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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um 039 The Theoretical Models of City Governance and Their Evolution Logic Mao Shoulong 054 Government, Political Actors and Governance in Urban Policies in Brazil and Sao Paulo Eduardo Marques 084 Different Paths for the Governance of “Problematic Neighbourhoods”and Their Transitions over Time Li Bingqin 109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and Global Art District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in Factory 798 and Songzhuang Zhang Yue 123 From Disaster Management to Disaster Governance: Research on the Urban Community Disaster Relief System in China Chu Songyan,Song Xiongwei and Yu Xianzhong 146 Governance Theory 147 Philosophy of Governance Theory Weng Shihong 166 Governance Policy 167 China’s Hukou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Its Evolution Wang Feiling 191 Three Mechanisms in Regul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s in China Zhong Zhifeng 224 Urban-Rural Grassroots-Level Governance in China: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Yuan Fangcheng and Liu Hongxia 277 Case Studies 278 The Double Varia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Controlling the Bureaucracy: The Clue of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Appraisal in Hangzhou Huang Junyao 311 Academic Events 312 Exploring the Political Logic of China’s Reform and Consciously Pushing forward Political Progress: Overview of the First Roundtable Meeting for China’s Top 30 Political Scientists 319 Latest Books and Articles: Urban Governance 320 Chinese Articles 323 Chinese Books 325 English Articles 330 English Books 334 Invitation of Articles toChina Governance Review 內容試閱： 一、民意影响决策的主要机制 民意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依据。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民意实际上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合法性来源，几乎所有决策者都会声称自己的政策反映着广大公民的意愿和需求。中共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群众路线”被认为是中共获胜的重要“法宝”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群众路线”就是一种民意政治。中共历届领导人在总结经验时都反复强调，什么时候党与人民的联系紧密了，党的事业就会成功；什么时候党脱离人民了，其事业就会遭致失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再度运用了民意这个“法宝”。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1]。 然而，公共政策实际上是否反映公众的需求和意愿，并不取决于决策者的愿望，更不取决于决策者的自我宣示，而首先取决于是否存在一套通畅地传递民意的表达机制和体现民意的决策机制。邓小平不仅提出了“人民满意”论，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要确保政府政策反映民意，关键在制度。他在改革开放初就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他大力推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特别重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制度建设。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十三大首次提出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改革议题，着手建立一套真实反映民意的决策机制[3]。经过近30年来的摸索，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意影响决策的特殊机制，主要是影响决策的民意表达渠道和处理机制。它们包括：“两会”、“内参”、“政治教育活动”、“信访”、“听证会”、“恳谈会”和“网络问政”等。其中，有些机制在过去就以某种形式存在，但现在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作用；而有些则完全是这些年中形成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过去所没有的。 “两会” 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制度化民意表达机制。“两会”是一年一度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简称，也是中国法律规定的基本政治制度。“两会”制度从1949年中共建政后不久形成，其中政治协商会议早于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召开，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9月15日召开。但在1980年代前，“两会”自身的活动并不正常，经常被各种政治运动中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完全陷于停顿状态。改革开放前，即使召开“两会”，其重点也不在表达民意，而在完成党和政府交付的“法定程序”，它们也因此被戏称为“花瓶”。上个世纪80年代后，这种状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是“两会”开始常规化和制度化，“两会”各有自己的年度例会。其中，人民代表大会从中央到省、市、县、区、乡镇均召开年会，而政治协商会议则只在县市级以上才召开年会。其次，除了完成党和政府交付的法定程序外，“两会”开始日益重视民意的收集和表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参加“两会”前，通常会想方设法征求自己所在地区或行业的公众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提案”。这些“提案”分别经由人大和政协的“提案委员会”审核后，直接提交给政府责任部门，政府责任部门在收到这些“提案”后必须就如何处理这些“提案”做出回应。每当各级“两会”召开前夕，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设法听取民众的意见，然后形成各种各样的“提案”，已经成为公众民意影响政府决策最重要的制度性渠道。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间，“两会”提案和议案数量超过了10万件[4]。近年来许多网民还通过微博向“两会”代表和委员提出各种建议，出现了所谓的“微博问政”。“两会”的年度例会，也因此成为社会关注度最高的政治事件，是中国政治的一道风景线。 “内参” 是中共内部民情上达的重要政治信息渠道和决策依据。中共执政后逐渐建立了一整套十分完备的内部政治信息传播机制，作为各级权力机关了解民情，做出正确决策的重要机制。五花八门的“内参”，不同于向上级权力机关汇报和请示工作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反映存在的问题、民众的意见，以及报送者处理相关问题的建议。“内参”所载内容多半是不宜公开发布的政治信息，包括负面的政治信息，如民众的抱怨等，因此，许多“内参”都被列入保密范围，不得随意扩散。在过去，中共的“内参”体系主要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组成。尤其是新华社，至今仍维持着最为重要的高层决策所依据的“内参”体系，包括《参考要闻》、《国内动态清样》、《内部参考》、《内参选编》、《参考清样》等。上个世纪90年代后，中共决策系统中的这一“内参”制度进一步发展，除了新华社、《人民日报》、《求是》等官方媒体拥有正式向中央决策层报送的数十种“内参”外，中央多数部委也各有其定期或不定期向中央决策层报送的行业性和部门性“内参”，一些重要智库如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国家行政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都各有其多种“内参”直接报送中央决策层。一些地方政府近年来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内参”体系，作为地方党政机关了解当地民情和制定地方政策的重要依据。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内参”中反映民众意见和需求的内容日益增多，而决策者经常在重要的“内参”上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做出“批示”，作为对民意的一种回应。 [1]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0页。 [2]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朝前看》，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 [3]参见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见《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每年“两会”议案、提案背后的力量》，见中国网报道，网址：http:news.china.com.cntxt2010-0228content_194913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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