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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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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先生一生著述宏富，卓有新创。本书重点收录贺麟先生1949年前刊发的主要著作凡三十余篇，集中体现了其学贯中西的治学精神和卓越超凡的思想成就。本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主要收录贺麟有关中国儒家思想的论述，其中尤其关注体现贺麟开启新心学一脉的诸篇文章；第二编则是收录贺麟1949年前关于西方哲学，尤其是有关黑格尔哲学的论述，黑格尔哲学是贺麟一辈子用功之所在；第三编收录贺麟早年就读清华时有关论述翻译要旨的小文，体现了他对汇通中西之学的体认。贺麟先生的思想历程赓续着传统中国士人“文以载道”的精神，在中西文化冲撞、民族危亡之关头，他能够搏风激浪，跌宕宛转，既不失儒家文脉的源头，又能深入西方哲学的根本，从方法上打通古今中西，遂成一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哲理天地，为当代中国哲学思想指出了一条富有活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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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贺麟（1902—1992）先生，字自昭，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并以研究与翻译斯宾诺莎、黑格尔哲学著称于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后留学于美国（奥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抗战前夕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学府。贺麟治学凡六十余年，中西会通、古今会通，在诸多思想和学术领域均有重大建树。尤其是早年力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自创“新心学”，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融汇欧陆唯心论，发扬陆王心学之菁华，自成一个体系，与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等人的新儒学，鼎足而立，一起构成了一代中国儒家思想的新图景，对后世中国思想之发皇，影响深远。
编者简介
高全喜，贺麟先生的博士研究生。1962年生，江苏省徐州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法学研究所，教授、研究员。现任教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西方思想史、法理学和宪政理论。有《休谟的政治哲学》2004、《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2005）、《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2009）、《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2011）等多部著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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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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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百年回头看贺麟
第一编
新道德的动向（1938年）
与友人辩宋儒太极说之转变（1938年）
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1938年）
法治与德治（1938年）
文化的体与用（1940年）
五伦观念的新检讨（1940年）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
知难行易说与知行合一说（1942年）
宋儒的新评价（1944年）
功利主义的新评价（1944年）
杨墨的新评价（1944年）
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1945年）
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会（1945年）
时代思潮的演变与批判（1945年）
知难行易说与力行哲学（1945年）
陆象山与王安石（1945年）
学术与政治（1946年）
王船山的历史哲学（1947年）
王安石的哲学思想（1947年）
第二编
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1930年）
《黑格尔学述》译序（1931年）
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1931年）
论意志自由（1932年）
斯宾诺莎的生平及其学说大旨（1933年）
近代唯心论简释（1934年）
时空与超时空（1940年）
基督教与政治（1943年）
黑格尔理则学简述（1943年）
辩证法与辩证观（1944年）
第三编
严复的翻译（1925年）
林纾、严复时期的翻译（1926年）
康德译名的商榷（1936年）
论翻译（1940年）
贺麟年谱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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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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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百年回头看贺麟导言
——百年回头看贺麟
高全喜去年贺麟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恰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收录有一百多人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其中的贺麟卷，他们找到我，希望由我来予以编辑。作为贺先生的学生，我当然义不容辞，而且这也是一个重新研读贺先生著述以及缅怀师生情谊的机会。大致用半年时间，我按照出版社的有关体例要求，并依据我对于贺麟思想要义的理解，编辑了这部《贺麟卷》。现一册在手，我掩卷思之，眼帘不禁浮现出贺先生慈祥宽厚的目光，那是一种“仁者”的形象。我在《新京报》的长篇访谈中，曾经以“两个贺麟”为题，扼要地谈了我对于自己的博士导师贺麟先生的认识。现在《贺麟卷》要写一个导读，我将延续上述访谈的思路，把贺麟先生放在百年中国的语境中予以观照，我觉得要理解近现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性人物，离不开他们处身其中的社会，尤其是百年巨变的中国社会。其实，这一想法与这套丛书的构思如合符节，例如这套丛书要求只收录作者1949年前的原版著述，且按照年代顺序排列，就体现着思想人物与历史语境相互融贯的编辑意图。大家都知道，百年中国经历着古今中西之变，1949年以来，我们非但没有很好地延续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历史文脉，反而不断陷于决裂传统的革命激进主义社会改造和政治运动之深渊。现在的年轻人面对思想学术文化时，尤其在历史传承这一层面，或缺很多。虽然近年来，读书界有一个所谓的“民国热”，但各种媒体仍然流连于表面热闹，甚至带有很多想象的成分。很多人对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耳熟能详，对其生平简历的一些八卦津津乐道，但都是浮于表层的认知。若要真正进入厚重的历史思想文化的内在文理之中，则需要一个缓慢深入的了解过程。都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意识，今天我们藉着《贺麟卷》的出版来谈论他的学术思想。作为他的学生，亲炙他的教诲，我不禁自问：贺麟对于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贺麟先生是卓越的黑格尔研究家，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西汇通的典范，是学者，是导师，等等。但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或许都是外在的。我们更愿意透过这些，洞悉一个思想家的心灵，考辨思想家们是如何面对他的时代的。每每念及此，我不由得感慨万端。历史有时是诡秘的，黑格尔说，命运时常捉弄人，只有超越历史的时间之限，才会发现个人与时代无法摆脱的关联。对此，台湾学者黄克武在新近撰写的《贺麟的选择：一代知识分子的困境》纪念文章中有发人深思的讨论。从近现代思想史的视角来看，民国前后可谓是一个孕育思想学术的大好时代，内有古今之变，外有中西激荡，大时代提供大问题。常言国家不幸诗家幸，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贺麟前后的那一代学人，早年受蒙于传统，后大多留洋西方（包括日本），置身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而后又在从民国到抗战的动荡中发展自己的学术。这一切，使得他们拥有多元的知识体系与开阔的学术视野，并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与国家存亡、民族复兴、社会建设这些大问题结合在一起。总的来说，处于这个大时代中的学人，大致前后五十年，他们拥有难得的内外造化，相当一部分人成就于此，彪炳学林，比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严复、胡适、冯友兰，等等，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有经典著作面世，甚至有人还达到了所谓功、德、言之三立。不过，细致一点分析，这个学术思想谱系，又大致分为不同时期的三个学术群体。第一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是康梁，其思想成熟于民国时期，抗战前其实已然完成其历史使命。第二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冯友兰，其思想成熟于抗战时期，1949年前已然完成各自思想体系的构建。第三个群体则是于民国初期受教育，发轫于抗战时期，若1949年后有一个正常、自由与稳定的社会环境，或许会产生更加丰富、宏阔的学术思想体系，贺麟先生就属于第三个群体。贺麟先生的新儒学，在抗战时期已经初步孕成，他基本打通了德国的古典哲学与中国的儒学思想，甚至有所融汇与开展，前景十分广阔。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学术进入另外一个思想轨道，贺麟等几乎所有旧时代的学者都被迫接受思想改造，此后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路线斗争冲击着他们，心灵所受的伤害远比肉体更为残酷，这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窒息了他们的思想。1949年，天玄地黄，我们看到，有一小部分人到了港台或海外，他们中有些人天分资质及其思想厚度并不高于留在国内的众多学者，但现今我们回顾历史时，却使人有霄壤之叹。牟宗三、唐君毅是比贺麟晚半辈的学人，他们著作等身，义理完备，当然声名及其影响似乎远高于贺麟。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脉络中谈论贺麟，我愿意用“两个贺麟”来概述之。当今学术界对贺麟研究不多，一般是统而观之，所谓中西汇通之总结，大多浮于表面。我所谓的两个贺麟，其分界时间即是1949年。其实，在研究梳理那一代学人的思想变迁以及精神状况时，这样的分界命题不仅可用于贺先生，亦可用于很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概括而言，他们的学术思想在抗战时期蔚然有成，孕育了强大的学术潜力，但历经曲折，道学绝绪，最终难尽全功。他们中个别人在改革开放后又回到前一个自我，接续起彼时的原创性思想，最有代表性的是社会学家费孝通。但绝大多数人则是再也回不去了，还有一些人根本就没有活出那个斯文扫地的苦难岁月。作为贺麟先生的学生，想到先生一辈子的学术事业，感慨总是难免的，如果没有现代中国的政治之变，他的思想成就又会是何种面貌？故而走进贺麟的学术人生，我不得不明确地意识到，这里有两个贺麟，前一个是身处中西思想汇通之际，拥有宏阔的学术视野并怀抱独创性的思想家，后一个则是黑格尔的研究专家和翻译家。贺麟生于四川传统乡村的士绅家庭，少年时代，勤学刻苦，后进入清华预备班，对儒学、西学皆很感兴趣。他与张荫麟、陈铨被视为吴宓门下三大弟子，之后留学美国，受鲁一士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他喜欢黑格尔，喜欢斯宾诺莎，故而又去德国留学，随后回国即服膺于抗战时期的文化建国思潮。1931年甫归即写了一本小书，叫作《德国三大哲人：葛德、黑格尔、费希德的爱国主义》（原书名叫《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贺麟对拿破仑入侵德国前后的那批哲人诗者多系同感，以其处境与中国当时相仿佛，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努力重建德国精神，贺麟将之引为自己的时代使命，且希望抗战亦能激发中国人的民族精神。重要的是，贺麟把民族精神追溯到了中国的宋明理学，在他的《文化与人生》、《近代唯心论简释》、《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三本书中，基本理顺并阐述了他心目中的中国民族精神，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万世开太平，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礼教诗教之化育，等等。他尤其强调精神的主体性，希望抗战能把古今中国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激发起来。他所谓的唯心主义，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唯心唯物，而是精神意志上的，是心灵信仰上的，他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等思想中的精华，也正是如此。贺麟把德国唯心论与中国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在强调人的主体性继而发扬民族精神的过程中，找到了它们在精神上的同一性，隐然形成了中国现代新儒学中的“新心学”一脉。新儒学是民国以来关于儒家思想新开展的总体看法，其实有不同的内在学理。冯友兰做的是新理学，他在抗战期间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总称为“贞元六书”，他所强调的是格物致知的儒家理学传统。贺麟与此不同，强调的是心学这个谱系，关注的是陆王心学一脉的思想理路，在“智的直觉”中开启天地与社会之理。其实早在抗战期间，贺麟就隐然有了一个有别于冯友兰现代新儒家的新心学理念，遗憾的是，他还未来得及把这些思考付诸于体系性著述，毕竟，贺先生的年龄及资历，比冯友兰要晚半辈。若假以时日，贺麟是能够创造出一个中国新心学的思想流派，足以与冯友兰一派的新理学相抗衡。即便如此，贺麟先生的几篇重要论文，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五伦观念的新检讨》、《王安石的哲学思想》等，被学界认为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作，直到今天我们研究现代新儒家，都是绕不过去的。正如贺麟先生的一个学生张书城在《汇通集》中所言：“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他兼收并蓄，择善而从，想建树一种具有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理想唯心主义。但是正当这一体系‘筹建’的高潮时刻，新中国成立了，他的唯心主义体系成了永久性的‘未完成体’。”我们知道，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有一个很缓慢的孕育过程，必须涵容广阔的社会内容。现代新儒学与宋明理学虽有不同，但面临的任务却是相似的，宋明理学当时要消化的是佛学义理，试图把孔孟直至韩愈的儒学道统与佛学结合起来，建立理学。而民国以来，中国传统儒家面临的新任务则是消化吸收西学体用，尤其是西方的古典哲学，藉此建立自己的新儒学。我们看到，冯友兰接纳的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分析哲学，所以他构建了一个新理学，而贺麟接纳的是新黑格尔主义、德国古典哲学，相对而言，思想的厚度和思想的丰富性，比冯友兰所做的要求更高，任务更巨。贺麟虽然尚未构建出一套自己的“新心学”体系，但毕竟已有学术气象，且初具规模。假如1949年之后社会政治稳定，法制昌明，贺麟或许可以慢慢孕育生成自己的“新心学”思想体系。但事实是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他面临的不再是继续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前行，而是接受思想改造，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样，贺麟就进入到他的另一种人生，也就是我所谓的第二个贺麟。置身度外去看历史，有时你会觉得别有一番意味。由于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贺麟的唯心哲学自然无法发扬光大，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官方承认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之一，故而，黑格尔哲学是被允许翻译与研究的。所以第二个贺麟，就不再是那个汇通中西发展新心学的贺麟，而是一个以学者身份进行黑格尔翻译与研究的贺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贺麟辛勤介绍德国古典哲学，无论在翻译上，还是在研究上，都达到了其所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要知道那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环境。应该指出，中国现代哲学中的一些重要名词、概念、范畴，比如有无、对立、统一、差异、扬弃，等等，都是从贺麟翻译的黑格尔哲学中提炼出来，并成为哲学爱好者们所共享的专业术语。贺麟的翻译，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学术建设的基本工程。翻译讲究信、达、雅，贺麟翻译的《小逻辑》，洗练、简洁，是西学翻译的经典性作品，可以说，他把从前的哲学研究转化为对翻译的痴迷，虽然他的新儒学发凡已断，但他的学术之志寄托在翻译之中，就像沈从文不写小说而去研究古代服饰，吴恩裕离开政治学专治《红楼梦》，这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后来者只有穿越百年的孤独才能体察。在纪念贺麟的文章里，我们能发现大家对贺麟的印象基本都是谦虚严谨、笃厚朴实，断非趋炎附势、曲学阿世之辈。也正是如此，人们对贺麟的一些言行就难以理解，比如公开赞同唯物论，批评唯心论，激烈批判胡适的思想方法，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以及晚年入党，被称是“历经坎坷找到光明的归宿”。依据现今人的想法，思想高明者似乎当固守气节，以义命自持，对权力保持明确的距离。如何看待贺麟先生的那些事呢？德国哲学家中，恩格斯就评价说，歌德与贝多芬相比，黑格尔与费希特相比，前者都有一个庸人的辫子。有个故事说的是歌德与贝多芬在街上聊谈，恰巧一位王公经过，歌德主动让路，还向王公离去的背影鞠躬，贝多芬就不以为然。还有席勒，相比之与歌德，他是非常执着地批评王权专制的。但是，这些并不能证明歌德就比席勒差劲，黑格尔就不如费希特高尚。从某种意义上说，贺麟肯定不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超凡绝俗的魅力型学者，他对于世俗权力，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抗拒，或许留有歌德、黑格尔式的小辫子吧。但是，作为思想立场，贺麟并不糊涂，他在《文化与人生》（1946年）一书谈论学术的文章中，就认为学术必须独立，决不能成为政治的依附物，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维护学术的独立、自由与尊严，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这样一来，对于贺麟而言，在服从已然存在的政权之道，与他自己表述的学术独立之间，就难免有两难的困境。对此，我觉得还是要百年回头看贺麟。应该承认，无论是中国的传统儒家，还是德国的古典哲学家，对政权基本上都是趋于认同的，贺麟浸濡其中，难免不受影响，他确实是缺乏对于强权的抗拒意识。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中，他不仅写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写了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他曾在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当教导长，赞同蒋介石当时鼓吹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接见过他三次，毛泽东接见过他一次。贺麟先生对于政权的态度，其实是很传统、很古典的。对此，我曾很有疑惑，后来随着岁月流逝，我大体想通了，黑格尔有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对此可以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理解。任何一个政权能够执掌天下，必然有其内在的道理，人们可以不赞同其说辞，但时代精神毕竟曾经流连于此，至于合理的就一定会存在，则是另外一个逻辑了，时代精神已经离它而去，那它就要重新更化。我想贺麟认同的与其说是政权的事功，不如说是其背后的天命。但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天命流转，精神不辍，这就是历史的命运，谁也逃不过。至于具体说到他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我认为，一方面有政治环境的因素，当时的情况显然是人人必须表态才能过关；另一方面也还是有学理层面的考量。胡适倡导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理路是存在差异的。各种思想的竞争在百年中国的近现代思想史中一直赓续不断，在思想层面上，他们当然有相互争鸣的可能性，只不过在大陆争鸣歧变为批判，我想这并非贺麟的初衷。在为人、为学上，贺麟都称得上中国传统的道德君子，宽厚温情、儒雅中庸，特殊时代加于人间的痛苦，他也都一一承受，从未转嫁于他人。他对于学术独立的向往，体现着贺麟终其一生对思想自由的认信，但学术是学术的，政治是政治的。他基本上是书斋式学者，希望以小我融入外部的大社会，实际上则是被外部的大社会裹挟而行。百年回首看贺麟的学术思想事业，我总的认识是，他早年汇通中西，首创现代儒家的新心学之义理，虽然蔚然有成，但终未开出博大精深之体系。继而后半生均致力于翻译和研究黑格尔，虽然另辟蹊径，开启了新中国黑格尔哲学研究之滥觞，但毕竟西学研究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之根本。就中国思想自家的视野来看，早年的贺麟新心学具有原创性，其地位远高于后来的贺麟之黑格尔研究。具体而言，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贺麟是民国以降中国学术界关于黑格尔翻译与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学者，时人对贺麟的认识是与黑格尔密切相关的。确实如此，贺麟翻译的黑格尔《小逻辑》，可谓现代哲学的思想启蒙，具有极大的读者群，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哲学意识。经过贺麟翻译的众多哲学术语，成为中国社会有关哲学讨论与思考的“通用粮票”。有研究者说，近现代中国翻译史中，只有《小逻辑》堪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相媲美。第二，贺麟一辈子崇尚唯心论，这一点即便在思想改造之时，也没有泯灭。他所理解的唯心论，是理想的唯心论，是关于心灵与精神的哲学。他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在斯宾诺莎的人格中，在德意志民族精神的风范里，在中国孔孟之道的开展中，在程朱、陆王的理心之学中，在传统中国的礼教和诗教上面，发现与体认了这个理想的唯心论。所以，德国古典哲学与中国新儒学，在他那里并不隔膜，而是统一的，是宇宙之大我，是精神之表现。故而，他特别欣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结尾引用的席勒《友谊颂》的那句名诗：“从这个精神王国的圣餐杯里，他的无限性给他翻涌出泡沫。”第三，贺麟创建了基于新心学理路的新儒学。我认为，就现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之前景来看，贺麟先生的思想发凡不但没有完结，而是正在历史的孕育之中，就此来看，贺麟可谓远见卓识，因为，21世纪之中国，在政治变革完成之后，我们的传统文明能够贡献于人类的，乃是中国文化之伟大的心灵。这个秉有三千年之历史的古老民族，其新生的标志，不是普世制度之构建，而是融入普世价值的新理学，尤其是新心学。这一点，早在半个世纪之前，贺麟前后的那一辈学者就业已揭示出来。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体例要求，这部《贺麟卷》主要收录了贺麟1949年之前的重要论述。根据我对于贺麟思想的理解，并参考其他编者的同类编著，我除了与博士生杨洪斌一起查阅了这些著述最早刊发的版本予以一一对勘之外，还将文章分为三编。第一编主要收录贺麟有关中国儒家思想的论述，其中尤其关注体现贺麟开启新心学一脉的诸篇文章。第二编则是收录贺麟1949年前关于西洋哲学，尤其是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论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贺麟的儒家思想发凡是熔铸于西方理想唯心论的思想语境之中的。上述两编，虽然有所谓中西学之别，但对于贺麟思想而言，它们并非互不关联，而是精神相契的，在此，我赞同贺麟先生的另一位学生张祥龙所言：“当贺先生讲‘注重心与理一，心负荷真理，真理［直］觉于心’时，其中就充满了宋明理学与西洋哲学主流见地的相互感应和振荡。看不到直觉在这里边的作用，就会将这话或当作宋明儒之常谈，或当作唯心论之旧见，而失其沟通中西、连结古典与当代的要害和新意。贺先生一生致思风格，全系于此。”第三编，虽然体量不大，大多是贺麟早年读书清华时有关论述翻译要旨的小文，但这种汇通中西的体认，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中，却是兹事体大，贺麟沿袭了近代中国学术的传统，通观他一生的著译，不啻为中国学界的严复“传人”。在浊世滔滔的当今中国，延续被中断的思想文脉，需要返璞归真，树立正道。对前辈学者最好的尊重，就是认真阅读他们的作品，要认识、理解他们的历史时代，将他们放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史中加以理解。“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认为，在“两个贺麟”的背后，一定有某种精神的力量透彻其间。检视今天，我们的时代诉求新声，重新觅得贺麟先生念兹在兹的“时代精神”，这或许是对于他的最好纪念。2013年10月20日
于北京西山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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