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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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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启樵编著的《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主要在讨论雍正其人：他的登位，他的暴死，以及他独创一格的《朱批谕旨》；或者通过《朱批谕旨》来看他的为人。可是本书不是雍正帝大传或年谱，无意细大不遗地罗列出所有事迹。本书也不是雍正断代史，只是抉取三五问题，略作论说而已；有些重要课题，如军机处、耗羡归公、社会动态、地方乡绅等都付之阙如，因为这些都可自成一书，留待他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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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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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献简称
第一章 清初族权与皇权的消长
第二章 雍正帝其人其事
一 禀性才能
二 喜怒哀乐
三 关怀臣工
四 勤于庶政
五 贱民脱籍
六 佛学造诣
七 天人感应
第三章雍正帝篡位说平议
一 皇储纠纷
二 骨肉相争
三 肃清政敌
四 同室操戈由来已久
五 矫诏篡立说
六 篡立说疑点
七 朝鲜史料的局限性
八 孟森篡立说质疑
九 王钟翰篡立说质疑
十 允禵易名说
十一 金承艺篡立说质疑
十二 余论
第四章 雍正帝与年羹尧的恩怨轇轕
一 羮尧不当年长于雍正
二 允禵何尝受羹尧箝制
三 雍正断非杀羹尧灭口
四 羹尧的得势与失宠
五 羹尧罹罪真因
六 结论
七 余谈
第五章 雍正帝的心膂股肱（上）——田文镜的例子
一 发迹缘起
二 罢考事件
三 对抗科甲
四 科甲党援平议
五 得宠缘由
六 为政苛严说质疑
七 藩邸旧属说质疑
八 夤缘怡亲王说质疑
九 先疑而后信
十 健康状态
十一 逸事数则
第六章 雍正帝的心膂股肱下）——李卫的例子
一 发迹缘起
二 为政手腕
三 生性骄纵
四 李卫与田文镜
五 逸事数则
六 讲究武艺
七 健康状况
第七章雍正初年的政局
一 贪风横行
二 朋比党援
三 言官溺职
四 雍正的整饬振刷
第八章 密折政治缘起及内涵
一 康熙时期的朱批密折
二 雍正时期的朱批密折
第九章 朱批谕旨析疑
一 刊布目的
二 奏折稿样
三 刊布日期
四 奏折数量
五 已录、不录和未录
六 未刊奏折的秘密性
第十章 朱批谕旨缘何窜改
一 纠正错误
二 整齐格式
三 润饰文字
四 因忌讳而窜改
第十一章朱批谕旨如何窜改
一
二
三
第十二章雍正帝暴死之谜
一 雍正暴死
二 被刺说来源
三 雍正死因试释
四 皇帝与方士
五 雍正的健康状态
六 遍访术士
七 贾士芳疑狱
八 从官书的窜改看贾狱
九 道教宗派与丹药
十 小结
结论
附录一 雍正私生活的穷奢极侈
附录二 金恒源的雍正篡位说
附录三 再评金恒源雍正篡位说
附录四 请教董建中先生——究竟何人误解雍正花押
附录五 刊本《雍正朱批谕旨》提奏人索引
附录六 提奏日期补正
附录七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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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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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寒窗
杨启樵
我有个习惯：展读新书时，必先翻阅著者经历、序跋等，借此增添对执笔者的认识，也会对内容倍觉亲切。故拙作多附有弁言、跋语，期望缩短与读者间距离。此篇较详，对八十寒窗作一回忆，期望此一闲文，并非徒劳楮墨。
一 撰文动机
我四龄开始启蒙教育，迄今适为八十春秋。拙作新版于此际梓行，友侪怂恿：数十年寒窗生涯，何不乘此略抒心得。倘后学得以借镜，功德无量!
其实并非我不愿提供，而是学识谫陋，无可供时彦参考。今经朋辈一催，复醒悟到“岁月不饶人”，须处理者应尽速付诸行动。即便仅少数人蒙益，亦算贡献，此即撰文动机，尚请读者不吝赐教。
二 上海生涯
我原籍浙江余姚，由于家父工作关系，我生在沪，长在沪。直至抗战胜利后始归故乡。
十余载上海生活不算太久，但影响深刻。因学习第一步就在此跨出，虽然这“启蒙”教育只限于读书：杂乱无章，见书便吞噬而已。
最早读家里原有的几部演义小说：像《水浒》，因听过有关故事，翻阅时尚能稍稍接受。看《三国》则相当费力。至于《红楼》，以文字来说，不甚艰涩，诧异的是不能领会，只得释手，这一释手便是数十载，候我再度展卷，已是“人到中年”了。
买书价钱贵，幸而当时有书出租，这样总算能满足我的几分求知欲。此际读得最多的有两类：武侠及侦探。前者中一些好汉，成为小伙伴间的话题人物。后者中福尔摩斯最吸引人，然而当时中国作家也创造出一位人物——华探霍桑，不知老读者记得否?不知霍桑系列的丛书，今日在图书馆中能觅得否?
上世纪30年代，以《秘密客》为名的侦探小说在沪地风行。奇特的是它不通过书肆，而由广播电台代售。
此书连续好几册，荒唐绝顶，但我竟然看得入迷。这位作者似乎姓李?还推出了一部非常特殊的小说《白夫人》，现在回想起来，自有特殊情趣。作者描述一名美妍绝伦的“如夫人”，独居在跑马厅附近的高级公寓中，屋内色调一片雪白：白色的房间，白色的家具，白色的衣饰，白色的用具，现在追忆起来，不由得不钦佩作者的想象力。
到中学二三年级，我的读书趣味有绝大转移，忽然喜欢鲁迅的作品，千方百计借阅，小说、散文都读——尤其喜读的是鲁迅所独具的“匕首文”，看得令人淋漓尽致，舒畅无比!
1970年我应聘赴日本广岛大学任教，一到任购买的第一批书，便是《鲁迅全集》，还有他的年谱、日记及《两地书》等信札。至今仍然对树人先生带有无限敬意。
三 汲修书屋
1948年，我始由上海返故乡。读者一见余姚，也许会与阳明先生挂钩，殊不知我家远离县城，乃是一个叫作朗霞的偏僻小镇。
于故乡逗留两年：第一年赋闲在家，翌年考进县立中学。但未几战火燎原，学校停课，我不得不赴香港谋生。
在我八十余年生涯中，此段岁月最为寂寞无聊：缺乏友朋，亲族中也无年龄相若的同伴，我默默地过着百无聊赖的日子。
讵料此时此地，竟然发现了汲修书屋，闯进了一个新天地。非始料所及。原来这是先祖儒鸿公的居所及书斋。此前我甚少听到关于他老人家的事迹，因此对他不甚了了。闯入汲修书屋后，我眼界一新，“上穷碧落下黄泉”，对先祖有了彻底的了解。遗憾的是余生也晚，见不到祖父一面。
读族谱，得知我家于宋朝自成都迁到余姚，至此已有二十五代。太祖父于朗霞经营一家叫作“人寿堂”的中药铺，家庭小康。先祖好学，自幼便攻读史书，有意仕进。然而时运蹇剥，乡试每每失利。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始中举，已年逾四十。而第二年戊戌变法失败，便无意出仕，与同好辈吟诗作对而已。
我手头有一份祖父的“朱卷”，虽称“朱卷”，其实是墨刻。中有三场试卷，实在惭愧，有些文章我还读不懂。
汲修书屋是一排坐北朝南五开间马头墙的二层楼房而今虽称此一建筑物为“汲修书屋”，但实际上我叔伯及我家均曾居住于此。楼上的堂楼便是书房，人称姚北第一藏书楼，然而与我眼见不同，我只找到几部正史及一套《佩文韵府》。也许此处久乏人迹，杂物满屋，根本无法挤身入内，因此很难看清究竟存放着什么。
《佩文韵府》是工具书，不适宜诵读，于是我开始读史，当然并非一字不漏地读，不少志、表甚至有些传记也草草一翻而已。来此并非追求学问，只是打发岁月，因此读书法很特殊——好作对比：譬如《史记》与《汉书》、《新唐书》与《旧唐书》等。其后始知上述作为，先人早已为之，所谓史汉异同、马班对比等在在皆是。汲修的读书活动，因我上县城进学而中止。
有件事该一述。因祖父逝世过早，故除大房外，均未继祖业，也就是说职业与学术无关。大伯父讳筱南，早有仕进之心，数度父子同科，可惜考场失利。其后赴南京江南陆师学堂进修，不幸病没。听说他曾有留学日本的意图，但无法证实。我闯进汲修后，无意中发现大伯父的一口书柜，内中竟然有许多日语书籍，证明他确曾有留日盘算。
祖父乃一介寒士，故世后我伯叔辈均为谋生而离乡，汲修书屋也随之消声敛迹，加以“文革”骚扰，此后无人再提。讵料2004年，获得当地文化部门通知，政府拟将此一“举人第”定为文物保护点。
此后经过长期的研究、调查，政府终于决定拨款资助，进行兴修，定名为“汲修书屋”。当事者推启樵为书屋匾额题署见图13，今后拟陆续增加书籍、文物，为乡梓树立一文化据点。
四 香港新亚书院
1950年，新政权已成立，带来一片新气象，但社会尚未安定。父亲失业我失学，于是求助于居住在香港的亲戚，获得同意，是年五月我踏进香港，一住十余载，直至我赴日本留学。
最初，于英语专科学校攻读，之后，考入现称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文史系。当时，钱穆先生是校长、研究所所长兼文史系主任，我读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一段：余观穆堂，谢山学问蹊径，并重文章气节。植本于躬行，发皇于文献，而归极于事业功名。……与博学尚考证者异。……对先贤的称道，书中不一见，并不稀奇，重要的是下列几句：当此靡风竞扇，颓波争流，超世拔俗之士，有闻穆堂、谢山之风而起者，余日企而俟之。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325，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先生殷切期待：在此世风日下的今天，有超世拔之士出现。对读者作如此真挚热烈的呼吁，据我所知，书中仅此一句。这番话深深扣人心弦，怎样才算是超世拔俗之士?怎样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我并不十分清晰，然而就在此一刻，我决定投师从游，选定了新亚。
大学毕业时，我有意研究“浙东史学”，向先生请教。他提出了全谢山，要我熟读《鲒埼亭集》，又说，谢山文章有气势，不仅阐隐发幽、为故国招魂而已。
五 中国学生周报
亲戚经济状态不佳，我虽考取大学，却无法援之以手，面临现实生活的威胁，幸亏立时获得工作，解决燃眉之急。
上世纪50年代，距今已逾一个甲子，当时，这颗东方之珠安谧、宁静，可以让人过得十分写意、悠闲，但商业不兴旺，找工作不易。像我这样欠缺人际关系，并无学历、技术的青年，很难谋职。
其时香港有间综合性的大型出版机构，称作“友联”。发行多种刊物，有议论天下大事的《祖国周刊》，有以大中学生为对象的《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也有专给幼儿阅览的《儿童乐园》。我竟然很顺利地当上了《周报》的助理编辑。
就职顺利有原因，第一，《周报》延聘的编辑，泰半是像我这样的“大专青年”。第二，“舞文弄墨”都有一手。被录取前我已在“友联”机构刊物上撰文，至今手头仍有多篇刊出的稿子：譬如1954年秋，有两篇英译中的小说题名为《神经病患者》及《玛莎》，登在《祖国周刊》上。在此前后，《周报》中也刊出过几篇不像样的小说。
工作解决，但不知如何编辑，譬如算字数、加插图、划版样、退稿、索稿等等，当时总编辑是来自内地的姚拓原名姚天平，蒙他指教，迅速学会。他有个《历史故事》专栏。也立时让给我执笔。每周一篇，两千字，持续了好几年。1959年，以《历史故事七集》为名，出了单行本，对我来说，这是生平著作中的第一册，用的是笔名“萧之流”意思是小小之流，不足为道。
再说姚拓，1957年调到友联星马支社，写了不少小说。在当地文艺界享有盛誉，不幸于2009年逝世。
《周报》主要以学生为对象，但执笔者颇多能人。如柏杨，以郭衣洞的笔名，撰写短篇小说寄来；琼瑶也经常赐稿；还有金庸，以林欢的笔名，为我们写影评，我编辑过这一版，非常受读者欢迎。他们不仅文笔流畅，且文稿干净，不须审核修改，稿到后一过目便可发排。
我要说一句闲话，当时港台学者、文人频频惠赐鸿文，自然是爱护的意思，但《周报》稿酬之高。也是极少数的，譬如说，文艺版全版刊登，超过5000字，稿费近港币百元。百元，当时价值几何?可如此计算：我曾在专为大专学生服务的“孟氏宿舍”中居住过，一宿两餐，每月只须60元港币，可见稿酬不薄。
我初任助理编辑，一年中连升两级：编辑、副总编辑，1964年辞职，因新亚研究所已留我在所研究，其津贴足够生活。
记得最后刊载在《周报》上的文章题名：《喜见新枝花发》1964），乃评述国乐演奏会的文章，是《周报》编辑陆离邀我撰写。此一阵我醉心琵琶、二胡，自己能“弹”、“拉”以外，还谙熟理论，因此可以说得头头是道。
告别《周报》五十年，离开香港也超过半个世纪。偶然在网络上会出现当年《周报》旧闻，获知目前陆离已是“长老”，而我初见她时，还是十七八岁的少女，是一位才女。
《周报》有个原则：不突出编辑个人，须低调，故执笔时尽量用笔名或化名。因此，我在职超过十载，编过《周报》五百余期，撰写文章不计其数，但用真名撰文，寥寥无几。
《周报》还有个原则，有一两版，专留给学生发表，原则上尽量刊登，文章不好如何?替他改，改到通为止。但不能过度，必须保持执笔者原意及口吻。因此编稿等于改作文，费时颇多。至于金庸那样的大作家，仅是通信索稿联络而已，十分轻松。
六 新亚研究所
1959年我大学毕业，随即考入新亚研究所，原本顺理成章，但名额有限，不易考取。因研究所接受哈佛大学等基金会资助，自研究生至研究员均有津贴，等于一份职业，因而竞争者众。研究生学习两年授予学位。其中挑选数名，作为助理研究员留所。但限于一年，是否续约，要看成绩，也就是要看前一年提交的论文，是否可取。
自学生升为助理研究员，是一道难关。助理研究员能否保持职位，也有重重关卡。
这关卡显示在“月会制度”上。新亚研究所最大的特色是每月召开一次月会，每次研究生及助理研究员数名作学术报告。并回答导师发问。当然在坐者均可提问，对于宣读者不无压力。但如果自己有信心，不妨借此发挥个人心得，让他人认识你。
我进入研究所，一直到赴日本留学，前后共有八年，在月会中宣读过多次论文，有时也能获得导师们赞许。但最高兴的无过于1961年6月的一天，即毕业前两个月，我的前途即将决定：留所，走上学术道路，或者离所，从此与学术诀别。
有一天，导师牟润孙教授忽而来电，要我速去他府上一行，我如命赶至。一进门，牟先生就对我说：“你有转机了!”我为之愕然。他解释道：“刚才审查论文，你的那篇《明代诸帝崇尚方术及其对于政治的影响》，钱先生很欣赏，要跟你谈谈。”
数日后，钱穆先生将我传到校长室，笑容可掬地道：“你的论文我从头到尾读过了。题目很好，内容充实。一看就知道你读过许多书，用过一番心思”，“你的文言文相当有功力。稍微不妥处，我都替你改了。怕弄脏原稿，所以用铅笔改。”这份原稿至今仍保存着，已超过半个世纪。我就如此走上学术道路，这鲜明的一幕，至今仍萦绕在眼前。
七 日本留学
留学日本也和钱穆先生有关。我在所五年，有意赴海外一行。但东方、西方尚未定。后来选取日本，有几个原因：一、当时同学们留学，几乎清一色地选择美国，我想更换一下。二、抗战时期，曾经屈居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对日本印象不佳，但我书中读到：在古代，日本处处模仿中国，唯妙唯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想亲眼目睹。
另外一个要素，那就是我读到了先生的一篇文章，才如此决定。原来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曾率队自香港访问日本，归国后写有感想录，虽时间短促，足迹所履有限，意义却相当深刻，其中有几句，对我影响甚大，说：“我常想日本可爱，他们不仅能保留许多他们自己的。而也代替我们保留许多中国的，至少东方风情，在日本确实是保留得不少。……”又说：“我因为衷心爱好东方文化，因而使我十分爱好日本。”先生的赞扬还多，不一一枚举。
1965年，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通过研究所，招募有意去日本留学的所员，我侥幸考取，第二年赴日游学，万想不到一住将近五十载!
八 京都大学
我研修的机构是京都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其实它是用“庚子赔款”创建，分日本、东方和西方三处。中国研究属于东方部。
这纯粹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虽有教授、副教授、讲师等分别，却不招生、授课，而是分为许多小组，共同研究。以时代来说，从当今到远古。以分野来说，有考古、美术、历史、地理、文学、哲学等。以中国分野来说，专题五花八门，多姿多彩。当时我的导师是岛田虔次，他的专长是明代思想及辛亥革命等。
有一个小组名为“雍正朱批谕旨研读”，由宫崎市定教授创立，自1949年开始，每周召开一次，形式上是作索引，其实是雍正史研究。我参与时宫崎先生已荣休，主持人改为佐伯富及小野川秀美两教授。开会前事务员准备好朱批奏折，由博士或硕士研究生两名朗读用日语训读法。读毕一段，主持人提出折中拟作索引的关键词，让大家发意见。说起来惭愧，碰到难解之处，主持人必定说：“听听杨君的意见。”足见日本学者的谦虚。
研读一段日子后，我渐渐发生兴趣，打算作彻底研究，而且应是原件，不限于刊本。
我知道原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就函询钱穆先生，他复信说，原件的确藏在此地，蒋复璁院长欢迎我来研究，但两万件文献，颇费时日，应于附近赁居，作长久研究。
于是1969年春，我到了台北，如先生指示：在博物院附近赁居。我的最大收获，是发现“朱批”刊行前经过窜改。关于此点，博物院的英文刊物中特予报道，说是最早的发现。
资料收获虽极满意，可惜由于我未几赴广岛大学执教，课务繁忙。及至《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问世，已是1981年，幸而这三十三年来，读者支持爱护不减，第7个版本亦将梓行，在这里向读者们表示谢意。
第二部研究雍正的专著，是2000年梓行的《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此前已有转变研究课题的年头……拟研讨浙东史学、中日文学语言比较等，至此我又回到“雍正”，促成我“回向”的是宫崎市定先生的几句话。他是日本中国史学界泰斗，也是寰宇雍正史解题的先驱。上文提过，早于1949年，发起“雍正朱批谕旨研读会”，持续十九年之久。
1991年起，先生的全集20册，由岩波书店次第发行，第一回颁布的便是《雍正帝》一书。《跋》中缕述雍正研究缘起、历程及未来展望，结语中特提一笔：姬路独协大学教授杨启樵博士，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修员时，曾参与佐伯富教授主持之“朱批谕旨”研读组，对雍正时代研究的必要性，抱有同感。曾数度赴台湾钻研雍正朱批原始档案。1981年，撰成《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于香港梓行，获得海内外学者好评。今后，“雍正学”研究，当以台湾为中心先生误以为我来自台湾，学者辈出，日益发展，自在意度之中。这种不虞之誉，令我汗颜，也增加了负荷。我有责任，将先生提倡的学问发扬广大，对学术界作出贡献!
上文提及，我原本对日本人并不抱好感，但亲身体会以后，方知心怀叵测者，仅是一小撮人，大部分善良、好客。特别是我接触到的学者，他们异常亲切，因为数十年前，曾来中国留学，受到当地人照顾。中日关系不正常时，双方往来绝少。在如此情况下，偶然自中国来了个年轻人，自然会特别关注。其中有平冈武夫、岛田虔次、佐伯富、日比野丈夫、田中谦二等等。
此时，我感觉留日两年不够应用，与教授们商议，考入历史系的博士班，商请哈佛大学延长两年津贴。这一切获得众教授支持，之后一一实现。且四年后，博士课程行将修完前，已获得广岛大学文学院的聘书。此后一教就是十七年，直至1987年，由于关西新建大学——姬路独协大学，友人竭力邀请，我才转校。
转校任教，纯粹是人情关系，因广岛大学同事古田敬一先生，与一群志同道合者，在姬路创办了新大学，非我这样的人去不可。这不是说我有多大学问的关系，而是与日本教育制度有关：如是既存大学，聘用教员，事后向教育当局汇报即可；倘若是新办大学，必须事前申报详尽学历，经过审查，才决定合格与否。姬路独协大学用三年时间，筹备建校，人事方面碰钉子的时候也有，也就是说有被驳回的例子。必须于短期内补新人，否则会耽误建校。他们请我，最为稳当，因为学历：文学博士；经历：国立大学执教17年；著作：专书数部，论文大量。将这份履历申报，万无一失，因此“三顾茅庐”古田先生语敦请，说明退休，可由70岁延长到75岁。我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转职。但广岛大学不放人，必须要我推荐适当的继承者。最后，获得友人协助，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毓罴教授继任，我始能赴新任。其后，陈先生返回社科院，就由其夫人喻松青接任，也执教两年。
九 博士学位
修毕京都大学的博士课程，即赴广岛大学任教。我该特别感谢。因为非日本籍，就作为外籍教员任用。薪水高，上课时间不多，且不须参加行政杂务，使我有充分时间整理雍正史料，撰写博士论文。
日本的博士制很特殊，入学后学习三年，只是“课程修了”，至于学位的获取，还需提交论文。文学博士特别难，到60岁前后，已经当了教授，方可提交论文。然而医科、理工科等则与欧美相同，三年即可获取学位。1983年，文学博士制度作了修改，三年课程一修毕即可申请学位。那是后话，在我那个时期，还是执行旧章。
关于博士学位，再饶舌几句。1970年，我修毕课程，赴广岛大学执教。9年后的1979年2月，我去京都大学历史系日语称为“东洋史学系”拜会岛田先生，他已于稍前由人文科学研究所，转到这里任系主任，并将于明岁三月退休。
我表示拟提交论文，申请博士学位。他同意，但有少许顾虑：
一、博士课程修毕未满十年，即申请学位者从无先例。
二、提出时未满五十岁者从无先例。
三、岛田先生本人对于雍正密折此一课题研究不精。
虽有问题，但他知道我曾向台北“故宫博物院”取经，有十年以上的研究经历，不妨提出审查。为审慎起见，建议论文先经专家预审，此专家就是佐伯富教授，其时他已退休。
佐伯先生欣然同意，即刻进行，十个月后读毕，提出结论：此论文有价值申请博士学位。于是此年岁暮，我提出论文，由以岛田先生为首的数位教授审查，整整一年，经过口试，于教授会中表决，通过。岛田先生即刻打电话给我，最后高兴地说：三十六位教授全票通过!平时满票相当难
十 为学进阶
前文表过：我一早就舞文弄墨，大学一年级开始“卖文”为生。一般同学均等待家中汇款来接济，我是一取得薪水，就赴香港银行寄家用，给在家乡的双亲。上世纪60年代初，大陆发生灾荒，除了寄款外，还寄食粮，甚至于糖精、味精、毛巾、雨鞋等。
我想说的是，最初写文章并不纯粹为学术，索取稿酬的成分不是没有。
1959年，考入研究所，方开始所谓学问研究。最初读浙东史学，研究全谢山，是受钱穆先生的影响，这在上文中已交代。后来稍稍改变趋向，研究明史，那是史料限制的缘故。香港原本缺乏史料，而新亚建校很晚，图书十分有限，南明那一部分特少，我只能转治明史。说起来很好笑，因为当时图书馆中刚购得一部南京蟠龙里刊本的《明实录》。
我开始阅览《明实录》，每次限定若干卷，看毕再换。可是线装书几卷，一下子读完，来回更换，疲于奔命。这与目前的状态，不可同日而语，如《明实录》、《清实录》、《起居注》、《二十五史》等早已购得，附有索引机能的《四库全书》电子版也已到手，这是当初想象不到的。
1966年我迁移到日本，情形一变，由明史转到清史，那是因为我参加了“朱批谕旨研读会”之故。不宁唯是，我又增加对档案的研究，将舞台转移到台北，潜心于《宫中档》。
1981年起，我又频频涉足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掘此中宝藏，诸如康熙传位雍正遗诏、清皇室玉牒以及《活计档》等。其中《活计档》数量过大，我专程从日本去看了好几次。因时间不足，无法充分吸收，不得已，狠一狠心，将雍正朝部分的缩微胶卷，扫数买了下来，费两万余元人民币。物有所值，凭此揭露若干人所未到的史实，为学界尽了微薄之力。
十一 学术批评风气的树立
国内的清史研究，目前称得上空前兴盛：人员众，业绩多，经费充足，这种种，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比拟，自然可喜可贺。然而不可忽略，以为所有白纸黑字的东西都是学问，无条件可以信赖。
在我看来，过去发表的论文，比较严肃、认真，目今则胡言乱语、欺世盗名者不一见。
最大问题是对于此等粗制滥造的东西，作公道评论者少：很多人不愿“惹是非”，或者本身就缺乏评论的能力，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因此，同行问我：如何整顿学界，提高学术水平？我只有一言相劝：迅速彻底清除胡言乱语!
最后，自我抒发两三言：
生平运好，从无遭受过苦辛。不用说惊风骇浪，连漪涟微波也未冲击过。
为何如是顺遂?因“知足常乐”故。我从未起过当达官显宦的念头，一切随遇而安，因而从未感到挫折。
上文叙述过我的经历，甚为平庸，但个人却极为满足。因无论学习或工作，全由自己挑选，步步如愿以偿，人生到此，复有何求?
还有，家庭美满，夫妇间相濡以沫，儿孙间和谐协调，尚有何求?
我八十余岁，仍然耳目聪明，手脚灵利，喜美食而不弃杯中物，然不损害健康。此种状态冀能长久保持。
增订最新版弁言
承岳麓书社厚意，特寄札商谈：拟梓行拙作《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增订新版，鄙人引以为荣，欣然表示同意，遂一言敲定。
是书初版出自香港三联书店，未几，于港、台、沪、粤四处五家出版社次第印行增订版，此次乃是第七个版本，离初版问世恰好三十三年。幸书内论调并未落伍，易言之，初版中鄙见已被超越而必须更正者，绝少发现。
本书内容大别有二：
一、密折制度研究
正如书名所示——密折制度，其根据即是世所艳称的《雍正朱批谕旨》一书，拙著与众不同者是：不仅参考上述刊本，尚积极采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原始档案，也就是刊本的底稿。刊本与档案参互比较，使史实更为彰明。读原件始知《朱批谕旨》经过雍正窜改，且举一例，封疆大吏高其倬一度获雍正异宠，其同僚鄂尔泰密折中有如此朱批：“怡亲王、高其倬、鄂尔泰三人，朕保再不移志者。”然《朱批谕旨》刊行时，高已失势，上述朱批遭窜改，即将高其倬名删除，并将“三人”改为“二人”。参阅插图12及第十章由此可见雍正之工于心计。
此外，本书尚为密折制度作出全盘性考订、释义，如密折刊布目的、密折样本、刊布日期、刊布数量、缴批规定、保密义务、密查官箴及雍正如何窜改朱批等等。
二、雍正其人其事
说到雍正其人其事，就中最重要者莫若继统与暴亡。提及继统，笔者一开始便于本书中断言：雍正篡位，证据不足。年余前拙作《雍正篡位说驳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问世，中有《为隆科多湔雪帮凶恶名》一章，以确凿证据，判定隆未尝协助篡夺，雍正继位正常。务请读者与本书相互参阅，也许对皇储继承纠纷，有更深的了解。
再说暴亡，笔者以为出于丹药中毒，撰有文章多篇。但也有人说是死于中风，还声称资料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作者肖允楼，文章名《雍正之死与金头之谜》，刊登于《医药与保健》1994年第4期中。倘若所言不假，包括笔者在内的主丹药说者，非赶紧撤回自己主张不可。
但此文疑窦颇多，我曾经在拙作《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2011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中透露过这个意思，认为此文作者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关人士都应出来解答疑问。可惜至今仍无反应，那么丹药说暂时尚有栖息空间，本书中论雍正帝暴死之谜，也可依旧保存。
际此新版登场之会，通读旧文，修订谬误，并增加新文三篇，作为附录刊出。其中评金恒源文已登载于拙作《雍正篡位说驳难》中，此次有再评金恒源一文，为使读者对此一事件了解更彻底，故将《驳难》中文一并刊出，请留意。最后，虔诚期望读者赐教。
2014年正月于神户海天一角楼
增订第三版自序
提起雍正，家喻户晓。然而，三十余载前，我着手撰写雍正之际，同道者寥若晨星。雍正何许人也，鲜为人知。
我研究雍正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哈佛燕京学社赠予一笔不薄的资金，让我在日本京都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作四年研究。
这个研究所有各种研究班，中国的文史哲无所不包，所员的职责就是参加其中的几个班，从早到晚研讨。我以研修员的身份选择了几班，其中有《雍正朱批谕旨研究》，主持者是小野川秀美和佐伯富两位教授。
在研读过程中，我对这部被宫崎市定先生称为“天下第一痛快之书”的朱批奏折，发生浓厚兴趣。为了“寻根”，几度赴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阅读所谓“雍正档”原件，发现《朱批谕旨》刊印前，雍正动了手脚，刊本已非原来面貌。自此撰写有关论文，次第发表，以后都收罗在1981年香港三联书店梓行的《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中。书一出，读者反应的热烈，出于意度之外，短短数年间，海峡两岸三地陆续有五六种版本出现，销量以数万计。而谬承学术界推奖、撰写书评、称引、套用，甚至于剽窃等不一而足。与海内外同行邂逅，往往以此书为话题。目下虽已绝版，但网络上仍频频报道，过誉之词令人惶恐。
在如此情形之下，似乎有重版必要，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协议，以简体字本问世，趁此略抒作意。
新版的底本是1985年香港三联书店修订第二版。由于重新排印，索性来个大刀阔斧的改进。在订误、润饰方面，有两点改善：其一，将圣祖、世宗、高宗等易为康熙、雍正、乾隆等，使读者较易接受。其二，书中引用原典，作了全面性校核，更正了文字上差错。以上两点总数超过千条，这泰半出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先生的劳力，谨在此致谢。此外，增加新文章一篇，提出新的观点：雍正崇尚奢侈、豪华，这是第一篇详尽剖析雍正私生活的文章，务请方家指正。因为向来公认雍正性尚撙节，朴实无华，以为斯人乃天生政治动物，声色犬马一无所好，其实均为误解。舞台上的雍正，与幕后雍正判若两人。他讲究物质享受，沉湎于文物珍玩，故宫密档中透露无遗，通过排比、缕析，可以看到形象一新的雍正。
本书梗概已见旧版前言等处，兹略作补充：全书旨在阐明雍正其人其事，前者如性格、好尚、学养及政治手腕等等；最突出的是推论雍正暴亡，否定为刺客砍去脑袋，而断定他服饵丹药中毒猝毙。此文学术界称引最多。
后者以雍正独创的密折制度为中心，指出秘密情报的来龙去脉，匠心独造的方方面面;特别指出敕编秘密奏折选集《朱批谕旨》，于印行前经过雍正的大事修饰和斧削，若要征引，自应核对原件。
雍正继统乃一大公案，关联其人，也关联其事。一向以夺嫡说为胜，因史学界权威多主此说之故。拙见不以为然，提出质疑，颇为学者首肯。
在戏说、胡诌、瞎道、妄语的雍正热中，倘若要真正了解雍正其人其事，也许拙作能提供一得之见。
2003年岁首东京观潮楼
增订本自序
本书梓行后两载，即再版问世，自是可喜。其实稍早以前，广东人民出版社已印行了大陆版，而台湾两家出版社的盗印本则出得更早；因此，这已是我看到的第五个版本。短期间内，一部专著在台湾海峡两岸三地印上一两万册，实在出乎意度之外，这意味着读者的兴趣，已不限于娱乐方面，而愿意阅览一些较为严肃的作品，令人无限兴奋！
拙作发行后，收到不少激励性的来书，而海内外则有书评多篇，反映了学者们的关注。特别是中国大陆，早在大陆版付印前，已一再有文评介，说它“不囿成说，能出新意”，“不唯读来引人入胜，而且具有相当学术价值”；《读书》，1983年第3期。说它“叙事谨严，议论得当”，是“一部有价值的专著”。《清史通讯》，1983年第1期。
过度的称誉令人汗颜，同时也稍感遗憾。因拙见多与时贤之论相违，如对雍正弑父篡位、杀戮功臣等定说，均一一驳正，逆料当有异议，而竟付诸阙如，不免有寂寞之感。
这两年来，雍正史研究日益蓬勃，尤其是国内，专著迭出，议论甚盛。幸而不致影响拙见，尚无订正的必要。又史料方面，撰书时以未能利用国内所藏者为憾。事后曾赴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也未发现任何文献须修正我的观点，倒是有些资料，可以加强立论。举例来说，孟心史先生曾强调玉牒的作用，认为其中当有康熙（清圣祖传位于十四皇子允的暗示、笔者不以为然。玉牒所载，不外是人名、出生、封赏而已，何能暗示出来？见本书页52。但我当时未见实物，只是一种推测。后来亲阅“皇史宬”所藏的玉牒，证实了自己的论断。诸如此类尚多，不烦赘举。
这次再版，图片、文字上都作了一番修订。特别应一提的是，增添了一个雍正档奏折索引。通过它，不但对密折的情况一目了然，而且某人之资料在几册几页，一索即得，相信这会对研究者带来不少方便。最后由衷地恳请海内外方家赐正。
1984年夏广岛大学会馆
佐伯序
论者咸谓康熙、乾隆两朝，乃清代政治、文化昌盛之期，而雍正适居两者之间，其十三年治绩，往往为世所忽略，即学术界亦复如是。
谚云，王朝基础多奠定于第三代，雍正帝正为清入关后第三代君主，有清二百数十年之基盘，即为其所奠定。伊继御时年四十有五，正值春秋鼎盛之际，且非夙居禁宫、不谙世事，而于官场、皇族之积弊痼习早了然于胸，故甫嗣位即拟根除此等弊害。
其时最大弊害有二，一为满洲贵族之擅权，彼等以征服者姿态出现，主张享有各种特权，且干预储贰之建立，侵及君权。另一为官僚之朋党。此两者雍正帝早已觉察。伊为满族君主，亦为支配汉人之天子，若许满人享有特权，措政自难公正，且将危及君权，是以限制满洲贵族擅权，而采取中国传统式之独裁政制。
独裁君主最忌官僚植党。科举制度下，主考与及第者辄形成亲密之师生关系，此种关系终身存在，因而促进官僚之朋党化。朋党立则营私谋利，紊乱政治，且相互偏袒，蒙蔽君主，使下情无以上达。雍正帝之重用田文镜、李卫，正为此二人非科举出身，无此等弊害之故。
雍正帝欲周知天下庶务，行公正之政治，乃借奏折搜集情报。所谓奏折，系臣工所上之报告，文官自布政使、武官自总兵官以上，凡有见闻，即职责之外者，亦得密奏。如地方衙门之政治、人事问题，官员贪污受贿问题，盗贼叛乱问题，以及天候变化，农作丰歉、米帛价格等经济问题，胥在密奏范畴之内。此类奏折臣下缄封直达御前，天子亲拆亲阅，旁人不得与闻。雍正帝每于灯下披览，一日有多至数十通者，皆朱笔手批，发回具奏人，故虽深居大内，而于各地官僚之作为，政治、经济及社会动态，无不了如指掌。又因此等奏折来自四方，同一事有多人具告，如有错谬、虚报，可立时察出，帝即严词切责，毫不假贷，具折者遂不得不报告真相，是以可信度甚高，雍正帝即据此施政，故可称之为奏折政治。帝借此极度发挥其独裁权，由是康熙以还弛缓、颓废之纲纪，得以振刷一新，从而奠定清廷统治天下之基础。睹此可知奏折乃当时有关政治、社会及经济等问题之基本史料。应特别一提者，此中有关地方衙门之史料甚夥，多不见于《实录》、《起居注》等官书，如官制、胥吏、公费及养廉银等，在在皆有，借此可获悉地方政治之实态。而折上附有雍正帝朱批，其性格及政治理念均有生动之反映。又如地方官任命之经纬，自帝与督抚间奏折往来中，可得而明。
研究《雍正朱批谕旨》，于当时社会之断面，即政治、经济及社会等真相，皆可深入了解，盖其他史料，因撰述者立场不同，不免偏颇失实，《朱批谕旨》则少此等缺陷，读之可明当时实况。更可上溯前朝，下推后世，作成一近于真相之中国近代史。吾人不能不推崇《雍正朱批谕旨》乃一价值极高之史料。
杨君启樵，1970年修毕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博士课程，乃一笃学覃思之近代史研究者。渠深悉《雍正朱批谕旨》之重要性，十余年前已着手钻研。刊本所载八千余折自在其研究范围之内，且曾数度赴台湾，遍阅“故宫博物院”所藏已刊及未刊原折二万余件。以此为根据，复加以中土及朝鲜史料，积十余载之岁月，终于完成《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刊行问世。
是书于独裁政制之沿革，雍正帝之性格及政治之关系，实行革新政治之背景，密奏政治之实态，乾隆初刊行《朱批谕旨》之理由，刊本《朱批谕旨》改窜之里因，田文镜、李卫等封疆大吏获宠之颠末，无不条分缕述，详评细论。更有值得特别提出者，是书多订正一般通说，独创新论：如雍正帝弑父篡位，戮年羹尧灭口，及被刺暴死等等，均提出异议，予以崭新之见解。总之，是书史料广博周到，分析缜密细致，刻画雍正帝及其时代生动详尽，读此，吾人于当时之社会，可获深切之理解。
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198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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