不容国民政府去冒如此之险。那么，此时的蒋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在经历了反复的战火和残酷搜刮之后，民生凋敝的广东地区其承受力已经接近极限。孙文最后一次北上时就曾表示，自己再不愿回到广东，无言面对江东父老。那么，蒋是不是也想赶在广东民力崩溃之前放手赌一局呢？
此时的广东，已经是共产党、苏俄势力及在他们的影响之下的国民党左派的天下了。骨子里是国民党右派、民族主义者的蒋明白，自己早晚要和他们闹翻，为保进退有据，还是宜早早另立山头，最好能在家乡附近的江浙一带建立自己稳固的根据地。
这个时候，别说是曾经的“中国最强者”吴佩孚，就是这两年刚刚崛起的“五省联帅”孙传芳，单凭广东一省的力量也未必搞得定。但是，有不怕冒险和牺牲、屡仆屡起的职业革命家孙文的表率在前，自己这个继承先总理遗志者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还有什么不敢折腾的呢？
大不了从头再来，大乱的中国，有的是东山再起的机会。
可是，身在广州的国民政府绝不是蒋中正一人说了算的，此时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苏俄方面，他们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赞助人、投资人，他们是不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投资打水漂的。
苏俄方面的最高负责人鲍罗廷是不懂军事的，时为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季山嘉则明确表示反对此时进行北伐，理由就是目前的条件还不成熟。
在顾问团写给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中，曾予以指出：“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成分，经常摇摆不定……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们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并且在国民党右翼的政治口号下，联合人口中的不满成分。另一方面，国民革命军何时才能对北方军保持技术上的优势还很难说。当然，革命的失败将给予广州内部的反革命以良机。”理由是多方面的，与蒋的立场自是不同。
在季山嘉等人的反对下，蒋只得暂时搁置起了自己的北伐狂想，但是他从心里，越发反感这帮指手画脚、包藏私心的苏俄顾问，尤其是那位公然和自己唱对台戏的季山嘉。
不过，当时中国的形势真的是瞬息万变，尤其是北方的变数极大。
在苏俄及国共两党的支持下，冯玉祥、孙岳等人的国民军到处收编军阀武装，总兵力已达40万众，又控制着北京政府，一时间称雄华北。为了狠狠地教训冯玉祥，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不得不暂时捐弃前嫌，开始携手讨伐国民军。
1926年1月中旬，国民军在直、奉两军的夹攻下，渐趋不利；进入2月以后，国民军不但军心开始出现动摇，并由于联直抗奉等主张逐渐失去了革命人民及左翼人士的信任。此时，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冯玉祥与国民军皆陷入巨大的矛盾和被动之中。（可参见刘敬忠《冯玉祥的前半生》。）
为了拉冯玉祥老兄一把，苏俄方面便由季山嘉出面，向广州国民政府提出了两项建议：第一，就是经由海道出兵天津，援助国民军；第二，由蒋中正亲赴北方练兵，地点据说初步选定在了海参崴（以威胁奉张的后方）。
对于这两项建议，起初汪、蒋二人都是赞成的。在当时的蒋看来，一来是机会难得，二来广东毕竟地方小又僻处华南，一时难有大的作为；如果能够在接壤苏联的北方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其发展效力必然十倍于南方。
但是蒋这人对别人算计惯了，难免自己就比较多疑，态度上自然转变得也快。
2月初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第一军第二师王懋功部的军费有了增加的趋势，相反，黄埔军校的预算却减少了。蒋怀疑是季山嘉搞的鬼，于是他便找季山嘉谈话，尽管季山嘉百般解释对蒋的支持和信任，但蒋还是不放心，他迅速做出了辞职的姿态，使出了以退为进的惯技。
在孙文在世的时候，蒋为了自抬身价，就经常以撂挑子为要挟。
就在两年前，蒋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苏，受到了苏联上层的青睐。
这一次，蒋在决定辞职之后，便准备再访莫斯科，争取到苏俄上层对自己的支持；与此同时，他还致电时在北京的鲍罗廷，要求撤换季山嘉。
汪虽然是支持季山嘉的，但他本人是个书生，枪杆子的事情还真离不了蒋这种军事强人；尤其环顾国民党内，政治上比较可靠的军事领袖也只有蒋一个。
汪于是百般挽留蒋，蒋看出了“季新兄”这种妥协的意思，便于2月26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王懋功扣留并于次日押送赴沪，最后又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刘峙出任第二师师长一职。
王懋功在政治上的确是接近汪的，虽然汪本人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但此事还是在内部矛盾重重的广州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有人便以油印的反蒋传单分送各处，此举着实引起了蒋内心的一阵恐慌。
此时的蒋为了自保，公然与季山嘉唱起了对台戏，而汪看在眼中，以为双方矛盾无法调和，才不得不同意了蒋前番提出的辞职、赴苏建议，随后他就为蒋和蒋的秘书陈立夫办好了护照——然而，汪此举等于是又在蒋那本已刺痛的伤口上扎了一针！
右派的代表人物胡汉民就是以赴苏的名义，被强迫离开广州的权力中枢的，汪此举，在此时百般疑惧的蒋看来，无异于要他重蹈胡汉民的覆辙。
就是在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精神状态下，某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兵行诡道，借助蒋对于汪、季山嘉、苏俄及共产党的这种多疑猜忌的心理，便导演出了一幕火上浇油之剧。
狗急跳墙为哪般
关于国民党右派的问题，这里不妨先简单交代几句。
在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急于扩大自己的外围，以保卫革命的现有成果。虽然当时虽然财政拮据、民生困苦，可还是对新生的革命力量进行扶持。
孙文与列宁之间神交已久，这时候都打起了对方的主意，于是才有了后来中国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的出台。过去，孙文闹革命一直得不到强大外援的支持，这次虽然他对于苏俄仍是颇有戒心，但是现在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此举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大拐点，也是极具争议性的一大焦点。
然而，国民党内部很多人既不能在感情上接受苏俄，也不能在意识形态上认同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那一套，怀疑其包藏祸心，尤其不能接受中共像孙悟空那样进入自己的肚子。这批人就是跟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左派针锋相对的右派，他们以胡汉民、孙科、邹鲁、戴季陶、张静江等人为代表，汪兆铭起初也是右派，但后来渐渐转变。
在孙文生前，右派还不敢反对得太激烈，等到孙文一死，他们先是暗杀了廖仲恺，继而又妄图主导国民党。只是这时汪、蒋等人都比较左倾，胡汉民又不敢公然违背孙文的遗志，邹鲁等人只得来到孙文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棺木前一边哭诉，一边召开了防苏防共的“西山会议”。
……至于党对于反抗帝国主义之苏联，在革命进程工作之中，有联合之必要时，自然相与提携；即本党对于中国共产党，亦视为友党，以明此次善意的决定取消加入本党中之中国共产党员，实理势所不得不分，而情谊未始不可合也。（“西山会议”宣言）（参见邹鲁《回顾录》。）
这次会议于1925年11月23日开幕，会期十天，通过了开除汪兆铭党籍、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李大钊、解雇顾问鲍罗廷等重要提案。
由于公开分裂国民党，邹鲁等人被广州政府宣布开除党籍，但是，留在广州的右派同情者、支持者还是很多，他们以孙科所主掌的广州市党部为中心，暗地里不断进行活动，妄图利用广州上层的内部矛盾达到自己防苏防共的目的——从防苏防共到反苏反共，这是后来由温和转向激烈的表现，是中苏、国共双方水火难容的结果。
孙科与吴铁城、伍朝枢等人曾秘密向蒋提议，“将首要共产党员十数人，送到中山县附近一个小岛或送到海上去”（《吴铁城回忆录》），这就等于是变相发配，可惜野心勃勃的蒋自有主张。
此时，胡汉民已经因为刺廖案的嫌疑，被迫前往苏联访问。由于蒋、汪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一个让右派翻身的重大机会终于到来了，这就是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一件悬案、谜案，很多当事人也搞不明白大部分细节，包括了汪、蒋等人，他们最多掌握了事件的部分真相。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亲历历史者也面临一种“当局者迷”的尴尬境遇，他们由此进行决策的信息之掌握也是不完全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而历史学家存在的必要，就不但是使“乱臣贼子惧”，更重要也是为了去伪存真，就如法官审案一样。
陈公博也一直不解，很多年里为此困惑不已，他一直试图揭开“中山舰事件”的真相，直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他再次碰见邹鲁，多年的疑窦才得以破除（见《苦笑录》）。
邹鲁曾是国民党的党校广东大学的校长，他去职后陈公博还接替过一段校务，可以说二人颇有渊源。邹鲁便对陈公博指出：“三月二十之变”不过是伍朝枢（字梯云）玩的一个小把戏，自从胡汉民出亡莫斯科之后，右派失一主将，乃至急于扳回一局。
“怎样能拆散广州的局面，只有使共产党和蒋分家。我们在外边想办法，伍梯云也在广州里头想办法，”邹鲁对陈公博说道：“有一天梯云请俄国领事食饭，跟着第二天便请介石的左右食饭，席间梯云不经意地说：昨夜我请俄国领事食饭，他告诉我蒋先生将于近期内往莫斯科，你们知道蒋先生打算什么时候起程吗？这一句话，介石的左右自然报告介石了。介石是最多疑的，但既不能找梯云去问，更不能找俄国领事去问，于是只好怀疑。怀疑到极点，以为共产党要干他，或者精卫要赶他。一次介石便向精卫刺探了，说他于统一东江南路之后，极端疲乏，想作短期的休息；但上海不好去，倒不如往莫斯科。一者可以和俄国当局接头，二者可以多得些军事知识。精卫是一个老实人，在第一次刺探时苦苦留他，以为在军事时期他不好远去；禁不住第二次的刺探，介石说明在整军时期。他留粤与否无关重要，倒不如趁此时机，作短休息，可以恢复精神．他的言语态度当然像很虔诚，到底是书呆子的精卫终于答应了。
“介石见精卫答应了，遂确信他的判断不差，他更提出第三步刺探。希望陈璧君和曾仲鸣陪他出国，你知道璧君是一个好事之徒，听见有莫斯科可去，哪里有不答应之理。以为俄国那时还冷，于是制皮大衣呵，办行李呵，忙到不可开交。衣服制备之后．便天天催介石走。
“介石原来是无意去的，所谓到莫斯科完全是刺探的，现在璧君天天催他动身，于是遂确信精卫要赶他。碰巧俄国有一条船来，并且请介石参观，当日介石要拉精卫同去，而精卫因已参观过，没有答应，于是介石更以为这条船是预备在他参观时候扣留他直送莫斯科的了。因此之故，介石遂决定反共反汪，这是三月二十之变的真相。其初只是梯云的小把戏，自己也没有什么把握，不料后来倒求一得二，不止反共，而且也赶了汪。这是当时大家所没有预料到的。”
历史是复杂的，也许邹鲁说的不尽是事实，但基本交代出了整个事件的主线。
实际上，促成这一事件的因素和势力是多方面的，包括广州的反共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挑拨离间。但不管怎么说，有些事情也许迟早都是要发生的。
孙文主义学会的核心人物是王柏龄、贺衷寒等人，王柏龄等人先是大力散布汪要反蒋的消息，弄得蒋开始神经紧张；继而又与广州海军重要人物欧阳格假传蒋的命令，诱使中山舰在李之龙的指挥下出现“异动”，从而给蒋造成假象。
苏俄的算盘
汪兆铭这个人，多的是书生本色，却并不是一个强势的人物，尤其不是一个意志力坚强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广州政府的头号领导人，其实正是各方实力人物妥协的产物。
但向来不怕死的汪好歹还是有脾气的，当“中山舰事件”刚闹出来的时候，汪其实还准备好好教训一下蒋这个愣头小子，起码也要向他问罪，让他写份检查作为案底。
此时，连一向沉稳圆滑、善窥风向的谭延闿也伺机而动。一时之间，只要汪主席一声令下，他姓蒋的可能就要从此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了。因为蒋本来在党内就没有什么地位，此番既然犯了众怒，自然更不会受待见。离了国民党这棵大树，蒋想另立山头也难。
中共也提议对蒋采取强硬态度，陈独秀早就看国民党尤其蒋某人不顺眼了。陈氏一直就不赞成国共合作，一个党员受两种主义和两个上级机关的支配，简直就是不靠谱的事，日久也是必分的；在陈炯明背叛孙文时，他甚至动过助陈的想法，（参见陈公博《我与共产党》。）但一切终究都架不住来自莫斯科的圣旨。
这次也没有例外，苏俄方面竟决定向蒋实行妥协、退让，要维护和保持统一战线。如此一来，汪这个书生仿佛失去了主心骨，阵脚一下子就乱了。
鲍罗廷出差以后，时在广州的苏俄最高负责人是联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考察团团长布勃诺夫。他是刚到广州的，其实不熟悉情况，但他经过分析认为：中山舰事件是“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引起的”，“中国的将军们脖子上带着五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和顾问”。对此，他顾虑这样要触犯的不仅是一个蒋中正，长此以往，所有的中国将军都要不听指挥了。
事发之后，布勃诺夫等人又找蒋谈话。蒋一面百般道歉，撤去了对顾问团的包围；一面又指出了苏俄顾问的“很多错误”，并声言自己是对事不对人。与此同时，苏方也顾虑蒋方在广州市内形成的暂时的局部优势，一旦闹掰了，他们也无法全身而退。
有鉴于此，苏俄方面决定“尽量设法留住蒋介石并争取恢复他同汪精卫的友谊”。3月22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由于苏方作出了撤换季山嘉等决定，汪的不满已经无济于事，会议最后形成了如下几项决议：
一、工作上意见不同的苏联同志暂行离去，另外聘请其他人为顾问；
二、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
三、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予查办。
3月24日，布勃诺夫使团一行就要离开广州，他们的最后结论是：“蒋介石能够留在国民政府内，也应该留在国民政府内，蒋介石能够同我们共事，也将会同我们共事。”27日，季山嘉被解除职务。
就这样，蒋险胜了这场与汪的较量，汪恼怒之下，也不给各方打招呼，便唱了一出“卷包会”。据陈璧君后来说，汪之所以这样做，有一个考虑就是促使蒋进行反思。汪未免天真了些。
当汪兆铭于一个月后悄然离开广州去往法国的时候，恰遇访苏归来的胡汉民，同是天涯沦落人，狭路相逢之余，自然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此时已经决心反苏反共的胡更加看汪不顺眼，两个昔日的亲密伙伴，竟形同陌路一般擦肩而过。
然而，蒋要真正巩固自己已经取得的成果，还要过鲍罗廷这一关，他才是苏俄方面派在广州的独当一面的人物。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本来准备返国汇报工作的鲍罗廷不得不取消了原定计划，他要迅速赶回广州处理善后事宜。时在北京的鲍罗廷经张家口、库伦，转道海参崴，在那里与来自莫斯科的胡汉民等人会齐，于4月29日回到了广州。
在此之前，蒋为了瞒天过海，做出了一些疏远右派的举动，比如解除了右派分子吴铁城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的职务。右派被迫开始向李济深等人靠拢，等到胡汉民回到广州，胡又再次被右派看作是自己的精神领袖。
蒋还是有些惴惴不安，担心鲍大钦差会为汪翻案。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在30日的蒋、鲍谈话中，蒋感受到了鲍对于自己的某些猜忌；但蒋不像汪那样容易受人摆布，他是个意志力比较坚强的军人，他还是准备迎难而上，于是便向鲍罗廷提出要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职务。
此时，右派的活动依然非常活跃，鲍罗廷担心他们在酝酿一场政变，而自己此时可以依靠的力量，只有蒋是首选。
鲍罗廷认为，此时广州的局面有些类似法国大革命初期，急需要罗伯斯庇尔这样的革命强人出来造成一种独裁局面，由此“打破右派反革命的阴谋，替革命开辟一条出路”；蒋虽然有很多严重的缺点，但是环顾当时的国民党人，“排除感情上的障碍，冷静地考察事实”，还是只有蒋有力量、有决心来打击右派，因为以黄埔军校为代表的党军就是由蒋来负责的。
终于，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的鲍罗廷暂时妥协了。
事后，鲍罗廷在同中共方面的彭述之的交谈中指出：要打破目前广州的极度危险的僵局，就需要向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3月20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的“整理党务案”，并支持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于我们有利的。
中国越乱，越有助于“革命”势力、红色势力的发展，越容易受到外部的影响。鲍罗廷此番的华北之行，也是为了联络冯玉祥部（蒋经国当时在苏联，而且已经与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公开同居），只要国民党与国民军联手对付北洋集团，苏俄与中共就有壮大的机会。
虽然胡汉民再次被排挤出权力中枢，但从5月12日起，蒋连续抛出自己的“整理党务办法”，尽管鲍罗廷也曾表示过一些异议，可最后还是全部接受了蒋的提议。
这其中包括：“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和批评”，“共产党应将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与行动”等等。
蒋此举，虽然还没有走到排斥和反对共产党的地步，但是已经大大限制住了共产党，确保了国民党对于即将到来的国民大革命的主导地位。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国民党的核心机构，汪出走后，张静江成为中执会主席，轮椅上的张不但是蒋的浙江同乡，而且是坚定的保蒋派，此举也标志着江浙派逐渐取代广东派在国民党中的主导地位；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则由谭延闿代理，这位民国第一书法家、美食家、人称“药中甘草”的政客，本来就是来广州避难、投机的，谁的摇杆硬，自然就倚靠谁。
由于苏俄的默许和支持，蒋渐渐将党权、政权、军权抓在手中，成为国民党内最大的实力派，暂时没有了可以与之抗衡的力量。然而由于蒋的资历、能力、魅力皆有不足之处，这又成为后来国民党集团内部纷争不已的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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