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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主持人宏玖多年采访结集成书。与二十七位明星、作家深度对话。听蔡康永，汪峰，吕良伟，严歌苓，汪中求，大冰独家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
2. 宏玖，曾担任吴奇隆，刘墉，汪涵等明星的新书发布会特约主持人，策划“明星读书生活”节目，邀请了诸多明星来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
3. 该书是宏玖担任主持人以来的一个梳理，从明星、作家到守儿童与宏志班的故事，给人以鼓舞，向读者和社会传递正能量。
4. 宏玖，本名常宏玖。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现就职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都市人》、《今天我休息》、《读书俱乐部》等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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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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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宏玖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主持《读书俱乐部》节目已经八年。在这八年的时间里，他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有留守儿童，有顽强战胜癌症的女心理咨询师，有微笑面对白血病的花季少女……作者用真挚的语言将这些人的故事写成《听说》这本书，给人以鼓舞，向读者和社会传递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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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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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玖，本名常宏玖。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现就职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都市人》、《今天我休息》、《读书俱乐部》等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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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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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第一辑 开卷
蔡康永与汪峰的读书心得
三毛的三百七十五把钥匙
写“大”了的严歌苓
大冰的幸福之书
细节决定成败，读书决定未来
大哥范儿的吕良伟
希特勒的私人藏书馆
第二辑 往事
人艺的故事
他们的配音生涯
不一样的看守所印象
大发展时代的日本
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
现代名捕的破案传奇
抑郁处方
第三辑 亲历
海地战歌
无国界医生
走近三军仪仗队
在生命禁区做心理咨询
专职捉贼
留守的孩子们
宏志班的故事
第四辑 追梦
花田半亩，死神却步
极地之梦
九岁骑着单车去西藏
美国航母当大兵的北京小伙
一家三口的图书馆情缘
北京大妞的红酒之旅
台湾的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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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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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开卷
蔡康永与汪峰的读书心得
我经常在节目中讲，对于读书的氛围来说，目前不是最好的时代，读书节目也是如此，甚至被边缘化。我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调动大家读书的热情，哪怕是读实用性的书籍。
名人的影响力很大，你看微薄上的大号发个照片瞬间就可以被转发几万次，我在想，如果他们能积极发布关于读书的内容该多好啊。于是我策划了一个系列，叫“明星的读书生活”，让他们讲讲和书的故事。可惜只坚持了三个月，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话题没什么可谈的。不过还是有一些明星有话可谈，比如说蔡康永和汪峰。
宏玖：您购书的方式是网上购书还是实体书店购书？
蔡康永：都有。我在网上买书很疯狂，因为我在旅行的时候看到一些觉得好的书就会用手机给书拍照，回到台湾的时候就在网上一次性把它买齐。以前没有网络书店的时候，看到想看的书就要买下来，所以沿路要背很重的书，因为我看中的书大多都是印刷、装帧很棒的，是很重的大本书。自从有了网络书店，我再也不要扛书旅行了。网络书店的可怕之处在于你买了一本之后它就会给你推荐另外二十本。逛实体书店的话，书店无法陈列那么多书，可是网络书店会一直提醒你，如果你买了这一本，那么那一本也很适合你。最后你越看越多，就会一次买很大一个包裹。可是，对我来讲，不管怎么样，我一直都觉得在所有的花钱的东西当中书是非常便宜的一种，就算加上从海外运到台湾的运费，那些很重很大的书也依然比别的东西便宜很多。就算买到了以后不是那么满意，你一定很快就可以找到适合它的主人，你把它送人或者捐掉都没有问题。我觉得买书这件事情不宜错过，宁愿错买一百本不要错过一本。我在实体书店也是一样，随便翻两页就买下来，因为我觉得现在书店里的书更新换代的速度太快了，如果犹豫没买，下一次就再也找不到这本书在哪里了。
宏玖：您会用平板电脑或者手机阅读电子书吗？
蔡康永：每次旅行我都以为会读电子书，所以就带着电子书，但只要电子书和实体书都在我的背包里，我就一定把实体书拿出来看。虽然电子书的容量很大，可是我觉得它没有办法像翻纸质书一样很快翻到我想看的某一页。目前为止我还是偏好纸质书，可是我知道电子书是一定会越来越厉害的。
宏玖：除了主持人的标签之外，您还是一位作家，写书的时候有没有近似疯狂的感觉？
蔡康永：我在写《蔡康永爱情短信》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很长的爱情故事。本来已经写完了结局，送进印刷厂准备印了。当晚朋友们请我吃火锅要为我庆祝，结果到了火锅店的时候，我突然想要改那个故事的结局，我就拿出我的笔记本来在上面写。当时，火锅在我面前，一桌十个人，大家一直往我碗里夹东西，可是我埋头一直写，一直写，写好以后就赶快请人过来把它拿去印刷厂，修改了那个结局。蛮疯狂的。当时同桌吃火锅的人都觉得我很神经，这么紧张那两百字的内容，可是对我来说，不改的话，书印出来我就会很痛苦。这种疯狂的状况还蛮多的。我的胡子长得很快，如果待在家里写东西，只要待三天我就变成大胡子，看到我的人都大惊失色，觉得我好像要去当海盗一样。可是没办法，写书的时候顾不了别的东西。
宏玖：有些文字是疗愈系的，要帮助人们消除爱情中的苦，让人释然。你的文字呢？
蔡康永：疗愈系的文字其实比较多是针对有烦恼的人，要替他们解决烦恼。相对来讲，我的爱情故事比较适合跟大家一起分担烦恼，而没有企图去解决。我认为爱情当中遭遇到的苦其实不需要消除掉，而是要深刻地体会它。我们中文里面说爱到刻骨铭心的地步，刻骨铭心四个字听起来很动人，其实，要在你的骨头上面跟心上面刻字是多么痛的事情，这是你感觉自己存在的最重要的依据。所以你如果想要把爱情当中的苦通通消除掉，就只能够得到不刻骨、不铭心的爱而已。所以我反而觉得好好地从爱的苦当中体会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才是谈恋爱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所以相对来讲，与其说是疗愈，不如说是分担痛苦。
宏玖：您认为电视行业在走下坡路吗？现有很多主持人纷纷去高校当老师，您有这个打算吗？
蔡康永：我不相信电视的黄金时代消失了，我觉得只是节目被转到别的媒体上面去，很可能是转到网络上面去，它变成视频网站的收看方法压过了电视的收看方法，这个我相信。可是要告诉我说观众开始不看电视节目了，我觉得这是不会存在的。
至于做不做大学老师，我自己当初做老师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我看到学生一届一届毕业离开教室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能离开那个教室，觉得很恐慌。搞半天，原来他们可以闪人，我闪不掉。所以我大概教了两年觉得受够了，我也要自由自在地离开，我不要困在教室里面。所以应该不会再选择回学校教书这条路。
《康熙来了》的录制一直有个很幸福的状态，我节目组的人员相处得很快乐，观众也还依然愿意看这个节目。我觉得如果我要再挑战别的节目形态，虽然也许不一定会很惨，可是起码很难再达到做《康熙来了》这么开心的程度，所以我宁愿把其他时间花在写东西和电影上面。
如果做电影，我希望预算小一点，因为小一点的话对于票房的压力就小一点，背着太大的票房压力最后就会患得患失到一个很恐怖的程度。像《康熙来了》这个节目之所以可以做很久，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它预算很低。它没有贵到让别人受不了，所以就算有的时候收视率不是那么好，电视台也不至于肉痛。拍电影也是一样，你如果发疯地拉很多资金来拍，他们就要准备好面对巨大的票房压力，相对而言我希望做一个预算小小的、大家自由自在地做的电影。
宏玖：很多音乐人都有很高的文学造诣，比如鲍勃迪伦就是一位诗人，除去旋律，歌词依旧震撼。你认为一个好的音乐人是不是应该具备很高的文学素养呢？
汪峰：一个好的音乐人在我看来至少应该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如果有比较高的文学素养更好。当然，我是指创造型的音乐人，也就是全能创造型的词曲兼做的音乐人。歌词在一首歌里的重要性随着时代的变化应该是越来越重要的。事实上，流行歌曲和摇滚乐发展到今天，很多时候歌词起到了一首歌的灵魂的作用。每一个听歌的人会从你的歌词里感觉到、探究到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如果是一首精彩的歌曲，那他的表达方式、语句方式以及用词的方式，这些表面的文学技巧事实上对整首歌影响很大。有了这样的歌词，才会给听众带来思想内涵和震撼力。歌词和旋律的配合也是很讲究的一个创作部分。一个创作人具备比较高的文学素养，是他能够有比较好的创作素质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宏玖：《信仰在空中飘扬》改了二十二稿，写了五年，为什么如此较真呢？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
汪峰:《信仰在空中飘扬》改了二十多次，差不多五年，有人说这是较真，应该可以这样说，首先是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太庞大，有高度的概括性，所以如果内容部分不符合这个歌名的重量感，就代表着失败。所以每写完一稿，我都会反复检查，觉得不好就再改。所以写了二十多稿。最终的这一稿改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觉得再没有可以修改或代替的，才决定使用。
整首歌曲的歌词部分实际上是大量的信息和意向，很多自然景物的意向，很多想象中的影像。其实整体表达的是现代生活中缺失的那些精神力量。事实上，我觉得中国人最缺乏的是对信仰的敬畏，以及在自己内心深处对信仰的清楚认知。这首歌曲也不是简单地呼吁信仰，事实上这首歌曲的众多段落中大量的歌词在讲述着很多潜意识中一个人一生中要经历的那些坎坷、起伏，以及难以言传的瞬间。它是想象力的集成，而不是简单地描写信仰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所以这首歌写的时候非常艰难，但是最后一稿写得还比较顺利。当然也还是要感谢鲍勃迪伦，我这首歌的灵感完全得益于他的《答案在空中飘扬》。
宏玖：你说希望在生活中汲取营养，素材要贴地气，那么创作会不会被自己的经历局限住呢？如何突破自己？
汪峰：每一个创作者都会被自己的经历局限住，创作事实上是在局限的范围内尽量摆脱限制，达到无限。想突破自己，就要注意突破自己的惯性，要去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包括阴暗面，真正做到高度清醒地认知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不要循规蹈矩，要站在更宏观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作品和你要表达的意念。
当初写完《晚安，北京》这个小说的时候，回想起年轻时候很多的经历，要说是对少年时代的祭奠，我觉得有点严重，应该是对我生活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20世纪初这十年时间的回顾。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他们的所思所想就是我的所思所想。我原本就喜欢文字的表达，所以很愿意专注地投入到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去，这样既能让自己在文字表达上面得到满足，又能提升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再有就是，构思故事时需要设计强大的戏剧冲，这样就能在一个比较引人入胜的故事里面表达自己对周围世界的看法。
宏玖：在全媒体时代，在微博碎片化写作时代，你觉得读书的意义在哪里？
汪峰： 事实上，读书的意义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也许有一天纸质读物全部都消失了，但是读书这件事不会。因为这两个字并不是指你一定要针对什么样的媒介阅读，而是要去阅读所有你未知的，或者你喜爱的文字，去收集有意思的信息，去欣赏大量优美的诗句。我更年轻的时候没能够更清楚地意识到读书的意义，到了现在，我觉得读书的意义是提升一个人的理解能力，提升一个人从教育体系里得不到的素质。一个人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起起伏伏，当坎坷、挫折来临的时候，读过很多书的人会具备良好的自我调整能力，能够很快地平复情绪，克服困难。总之，读书对一个人很重要，对这个世界很重要，因为它能带来更多的想象力。
三毛的三百七十五把钥匙
1991年1月4日凌晨，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自杀身亡，掀起了轩然大波。三毛并未留下任何遗书，至今，她的死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但在2011年1月4日，在三毛离开我们二十周年之际，三毛的最后一封信面世了。将这封信呈献给我们的人是三毛生前好友眭澔平。他和三毛有一个约定：合出一本书，合走一段路，合作一张唱片。
为了这一份故人留下的功课，眭澔平走上了三毛未完成的旅途，继续三毛在文学、音乐和旅行上的梦想，用二十年的时光，二十个三毛的故事，二十首纪念三毛的歌曲，二十段三毛尘封的录音，二十幅为三毛创作的画卷，以及二十年、一百八十多个国家的旅行记录，为三毛，为读者，也为自己完成了这部作品。
眭澔平曾经是台湾家喻户晓的主持人，口才极佳，上节目之前经过交流，我感觉此人真乃“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典范。他经历非常丰富，精力也极其旺盛，岁月的沧桑挡不住他炽热的目光。两个小时的访谈仿佛让我穿越到了当年，见证了他和三毛的这段交情——他们应该算是忘年交。
三毛大我将近十七岁。以前，三毛会看我的电视新闻，我会读她的美好的散文，这两个文虽然不一样，却让我们在认识之前对彼此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写第四本书《台湾的风云人物据点》，我选了台湾八位非常杰出的人士，我不想做那种常见的比较肤浅、轻薄、短小的电视报道，我想做一个比较深度的心灵访谈。做了三毛的访谈之后，我就跟她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因为发现我们有相当多的共同的特质，我们俩最喜欢的三本书，几乎是完全一样的。第一本是《红楼梦》，第二本是法国人写的《小王子》，第三本是美国人写的《麦田的守望者》。当我们谈到这三本书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简直有了完整的心灵交流，感觉到其实人生不只要寻找一个可以恋爱结婚的伴侣，更可贵的是寻找一个所谓的心灵伴侣。这就是我用《红楼梦》的五个人物来写三毛的五个性格特质，她为此拍案叫绝的原因。
与三毛初识，我觉得她是六个字可以形容的：温暖，真诚，热情。但是她有很多面，她有着“唯恐夜深花睡去”的史湘云的浪漫，有着充满才情而且又敏感多疑的林黛玉的才华，又有着相当自我、孤独、忧郁的个性。其实她也像王熙凤那样漂亮、能干、大方，而且主动关心别人，把她自己的家料理得井井有条，像大观园一样。但是她最可爱的一面在于，她像贾宝玉一样，拥有一颗非常贪玩、调皮的赤子之心。而且，她还有知进退、懂自律、喜怒不形于色的薛宝钗的一面，这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我对三毛的这些认知，真的是一种心灵聚焦、以文会友的感情，非常纯洁，而且非常深刻。
三毛去世之后，眭澔平做的最重大的决定就是辞去电视台主播的工作，放下一切光环，到英国去完成博士学位。他开始背着背包，一个人穿着短裤、背心、球鞋，自助旅行，游遍世界各地。
其实在三毛自杀之前，我就开始思考，人生究竟要“快活”，还是要“慢活”。这等于埋下了我辞职的种子。我是在当年的7月29日离开播报台的。那时，我们的电视台在台湾收视率最高，我跟所有观众道别的时候，心里确实是万般不舍，而且我并不确定未来是否可以走得很好。所有的人，包括观众、同事、朋友，甚至我的家人，全部都骂我：“你怎么这么傻，怎么会放弃这样的工作？”“你将来回来还找得到这样的职位吗？”“你觉得你离开之后观众还会记得你吗？”但是当时我就下定了一个决心，就是希望我这个眭澔平不是一个所谓的电视主播眭澔平，我就是我，我很高兴。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我还是没有任何头衔，我还是很高兴。今天我有机会在这边接受访问，能够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心得，完全是因为三毛给了我一份鼓励，让我走进了一个更开阔的世界。
眭澔平跟三毛是知己，但不可回避的是，1991年1月4日凌晨，三毛离开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之前的几天，三毛偷偷地将她人生的最后一封信夹在她的最后一本书《滚滚红尘》当中，送给了来医院看望她的眭澔平，但当时眭澔平并没有翻开那本书——更遗憾的是，三毛自杀前给眭澔平打过电话，他并没有接到。
我刚好在香港办签证，而且那个时候没有手机，非常可惜，她的两通电话我都没有接到。一通应该是白天打的，第二通是半夜，可能就是在她即将离去之前。
其实呢，在1月2日我去看过三毛。当时我预计1月5日去英国，我还跟三毛讲好，说，这次你不能去，我先去，我回英国，不直接飞到希思罗机场，我要从北京到乌兰巴托，然后从外蒙进入伊尔库茨克，我要从贝加尔湖那边坐东方特快车，横跨整个西伯利亚，从亚俄到欧俄进波兰，然后再进东西柏林，从柏林再飞回,英国。
看完三毛，我就从台北飞香港，开始办签证。1月3日那天办签证，1月4日，我就在香港听到她的死讯了。那个时候我非常震惊，不只是因为没有想到她会在答录机里面留下了那两通电话，还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她藏了一封信在送给我的书里。我那时只是简单地以为，我送了她我的新书，她回赠给我她的新书。
后来，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有个俄罗斯的海关人员动作非常粗鲁，把我放在桌上的三毛的书碰到了地上，还被别人踩了两脚。我把书捡回来的时候无意间发现，里面露出了纸片的一角，仿佛里面夹了非常薄的一张纸。我把书打开来才发现，那居然是三毛在1月2日的时候写给我的一封信，就是所谓的三毛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后来我听到三毛的那个电话录音的时候，心里真是刀割一样啊！
现在，20年过去了，我完成了她留给我的四堂课：文学、音乐、绘画和旅行。我帮她把梦想实现了。
时光回到1991年1月2日，在这一天，三毛夹了一封信在书里面。她想不到，直到1月6日，眭澔平才在从西伯利亚回到英国的旅程中看到这封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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