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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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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辑《原道》在坚持儒家立场和情怀的前提下，还呈现出两个新的特点。一个是作者学科视野的多样性，本辑作者既有广义的儒家学者，更有众多来自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作者。《原道》认为，当代中国是开放的中国，当代儒家也应当是开放的儒家，唯有因应现代学术发展，兼收各科新知，并蓄不同声音，才能不断推陈出新。另一个就是作者的年轻化，本辑和今后一段时间，已经并且将继续拿出相当的版面支持年轻学者（在读博士、博士后、青年教师等）发表创见。这一决定也与前一问题相关。当代儒家要开放，更要更新。更新的希望就在青年。在在“青春国学”的口号被孩子们响亮提出的当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对儒家、儒学产生同情理解，进而生发兴趣的今天，儒家应当秉持包容的心态，乐见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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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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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原道》主编， “原道文丛”主编，“原道”网站站长。著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儒者之维》、《浮生论学》（与李泽厚合著）等。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原道》主编， “原道文丛”主编，“原道”网站站长。著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儒者之维》、《浮生论学》（与李泽厚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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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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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建构与儒耶关系”专题
任文利 儒教作为“国民宗教”的向度考察
汲 喆 世俗主义的中国之路：“教”的分化与重构
邹晓东 早期儒家的宗教哲学运动：基于经典文本的考察
张宏斌 原始儒教：从“道源于一”到“神道设教”
李富鹏 心灵秩序的重构：论近代条约与宪法中的信教自由
张薇薇 天主教的人之尊严观与现代性处境下中国天人思想之亟变
时 亮 从西方“自由主义”到中国“自由传统”：一个基督徒儒家的三十自述
思想与学术
朱汉民 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融合：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历史建构
程 思 徐春林 儒家生死观之研究
吴 欢 国制灵魂：先秦“天命-革命”观的法哲学意涵
郭敬东 古今之变：顾炎武王道思想特点的历史考量
陈 赤 论语：继受信托的中国文化土壤
韩德民 “义利之辨”与孟子的社会分工观念
陆 丹 亲亲、尊尊、贤贤与中国式管理的基本路径
朱雪芳 唐厚裕 月岩悟道：月岩自然景观与《太极图》关系试探
郑翔高 张九成与大慧宗杲的交游
读书与评论
朱汉民 中国哲学的建构：经典诠释与义理体认
黄应全 真儒何在？——再评蒋庆
盛 洪 杨万江 宋大琦 从经济学理解儒家——盛洪访谈
刘陈皓 小历史的多种可能——读《王氏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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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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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作为“国民宗教”的向度考察
任文利
摘要：“国民宗教”，是指一个国家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于国人中长期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宗教信仰。儒家、儒教是否为宗教之所以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原因即在于，作为宗教信仰的“神灵”系统，于儒家、儒教义理而言，不一定居于核心位置。“儒家”产生之前、之后，“儒教”存在的形态并不相同。国人近年来向自身文明的复归，意味着儒教作为“国民宗教”的可能性基础仍然存在。而此一基础，也是儒家复兴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儒家；儒教；国民宗教；儒家复兴；
儒家宗教性问题，自以西方话语“religion”翻译为“宗教”始，就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晚近以来，任继愈先生提出儒家宗教说，李申先生继其后，此说引起儒学研究者的激烈批判。近年以来，大陆儒家再兴，与儒学研究者的争论不同，以蒋庆、陈明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颇注目于儒家的宗教性维度。蒋先生力主儒教“国家宗教”说，陈明先生则持儒教“公民宗教”论。有鉴于此，近日，姚中秋先生从大陆儒家内部，对此趋势提出批判。他说：“就历史事实而言，儒家从来不是宗教；就现实的发展方向而言，儒家也不应当成为宗教”，并道出自己的焦虑，“儒教说已构成儒家复兴之障碍”。 由此给出结论，儒教是“文教”，儒家与宗教之格局为“一个文教，多种宗教”， 历史上如此，儒家未来发展方向也是如此。姚先生的说法很快遭到儒门内部的反驳，韩星先生近日撰文提出商榷。其焦点集中于“从礼乐文化中的祭祀传统”，来说明与“内在超越”相并行，儒家尚有以祭礼为代表的“外在超越”的宗教性维度。
以上所述，乃近日儒教问题争论再起的一个概况。“儒教”问题是笔者一直关注的问题，数年前曾撰《回溯历史，重建儒教》 一文，并指出，儒教是有两千多年历史绵延的传统宗教，并从国家宗教、民间宗教、士人宗教三种形态考察了儒教的传统形态。严格说来，当时焦点唯集中于“国家宗教”、“士人宗教”之上，而未及于“民间宗教”。本文所论“国民宗教”，乃是基于此的再思考。
一、“国民宗教”界定
笔者所论“国民宗教”，是指一个国家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于国人中长期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宗教信仰。它首先是一个基于经验现象的描述性概念。如美国的“国民宗教”是基督教（自最宽泛的意义言），伊朗的“国民宗教”是伊斯兰教。同时，“国民宗教”又不以国别、地域为限。如基督教既是美国的“国民宗教”，也是英国的“国民宗教”。伊斯兰教作为“国民宗教”同样不局限于伊朗，在伊斯兰世界普遍存在。儒教作为“国民宗教”同样不拘泥于中国，韩国、越南等儒家文化圈，儒教同样曾经作为“国民宗教”而存在。
“国民宗教”不同于“国家宗教”，“国家宗教”具有较严格的政治、法律意义上的界定。具有“国民宗教”的国家，其“国民宗教”并不一定通过立法形式，或通过政治组织形式，被规定为、或体现为“国家宗教”。在英国，“国家宗教”是被明确界定的。在伊朗，伊斯兰教作为“国家宗教”不仅体现于立法中，而且体现在政治组织形式中。在美国，作为“国民宗教”的基督教则并不以前两者之形态，呈现为“国家宗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作为“国民宗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不发挥作用。最为显性的表现，莫过于美国总统就职仪式中手按《圣经》进行宣誓。这一点，在不以基督教为“国民宗教”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发生。至于深层次的作用，则具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细致入微的观察。而贝拉的“公民宗教”说，镜鉴于宗教世界的神圣价值，表说公民社会。而他所论说的美国的“公民宗教”，也是奠基于基督教的价值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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