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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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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四部分选录郭沫若1949年以前代表作中的重要篇章：文学部分着重其由“自我表现”到“革命文学”，再到“人民本位”文艺观的转变；史学部分侧重其运用新兴科学观点，以“两重证据法”取得的重要成就；考古部分突出其甲骨文、金文研究的开拓性功绩和历史编纂思想；科学部分展示其“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和 “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的思想内容。集中起来，反映其吞吐中西的文化观，“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途径”的科学思想，追求艺术与社会双重价值的美学思想，即创造民族新文化、填补世界文化史白页的完整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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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人物简介
郭沫若（1892—1978），号鼎堂，生于四川乐山沙湾。以新兴的、科学的观念创造民族新文化，成为20世纪中国享誉海内外的诗人、剧作家、史学家、考古家，被不同政见的学人评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编者简介
谢保成，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顾问。著有《中国史学史》（三卷本）、《隋唐五代史学》、《民国史学述论稿》、《龙虎斗与马牛风——论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家》、《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贞观政要集校》。
魏红珊，女，文学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郭沫若学刊》副主编。著有《20世纪文学泰斗：郭沫若》、《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合著《全球化文化语境中的中西文艺美学比较研究》。
潘素龙，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参加《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整理、《四库大辞典》撰写，发表《关于〈十批判书〉版本的一些问题》、《郭沫若学术年谱》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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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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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文学
文艺论集
文艺论集续集
羽书集
蒲剑集
今昔集
沸羹集
天地玄黄
史剧创作
史学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青铜时代
十批判书
历史人物
考古
卜辞通纂
两周金文辞大系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古代铭刻汇考四种
美术考古一世纪
科学
生命之科学
人类展望
大众科学丛书
论集中的文章
郭沫若年谱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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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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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郭沫若（1892—1978），生于四川乐山沙湾。学名开贞，1919年9月开始自名沫若，20世纪30年代发表学术成果和文艺创作时往往使用“鼎堂”一名，成为展示其学术成就的一个响亮名号。
一
1914—1923年，郭沫若走着一条从立志学医到弃医从文之路，出版诗歌集《女神》，开一代诗风，确立起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1924年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经瞿秋白推荐、林伯渠安排，1926年为广东大学（不久改为中山大学）文科学长。随即投笔从戎，参加北伐，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少将军衔）、副主任（中将军衔）。1927年3月底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8月初赶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1937年亡命日本，“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的研究道路”，奠定了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崇高学术地位，与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董作宾（彦堂）被誉为“甲骨四堂”，同时为“新史学”辟出更新的“草径”，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拓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别妇抛雏”，秘密回国，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主盟文坛，从事抗建之役”，一面撰写大量政论性文章，一面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上取得诸多成就，1948年与陈垣、陈寅恪等同时被评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世界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副主席（约里奥居里为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连选连任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作为国务活动家和世界和平使者，从政之余，郭沫若依然实践着要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上“努力攀登不问高”的誓言。
20世纪是中国社会不断发生巨变的100年，中国文化也随之而不断更新、不断创新、不断求新。从世纪初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登上文坛，到世纪下半叶的另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呼唤科学的春天），整整60个年头，郭沫若始终站在文化大潮的潮头，肩负着“弄潮儿”的历史使命，成为一位与时俱进、不断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巨人。其学术文化历程大体可以作如此划分：20世纪20年代前后，凭着感情的喜好，弃医从文，迈出新文学的步伐；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铜器等古文字、古器物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走出新史学之路；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一面配合历史剧创作进行历史人物研究，一面纵论先秦诸子思想学说；50年代，主要精力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剧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在50—70年代的20余年间，随时都有关于古文字、古器物的单篇考释或研究论文发表。
二
“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是进入20世纪的中华民族迫切需要的时代精神。在以创造者的姿态努力创造光明世界的同时，郭沫若更以创造者的姿态努力创造民族新文化。
创造精神贯穿郭沫若整个人生和全部学术文化历程，郭沫若的学术思想可以用他自己多次说过的七个字概括——“创造民族新文化”。这一学术思想体系，包含吞吐中西的文化观、科学的中国化思想、追求艺术与社会双重价值的美学思想，三者交织，融于一体。
（一）吞吐中西的文化观
在新文化与旧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一次次剧烈碰撞的历史进程中，郭沫若形成长期影响其思想认识和学术研究的文化观——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以国情为基点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纯粹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填写世界文化史的白页。
20年代初，他明确提出这样的认识：
我国的古代精神表现得最真切、最纯粹的总当得在周秦之际。那时我国的文化如在旷野中独自标出的一株大木，没有受些儿外来的影响。
……以后，固有的文化久受蒙蔽，民族的精神已经沉潜了几千年，要救我们几千年来贪懒好闲的沉痼，以及目前利欲熏蒸的混沌，我们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郭沫若:《论中德文化书——致宗白华兄》，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149、15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同时强调：“要宣传民众艺术，要建设新文化，不先以国民情调为基点，只图介绍些外人言论，或发表些小己底玄思，终竟是凿枘不相容的。”
《郭沫若致宗白华》，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20页。
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从事国外理论与学术、文艺著作的翻译过程中，郭沫若注意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和高扬“已经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但认为“只作为纯粹的方法来介绍，而且生硬地玩弄着一些不容易消化的译名和语法，反而会在这个方法的接受和运用上增加阻碍”。为了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郭沫若采取了“使它中国化”的做法，“使得一般的、尤其有成见的中国人，要感觉着这并不是外来的异物，而是泛应曲当的真理，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已经有着它的根蒂”，而关键在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
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
郭沫若:《跨着东海》，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3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以中国的实际作为检验外来文化真理性的标准，这是郭沫若在接受外来文化方面超越同时代其他许多思想家之处。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纪载，正还是一片白纸”，“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见《沫若文集》,第14卷，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便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供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填写了“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认识中国古代的这一世界文化史白页。
进入40年代，郭沫若看到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大都有兴有替、有盛有衰，唯独中国文化“五千年中永远保持着了它的一贯的进化体系”，“看着便要达到老境了，立地便有一针青年化的血清注射”，而这“青年化的血清”便是“异民族的文化之优秀成分”，由此提出：“我们因以创建与时俱进的优秀的文化，并吸收异民族的文化之优秀成分使之成为自己的血肉，或成为自己文化创造力的触媒。”
郭沫若:《青年化，永远青年化》，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323~32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949年以后，郭沫若更进一步指出：“从历史发展中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在世界史中关于中国方面的研究却差不多还是一片白页。这责任是落在我们的肩头上的，我们须得满足内外人民的需要，把世界史的白页写满”
郭沫若:《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见《沫若文集》,第17卷，4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在发掘传统文化积极、进取精神的同时，郭沫若深感固有文化的另一面：“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很有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了”，“因为历史太久，光辉太灿烂，动不动就往后看，而不往前看”，“这是接受西欧文化不能成功的一大原因”
郭沫若:《中日文化的交流》，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87页。，“固有文化优越于一切的观念依然为主持杼轴者之一大方针。而所谓固有文化要不外帝王时代所钦定之体系而已”
郭沫若:《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46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因此，如何处理外来文化与固有文化的关系，就成为创造民族新文化的一大关键。郭沫若的态度是：一则以传统文化为前提，寻出外来文化与固有文化的“一致点”，检验外来文化的“适应度”，并使之“中国化”；二则吸收“异民族的文化之优秀成分”，作为自己文化“创造力的触媒”，或借助外来文化冲击“固有文化”的“惰性”，给渐渐“要达到老境”的固有文化注射“青年化的血清”，使之成为“自己的血肉”，焕发新的生命力，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一贯的进化体系”郭沫若:《青年化，永远青年化》，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323~324页。。唯其如此，才可能在学术文化上取得具有开拓性的成就。一旦失去对“固有文化”的“惰性”的警惕，沾沾于“固有文化优越”，或为“帝王时代所钦定之体系”所“桎梏”，便很难有所创新了。
创造民族新文化，填写世界文化史的白页，既是郭沫若学术思想的核心，又是他在1919年至1978年的60年间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在中华民族进一步同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深入交往的今天，在“异民族的文化”弥漫中华大地的时候，郭沫若的这一思想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扬，在不断求新中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新文化！
（二）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途径
1945年4月，郭沫若提出一个关于“科学的中国化”的系统思想：
今天要接受科学，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要使科学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从那儿发育出来，开花结实。科学的理论和实践要能和中国的现实生活配合得起来，要使它不再是借来的衣裳，而是很合身的裁剪，或甚至是自己的血肉。郭沫若:《“五四”课题的重提》，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544~545页。
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之路，郭沫若为之努力奋斗一生。这一思想，包含着“以大众化为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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