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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牛棚杂忆》(手稿珍藏版)
季羡林先生81岁时抄写的《牛棚杂忆》手稿完整、清晰呈现
第一版限量1500册
每册独立编号
每册加盖季羡林先生印章
随书附赠《牛棚杂忆》(水墨插图版)、马良书先生为本书所绘水墨画二幅(宣纸印刷,原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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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这份手稿是季羡林先生在81岁高龄时奋力抄写的,曾经一度以为被送人,在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这份手稿无论是史料价值还是文物价值都很高。手稿字迹清晰,书法功力也可见一斑,十分适合收藏。为了保留这份手稿的原汁原味,特地定制接近原稿的内文纸,防止手稿受损,外包装采用了盒装,在礼盒中还配套了一本特制《牛棚杂忆》(水墨插图版)来供查阅,马良书先生为本书绘制的水墨画,也将原大复制,可供装裱或是收藏。 《牛棚杂忆》是季羡林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其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作品。本书记录了季羡林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遇和经历,用他的话说是“一本用血换来的,和泪写成的小书”。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良知在书写历史,用极为真切、理智的笔触去描写发生他和他身边一群知识分子身上的事,同时对于这段经历有深刻和理性的思考,无疑,这是一本非常可贵的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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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季羡林,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早年留学国外,精通12国语言,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著作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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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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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杂忆》目录
一 缘起
二 从社教运动谈起
三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四 对号入座
五 快活半年
六 自己跳出来
七 抄家
八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九 千钧一发
十 劳改的初级阶段
十一 大批斗
十二 太平庄
十三 自己亲手搭起牛棚
十四 牛棚生活(一)
十五 牛棚生活(二)
十六 牛棚生活(三)
十七 牛棚转移
十八 半解放
十九 完全解放
二十 余思或反思
二一 后记
《牛棚杂忆》编辑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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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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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杂忆》精彩书摘
缘起(部分)
我感到悲哀,是因为我九死一生经历了这一场巨变,到头来竟然得不到一点了解,得不到一点同情,我并不要别人会全面理解,整体同情。事实上我对他们讲的只不过是零零碎碎、片片段段。有一些细节我甚至对家人、好友都没有讲过,至今还闷在我的心中。然而,我主观认为,就是那些片段就足以唤起别人的同情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于是我悲哀。
我孤独,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已届耄耋之年,在茫茫大地上,我一个人踽踽独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年老的像三秋的树叶,逐渐飘零。年轻的对我来说像日本人所说的“新人类”那样互不理解。难道我就怀着这些秘密离开这个世界吗?于是我孤独。
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想再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于是我恐惧。
在悲哀、孤独、恐惧之余,我还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当干,什么事情又不应当干,决没有任何坏处。
就这样,在反反复复考虑之后,我下定决心,自己来写。我在这里先郑重声明: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坦然处之,“只等秋风过耳边”。谎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所愿为。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有信心的。经过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炼狱的洗礼,“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如果有人读了我写的东西感到不舒服,感到好像是揭了自己的疮疤;如果有人想对号入座,那我在这里先说上一声:悉听尊便。
《牛棚杂忆》后记
我从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止,断断续续,写写停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为本书写了一本草稿。到了今年春天,我忽然心血来潮,决意把它抄出来。到今年六月三日,用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抄成定稿。草稿与定稿之间差别极大,几乎等于重写。
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否则,我只能说谎了。定稿与草稿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定稿中的刺儿少了一点,气儿也减了一些。我实际上是不愿意这样干的,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尔。
我在书中提到的人物很不少的。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有三种情况:不提姓名,只提姓不提名,姓名皆提。前两种目的是为当事人讳,后一种只有一两个人,我认为这种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危害极大,全名提出,让他永垂不朽,以警来者。
无论对哪一种人我都没有进行报复,事实俱在,此心可质天日!“文化大革命”后,我恢复了系主任,后来又“升了官”,在国家权力机构中也“飞黄腾达”过。我并不缺少报复的能力。
我只希望被我有形无形提到的人对我加以谅解。我写的是历史事实。我们“文化大革命”前的友谊,以及“文化大革命”后的友谊,我们都要加以爱护。
现在统计了一下,我平生著译的约有八百万字,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产品。如果“文化大革命”中我真遂了“自绝于人民”的愿,这些东西当然产生不出来。
这对我是一件大幸呢?还是不幸?我现在真还回答不上来。——由它去吧。
一九九二年六月三日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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