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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总书记习近平指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本书是利用红色资源创作的一本独特的红书，以走过中东铁路的中共早期领袖为题材创作纪实作品，这在中国是第一次。本书不是概念化的描述中共领袖，而是更多地把视角放在挖掘他们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人文故事上，他们的故事由他们的后代亲自讲述，十分难得。
为挖掘这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者历时七年进行采访，寻访过百余人。很多被访者已陆续离世，他们感人肺腑的讲述，已成为永远的绝唱。此书具有独特性与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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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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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铁路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它还是一条革命志士前往苏俄追求真理、探寻救国救民之路的秘密交通线。这条“红色之路”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以当年沿中东铁路往来于中国内地——莫斯科的中共早期领袖、革命先驱留下的红色足迹为题材创作的纪实作品。本书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太雷、周恩来、任弼时、李立三、罗章龙、邓颖超等往来中东铁路时遇到的危险与艰辛，并由众多红色后代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这些红色故事当年秘而不宣，如今也鲜为人知。为挖掘这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者历时七年进行采访，走过二十几个省市，寻访过百余人。很多被访者已陆续离世，他们感人肺腑的讲述，已成为永远的绝唱。本书具有独特性与唯一性。本书已通过国家重大选题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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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冯力强，哈尔滨电视台高级记者、编导，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执导的纪录片《中央大街采风》获中宣部对外优秀节目奖、国际风光片大奖赛银奖；《跨越国际的爱》获中外老年节目展播二等奖；《赵一曼——不尽的追思》获首届中国电视节目展播二等奖；《历史寻踪——满洲省委人物今昔》获中国纪录片学术奖二等奖。出版《群鸿鸣春》《中央大街采风》《山外青山》等多部纪实作品。
冯冠豪，北京尤利卡文化传媒创意总监，北京大学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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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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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1
第一章瞿秋白现身中东铁路7
第二章T字形大动脉与五一劳动节29
第三章华工血染十月红旗43
第四章俞秀松与盛世同的传奇人生75
第五章红色之路助力建党95
第六章领袖们信赖东华学校109
第七章父爱深深大于天127
第八章割不断的跨国深情175
第九章六大从这里出发195
第十章隐蔽战线保畅通217
第十一章向往红色的远方251
第十二章巾帼女杰铸传奇283
第十三章红色基因代代传315
后记341
受访者及资料提供者名录345
附录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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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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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壮烈牺牲时，李大钊的儿子李光华只有4岁，4岁的记忆里，没有父亲的丰功伟绩，也没有父亲的豪言壮语，他却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慈祥可亲的面容，记住了父亲抱住他用胡须亲吻他的面颊，还记住了“坐飞机”的情景。
李光华回忆童年的乐趣时说：“我那时最高兴的就是父亲让我‘坐飞机’。父亲喊我大哥葆华过来搭把手，他把我抱起来坐在他们互相搭在一起的胳膊和双手上，他们很协调地将胳膊和双手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地摇晃着，我坐在上面像腾云驾雾似的，感觉很舒服，非常好玩。这时父亲就会笑着说：‘坐飞机喽，光华坐飞机喽，飞哟。’有时，我没坐够，那时我太小还不懂得他们使劲晃动的胳膊和双手会酸会累需要歇一歇，就觉得好玩没玩够。父亲二话不说就喊大哥葆华再来搭把手，让我玩个够。于是我又一次坐上‘飞机’，而且这一次，他们摇晃得更高，我感觉父亲和大哥给我安上了翅膀，我要上天了，我高声地吹呼，‘飞了，起飞了，越飞越高啊。’”
讲到这里，久远的往事历历在目，李光华老人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他的眼角和嘴角似乎都挂起了惬意开心的笑容。
李光华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1927年4月初，正是李大钊被捕的前夕。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城，李大钊将中共北方区委机关迁入东郊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
敌人发现后，立即派出大量侦探在苏联大使馆周围严密监视。
看到环境如此险恶，许多老朋友托人带信，或亲自看望李大钊，劝他离开北京，但李大钊都拒绝了。他说：“要走出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走的。”
这种严峻、危险的形势，当时只有4岁的李光华是不清楚不懂的，父亲避难时是姐姐星华带着他去看望的父亲。李光华老人对笔者说：“父亲在苏联兵营避难，我去过一次，骑小自行车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在兵营的广场上有一棵老槐树，老槐树钉的钉子上挂着儿童玩具三轮小自行车，父亲取下小自行车，抱着我去骑小自行车。父亲还推着我，逗我玩，没有跟我说什么，三四岁的孩子能跟我说什么？父亲弯下腰亲了我的脸，就走了。我看到父亲的背影，越来越远，我就不记着他回来了……”
父亲留给了他最后一个亲吻，也留给他最后一眼背影。这永不回头的背影意味着什么呢？李大钊会预感到这是和心爱的儿子的永别吗？幼小的儿子在人世间还要经历太多的风雨，却将永失父爱的呵护和引领。可怜天下父母心，李大钊同样疼爱儿女，他是为了让中国更多的孩子能够拥有美好自由的新生活，才不得已对自己的家庭和儿女忍痛割舍的。
当时，任弼时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党中央的五位书记之一，同时还兼任中央秘书长，工作十分繁忙。可是作为父亲的他，也有着拳拳至深的父爱。一有空暇，他便和妻子陈琮英带着两个女儿和在延安出生已经5岁的儿子出去散步，一家五口还开心地在延安枣园的绿树前合影留念。任弼时还特别喜欢和两个女儿聊天，十分关心她们不在父亲身边时的生活状况。任远志对父亲说：“湖南老家非常贫困，我们学习时总捡别人扔掉的破旧的毛笔，用剪子修修再用，不能用时也舍不得扔掉。”任弼时感慨地说：“太艰难了，过几天，我就送你们进校继续学习。”在和父母、妹妹、弟弟朝夕相处了一个月后，姐妹俩分别被送进了延安中学和小学，住校读书。
任远志在延安中学读书，学生几乎全部住校，吃的是延安当时规定的三种伙食标准的最低档。一次，任远志生病了好几天吃不下饭，同学刘少奇的儿子刘毛毛就向食堂要了一碗“病号饭”。学校也把任远志生病的情况通知了家长。可是任弼时既没有派人来接也没有派人来看望，任远志很不开心。星期六，任弼时派人将任远志接回家。一见面，父亲看女儿真的是病了，心疼地说：“我还以为你不习惯陕北的生活，吃不了苦，所以你的教师通知我时，没有去看你，接你，原来你是真的病了呀！”女儿这才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怨气一扫而光。这次，父亲留女儿在家里休息了几天，女儿身体好了，父亲马上让女儿回学校去，并殷殷地叮嘱女儿，要能吃苦，要好好锻炼自己，要努力学习，长大了才能为国家做事，为人民服务！
任远志回到延安中学后，愈发孜孜以求刻苦用功。百忙中的父亲给她寄来长信，信中说：“以前对你说过，学习要靠自己努力，要善于掌握时间去学习。你们这辈学成后，主要用在建设上，建设事业就要有科学知识。学好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必须先学好数学、物理、化学，此外要学通本国文，并学会一国外文。外国文又以学俄文为最好，寒假回家时，我还可以帮助你补学一些。另外你要的地图红蓝铅笔各一支送给你，奶粉白糖各两包。听说叶明也生病了，奶粉、白糖你留下各一包，另各一包送给叶明，你也要多关心叶明。”
浓厚的父爱凝聚笔端，对女儿前途的厚望跃然纸上，任远志更加坚定了学真本领的信念。同时，她也在父亲的信中读懂了父亲博大的情怀，也更加意识到在革命的大家庭中要学会更多地去关心别人，多为别人去着想。
任弼时托人送来的奶粉和白糖，是因为他患有高血压等疾病，组织上为他提供的营养品。他舍不得吃节省下来，还特意分成两份，一份给女儿，一份给叶明。叶明是任远志的同学，是著名的叶挺将军的遗孤。任弼时听说叶挺烈士的儿子生病了，就送来了自己节省下来的营养品，这饱含着特殊的关爱和深情啊。
热心肠的任远志对生病的同学叶明十分关心，为他熬姜水退烧，帮助他端来“病号饭”，还耐心地为他补习落下的功课，并且将战争年代很稀有的奶粉和白糖毫无保留地全部送给了叶明。在成长中，任远志以父亲为榜样，时时处处都争取做到别人的利益高于自己的利益。
任远志还挤出时间为父亲做了一双鞋，尽管一只鞋底上歪了，可毕竟针针线线总关情。她见到父亲时，将自己做的布鞋送给了父亲。任弼时高兴极了，迫不及待地换上这双鞋，惬意地走来走去，眉开眼笑地说：“不错，真舒服！还是我的大女儿好啊。”边说着，边将任远志揽到面前，亲吻了任远志的额头。大概因为任弼时年轻时受苏联生活的影响，“亲额头”已成为他表达父爱的惯常动作。
1947年4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撤出延安城，在转战陕北中，任弼时一家人又分散各处。
在和同学们紧张的日夜行军中，患有夜盲症的任远志因眼睛看不清路而摔伤了，两条腿都肿了，还发起了高烧。当她拄着棍子硬撑着蹒跚而行时，恰被任弼时的警卫员看见，忙把她送到了中央机关临时所在地——王家湾任弼时的身边。
任弼时蹲下身子细细查看任远志脚部和腿部的伤势，既心疼又幽默地逗女儿开心：“轻伤不下火线，小同志你怎么回来了呢！哎呀，伤得不轻哟，好吧，这次跟爸爸住一段吧。”
在那段让任远志终生难忘的日子里，每天任弼时再忙，也不会忘记为女儿摔伤的脚和腿换药，深夜秉灯伏案批文件时，也忘不了为女儿重新盖好蹬开的被子，再掖掖被角。而每当父亲因工作劳累血压升高或头疼或腰酸时，懂事的任远志也总是一遍又一遍地为父亲捏头、捶背。
任远志在养伤期间，不仅得到了浓浓的父爱，而且有幸受到了和父亲同住一孔窑洞的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的关爱，大家都亲切地叫任远志“大女儿”。
有一次，任远志因为在河里洗被单着了凉，高烧不退。毛泽东闻讯，关切地来到任弼时的窑洞口用湖南话对任远志说：“大女儿，我的小老乡，你好些了吗？这里水太冷，以后可不要到河里洗被单了喽，脏就脏点嘛，等以后条件好些咱们再去讲卫生好吗？”逗得任远志笑了起来。尽管当时药物奇缺，毛泽东还是吩咐警卫员取些药来。
周恩来也连连几个夜晚来照顾任远志，用冷毛巾搭到她发烧的头上，还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风趣地说：“大女儿，快退烧吧，我们还要听大女儿唱湖南民歌呢。”
陆定一也跑过来：“我这里还有几颗薄荷糖，大女儿，你含在嘴里，可能好受些。”
任弼时更是时时守在发烧的女儿床前，边看电报、批文件，边摸一摸女儿的额头查看退烧没有，还不时地让女儿多喝水，有时忙得不能合眼。
住在窑洞的日子里，有一件小事让任远志刻骨铭心。
中央临时机关的领导住在王家湾，父亲的窑洞和周恩来的窑洞是里外间。清晨父亲起得早，常去营房和马号附近转转。为了让周恩来不受惊动多睡一会儿，任弼时不走过道，而是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窑的小窗，轻轻地从窗口跳下去。
一天早上，他又从窗口跳出去了。周恩来醒来，看看窑洞门没有开，以为任弼时还在休息，便轻手轻脚地穿衣下炕。突然，要咳嗽了，怎么办，周恩来紧皱眉头，用手紧捂嘴巴，急忙走出门去，直到距窑洞十几米处才低低咳出声来。不想咳罢抬头，正见任弼时远远走回，两人相对一愣，周恩来望着任弼时住处打开的窗户，彼此即默然会意。
任远志看到的这一情景，算是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却让她在几十年中都时常会想起。她觉得父亲和周恩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一事当前先替别人打算。
在王家湾窑洞内领袖人物身边生活的一个月倏然即逝，但在任远志记忆的屏幕中，却留下了永久定格的画面，她感受到了终生的幸运、幸福和自豪。
在依依难舍地离开窑洞前，任远志趴在毛主席的膝盖上请他题字，毛主席抚摸着任远志的头，思索片刻，欣然写下“光明在前”几个字，任弼时在大女儿的本子上写下了“努力学习”这样的希望。
历史艰辛坎坷，天各一方的家人终于走到一起团聚了。任弼时将小女儿任远芳和儿子任远远揽在身边，一家人合拍了一张真正的全家福。照片中父母和孩子贴得很紧，每一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灿烂开心的笑容。
为了让任远芳尽快学会中文，任弼时为小女儿选择了一所住校的小学。
从苏联返回北京，身患高血压等病的任弼时本应继续静养一段时间，可是作为党中央的五位书记之一，他却怎么也躺不住。经毛主席与中央商议，同意任弼时每天工作四小时。但是真一恢复工作，任弼时就把病情抛到脑后，先是把工作时间增至每天五小时，后又要求医生增加到八小时，而实际上每天他往往工作八小时以上。终因劳累过度，任弼时倒在了病床上。
当时的情景，任远芳记忆犹新：“1950年10月26日，在住校期间有人来接我和弟弟，因为弟弟也是住校学习。来人说我爸病得很重，回家一看，满院子的人都哭哭啼啼的，说是我父亲脑溢血，血压太高了，大概高压230，血管破裂。我那时中文也不太懂，就看到不少的医生出出进进的，很紧张。我几乎是跑到我爸爸身边的，连喊着爸爸，我爸爸当时说话已很费劲，他朝着我点点头，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他伸出了手，我就和我父亲把手握在一起，想不到这是最后一次握手！”
1950年10月27日12点36分，任弼时因病逝世，享年46岁。
任弼时病重和逝世后，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几乎都来到任弼时的家中。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亲视任弼时遗体入殓，朱德敬军礼致哀，周恩来亲手为任弼时遗体盖党旗，毛泽东亲自扶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
首都各界群众4万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亲笔题词缅怀亲密的战友。任弼时是党中央五位书记之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英年早逝，令全国人民十分哀痛。
全家人刚刚团聚，幸福的笑容还没有淡去，父亲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任远芳的大姐、二姐和父亲相聚的时间是四年多，而她和父亲在一起说是半年，实际上住校期间每周才回家一次，算起来时间很短，在苏联和父亲在一起朝夕相处的八天，才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父亲的病逝，让任远芳悲痛不已。父亲病逝前后的情景，让刚从苏联回来还不太懂中国话和中文的任远芳，隐约感到父亲不寻常，像是一位大人物。
可是父亲的那句话，“我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却永远铭记在任远芳的心中，她时常望着父亲任弼时的照片，油然生出敬爱之情。
父亲的慈爱、父亲的温和、父亲的自律，无形地影响了她的一生。她知道，父亲的心永远牵挂着女儿，她的脚步永远走不出父亲的视线。作为一代伟人任弼时的女儿，很朴素、很普通，真是应了那句话，平平淡淡才是真。
有人请任远芳吃饭，她选的是很普通的饭店，而且饭后，任远芳还习惯性地打包了饭菜，让来访者十分感动。
那些怀着崇高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念，执着地走在被称为红色之路的中东铁路上的革命先驱，不仅留下了对人民对国家的大爱，也留下了父爱永远。
1949年4月，在赴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后，李立三的工作由中共东北局调入党中央，李莎随同李立三离开了生活近三年的哈尔滨去往北京。
在北京香山，毛主席同李立三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通过谈话，毛主席对李立三患难夫妻的经历有了了解。
李莎在北京香山见到了毛主席，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使李莎终生难忘：“我见到毛主席非常高兴，他还关心地问我来到中国后怎么样，生活是否习惯了，毛主席同我亲切握手，还说了一句好同志！听了这句好同志，我很激动，心里想啊，好同志，是说我吗？”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在开国大典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前排左起刘少奇、毛泽东、刘伯承、陈毅、李立三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照片印证了李立三当时所处的重要位置。
新中国诞生，让有着特殊经历的李立三更加激发了革命的斗志和激情，他鞠躬尽瘁殚精竭虑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
建国后，李立三长期担任各种领导职务，曾在一段时期内，享受国务院副总理的待遇。
有时，政治形势是错综复杂的，因为中苏关系出现了新变化，甚至变得严峻紧张。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俄罗斯人李莎成为了怀疑的对象，有人出面劝李立三应该和李莎办理离婚来划清界线。李立三顶住了压力，并且说我是相信李莎的，我在落难的时候，年轻的李莎没有背叛我，同样，我也不会抛弃李莎的。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中，李立三和李莎都被打成“苏修特务”。
1967年6月22日，这一天，是李立三一家永远难以忘怀的最伤心和揪心的日子。
这天上午，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设的关押地被迫害致死，这一天下午，不知中国丈夫死活的李莎，被押解到了秦城监狱。
无论岁月怎样更迭，无论面对李立三政治上绚丽的光环，还是残酷的阴影，李莎对李立三爱情的忠贞从来不变。
李莎感觉和李立三在一起的命运如同过山车，忽高忽低剧烈动荡，可是她心中的那份爱却是永恒的。
在监狱中，李莎与审讯人员经常重复这样的对话：
“你要老实交代李立三的罪行！”
“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李立三没有罪，我不能无中生有。”
“你不老实，就别想从这里出去！”
“你们迟早会知道，是你们错了。”
“你是中央委员的老婆，没有根据我们能抓你吗？”
……
不论怎样威逼利诱，李莎始终没有对李立三说一个不字。
审讯人员厌倦了，不再理睬顽固不化的李莎。顽固不化的李莎换来的结果，是押在监狱的时间竟然长达12年。没有人对话，李莎几乎不会说话了，也不会走路了，满头褐黄色的长发变成了满头的白发，她却硬撑着过来了。这位俄罗斯女性深深地相信中国那句话：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出现。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李立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推翻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李立三的一切罪名，彻底平反并恢复李立三的名誉，同时高度评价了李立三辉煌的革命业绩。
李莎看到了风雨过后的彩虹，她落泪了。这一天，竟然是李莎的生日。李莎对家人说，李立三彻底平反，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各地的六大代表，根据中央的安排，先后秘密汇聚到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大致四人分为一组分批出发，从上海坐船到大连，然后换乘火车到哈尔滨。从1928年4月初开始，就陆续有六大代表开始启程了。
在中央大街寸土寸金的街面上靠近马迭尔宾馆处，有一家卖旧衣服的商店，和那些卖洋货和时髦用品华丽的商店相比，这家门面不大的小商店，顾客不算太多。店员小白是一位朝鲜人，汉语说得很流畅，俄语也不陌生，反应也很机敏，他在前面招呼和迎接过往的顾客。站在柜台里面手持算盘老板身份的人，看上去很年轻，却显得成熟稳健。
每当有外地打扮的顾客，边试探着挑选旧衣服边观察着店里的人员时，小白便不经意地走上前，用外人不在意只有自己人明白的手势进行联系。确认身份后，小白就会对老板说：“这位先生挑的衣服，用不用到试衣间去试一试？”老板会笑着说：“总得让人家试一试，看看合适不合适，满意不满意嘛。”
这时老板就会走出柜台亲自帮着拿起顾客选好的旧衣服，满脸含笑地带着顾客走进一间与外面隔离的隐蔽的试衣室，此时顾客便会掏出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齐折断，于是老板和顾客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这种接头暗号的方式类似于惊险小说的场面，恐怕电视剧也虚构不出这样的情节。可是在那险象环生的时期，这种看似简单但神秘的接头方式，却可以规避风险，最大限度地保障代表们的安全。
这位仅有22岁的老板，就是负责接待“六大”代表的哈尔滨县委书记李纪渊，而店员小白，则是共青团哈尔滨县委的负责人之一。
李纪渊是辽宁人，1925年在北京读书时加入共青团，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培养干部的高等学校上海大学学习，上海大学的校长是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陈望道等都先后在上海大学任教。1927年李纪渊被组织上派遣来东北，先在大连任共青团地委书记，之后来到哈尔滨，先后担任共青团北满地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县委书记。
六大代表接上关系后，就会由工作人员小白安排到一街之隔的那座平房里落脚，由哈尔滨县委党员阮节庵和沈允慈出面接待。
参加过中共六大的代表都已不在人世。2010年7月瞿秋白、杨之华的女儿、已89岁的瞿独伊，成为唯一健在的见过六大会场的特殊见证者。
当年7岁的瞿独伊陪同母亲杨之华在哈尔滨为六大代表作掩护，之后随母亲去了莫斯科。在母亲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莫斯科远郊五一村的六大会场，那是会议休息的时候。忆及当时的情景，89岁的瞿独伊记忆犹新：“会场设在别墅的二楼，那是个很大的豪华客厅，一排排整齐的长条凳子，主席台蒙着洁白的桌布，周恩来夫妻都在，我叫周恩来胡子爸爸，叫邓颖超小超阿姨，还有蔡和森、蔡畅、刘伯承、杨尚昆、李伯钊等，他们对我都很热情。正是会议休息期间，邓颖超和几位阿姨就教我唱歌跳舞，我记得是手把手地教我舞蹈，我跳会了，阿姨们就高兴地为我鼓掌加油。”
那时才7岁的瞿独伊不会明白父辈们召开六大的重要意义，更不懂为什么要跑那么远的路到国外去开会，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感受到了父辈们充满斗志还有乐观的精神。尤其是邓颖超等阿姨手把手教她跳舞蹈，节奏欢快舞姿美妙动人，让她的心中溢满了幸福。从那时起，瞿独伊就喜欢上了舞蹈，对舞蹈情有独钟，一往情深，舞蹈伴随了她的一生。
当有人问她，谁是你的舞蹈老师，她会骄傲地说，我的启蒙老师是六大女代表。当有来访者问她现在还能跳吗？这位新华社的老记者竟然认真地邀请笔者到外面看她的舞蹈表演。
在绿柳依依的庭院，只见年近九旬的瞿独伊舞姿优美轻盈飘逸，她还特意换了带钉眼的鞋子，居然跳起了节奏铿锵有力的踢踏舞，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是难以置信。笔者不由地产生联想和感叹，当年她的启蒙教练，那些六大女代表为这位女弟子注入的活力真是久久远远啊。
之后，瞿独伊还说，上世纪80年代，邓颖超在接见她时还问过她：“当年教你的舞蹈还没有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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