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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nthal），哈佛大学博士，国际著名情报专家，拥有近40年的美国情报界工作经历。曾任中情局局长顾问、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情局助理局长、国家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等职，2005年被授予“国家情报杰出服务奖章”。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兼职开设情报学课程。现为情报与安全学院院长和CEO，专门向美国政府及其盟友提供国家安全事务培训和咨询。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什么是“情报” 第二章 美国情报组织的发展 第三章 美国情报界 第四章 情报流程概览：何人为何人做何事 第五章 情报搜集与搜集手段 第六章 情报分析 第七章 反情报 第八章 隐蔽行动 第九章 决策者的作用 第十章 监督与问责 第十一章 情报议题：民族国家 第十二章 情报议题：跨过问题 第十三章 情报中的伦理与道德 第十四章 情报改革 第十五章 外国情报机构 附录一 补充参考书目和网址 附录二 主要情报评论或建议 英汉术语对照 译后记 內容試閱： 前言 　往年当执教情报课程的学者相聚时，他们之间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教学时使用什么阅读材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标准的情报学教材。既有的书籍要么是情报通史，不足以用作情报学教材，要么是学术著作，主要针对情报新手和情报爱好者，而非情报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因此，我和同事们一样，一直感到有必要写一本介绍性的教材。2000年，我撰写了本书的第一版，以期填补情报文献的空白。 　《情报：从秘密到政策》不是一本介绍如何从事情报活动的书籍。撰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把读者变成合格的间谍，或更加优秀的分析人员，而是希望读者能够明了情报在制定国家安全政策时的作用，洞察这种政策的优长与不足。本书的主题是：情报服务并从属于政策，在明了政策目标的情况下，情报在分析与行动方面效果最佳。 　本书有“美国中心论”的嫌疑，我本人也对美国情报机构最为熟悉。美国情报机构在世界上规模最大、资金最丰富、层级最多。对其他国家情报活动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通过阅读本书，对情报搜集、分析、隐蔽行动（covert action）以及情报与决策之间的关系等诸多基本问题获得更深的理解。 　本书以探讨情报定义及美国情报界的简史和概览开篇，核心内容则围绕情报流程（intelligence process）组织，该流程包括情报需求、情报搜集、情报分析、情报分发及（情报与）政策，为世界上大多数情报机构所采用。书中对该流程的方方面面，包括其作用、优点及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在结构上，本书既能使读者从宏观上把握整个情报流程，也能使其理解该流程的每一步遇到的具体问题。书中也以相同方式对隐蔽行动与反情报问题进行了梳理，其中有三章内容探讨了美国情报界面临的民族国家问题、跨国问题，以及情报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本书还阐述了情报改革与外国情报机构等方面的内容。 　《情报：从秘密到政策》这本书主要根据我执教多年的两门课程拓展而来，其一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情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另一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克里格（Zanvyl Krieger）文理学院的《情报：从秘密到政策》。我告诉我的学生，我既不是为了抨击情报，也不是为其道歉。本书的观点是，情报活动是一项正常的政府职能，其运作情况时好时坏。所有情报机构，包括美国的情报机构在内，都是赞誉和批评的承受者。我的目标是提出重要问题、描述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争论，以及提供有关争论的背景信息，而答案则由教授和学生自己得出。作为以情报为主题的介绍性书籍，本书不要求读者赞同作者的观点，我以为这种立意完全正确。 　作为介绍性读物，本书的观点并非定论，恰恰相反，本书是对情报活动的内在问题进行严肃学术探讨的起点。每章内容最后都附有一份推荐书籍清单，以便读者能够对相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本书附录一列有另一份文献引文与网站信息；附录二为一份清单，列举了1945年以来美国情报界变革的一些最重要评论和建议。 　本书为《情报：从秘密到政策》的第五版，每一版本中的主要变更内容都反映了2000年以来美国情报界遭遇的变化。第二版增加了有关911袭击事件与反恐战争开始之初的资料。第三版加入了911袭击事件调查、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评估及其后果，以及国家情报总监（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缩写为DNI）的设立等资料。国家情报总监的设立，是美国情报界自1947年以来的最重大变化。第四版反映了几个新领域的内容：国家情报总监改革的实施、它的成功与不足，反恐战争不断引发的法律、行动与伦理问题，类似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这样的跨国性问题的形成，特别是随着《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缩写为NIEs）内容的解密而愈益严重的美国情报政治化问题。在第五版中，诸多由反恐战争引起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但有些问题目前几乎已经完全被纳入司法范畴，因此不在本书探讨范围之内。同时，诸如网络空间（cyber space）之类的新问题日益突出，为情报活动提出了新任务和新挑战。美国情报活动的整体管理水平依然还是个问题，国家情报总监在五年内竟然四易其人。有关情报搜集和分析的探讨，在情报人员和学者专家圈子内还在一如既往地继续着。考虑到情报的动态本质，任何有关此主题的教科书都有可能包含过时信息。新情报改革法的实施带来的不稳定及国际气候的变幻无常，可能会使此问题在本书中更为突出。这种情况与情报分析人员面临的两难境地完全相同，他们要在多变的环境中提供成品情报（finished intelligence）。教科书可能难免包含过时信息，但我相信情报活动的绝大多数层面及探讨的主要问题，都更具有普遍性、长期性，不会在短时间轻易过时，其过时的速度低于情报的善变本质所揭示的程度。 　所有事实、观点或分析结果论述均出自作者本人，并不反映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或美国政府其他机构的官方立场。书中信息并不意味着得到美国政府的核实，也不表明国家情报总监认可作者观点。为了防止泄密，本书经过美国情报界的审查。 　下面按顺序进行简短的致谢：首先向我的妻子辛西娅（Cynthia）与我的孩子莎拉（Sarah）和亚当（Adam）表示感谢，虽然我的业余学术事业常常耽误他们晚上用餐，但他们依然大力支持我。辛西娅还对我的书稿内容发表了深刻评论，在整个成书过程中给了我巨大帮助和支持。其次，我要感谢三位朋友和同事——劳奇约翰逊（Loch Johnson）、詹妮弗西姆斯（Jennifer Sims）及已故的山姆哈尔彭（Sam Halpern），他们审读了本书的早期草稿，做了大量改进。以下学者也对本书的前几版提出了极其有益的意见，他们是加州州立大学圣伯纳迪诺分校的威廉姆格林（William Green）、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帕特里克摩根（Patrick Morgan）、阿拉巴马大学的唐纳德斯诺（Donald Snow）、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詹姆斯D. 考尔德（James D. Calder）和肯塔基大学的罗伯特普林格尔（Robert Pringle）。国会研究处的理查德贝斯特（Richard Best）一直帮助我更新参考书目。安东尼斯帕达罗（Anthony Spadaro）为我和其他同事提供了有价值的剪报内容，让我们能够同步了解影响情报工作的事件与问题。詹森希利（Jason Healey）就情报活动与网络空间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意见和探讨。以上提及的人士均不为本书内容承担责任，书中观点和不足都由作者承担。我也对本书第五版及前面各版的审读人员表示感谢，他们是：犹他州立大学的L. 拉里布思（L. Larry Boothe）、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马修唐纳德（Matthew Donald）以及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的约翰思尔（John Syer）。另外，能够与国会季刊出版社的以下各位合作，我也深感荣幸。他们是：编辑部主任查理斯基诺（Charisse Kiino）、策划编辑伊利斯弗莱泽（Elise Frasier）和制作编辑贝琳达乔塞（Belinda Josey）。与他们共事令人愉快至极。感谢空间成像公司（Space Imaging, Inc.）为我提供了圣迭戈（San Diego）的空中图像。 　与前几版一样，我还要继续感谢情报界的所有同行——费尔蒙特州立大学（Fairmont State University）的大卫艾布鲁基诺（David Abruzzino）、美国海军学院（U.S. Naval Academy）的罗里伯克（Rory Berke）、东北州立大学（Northeastern State University）的詹姆斯豪尔（James Hall）、海军陆战队大学Marine Corps University的布鲁斯迈肯（Bruce MacKay），以及南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的玛丽佩罗-奥利娅（Mary Payrow-Olia），感谢他们对我的教诲和全心全意的付出。最后，感谢我所有的学生，多年来他们提出的意见和进行的探讨极大地丰富了我的课程和本书的内容。我再次声明，本书的任何缺点和不足均由本人独立承担责任。 　　　　　　　 马克M. 洛文塔尔 　　　　　　　 于弗吉尼亚雷斯顿 译后记 　美国的情报研究蔚为大观，不仅各大学普遍开设情报研究课程，各种各样的培训机构也向公众提供情报教育。本书作者马克洛文塔尔就是美国“情报与安全学院”（Intelligence　Security Academy）的总裁，《情报：从秘密到政策》即他为培训撰写的情报教材。本书初版于2000年问世，迄今已经四次修订，篇幅从初版的250页扩展到第五版的400页，成为美国情报教育领域的标准培训教材。 　马克洛文塔尔是美国情报行业的一位老兵，有着30余年的情报实践和情报教育经验。他毕业于布鲁克林文理学院，是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博士。他担任过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副局长、中央情报局情报分局助理局长（Assistant Director，2002年）、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评估的副主席（2002—2005年）、中央情报主任顾问等职。他也从事过多年的情报教育。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开设过《情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克里格文理学院开设过《情报：从秘密到政策》课程，现在是“情报与安全学院”的总裁，负责国家安全教育、训练和咨询。他曾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曾指导国会班子研究21世纪的美国情报工作，出台了《IC21：21世纪的情报界》（这一研究报告。他对美国情报界的运作情况，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有自己独到的思路。他获得过国家情报杰出服务勋章，这是美国情报界对情报人员的最高奖励。 　本书以探讨情报定义开篇，核心内容围绕情报流程组织。所谓情报流程，包括情报需求、情报搜集、情报分析、情报分发及（情报与）政策等。这是情报工作的标准程序，任何一部讨论军事情报工作的著作，都不可能离开这一流程。作者以美国情报界为样本，详细剖析了美国情报界在这些问题上的做法，分析其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最后得出简短的结论。 　关于情报的定义。每一本讨论情报的著作，都不能离开对“情报”这一术语的定义。在美国的情报术语中，从谢尔曼肯特开始，情报就具有三重含义：情报是一种知识，获取这种知识的活动，从事这种活动的组织。本书沿用了这种传统的三分法，将情报定义为一种知识，一个流程和一种行动。作者指出，情报是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定类型的信息，是根据情报需求进行情报搜集、分析并（将分析结果）提供给决策者的流程。这种三分法与谢尔曼肯特的定义有着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差别。谢尔曼肯特所谓情报活动与生产情报（特别是对外情报）相关，而马克洛文塔尔所谓“情报活动”则要宽泛得多，它不仅包括肯特所说的对外情报活动，也包括反情报活动与通常不被视为情报行动但又由情报机构执行的隐蔽行动。作者指出，情报通过反情报活动维护上述流程和所获信息的安全，情报是根据合法当局的要求采取的行动。这就涵括了美国情报活动的全部范畴，反映了美国情报工作的实际情况，避免了有些定义强调进攻性情报而忽视反情报、强调了情报获取而忽视了隐蔽行动的局限，是我们目前所见最全面的、能够涵括美国情报工作全部内容的一个定义。 关于情报流程。美国情报界传统上用“情报周期”这一术语来指代情报活动步骤。这一周期从决策者感知信息需求开始，到情报机构向其提交情报分析产品为止。这种对情报工作的线性描述，因为不能反映情报工作的真实情景而遭到诸多诟病。因此，美国情报界用“情报流程”这一新术语取代了“情报周期”，以反映情报工作的复杂性。 　本书没有使用“情报周期”这一术语，但依然对情报工作的几个步骤进行了线性描述。作者认为，决策者并非白板一块，或是任由情报驱动的机器人。他们如何使用情报，情报利用到何种程度，都是影响情报工作的重要因素。因此，他们是情报流程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制定情报需求、反馈情报效果方面，决策者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决策者应当让情报界了解，他的情报需求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告知其情报流程中需要调整的部分。由此，作者在情报流程中增加了“使用”与“反馈”两个环节。这与本书研究的主题“情报如何在决策中发挥作用”完全一致。同时，作者也注意到近年来美国情报界流行的“目标中心”流程，认为传统的线性流程不符合情报工作的实际，在任一环节都可能出现新问题，从而导致人们可能反复重复某一流程。因此，他对传统的情报流程进行了修正，使其运行同时具有直线式、循环式和开放式的特点，可以让人们对实际情报流程的运行有更多了解。 　关于情报需求。作者供职中央情报局期间，曾努力推进“国家情报优先框架”的确立，为确立情报搜集需求提供指导。这一框架是决定情报分析与生产的基础，对整个情报界都有重要影响。因此，本书详细阐述了这一框架的构成情况。作者指出，情报应为政策的附属物，而不应凭借其自身力量反过来决定政策。情报的优先次序应当反映政策的优先次序。决策者应当对自己政策的优先次序成竹在胸，并明确传达给情报部门。如果决策者不做决定，那么就会留下需求空白。如果情报界自行制定情报需求，那又可能跨越情报与决策的界限，侵入决策领域。围绕这一问题，本书进行了详细讨论。 关于情报与决策关系。对情报与决策关系的讨论贯穿全书。作者指出，决策者并非消极地接收情报，而是积极影响情报工作的方方面面。情报在决策中的作用，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避免战略突袭、提供长期性的专业知识、为决策提供支持，以及对信息、需求和各种情报工作方法加以保密。发挥这样的作用，要求情报与决策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但是，情报应当保持客观性，不推动某种具体政策、对策选择或结果，否则就会威胁到分析结果的客观性。这就是所谓情报政治化。如果出现这种现象，情报的客观性将荡然无存。 　作者指出，情报与政策有别，并不意味着情报官员可以不关心政策推行的结果，不对结果施加影响。试图通过情报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这种做法可以接受；通过操纵情报来达到让决策者做出某种选择的目的，这种做法不能接受。在情报与决策的关系中，情报是被动的一方，为决策提供咨询是情报的本职工作，但决策者可以拒绝情报，自己进行分析。这就规定了情报参与决策的程度和方向。 　关于情报工作主题。美国的情报工作主题在冷战后出现了明显变化。冷战期间，美国的情报工作主题以民族国家为代表，苏联问题是美国情报工作的重中之重；冷战结束后，以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人口问题、环境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为代表的跨国问题，成为美国情报工作的新主题。情报工作的环境变了，优先次序变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变了，但情报工作的任务没有变，情报工作服务于国家安全决策的方式也没有变。本书用三章内容，探讨了美国情报界面临的民族国家问题、跨国问题，以及情报活动中的伦理与道德问题。这些探讨，对我们理解美国情报界的工作重点，理解美国情报界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它应对这些挑战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洛文塔尔是美国情报界的专业人士，他的考察对象是美国情报工作，其得出的结论可能有“美国中心论”之嫌。但正如作者指出，情报活动的绝大多数层面及探讨的主要问题，都具有普遍性、长期性，不会轻易过时。我们在这里要再加一句：美国情报界存在的问题，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也会碰到。因此，像作者着墨较多的情报需求的确立问题，情报能力的配置问题，情报与决策关系问题，情报产品的评价问题，实际上具有普遍意义。了解美国情报界对这些问题的处置，对改进我们自身的情报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这正是本书作为一本经典的情报读物的价值所在。 文摘： 第一章 什么是“情报” 　什么是情报？为什么其定义会成为问题？几乎所有以情报为主题的书籍都以探讨“情报”的含义开篇，或者至少要说明作者在书中如何使用“情报”这个字眼，这一事实说明了情报的复杂性。假如本文的内容针对其他政府职能——国防、住房、交通、外交、农业，那人们很少或不会对所探讨的内容产生理解混淆，也无须就该内容进行解释。 　情报工作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政府职能，其原因至少有二。首先，大部分情报活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之所以有情报的存在，是因为政府试图向他国政府隐藏某些信息，这导致其他政府希望通过某些手段去发现隐藏起来的信息，这些手段也是保密的。这种隐秘性让某些作者认为，有些问题非他们的笔墨所能触及，或者他们的相关知识还不够充分。因此，他们觉得有必要说明其著作的局限性。虽然许多情报活动是保密的——也应该保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描述其基本作用、流程、职能及问题。 　其次，这种隐秘性也是公民恐惧的源头，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里。相对而言，美国情报界是一种新生的政府现象。自1947年创立以来，美国情报界就一直是个充满矛盾的主题。美国政府被宣称是一个开明政府，建立在分权制衡原则之上，然而其内部却设有秘密情报实体，这让有些美国人一想起来就觉得如鲠在喉。此外，情报界所从事的活动——间谍活动、窃听、隐蔽行动等，也让一些人认为这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作为其他国家的楷模这一事实背道而驰，有些人难以将美国的理想和目标与其情报活动的现实协调起来。 　对于很多人来说，除了隐秘这一属性之外，情报与信息的区别可能微乎其微。但是，将两者区别开来十分重要。不管其来源如何，信息总是人们能够知晓的东西。情报则是用来满足决策者需求的信息，这些需求可能来自于其公开表述，也可能来自于情报人员的理解，为满足此类需求，信息必须经过搜集、处理和提炼（narrowed）。因此，情报只是信息范畴的一个组成部分。情报及其识别、获取和分析的整个流程是对决策者需求作出的回应。所有的情报都是信息，但并非所有的信息都是情报。 一、为什么设立情报机构 　本书的主题旨在说明，情报机构之所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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