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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托尼·朱特、余英时、何顺果、陈文茜,联袂致敬推荐。
从希特勒崛起到911恐怖袭击,和世界大潮交织纠缠一生的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思索百年,见证苏联式共产主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灾难性的失败之处,以及其中的残酷、血腥、骚动、沉沦和麻木……
“年代四部曲”之后,霍布斯鲍姆晚年最重要的综论性著作,收录22篇历史研究心得和体会的重要文章,触及了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以才华横溢的书写
“赋予历史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温暖、激情而敏锐,《论历史》是霍布斯鲍姆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遗产,任何关注历史应该如何被书写、记忆和理解,以及这为何重要的读者,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延伸阅读:
在躁动的时代,读霍布斯鲍姆!
《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从1789年到1991年,从法国大革命到冷战结束,全面展现200年来的世界史和全球化。
战后史学写作的高峰——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
现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门读物——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
最清醒、深睿、无畏的思想家之一——巴西前总统卢拉
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
內容簡介:
《论历史》是现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艾瑞克·霍布斯鲍姆80高龄之时编撰的重要著作。经过50多年的学术磨炼和人生积淀,霍布斯鲍姆将对历史的思考与感悟,全部融入其中,反映了这位世界级伟人毕生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怀。
在这本书中,他关心社会与政治两方面对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以及历史学家的责任;讨论历史对当代社会的作用,历史学对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科)的价值;检视各种历史的趋势与潮流,并予以批判评估;探讨马克思与当代历史潮流的关系;讲述欧洲历史、底层历史、俄国革命和破坏文明发展的全球性野蛮主义……通过本书的论述,霍布斯鲍姆引领读者一同思考历史的理论、实践和发展,以及历史与现代世界的关系。
这些文字展现了霍布斯鲍姆对于历史书写重要性的坚定信念,同时,展现了他精辟的分析、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观点。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之所以享誉世界,的确名至实归。
除了记住其他人已经忘记或想要忘记的事情之外,历史学家的主要宗旨,就是尽可能从当代的纪录中后退,而以更宽广的脉络和更长远的视野去观看与理解。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關於作者: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现代史大师。权威媒体评价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更是启迪大众心智的思想巨匠”。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盛赞他是“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
霍布斯鲍姆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扩至拉丁美洲。除史学领域外,他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社会学理论文章,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叛变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霍布斯鲍姆也是叙事体史学的大家,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他一生著作甚丰,真正使他荣登世界“近现代史大师”宝座的,是他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和《极端的年代:1914~1991》。它们结构恢弘,叙事晓畅,成为当代极为流行的历史著作,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获得了触摸历史的机会。
基于其卓越的文化贡献,霍布斯鲍姆曾于1998年被英国皇室授予英国荣誉勋爵(Companion of Honour)称号,也曾获得过欧洲最受关注且奖金额最高的人文和自然科学奖项巴尔扎恩奖(Balzan Prize)。
目錄 :
前 言
第1章 在历史之外与在历史之中
第2章 过去感
第3章 关于当代社会,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
第4章 向前看:历史与未来
第5章 历史学进步了吗?
第6章 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
第7章 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第一部分
第8章 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第二部分
第9章 党派意识
第10章 马克思给了历史学家什么?
第11章 马克思与历史学
第12章 所有人都拥有历史
第13章 英国史学及年鉴:一个注解
第14章 论叙事体的复兴
第15章 雨林中的后现代主义
第16章 来自底层的历史
第17章 耐人寻味的欧洲史
第18章 现在就是历史
第19章 我们能为俄国大革命下定论了吗?
第20章 野蛮主义:使用指南
第21章 自我认同的历史还不够
內容試閱 :
第18章 现在就是历史
有人说过,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只是穿上了炫目的外衣。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确有见地。伟大的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在1848年革命之后所写的罗马帝国史,反映了新生的德意志帝国。从恺撒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俾斯麦的影子。罗纳德希姆(Ronald Syme)更是如此。他的恺撒反映出法西斯的独裁者。把古典时代,或十字军,或英国都铎王朝历史写成20世纪的样子是一回事,直接写20世纪的历史又是另一回事。这种做法的问题及可能性,就是今晚我演讲的主题。我打算讨论其中的三个问题:历史学家生存年代的问题,或是说,历史学家的世代问题;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会不会随着时代而变的问题;如何摆脱这个时代的既有设定的问题。
假设你们将自己当成是研究19世纪的历史学家,在专业领域中,你们应该会极力地想摆脱1914年以后的观点。我对欧洲的看法就像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一样,也是从第一次萨拉热窝危机[1914年,法国总统密特朗(Mitterrand)为了提醒世界这个历史事件,还特地于1992年6月28日前往萨拉热窝参加斐迪南德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遇刺周年纪念,不过没有一个新闻记者真正注意到这件事]之后才产生的。
不过,最后我还是写了简明的20世纪史——始于萨拉热窝也终于萨拉热窝,或者也可说是终于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东欧国家的剧变。这个历史事件让我想要对于我生存的这段时间的历史做一番思考,我生于1917年,到现在,刚好跟我要写的历史时间相符。
不过,“我生存的这段时间”这个词也有问题。它假定了个人的预期寿命也是集体的预期寿命。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荒诞,但也确实是如此。如果大部分的人都晓得在自己生存这段时期里,世界史或本国史中所发生的主要大事,这并不表示我们一定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不过,其中的确会有人实际参与其中,甚至于在事件发生之际就已察觉这件事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我们接受大家对这些事件的认定。但是这种共识是怎么形成的?它真的如我们(从英国或欧洲或西方的观点来看)所想的那么理所当然吗?全世界各地区所共同承认的历史大事,数量不会超过半打。1914年不在其中,但“二战”的结束及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也许有。其他的事件之所以能算是因为它具有全球性的反应,但在各国的历史里却不是特别突出。十月革命就是一个例子。这样的共识可以维持多久?会不会改变、衰弱或转变?这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我之后将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将既有的当代历史架构放在一旁,另行建构一个符合我们自己经验的,那这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架构。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生存时间,以此为基准来看这个世界。也许在可比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跟别人合作,但在20世纪末的60亿人口中,这样的同侪团体在统计学上没什么重要性。我的观察点是建立在20世纪20年代我在维也纳的童年,是希特勒于柏林崛起的时代,这决定了我在历史学上的政治立场与兴趣,而在英国,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剑桥,也是一样。也许是因为这些背景,所以我的角度跟那些与我的历史解释同一立场的人,尽管处于相同领域——19世纪劳工史——对于相同问题有相同答案,也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其他的历史学家来说,如果他们缺乏回溯性的分析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什么不同。当有人写的历史不是古典时代也不是19世纪,而是他自己生活的时代时,他不可避免地会把个人的经验融入其中,甚至于我们评估证据的方式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是我来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由于我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射过一发子弹,因此我的写法势必不同于有战争经验的人——例如汤普森,他在意大利战场上担任过坦克指挥官,非洲学家巴兹尔戴维森(Basil Davidson)曾在伏伊伏丁那(Voivodina)及利吉里亚(Liguria)战斗过。
如果处于同一世代的历史学家就能有这样的差异了,更别提世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了。当我跟我的美国学生说,我还记得在柏林,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那一天的事,他们看我的表情,好像是林肯总统于1865年遇刺当天,我也在福特剧院一样。这两件事对他们来说,都是史前时代的事。但对我来说,1933年1月30日不仅是过去,也是我的现在。一个跟他妹妹一同上学的小男孩,在路上看到头条,至今记忆犹新。我还能看见当时的景象,只不过有点儿像做梦。
年龄差距对历史学家的确有影响。约翰查姆利(John Charmley)最近的作品《丘吉尔,荣耀的结束:一个政治传记》(Churchill,the End of Glory:A Political Biography)所引起的争论,鲜活地描绘出这一点。争论的重点不在事实,也不在于对丘吉尔身为政治家与决策者的评断。这些长久以来已不曾引起争论。也不在于张伯伦是不是比那些主张反抗纳粹德国的人更正确。重点是,查姆利博士跟那些在20世纪40年代成长的人的生活经验不一样,他没有他们的经验。历史上那段特殊的时刻,丘吉尔所说的话语深深触动了全英国人的心,但这种感觉之所以为人所怀疑,是因为真正体验过那段历史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当然我并不怀疑,我当时是身处于工人阶级单位下,是名工兵,负责在东英吉利建筑勉强能用的防御工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在560野战连的战友都不假思索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一定会上战场。并不是说我们一定会追随上级的指示,而是说我们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人们可能太不假思索,所以才对情势如此沮丧,但这也是法国陷落后英国会有的反应。同样,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来说也不得不如此,因为我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从诺福克(Norfolk)送来的报纸。而对我来说,唯一清楚的是,那会是个伟大的时刻,“英国最好的时刻”(Britain’s Finest Hour),不管这话出自谁的口中。“它是伟大的——而它就是战争”:丘吉尔将其诉诸文字。而当时,我就在那里。
但这并不表示为张伯伦作传的查姆利不应该重新再提那些主和派的过去——这些事情对于三十几岁的历史学家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战争世代的人来说却不可接受——让大家各行其是吧。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反法西斯分子不了解主和派的想法,因此不支持张伯伦或哈利法克斯(Halifax)。但是主和派有一个目的是与丘吉尔相合的,那就是维护大英帝国的存续,他们有很多优于丘吉尔的策略,只有一个地方不如。丘吉尔跟同时代的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一样,认为战争的失败与领土的丧失,远不及民族自尊的丧失来得重要。我们从现在英国的状况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我们就算不去研究档案,也知道主和派是错的,而丘吉尔只有这么一次判断正确,那就是认识到与希特勒谈判是不可能有成果的。就理性政治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我们认为希特勒的德国是“强权”,就像其他强权一样,希特勒必定会遵行连墨索里尼也会遵守的权力政治规则,但是他没有。20世纪30年代,每个人都相信谈判会成功,斯大林也认为如此。同盟国之所以成立用以对抗轴心国,并不是因为主战派战胜了主和派,而是因为德国的威胁促使各国不得不在1938span style="font-f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