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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海豚文存系列之《一声短叹》，作者汪成法，作者专长于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本书收录了作者12篇文章，分别是《莫信诗人竟平淡 ——从俞平伯的几篇集外文谈起》
《沈从文、师陀与电影》《十八年间两面缘 ——沈从文与施蛰存最后两次会见时间考辨》《幸存者的责任 ——读随感》《何人识得重与轻 ——从舒芜和他的周作人研究谈起》《认错与忏悔》《 另一种真实 ——也谈贾植芳“拒认”舒芜事件》
《由杨宪益说到翻译家研究》《文化交流的“拿来”与“送去”》《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 《青灯有味忆当年 ——读钟叔河随感》《当教授成为主编 ——我看陈思和主编》, 作者在文中说人、说事、说书，资料详实，见解独到，笔触细腻，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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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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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文存系列之《一声短叹》，作者汪成法。 共收入《莫信诗人竟平淡——从从俞平伯的几篇集外文谈起》《沈从文、师陀与电影》《十八年间两面缘 ——沈从文与施蛰存最后两次会见时间考辨》等12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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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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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成法，博士，副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毕业，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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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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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自序：一声短叹
1 莫信诗人竟平淡
——从俞平伯的几篇集外文谈起
11 沈从文、师陀与电影《边城》
30 十八年间两面缘
——沈从文与施蛰存最后两次会见时间考辨
37 幸存者的责任
——读《血色流年》随感
48 何人识得重与轻
——从舒芜和他的周作人研究谈起
64 认错与忏悔
84 另一种真实
——也谈贾植芳“拒认”舒芜事件
109 由杨宪益说到翻译家研究
117 文化交流的“拿来”与“送去”
124 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
147 青灯有味忆当年
——读钟叔河《青灯集》随感
156 当教授成为主编
——我看陈思和主编《上海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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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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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间两面缘
——沈从文与施蛰存最后两次会见时间考辨
在邵华强《沈从文年谱简编》、糜华菱《沈从文生平年表》、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之后，吴世勇又推出了集大成的《沈从文年谱（1902-198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这实在是沈从文研究界的一件盛事，相信所有的沈从文阅读者和研究者都将会从此书中获益匪浅。
这部《沈从文年谱》在叙及沈从文的生平交谊时多次提到施蛰存，这当然是因为两位先生之间有着六十年的交往和友谊，而且六十年间还留下了很多见证友谊的文字，使得年谱在记录时有着可靠的根据，从而做到信而有征，凿凿可据。不过，由于六十年间的材料实在太多，在编写年谱时必然会采用相关的回忆文章之类的记录，而对这许多第二手的材料要想一一确切证明却又实在不易，因此出现某种差错也 就几乎是难以避免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这里要说的就是《沈从文年谱》在1981年7月结束时写下的一条记载：“7月，施蛰存带研究生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时，到沈从文家拜访。这是他们1963年见面后十八年来第一次见面。”
年谱的这一记载，依据的应该是施蛰存1988年8月在沈从文去世后所写的悼念文章《滇云浦雨话从文》中的回忆：“一九六三年，从文因公出差到上海，住在衡山饭店。他和巴金一起来看我，其时我新从‘右派’改为‘摘帽右派’。……过一天，我去衡山饭店回访，适巧有别的客人接踵而来，我只能稍稍坐一刻，就辞别了。这一别，就是音讯不通的十八年。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带研究生到北京，在北京图书馆找论文资料。我挤出一个下午，到崇文门西河沿去看望五十年未见面的张天翼，此后，就到附近东大街去看从文。时已傍晚，话也不多，我想走了，从文和他夫人却坚邀我吃了晚饭走。我就留下来，饭后再谈了一会儿，我就急于回北师大招待所。这是我和从文最后一次会晤。”
然而，据《沈从文年谱》，1963年他只在下半年由全国
政协安排去广东、广西、湖南等地视察过一个月，并没有去过上海。倒是在1962年2月底，沈从文在结束开始于1961年年底的江西之行时，归途绕道上海、南京返回北京，在上海的时间是2月26日至3月3日，住在锦江饭店。虽然年谱中只记录了沈从文2月27日去巴金家拜访的事情，没有提到施蛰存，但施蛰存回忆中的那次“文革”前的见面，应该就是指的这一次。
另外，施蛰存这一回忆中说到自己“新从‘右派’改为‘摘帽右派’”，而据《施蛰存日记》（文汇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选编者沈建中在《编后小语》中的记述，施蛰存1957年8月被划为“右派”，1961年9月摘去“右派”帽子，说1962年年初“新从‘右派’改为‘摘帽右派’”似乎要比1963年更加切合实际。
《施蛰存日记》中被称为“闲寂日记”的部分，始于1962年10月1日，讫于1965年12月31日，其中1963年的日记中也确实没有和沈从文见面的记录。因此，应该可以确信沈从文、施蛰存二人“文革”前的那次见面就是1962年春天的这一面（沈从文所住的地方也应该如年谱所说是锦江饭店而
非衡山饭店），施蛰存的回忆有误。不过《沈从文年谱》既没有在1963年记录他和施蛰存见面的事情，也没有在1962年记录，对这次见面根本没有在当年的纪事中提到，第一次提到就是1981年7月的这一处追溯。
如此，则施蛰存回忆中所说的他和沈从文“音讯不通的十八年”就应该是十九年了。这也可以从《施蛰存日记》中被称为“昭苏日记”的那部分记录中找到证据。“昭苏日记”始于1981年7月7日，讫于1985年5月31日，其中1981年部分是施蛰存“1981年7月7日带研究生五人到北京图书馆阅书，25日返沪”的日记。其中7月14日的日记中有着这样的记载：“下午访张天翼、沈从文。”这也就是施蛰存回忆中他与沈从文在“文革”后那唯一的一次见面了，《沈从文年谱》在1981年7月所记的也就是这次见面，同时这也是沈、施二位先生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然而，施蛰存1981年2月20日所写的《重印〈边城〉题记》一文，却又提供了与此不同的信息。在这篇《题记》中，施蛰存提到他“去年”到北京见张天翼的事情，提到和沈从文见面并谈论重印《边城》的事情，也提到沈从文在
他写文章的当时正于美国讲学的事情（沈从文实际已于1981年2月17日回到北京），文中还写到了研究沈从文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去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锦江饭店会晤了美国青年金介甫。”“我们谈了两小时的沈从文才分别，后来听说他果真到湘西去旅游。”金介甫1980年夏天的来华和沈从文1980年冬天的赴美都是日期明确的事情，而施蛰存为之作“题记”的《边城》于1981年11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都可以证明施蛰存的这篇文章确是写于1981年，而不会更迟。
如此，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施蛰存在北京和张天翼、沈从文见面的时间就不是1981年，而是1980年了。施蛰存回忆中所说的他和沈从文“音讯不通的十八年”就还真的正是十八年。
这一来就可以证明《施蛰存日记》中关于1981年7月到北京的记录是错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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