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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厉以宁八十岁后新作，帮读者看清当今中国经济改革的症结和未来走向，首度结集出版；本书是厉以宁近年来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标志着他的思想、观点、文章、学问都达到了新的高峰，是他最新的代表性作品。
中国经济改革顶层设计的理论参照
厉以宁八十岁后新作，首度结集出版
帮你看清当今中国经济改革的症结和未来走向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荣获“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解决方案
经济双重转型产业升级产权改革国进民退通胀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民企出路扩大内需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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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收录了厉以宁先生四年来发表于各报刊杂志，以及在大学演讲、讲话（记录稿）的文章共计42篇。
2012年前后的文章，全面反映了厉以宁对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自身暴露出的重大问题的提醒与解决思路。他认为改革已进入核心领域，改革的关键是经济体制转型与政府放权。2014年前后的文章，着重反映了厉以宁关于“中国经济双重转型”理论的酝酿与成熟的过程，这个理论代表了厉以宁对中国经济学的重大贡献，是他“非均衡”理论与“股份制改革”主张的合理发展。这个理论深入地触及到了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也更具体地探讨了其在各个经济领域、行业的改革通路和方案。
这是厉以宁近年来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标志着他的思想、观点、文章、学问都达到了新的高峰，是他最新的代表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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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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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江苏仪征人，1930年生于南京，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主要著作有《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资本主义的起源》《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工业化和制度调整》《希腊古代经济史》《厉以宁经济史论文选》《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等。1998年获香港理工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还出版了《厉以宁诗词选集》（上下卷）、《山景总须横侧看：厉以宁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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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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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中国经济发展十问
一、资本大量进入资产市场怎么办?3
二、怎样扩大内需?3
三、就业问题如何得以缓解?4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是什么?5
五、怎样对待当前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5
六、如何应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6
七、地方财政怎么来应对城镇化和城镇化进程中
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6
八、怎样满足中等收入以下居民购买住房的
基本生活需求？6
九、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是什么?7
十、在经济增长中怎么加快生态建设?7
关于中国企业文化的几个问题
一、“认同”与企业凝聚力8
二、“效率”与企业管理模式10
三、“公平”与企业内部矛盾12
四、处理企业与政府间关系的原则13
五、家族企业的继承与家族企业现代化14
六、中外企业文化的趋同性与差异性16
中国将经受长期成本推进型通胀的考验
一、中国首次遭遇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19
二、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出现的新变化20
三、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重要启示21
宏观调控下的中国当今经济
一、调结构的重要性23
二、关于通货膨胀24
三、关于就业问题28
四、关于扩大内需30
五、关于城乡一体化32
六、关于企业文化建设33
“国进民退”中的民企出路
一、计划经济还没有退出舞台36
二、政策是民企转型的障碍38
三、市场是“开发”出来的40
四、企业家要学会看政策42
六卷本《方显廷文集》总序
一、写序缘由45
二、方显廷先生与南开大学经济学传统45
三、方显廷先生的成就47
四、爱国的经济学家：对方显廷先生的评价51
道德力量调节的独特作用
一、道德力量超越市场、超越政府53
二、道德力量调节介于“无形之手”与
“有形之手”之间55
三、随着非交易领域的扩大，道德力量调节的
作用日益突出56
论货币流通量的“正常水平”
一、什么是货币流通量的“正常水平”?58
二、如何计算外汇储备增长对货币流通量
“正常水平”的影响？59
三、结构对货币流通量“正常水平”的
影响有多大？60
四、紧缩货币流通量如果过了头，
会有什么后果？60
五、滞胀不是没有可能的61
承接产业转移和次发达地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承接产业转移是次发达地区发展的契机63
二、次发达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的优势分析65
三、次发达地区怎样为承接产业转移创造条件？68
四、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关系74
新社区各种模式的比较
一、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77
二、“就地城镇化”78
三、新社区和企业合作的其他形式82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企业合作模式的弱点
及其补救办法84
五、社区指导下的农民自营模式的弱点
及其补救办法87
六、新社区的前景90
2012年
论创意和创新的制度条件
一、没有创意就没有创新97
二、没有创新就不可能立足于价值链的高端98
三、没有合适的制度条件，既不可能有突破性的创意，
也不可能有重大的创新98
城镇化过程中的“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
一、“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概念100
二、城镇化过程中对“外部不经济”的
可能解决方式102
三、城镇化过程中对“外部经济”的有效利用104
扶植小微企业的最佳政策是免税
一、背景108
二、分析及对策108
把经济立法作为第一位的任务
——读《乔石谈民主与法制》
一、双重转型任务111
二、《证劵法》的起草工作112
三、通过法律来规范和指导改革开放113
四、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之间的关系114
“九二派”的启迪
一、从邓小平南方谈话说起116
二、新型企业家的涌现117
三、“九二派”的意义119
扩大内需十论
一、扩大内需主要指扩大民间消费120
二、扩大民间消费是一个渐进过程，
不能靠一时突击120
三、从以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民间消费为主的
经济增长，其中必须有一个过渡121
四、当前扩大内需主要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122
五、扩大内需必须先解除中低收入家庭的后顾之忧，
这就要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122
六、要让农民有财产性收入123
七、兴办小型微型企业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法123
八、让社会垂直流动，保持渠道畅通，这是促进居民
收入增加的重要手段123
九、要增加教育投资，使教育资源均衡分配124
十、对奢侈品的认识要逐步改变124
要重视对资本金融的研究
——为刘纪鹏著《资本金融学》撰写的序言
一、改革进程的回顾126
二、发展资本金融的现实意义127
三、值得关注的三个问题129
难忘的大学生时期
——纪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立100周年
一、回忆总是美好的132
二、引路人：我的老师们135
三、重在启迪和相互切磋139
四、北京大学图书馆——知识宝库141
五、把美好的日子留在诗词中145
凯恩斯没有预料到的那些事
一、第一个没有预料到的事153
二、第二个没有预料到的事154
三、第三个没有预料到的事155
四、两点启示155
深化对“人的城镇化”的理解
一、关于“人的城镇化”156
二、城镇化过程中的教育体制改革158
三、论福利刚性160
四、坚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162
五、创造精神的发挥165
经济发展的优势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170
二、中国最大的改革红利在于城乡一体化171
三、草产业大有可为174
2013年
信誉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
一、经济学中的社会资本概念179
二、社会资本在经济中的作用179
三、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三者间的关系180
四、信任危机的严重后果181
五、社会资本是多年累积而成的181
六、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182
论中国的双重转型
一、中国正在逐步实现双重转型184
二、继续以体制转型带动发展转型187
三、双重转型中的结构调整191
四、双重转型中，宏观调控应以微调和预调为主194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安定和谐
一、三种资本概念199
二、二次分配的作用202
三、能人外迁和弱者沉淀203
四、今后谁来种田203
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
一、传统城市化与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206
二、老城区207
三、新城区209
四、农村新社区210
五、农民和城市居民无身份差别和权利平等212
怎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215
二、避免“发展制度陷阱”217
三、避免“社会危机陷阱”220
四、避免“技术陷阱”223
五、没有信心，就谈不上发展优势的创造225
六、中国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32
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提出为今后发展
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方向235
经济发展中必须警惕通货膨胀
一、谨防投资冲动怪圈的重演238
二、不可低估通货膨胀对经济和民生的危害240
三、综合性通货膨胀条件下总量调控的局限性242
四、治理通货膨胀应当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兼用246
五、治理通货膨胀时，货币流量分析的局限性251
六、货币流量正常水平的判断255
七、今后较长时间内预防和治理通货膨胀的
基本对策259
以农村新社区为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
一、农村新社区帮助农民就近城镇化263
二、建设农村新社区，有效避免大城市病264
三、农村新社区推动中国经济双重转型265
在市场中学习在市场中成长
一、怀念董辅礽同志267
二、坚定的市场化改革趋向是“九二派”企业家
群体的最大特点268
三、探索养老服务的新模式269
《民族贫困地区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资源整合：以楚雄彝族
自治州为例》一书的序言
一、民族贫困地区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解决
贫困问题271
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是民族地区的宝贵财富272
三、如何推进民族地区文化资源整合？273
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四大关键
一、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可以带来最大
改革红利的大事276
二、市场化改革：使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277
三、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有助于提高国有资本的
使用效率、配置效率278
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一定要放在
初次分配上279
宏观调控不能替代改革
一、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281
二、宏观调控：不能替代改革283
三、国资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87
四、民企转型：首在产权意识288
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国制造业的必由之路
一、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自主创新和
产业升级的前提291
二、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294
三、中国制造业的市场前景297
城镇化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问题
一、坚持资源配置的市场导向299
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引领作用302
三、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应当尊重市场规律304
四、资金融通的重要性305
五、加快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308
六、城镇化中的生态文明建设311
七、绿色城镇化313
2014年
谈谈产权改革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产权：没有产权界定，就谈不上
市场经济319
二、关于土地确权：农村改革最重要的环节320
三、关于国有企业：行政干预太多322
四、关于民营企业：产权必须清晰，必须界定324
五、关于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更重要325
适应改革新形势，谋求教育新发展
——答《中国教育报》记者陈中原问328
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的制度红利
一、看《闯关东》，反思城镇化333
二、国企改体制，民企改观念333
三、社会和谐红利的三大前提334
四、员工持股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一环335
五、“发展经济学”可归纳为四句话337
新社区正在发生变化
一、新社区中够条件的将过渡到新城镇339
二、农民将成为一种职业341
三、走向双向的城乡一体化342
江西南昌五星垦殖场体制改革的探讨
一、从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旧址陈列馆说起345
二、为什么改革开放这30多年以来鲤鱼洲
变化不大347
三、走混合所有制道路348
【附】北京大学江西南昌鲤鱼洲农场劳动亲历记352
效率、道德调节和社会和谐
一、效率的双重基础412
二、道德调节413
三、信念和信心415
四、最大的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417
《论信托》一书的序言419
中国道路与混合所有制经济
一、支持并鼓励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重大创新422
二、建立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423
三、建立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现实意义424
四、建立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途径426
五、建立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五大好处428
六、澄清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偏颇认识429
七、民营企业或民间资本参股、控股混合所有制
企业应遵循的原则和努力方向432
八、民营企业在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
将向现代企业转型434
九、企业员工持股制的理论基础、基本形式及
我国的实施步骤437
从北京到延安，青春的梦想与回忆
——《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笔谈443
后记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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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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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改革新形势，谋求教育新发展——答《中国教育报》记者陈中原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明确指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可持续发展。
为此，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以及对教育的影响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记者在我国，市场机制的地位，从1984年的辅助作用到1993年的基础性作用，到如今的决定性作用，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核心领域。这样的经济体制改革将对全社会以及教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厉以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让资源在城乡之间平等地流动。这就要求建设城乡一体化的社会。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城镇化，不是一项简单的建设，而是一场复杂的改革。从古至今，我国始终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但是“城乡二元体制”是新中国才有的，在1958年户口制度实行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后，城乡的人口流动受到了极大限制。在此之前城乡人口是自由流动的，现在的改革不是简单恢复1958年以前的人口自由流动，因为我们的社会经济状况完全不同于以前了。可以说“城乡二元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水火不相容的!既然要建立市场经济，那我们就应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城镇化主要的目的是“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就包含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或者把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作为一个必经的阶段。
城镇化可以扩大投资、扩大消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城乡一体化”最要紧的是，破除城乡不同的待遇、不同的权利，让城乡都能够处在权利平等的地位。权利平等，特别是受教育权利的平等，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城乡一体化，推动着城乡教育的公平。城乡教育公平问题已经成为日益紧迫的社会问题，数以亿计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要求到父母工作地接受教育、参加中考和高考。因此，教育要加快改革，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新形势。
记者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深入，全社会教育资源的配置将面临着格局性的大调整。政府如何把握好教育的资源布局调整、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厉以宁有统计说，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就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人进城。这些人进城不是简单的就业问题，他们需要一个城市化的历练，所以人的城市化是城镇化的关键。而人的城市化关键在教育，这个教育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这些方面的教育要帮助他们加快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会。
因此，教育适应城镇化不是简单的教育资源布局调整就能够满足的。要真正适应城镇化，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教育资源的布局调整问题，二是如何帮助千千万万进城务工人员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会的教育内容问题。
教育资源的布局调整过程中，究竟是完全由政府来操作还是由市场来实现，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有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习惯于直接插手，有形之手伸得比较长，结果不仅滋生了腐败，而且降低了教育资源发挥作用的效率，因为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往往同时起作用，导致教育资源配置失当。因此，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教育资源配置还是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至于如何发挥市场在配置教育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大胆的实践探索。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关键要做好城市规划，引导城镇建设开发者完成城市规划中教育、卫生、安全等基础设施建设。
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政府有形之手要伸入的领域是适应城镇化的教育内容建设、区域之间教学条件特别是师资条件的公平性调节。
记者1992年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上海、北京等地出现了许多政府机关干部、教师、科研机构技术人员下海的浪潮，于是出现了一些学校开学没有教师上课的现象。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影响着全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当然也影响着教师队伍的建设。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学校以及政府如何才能吸引全社会优秀的人才当教师呢?
厉以宁如何让优质的社会资源，特别是优质的人才资源，配置到教育领域，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育，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不愿意留在学校当教师，而是纷纷去创业。我们教育界如何创造一种有利于教师创业的环境，让优秀教师在创业的同时兼顾教育以及教学工作，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如何吸引优秀人才担任教师，如何留住优秀的教师心甘情愿继续从业，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问题。教育界要吸引、留住优秀人才，就需要加强自身市场竞争力的建设。
劳动力市场对于教师队伍建设的影响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教育如何适应、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积极化解结构性失业的问题。教育市场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资源，劳动力市场为教育市场提供需求信号、动力信号，二者密不可分。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大学本科、专科毕业生不如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具有普通高中学历的人也受市场欢迎，大学毕业生不如中学毕业生受市场欢迎，这是一个严重的浪费问题，值得政府和教育界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利于教育发展的现象?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劳动力市场的规范问题。无论是正规的劳动力市场还是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都面临一个规范的问题。只有规范才能避免劳动力市场给教育发送失真的信号，误导青少年，防止读书无用论的沉渣泛起，防止“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制造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现象再度发生，才有利于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
记者教育投入实际上是资源配置问题，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吸引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教育领域?
厉以宁光讲教育投入是不够的，必须注意重视“资源配置”问题，增加投入不一定产生高的效益和效率，只有资源配置合理了才会提高效率和效益。当然，教育的投入远远是不够的，实现了4％的目标后，教育投入相对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为了争取把更多资金资源配置到教育领域，需要高度重视教育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目前教育投入主要来自政府的公共财政，而且占了绝大多数。众所周知，公共财政的教育投入，从经济学上讲属于第二次分配；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可称为“第三次分配”。在第一次分配中，教育界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资金，如鼓励企业投资参股创办或改造教育机构；鼓励企业捐赠设备等方式；为师生提供实习机会，比如由学校承包一条生产线等。在第二次分配中，也可以从多方面来设计获取更多投入，如像追求4％一样以执政党和政府文件形式明确，也可以通过广泛参与社会经济建设各个领域获取。在第三次分配中，教育界要发挥校友等人脉优势，争取社会公益事业的捐献。
（原载《中国教育报》2014年3月12日）
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的制度红利
一、看《闯关东》，反思城镇化
不要把城镇化单纯看成城镇建设问题，城镇化是长期的。当前，我们推行城镇化，除了考虑建设问题，最要紧的是体制问题，城镇化是一个体制改革的过程。
城镇化需要改变什么体制?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一直到现在，都存在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结构从古就有，但城乡二元结构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制度化了，就变成了城乡二元体制。
举个例子，电视剧《闯关东》讲的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山东的人迁居到东北的故事。山东的农民到了东北，他可以在城里建房、买房、开店，生下小孩以后，就是城里的孩子；他愿意下乡、愿意种地、愿意在农村建房，也可以。在城里居住的可以搬到农村，在农村居住的也可以搬到城市，这就是：有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城乡二元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户口制度一分为二变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导致生产要素的割裂，城乡之间的流动受到极大限制。这个难题不消除，我们就与市场经济还有不小的距离。
二、国企改体制，民企改观念
第二个例子，国企跟民企的双赢问题。“国进民退”“国退民进”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共赢，但是共赢需要改革，制度是要创新的。
在国有企业方面，主要是国有资本体制的改革。国有资本体制改什么呢?它是管资本而不是直接管企业，资本有流动性，国有资本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里有一个概念需要搞清楚：资本的力量不是看资本本身的数量多少，而是看资本所控制的数量有多少。1000亿的投资，如果100％国有，那么国有资本控制的是1000亿，如果50％国有，则国有资本能控制的是2000亿。
国企走股份制道路、走上市公司道路，除了一些个别产业外，它应完全按法人治理结构来调节，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再加上聘任总经理等，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和民营企业一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既竞争又合作。
同时，民营企业的竞争体制也要转型。首先是观念的改革。很多民营企业是从小企业做起来的，带有小生产者的意识，不适合现代市场的意识，比如认为“肥水不流外人田”。现代企业要做大，为什么要上市?就是为了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第二代是不是一定能够管好企业?当这个企业突破了家族制的范围、成为公众的企业之后，还能这么做吗?
三、社会和谐红利的三大前提
最大的制度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根据资源配置效率来决定资本的配置，这一点很重要。
根据资源配置效率来决定资本的配置，第一个前提是要公平竞争。有了公平竞争，市场就能充分发挥作用。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资源配置，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经济学里面看重的是生产效率。什么叫生产效率?投入产出之比，在一定的投入之下产出越多越好，在一定的产出的前提下，投入越少越好，这就是生产效率。
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学界着重讨论的、重视的是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的前提是什么?投入是既定的，用A方式配置资源能够产生N效率。用B方式配置资源，能够产生N+1效率，这就是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首先，它是一个宏观意义上的效率，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企业内部的车间里的投入产出之比，它是一个结构意义上的效率提高。
第二，重视资本市场。没有资本市场，经济怎么上一个新台阶?没有产权交易平台，你怎么来实现资源的最佳组合?
第三，每个人都和资源配置有关。长期以来，人们的认识是，搞筹资、融资工作的，搞人事、组织工作的，搞宣传工作的，或者说凡是搞行政管理工作的，都是非生产人员，因为他们不在生产第一线，跟生产效率没有直接发生关系。资源配置效率出来后，大家的观念变了：从事融资、筹资工作的人是直接在从事资源优化配置；做人事组织工作的人，是把人力资本放在最有用的地方去配置；做宣传工作的是调动每一个投入者的积极性；还有做行政管理工作的，是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产生更好的效率。我们要重视生产效率，但更要重视资源配置效率。
四、员工持股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一环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实现我们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无论对国企、民企来说，这都有极大的意义。
对国企来说，把门槛降低、放开，欢迎人家参加国有资本的配置，能够让自己真正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而且是完善的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
对民营企业来说，要鼓励它们打破家族制的范围，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道路。其他经济成分的进入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
此外，还有员工持股。员工持股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一个方法、一条道路，但它的意义更深远。因为根据经济学理论，利润是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创造的，是两个资本的结合而产生的。
既然如此，如果利润只归物质资本的投入者所有，投入多少股、分多少钱，而人力资本的投入只能够从工资中取得自己的收入，而这个工资是在成本中开支的，这就产生问题了。要让人力资本的投人者，也像物质资本投入者一样有一定的比例分享利润，这才合理。这是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方法，也是走向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调查过，在国有企业，假如实行了员工持股，员工的积极性就会很高。过去下班的时候，一些员工会把厂里的木料什么的都带回家去，厂里也不管，你拿就拿。实行员工持股后就不行了。“你别拿了，还有我的一份在里头，”他有这个积极性了，他对企业的经营好坏更关心了。
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提高，市场起决定作用，关键在于公平竞争。企业走向混合所有制也是合作和竞争，民企和国企各种所有制发挥各自的长处。
国企有国企的优势，民企有民企的优势。国企资本雄厚、装备先进、人才聚集，而且干部多年经营，有丰富的经验，要在好的体制下能更大地发挥作用。对民企来说，机制灵活，敢于冒险，自负盈亏。员工持股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加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这将产生社会和谐红利。
五、“发展经济学”可归纳为四句话
社会和谐红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要通过改革逐步实现的。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我们制度最大的优越性表现在社会和谐红利。应该更多地关心社会和谐红利。社会和谐红利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实现的，只有通过改革，我们才能逐渐得到社会和谐红利。
我曾经把“发展经济学”这门课归纳为四个观点、四句话。第一句话，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一批人就业了，就有了收入，花掉，别人就就业了。第二句话，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一批人先富裕了，会帮助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乡、熟人，然后还能够起示范作用，有更大的影响。第三句话，繁荣是靠繁荣支撑的。有了经济的繁荣就有了投资的潜力、投资的机会，收入的增加，增加了购买力，所以繁荣靠繁荣支撑。第四句话，和谐靠和谐积累，和谐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社区做起、从家庭做起。我相信，社会和谐红利将是我们最大的制度红利。
（本文系作者在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的演讲，摘自2014年1月3日《中国经济周刊》。原载《首都企业家》2014年第2期）
新社区正在发生变化
新社区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而且是新型城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条件的新农村转变为新社区，是新型城镇化中一个必经的阶段。在新农村基础上，园林化了，循环经济化了，公共服务到位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了，再加上由村管会管理改为社区管委会管理了，就完成了由社会主义新农村向新社区的过渡。这时，城乡二元体制在新社区已经消失，新社区中的居民同城镇居民一样享有充分的居民权利。这时，新社区可以正式称为“新社区”，前面不必再加“农村”或“农民”这两个字。
但新社区的升级和发展不会到此止步。新社区的建立并不是终点。在民间积极性继续发展的条件下，新社区将继续升级，继续发展。
以前我曾多次指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体现了中国经济双重转型的特征。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是指：这种转型既是“发展转型”，又是“体制转型”。“发展转型”意味着中国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体制转型”意味着中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从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以来，“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在中国一直是重叠的。因此，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实现之日，正是上述双重转型成功之时。
需要探讨的是：下一步，新社区将朝哪个方向继续升级和发展？
一、新社区中够条件的将过渡到新城镇
随着新社区人口的不断增加，外来的商人、手工业者、各种自由职业者、服务业的企业和从业者聚居于新社区的也越来越多，新社区中有一些建立城镇的，完成有可能向新城镇过渡。这是新社区继续升级的又一主要步骤。
要知道，这些由新社区转变而成的新城镇，同绝大多数原有的城镇（或称之为老城镇）有一个区别，即原有的城镇包括老城区）是历史上经过多年的发展而陆续形成的，而由新农村转变而成的新社区、再由新社区转变而成的新城镇则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产物，它们是一场悄悄的“造城造镇”活动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国现阶段正在悄悄地“造城造镇”，先形成“新社区”，再扩大“新社区”和充实“新社区”，使农村居民迁入“新社区”，让“新社区”繁荣起来，最终，循着这条道路转变为新城镇。这不是人为地靠行政手段、靠长官意志或指令而建立的新城镇，而是靠市场经济的力量来开拓发展起来的新城镇，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在一些偏僻的矿区和冶炼企业所在地，也有过“造城造镇”活动，除了建立矿山矿井和冶炼企业而外，还建立了居民区（职工宿舍区）、服务区（商店、服务业企业事业单位）等。这样建立的城镇，虽然也是”造城造镇“活动的结果，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计划经济体制的指令而推进的，这就是它们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靠市场机制及力量推进的“造城造镇”活动之间的巨大差别。
但决不是所有的新社区所都会发展成为新城镇。这是因为，新社区所处的位置是不是适宜将来发展新城镇，新社区有没有一定的产业支撑，否则非农的产业不一定能提供那么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新社区不一定有较多的空地和较多的淡水资源供给。如果没有空地和淡水资源供给，那么它的发展空间有限，发展余地不大，这也就限制了新社区向新城镇的转变。
虽然只是一部分新社区有可能转变为新城镇，那也是很了不起的成绩，这是因为，通过市场经济力量而推动的“造城造镇”活动毕竟有了原来意料不到的结果。这再一次证明了新社区之所以有可能朝着新城镇方向转变，政府的规划和社区管理层的指导固然有主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民间蕴藏的极大积极性和新社区居民们的创业精神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如果没有这种积极性，没有创业精神，市场经济的力量不可能充分显示出来。“谋事成事均在人”，这句话千真万确。
总有一些新社区由于种种原因而依然是新社区而未能转变为新城镇。这有什么不妥之处呢？没有。本来它们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后来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盖起了新建和扩建的居民楼，后来又渐渐变成了新社区。这已经是重大的变革了。作为新社区，这里已经户籍一元化了，已经是新城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了。够条件的可以进一步升级为新城镇，条件还不太具备的依然是新社区，相比于过去，这个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因为新社区的农民在户籍一元化、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条件下已经市民化了，这不是社会的进步又是什么？新社区还正在继续发展，说不定将来某一天转变为新城镇的条件成熟了，不是照样可以转变为新城镇吗？完全可能。
新型城镇化的实现意味着城乡二元体制已经结束，作为新社区的居民，权利同城镇居民一样，福利待遇比过去强多了，即使某些新社区还未转变为新城镇，这又有什么不妥呢？没有。
二、农民将成为一种职业
未能转变为新城镇的新社区，户籍已经一元化。这里的居民，尽管过去长时间内是农村户籍，但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已成为城镇居民，权利同城镇居民一样。他们中的务农者，依然是农民。在户籍一元化后，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后，农民成为一种职业，而不再代表一种身份。从身份上说，他们都是市民。
不仅已经转变为新城镇的新社区如此，而且散居于偏远山村里的居民也是如此。只要他们依旧务农，依旧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他们的职业都是农民。农民不再是他们的身份。将来的农民，可能是家庭农场主、家庭林场主、家庭牧场主、家庭渔场主，也可能是给家庭农场、林场、牧场、渔场打工的工人，但由于从事的是农林牧渔业劳动，所以不管他们是不是家住在新社区、新城镇或原有的城镇，也不管他们是不是散居于偏远的山村里，他们的职业都是农民。
根据中国的国情，以务农为职业的农民及其家属子女，在城镇化完成或接近完成的时候，他们合起来大约占总人口的20%左右。这就是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之时中国的人口按职业的分布情况。简单地说，到那时，以务农为职业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20%。由于这些农民中有一部分住在老城区、新城区和新社区，所以按常住人口计算，中国的城镇化率大约在80%以上。
再往后看，城镇化率还会发生什么样变化？现在还很难说。我们只能做一些推测，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员（包括家庭农场主、林场主、牧场主、渔场主及其家属子女，以及这些农村牧渔场所雇用的工人及其家属子女）变化不会很大，可能仍占全国人口的20%，或略低一些，而城镇化率则可能也在80%左右，但不会高出许多，因为到那时，会有一些家庭愿意住在乡间，他们认为乡居生活可能比在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中生活要清洁些、安静些、舒适些。这意味着“反城市化”倾向在中国同样会显示出来。虽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偏好和生活方式，对于年轻一代、更年轻一代的情况我们很难有把握地预测，但爱清洁、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可能是人之常情，带有普遍性。
三、走向双向的城乡一体化
最后，我正想探讨一下城乡一体化的走势。
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城乡一体化都是双向的，这里所说的双向城乡一体化是指：住在农村的人，可以进城投资，建工厂、开商店、办手工业工场或作坊，做雇工，他们也可以在城里购房、租房、建房，也可以在城里安家落户；同时，住在城里的人，可以到农村去投资，购地、租地、办农场和牧场，可以在农村购房、租房、建房，也可以在农村安家落户，过着清闲的生活。将来在法律上、政策上这些都不会有障碍。然而迄今为止，在中国只存在单向的城乡一体化，即只有农村居民迁入城镇的可能，而禁止、限制城镇居民到农村去购房、建房、租地、购地、办农场、充当家庭农场主等等。
那么，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中国的单向城乡一体化的情况会有所改变吗？中国会从单向的城乡一体化转变为双向的城乡一体化吗？我们有必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
当前，关于双向城乡一体化的难点，不在于由农村迁往城镇这一环节，而在于由城镇迁往农村这一环节。原因是中国存在着城乡二元体制，农村的土地在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和宅基地使用制，承包地和宅基地都是按农户计算的，即“一户一块承包地”和“一户一块宅基地”，农村地少人多，城里人要在乡下买地是绝对不容许的，要种地或建房，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地从何而来。农民既不能把地卖给城里人，连宅基地上自建的房屋也不准卖，这被称做“小产权房”。城里人既然不是本地农村户籍的人，凭什么到农村里来分得土地呢？这个问题不解决，还谈什么双向城乡一体化？
城镇化推行后，能解决城里人下乡购地或购房的难题吗？看来仍无法解决，因为城里人无权分享农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私下买卖土地和房屋是违法的。然而，从发展趋势上看，城里人下乡的种地和住房有可能以变通方式处理，这在某些地方已经在悄悄的进行了。比如说，采取的是租地、借地的做法和租房、“暗卖明不卖”住房，甚至“抵押房屋，长期不赎”的做法。这些做法至少暂时不会出问题，至于将来怎么办，那就只好静观其变了。供求双方都在观望之中，双方都希望这方面的政策有所调整。长期的变化现在还不能预测，而从近期看，禁止私下把承包地或宅基地公开出售给城里人的行为虽然不会改变，但出租或转包承包地或宅基地的做法可能有所松动，于是双向城乡一体化有可能在某些地方被试行，而“小产权房”的租赁或抵押的行为也有可能在某些地方被允许。
应当承认，适当地、有分寸地调整承包地、宅基地和“小产权房”的流转政策，对城镇或对农村未必不是一项有利于资源有效配置的好事，可以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农林牧渔业，也有利于调动民间振兴农林牧渔业的积极性。经济生活中要正确处理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兴利除弊。怎样除弊防弊？可以采取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准入制度，以防止借双向城乡一体化之名而行投机、垄断，争取暴利和侵害农民权益之实。
后代人会比这一代人更加聪明，更有智慧，我们何必为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绞尽脑汁，为他们操心呢？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生班关于城镇化的研讨会上的发言，2014年4月）
江西南昌五星垦殖场体制改革的探讨
一、从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旧址陈列馆说起
鲤鱼洲是江西鄱阳湖西南湖畔的一片垦殖区，属南昌县管辖，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辟为“五七干校”之前，是原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所在地。
1969年7月，为响应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北京大学军宣队、工宣队派出先遣人员在江西考察，准备选择合适的地点作为“五七干校”。清华大学的军宣队、工宣队也派出了先遣人员进行“五七干校”的选址工作。两校都同意在江西南昌县的鲤鱼洲建立农场，作为“五七干校”。北京大学大约1500名教职员工于1969年10月乘火车由北京到达南昌市，再乘船在鲤鱼洲堤岸登陆，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农垦劳动与生活。清华大学下放江西的教职员工也同时到达鲤鱼洲。这样，鲤鱼洲这块面积达55平方公里的农垦区，由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清华大学“五七干校”（后改称清华大学江西分校）、北京大学“五七干校”（后改称北京大学江西分校）三家共同从事农垦活动。一年以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招收了工农兵学员，他们都在鲤鱼洲农场边劳动，边学习。根据统计资料，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教职员工有1500人（在1971年9～10月间分批返回北京大学前），教职员工、工农兵学员（400多人），再加上家属（包括中小学生、幼儿）一起，大约超过2300人。在我认识的死在鲤鱼洲的同事中，有心理学系桑灿南教授等人，他们永远留在鲤鱼洲荒凉的土地上。
从1971年到今天，已经43年。今天我们参观当年劳动过的地方，感慨万千，尤其是参观至今仍保存下来的几处遗址，更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大仓库是当初刚修建的砖瓦建筑，现在仍在。记得1969年10月份我们刚踏上鲤鱼洲时，这里是临时集体宿舍，所有男性（不仅包括男性教职员工，还包括跟随下放而来的中小学生中的男生），全住在大仓库里。整个大仓库内摆放了双层床，并排排列，上下都是大通铺，而不是一人一个床位，大体上两个床位睡三个人。夜间起来上厕所，摸着找自己的鞋，怎么也找不着，只好随便找一双合脚的，穿上后直奔厕所。吃早饭、晚饭时，炊事员把大桶稀粥、大筐馒头放到仓库大门外，每人一碗稀粥、两个馒头、两片咸萝卜，就地吃完，然而就上工了。在大仓库里睡了4个月，等到各个连队（系的编制取消了，都改为连队）自建的茅草棚盖好了，我们才一个连一个连地搬出大仓库，住到本连队自建的茅草棚去。大仓库空出来以后，就成了堆满早稻、中稻、晚稻的地方。往事如昨，今天重回鲤鱼洲，看到大仓库仍完好地留在原处，真有说不出的感受。这是因为，大仓库里面住得尽管非常拥挤，但屋顶上铺的是瓦，不漏雨。外面下大雨，仓库里的人仍可以睡一个好觉。而搬出大仓库，搬到各连自建的茅草棚以后，屋顶全是稻草，没有不漏雨的。外面下雨，屋里漏雨，半夜起床，忙着用塑料桶、脸盆接雨水，甚至在床上再加一层塑料布再入睡，以免把被褥打湿。
当年的茅草棚有好多座，这次回鲤鱼洲，四处寻找，相隔40多年了，茅草棚早已拆光，没有留下任何茅草棚。那么，除了大仓库以外，北京大学江西分校还留下什么遗址呢？只有当初军宣队、工宣队办公和住宿用的一排砖瓦平房。那是北大分校党委和指挥部所在地，一般教职员工是进不去的。现在用做“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旧列陈列馆”。陈列馆内墙上挂了一些当年拍摄的照片，还有工具、炊具、床板等旧物，书柜里装了一些当年用于教职员工学习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等等。
我们在旧址陈列馆内参观时，桌子上已经铺好一张宣纸，笔墨砚台也摆好了，请我这位当年在这里劳动两年的北大人题词。触景生情，毕竟已过去40多年了，当初在这里，我刚好40岁，如今已84岁了。我站在桌前，写下七个字：“事非亲历不知难”。的确如此，不是亲历其境，不知劳动的艰辛、创业的艰难和生活的艰苦。这是我人生中永远不会忘却的一段经历。一想那时跟着家长一起到过鲤鱼洲的幼儿（大约200多人），如今已经40多岁或50多岁了，有的也退休了。鲤鱼洲，还是同40多年前一样，静静地躺在鄱阳湖畔。
二、为什么改革开放这30多年以来鲤鱼洲变化不大
1972年10月，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清华大学江西分校的师生撤回北京后，分校的建制也就取消了。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接管了北大江西分校、清华江西分校的草棚和稻田。生产建设兵团哪有这么多劳动力来从事垦殖呢？鲤鱼洲成为江西省接收下放知青最多的农垦单位，其中有上海知青3600多人、南昌市知青3400多人。“文革”结束之后，在这里劳动的上海知青、南昌知青，陆续返回原籍，有些考取了大学，有些进了工厂，还有些被行政部门录用。但大片农田、草地不能没有劳动力来垦殖，于是鲤鱼洲成为附近农民向往的地方。农民移民来到这里之后，安了家，妻儿老小也就搬来了。原来北大、清华教职员工所建的大草棚不适合一家一户农民居住，他们盖起了砖瓦房，一家一套，虽然简陋狭小，但还能一户住在一起。旧的大草棚，陆续拆掉了。
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团的建制取消了，所辖55平方公里的垦殖范围的鲤鱼洲，成立了国营五星垦殖场，实行“场带村”的体制，迁移到鲤鱼洲来的几千户农民，仍保留村的建制，但又统归垦殖场管理，垦殖场则由南昌市农垦办管辖。所有制是单一的，即国有国营。
实际上，在国有国营体制之下，南昌市农垦办的资金是不足的，无法使经济进一步发展，而且管理仍按照国有农场的原有方式，不能调动农户的积极性。垦殖区内的人口不断增长，资金有限，农户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行政指挥不灵。这么长的时间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么长的时间内农民们还是贫困，再加上青壮年农民为了挣得较多收入，纷纷外出打工去了，村子里主要是老弱妇孺，再好的建设规划也实施不了，垦殖场干部着急，村干部着急，农户着急，连主管机构农垦办也着急。这样拖下去，出路何在？这么多年鲤鱼洲变化为什么不大，根源何在？我们在鲤鱼洲考察时，同行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委员和专家们的一致意见是：体制不顺，必须从体制改革着手。
三、走混合所有制道路
在鲤鱼洲上，同江西省政协、南昌市政协、南昌市农垦办、五星垦殖场的领导开了一个座谈会，主要是研究怎样使鲤鱼洲这一大片丰饶的土地摆脱原有的体制束缚，跟上全国的改革发展的脚步，把资源的潜力发挥出来。
在座的都提出要把五星垦殖场改造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但究竟怎样改革，并没有明确的想法。大家希望我讲讲有关混合所有制经济如何推进的建议。盛情难却，我谈了以下六点建议，供江西省和南昌市参考：
1混合所有制企业应当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而不能再设一个主管机构对这个企业进行行政管理或干预。否则，企业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成为一个有活力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虚有其名，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优势（机制灵活，自主经营，适应市场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等等）不可能显现出来。
2投资主体多元化只不过是走上混合所有制企业道路的第一步。关键是要建立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机构，并正常发挥作用。公司法人治理机构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要按时开会，发挥作用，还包括总经理的聘任制、任期制和责任制的实施。混合所有制企业依法建立上述各种机构后，所做出的决议要切实实施，任何个人不能违背，更不能置公司法人治理机构于不顾而由农垦当局独断独行。
3从原来的国有垦殖场改制为混合所有制公司之后，国有股可以逐步通过减持、转让、交换股份等方式从股权存量方面改变股权结构，也可以通过吸纳其他国家控股的企业投资，或通过吸纳民间资本的进入，包括吸纳民营企业的参股，甚至控股。这就是以股权增量的方式对股权机构的改变。要知道，当鲤鱼洲上的垦殖场转为混合所有制时，很可能成为“一股独大”的格局。这是很难避免的。理由是：国有垦殖场既然是国家独资，国有股不可能迅速减少，所以国家绝对控股于改制为混合所有制的企业是极有可能的。要是这样，“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格局难以避免，这将十分不利于混合所有制农垦企业的经营和发展，甚至连民营企业投资者也不前来参股。根据上述情况，比较合乎理想的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垦殖场最好是形成“相对控股均衡”的股权机构，具体地说，就是如下的格局：由几家相对控股的企业（包括国有农场、另一家国有企业，再加上一两家民营企业），各自持股20%左右，彼此处于相对控股而又实力相当的位置，董事会的董事由几家较大投资方出任，有问题拿到董事会会议上讨论，经过认真讨论，既可以避免某一家投资者说了算的情况，而且彼此的利益可以协商，彼此都为这家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长远利益着想而不致被短期利益所蒙蔽。
4关于职工持股制，应当认识到，在五星垦殖场的现实情况下，可以有特殊的处理方式，这就是：可以鼓励农民在土地确权的基础上，不妨采取农民以承包土地入股的方式进行。一来，这是农民乐意从事的一种形式，二来，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五星垦殖场的土地中，国有土地大约占80%，集体所有土地大约占20%，这些原来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是实行承包制的。因此，在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原有的国有土地可以转为国有股，原有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如果实行的是承包制，可以相应地折合为承包者个人的股权；如果实行的是集体经营而没有落实到承包者个人身上，可以根据村并入垦殖场时的情况，把它们折算为农民的个人股。这样，就可以使土地存量得到较清晰的股权界定。但这依然不同于一般混合所有制的职工持股制。至于今后如何在垦殖场的范围内实行职工持股制，可以放在以后再研究、推行。
5农村人口的户籍更改，应当随着垦殖场向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转变和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逐步推进而妥善解决。等条件成熟后，可以采取“分区推进”的模式实施。不要单纯追求城镇化率，而要致力于社区内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推进，以及社区管理方式的完善。重点在于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户口一元化对于垦殖场范围的居民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至于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需要跟随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而逐步实现。
6根据目前的调查资料，五星垦殖场的占地达55平方公里，其中有不少荒地、半荒地，预计可复垦的土地达10万亩以上。再加上已经垦殖的土地，在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体制下，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是有必要制定新的规划。哪些地方适合于种植水稻，哪些地方适合于建设果园、养牛养羊养鸡养鸭，还有哪些地方适合于养鱼养虾，都应根据土质、水质和交通情况做出规划。民间资本、其他企业的国有资本如何参与新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建设，也应当先有统筹规划，然后逐步落实。在我们考察期间，一些全国政协委员是民营企业家，他们有丰富经验，他们就说：关键在于土地的利用率低，没有规模经济，这等于资源闲置或资源浪费。这句话值得垦殖场的干部们深思。要知道，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同样主要，缺一不可。但从盘活国有资本的角度看，不仅要进一步调动垦殖场的职工或承包土地经营的农民们的积极性。着力提高生产效率，更主要的拓宽各级干部，包括垦殖场干部的视野，使他们懂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深刻意义。通过改革，能把垦殖场辖区55平方公里土地、资源盘活，这是眼下最迫切的措施。一个新的鲤鱼洲将由此出现在鄱阳湖岸边。
（在考察江西南昌县五星垦殖场时的讲话，20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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