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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传记文学第一名家叶永烈的重磅代表作。
★首部从领袖史的特殊视角解读毛泽东的传记经典。
★揭开重重迷雾， 披露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沉浮命运；展现苦难辉煌，细解政治强人毛泽东的崛起之谜。
★毛泽东的故事，是一部党史，一部革命史，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回望伟人跌宕起伏的成功之路，每一个不甘平凡力争上游的普通人，都能从中汲取最强大的正能量。
★作者用流畅的文笔、生动的描写来表达严肃的题材，从而与其他许多文字干巴巴的政治读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多年独家的采访资料，在增加内容可读性的同时，也增加了本书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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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揭开重重迷雾，披露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沉浮命运
☆展现苦难辉煌，细解政治强人毛泽东的崛起之谜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诞生后，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十四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六个领袖，即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经历了一右三“左”即陈独秀的右倾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与博古的三次“左”倾。直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是十四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十四年间取得辉煌的胜利。这究竟是历史的选择，还是时势的造就？
作者专程赴井冈山、瑞金、遵义等地采访，并在北京等地访问了众多的历史见证人、知情人和中共党史专家，查阅了大量有关的历史文献、档案，以翔实、流畅的笔调，并以崭新的、特殊的“领袖史”视角，写出了毛泽东当年的沉浮，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如何上台、在台上如何作为、如何下台及下台后的政治与人生命运如何？
◎历史一开始并未青睐毛泽东，他几度被撤职，几度遭批判，一次被捕，几番病重，他如何在时代风云和党内斗争中傲世崛起？
◎瞿秋白上庐山与鲍罗廷密谈，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关于卢福坦想当总书记而没有当成的情况的原始谈话记录，“三人团”、“AB团”以及高层领导间的争论和斗争，这些中共早期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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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教授 。1940 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 岁起发表诗作，19 岁写出第一本书，20 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 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著作为“ 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红色历程；长卷《“四人帮”兴亡》以及《陈伯达传》，是中国十年“文革”的真实写照。《邓小平改变中国》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此外，还有长篇自传《华丽转身》、采访手记《出没风波里》以及《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以及记述美国“9·11 恐怖袭击事件”的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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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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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第一章 毛泽东之前
“ 赤色人物”从上海涌向武汉
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总书记“不光荣地结束”
瞿秋白崭露头角
“ 火炉”里的紧急会议
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
中共由右向“左”偏航
向忠发当上总书记
李立三日渐掌握实权
瞿秋白的复出和再度挨批
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王明成为中共新领袖
“ 铲共专家”诱使顾顺章叛变
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卢福坦想当总书记
24 岁的博古出任中共中央负总责
第二章 井冈风云
历史老人并未偏爱毛泽东
农民运动的“王”差一点被处死
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捐躯沙场
当革命的“山大王”
收编“绿林”袁文才
毛泽东智服王佐，进军井冈山
受到打击，毛泽东成了“民主人士”
朱德和毛泽东胜利会师
“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来历
游击战“十六字诀”的诞生
“ 打败江西两只羊”
“ 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 钦差大臣”瞎指挥
“ 黄洋界上炮声隆”
藏在伞把里的《井冈山的斗争》
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
毛泽东提出“围魏救赵”之计
井冈山在风雪中陷落
“ 红军舞龙头，白军耍龙尾”
毛泽东和彭德怀“第二次握手”
误杀袁、王使井冈山得而复失
第三章 驰骋赣南
毛泽东承受落选和疾病双重压力
李立三、周恩来、陈毅在沪起草“九月来信”
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打了大败仗
复出的毛泽东着力整顿红四军
毛泽东写长信批评了林彪
毛泽东“春风得意”驰骋赣南
李立三猛烈抨击毛泽东
“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伪造毛泽东亲笔信差一点惹起大祸
从上海派来中央“三人团”
“ 横扫千军如卷席”
“ 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第四章 瑞金浮沉
红都瑞金盛大的“提灯游行”
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又遭“批判”
周恩来成为中央苏区最高首长
毛泽东“退隐”东华山
赣州之败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毛泽东改“北上”为“东征”取得大胜
经周恩来力争，毛泽东恢复总政委要职
前方和后方首脑为毛泽东产生严重分歧
毛泽东在宁都被剥夺军权
遭罢官的毛泽东在汀州休养
博古从上海来到瑞金
罗明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
挨整的“毛派”——邓、毛、谢、古
“ 就要使毛泽东威信扫地”
毛泽东被架空了
第五章 艰难岁月
蒋介石坐镇庐山
博古也请来了德国“高参”
“ 独立房子”的主人
公审萧劲光引起的争执
福州南校场升起“反叛之旗”
红都瑞金在大兴土木
“ 崽卖爷田心不痛！”
毛泽东“病休”在会昌
张闻天跟毛泽东在大樟树下倾心而谈
“ 红色华佗”星夜兼程为毛泽东急诊
第六章 长征途中
“ 三人团”决策西征
“ 鸽子飞了！”
惊动了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休养的蒋介石
蒋介石查明了“萧克旧径”
鲜血染红了碧绿的湘江
毛泽东说：“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在“飞行会议”中重新崛起
黎平政治局会议支持毛泽东
李德终于“靠边站”了
心慌意乱的王家烈
飞渡天险乌江
第七章 遵义曙光
诈开城门智取遵义
国民党得到“毛泽东当主席”的情报
“ 毛、张、王”同住古寺巷
“ 柏天顺”酱园的小楼成了纪念地
逐步查清历史的“黑角”
对于遵义会议20 位出席者的考证
正报告· 副报告· 反报告
毛泽东发射“重磅炮弹”
博古和李德陷入四面楚歌
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中共负总责
冒雨倾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
红军又成了“朱毛红军”
新的“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
第八章 党的领袖
陈云赴苏争得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
张国焘发起了严重挑战
林育英鼎力支持毛泽东
“ 神仙”王明从天而降
季米特洛夫警告过王明
连王明也高呼“学习毛泽东”
张闻天辞去中共负总责
凯丰制订宣传毛泽东的计划
王稼祥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
邓拓编选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中共“七大”
“ 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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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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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和后方首脑为毛泽东产生严重分歧
说实在的，毛泽东能够复总政委之职，全然由于周恩来的力争，因为周恩来毕竟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虽然周恩来按照组织手续为此向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请示，任弼时在作了一次否定之后，也不能不考虑到周恩来的职务，最后勉强同意了。
毛泽东的复职，却导致前后方领导人物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前方——“军事最高会议”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
四比四，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彼此顶牛。
在前方，虽说周恩来是“军事最高会议”主席，但他非常尊重毛泽东。朱德则是毛泽东的“老搭档”。王稼祥呢？他原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派出的“三人团”之一，也曾经颇“左”，不过他跟毛泽东一起共事，日渐转为支持毛泽东。这么一来，前方的核心人物，实际上是毛泽东。
王稼祥曾这样忆及他在龙冈跟毛泽东相识后的印象：
初见了几次面，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印象：他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是不相同的，是有其独特的地方，虽然我当时还掌握不住这些独特的地方。只觉得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力并具有说服力。
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王明的竭诚的拥护者王稼祥，自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常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慢慢被毛泽东的魄力和魅力征服。
后方的核心人物是任弼时。他是“三人团”的首席，进入中央苏区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另一名“三人团”成员顾作霖则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任弼时后来成为毛泽东忠诚的拥戴者、亲密无间的战友。不过，当他受命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而进入中央苏区时，却唯王明、博古马首是瞻。正因为这样，主持赣南会议批判毛泽东的便是他。自从读了张闻天在《红旗周报》上发表的社论，看了中共临时中央5 月20 日密电，他更明白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斥态度。正因为这样，他一而再地阻拦毛泽东恢复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
项英自从到达中央苏区后，在党内的职务便比毛泽东高，并与毛泽东在工作中几度产生分歧。他也受到过王明路线的排斥——因为他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派往中央苏区的代表。
项英其人，组织观念颇强。他没有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可是，当他从赣西南萧道德等人那里见到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十月来信”，很快就表示服从王明路线的领导，受到任弼时的赏识。
在缴获公秉藩部队那台大功率无线电台后，1931 年10 月，中共苏区中央接到中共临时中央的第一号电报，便是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选名单的指示：
政府执行委员名单，在任弼时处有。但须除去向忠发、周勉群、邝继勋，加徐锡根、陈绍禹、关向应、瞿秋白及各地苏维埃政府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这份电报，透露了任弼时地位的重要性。他前来中央苏区时，身边带着未来的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名单。
当时的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为曾山。照第一号电报的意见，政府副主席为张国焘、曾山。但是，任弼时在1931 年10 月31 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名义， 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提议项英任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曾山改任土地人民委员，得到了上海的同意。这样，项英主持了全苏“一大”，当选主席团主席，当选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而且排名于张国焘之前。这么一来，项英更加听命于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了。
至于顾作霖，作为“三人团”成员，当然倒向任弼时。作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当时思想也“左”倾，他在肃反中搞扩大化便反映了他的“左” 倾思想。
前后方“四对四”的矛盾，围绕着毛泽东的复职，猛烈地爆发了！
第一个回合是在8 月24 日，红一方面军原计划攻打江西东部重镇南城。毛泽东发觉那里已有敌人3 个师17 个团兵力守卫，主张不动。周、毛、朱、王意见一致，周恩来致电后方。8 月28 日，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来电，认为前方不攻南城是错误的决定，要求红军主力绕至宜黄一带寻战敌军主力陈诚部队。前方只得遵命，结果在向宜黄一带移动时遭敌袭击，一个多团失去联络。
第二个回合是在9 月23 日，敌增援六个师，后方要前方“攻城打援”。前方， 周、毛、朱、王两次致电后方：“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大不利局面。”可是，后方于9 月25 日复电，仍坚持要前方“积极地出击敌军”！ 9 月26 日，周、毛、朱、王又致电后方，表示不能“打强大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
红军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无线电台，本来是为指挥作战提供快捷通讯，此时却让前后方首脑间为无休止的争论而困惑。前后方的战略意图如此南辕北辙，
在红军作战史上也是空前罕见的。
说穿了，无非是后方首脑认为，毛泽东复职等于“右倾机会主义”上台， 叫你打南城你不打，叫你攻城打援你又不打，不是“右倾”是什么？前方呢， 首脑们面对敌军，深知敌情，不能不量力而行。
论指挥打仗，毛泽东确有一套过人的才略。指挥三次反“围剿”时，军权集中在他一人手中，打得潇洒，打得自如。眼下，他要左请示、右汇报，把他也弄得很不自在。
终于，第三个回合，导致前、后方的争执白热化了。
那是9 月26 日，前方忍无可忍，决定置瞎指挥的后方首脑们于不顾，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
这个“训令”是得到“军事最高会议”及其主席周恩来同意发出的。
“训令”指出，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但是， 目前“敌人坚守据点”。在这样的形势下，红一方面军应该抓紧时间，在向北地区做群众工作，“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以求“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
当无线电波把“训令”从前方传到瑞金，后方首脑大为震怒。当时，项英和邓发出差到闽西去了，主持工作的任弼时接连给前方发电报，表示坚决反对。
9 月29 日，后方电周、毛、朱、王，作了明确的否定表态：
9 月26 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部署，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
9 月30 日，后方单独给周恩来去电：“我们现重新向你提出，前次分散赤化南丰河两岸，做一时期扩大苏区工作等意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电报还要求周恩来对“分散赤化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
10 月1 日，后方再度致电周、毛、朱、王：“我们坚决不同意9 月26 日‘训令’的军事布置。”
其实，“训令”是毛泽东思索多日作出的，是他为第四次反“围剿”规定的策略和部署。本来，周恩来和他打算经过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后予以发布的。为此，9 月25 日，周、毛、朱、王致电后方：“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央局全体会议，并且要全体都到，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
可是，翌日后方来电，却否定了这一提议。后方称，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你们亦须随军行动”，“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既然不能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而又军情紧迫，前方也就在这天发布了朱、毛署名的“训令”。
后方得知“训令”发布，对毛泽东极度不满，认为已到了非撤毛泽东之职不可的时候了。于是，后方致电前方，同意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时间定在10 月上旬，地点则选在周、毛、朱、王9 月25 日电中提及的“宁北的小塘”。
就这样，一次以批判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为主题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终于召开了。
毛泽东在宁都被剥夺军权
“宁北的小塘”在哪里？
“宁”，也就是江西宁都，位于瑞金之北，广昌之南。
不过，宁都县城以北，并没有名叫小塘的村庄。据中共宁都县委党史办公室查证，那里有个小源村，大抵是发报或收报时译电员的笔误，把“小源”误为“小塘”。
在10 个月前，宁都曾名震全国，原因是驻守宁都的国民党第26 路军，其中实力最强的第73 旅旅长董振堂、第74 旅季振同等曾秘密地加入中共，1931 年12 月14 日晚，赵博生盛宴全军团以上军官，在酒酣之际突然宣布起义。这样，第26 路军易帜，成为红军第5 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赵博生任副总指挥，萧劲光被派去担任军团政委。这一事件，便成为轰动一时的“宁都起义”。
眼下，宁都又一次被载入史册，在这里的小源村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被称为“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召开的时间，据黄少群考证，是在1932 年10 月2 日之后至10 月12 日之前的某几天。黄允升的考证，更为精确些，认为会期的上限为10 月4 日，下限则为10 月10 日。
据小源村曾栋材老人回忆：“那年的八月中秋以后，割‘金包银’ 接迟禾新的时候，村里来了好多红军和红军的领导人。我记得在榜山祠住了朱德和一个留长胡须的人，毛主席住在我房子里。”他所说的“留长胡须的人”，便是周恩来。那时，周恩来蓄着黑色长须，俨然美髯公。
不过，宁都会议刚开始时，周恩来不在，他是在会议开了一半之后才飞马赶来的。他曾回忆说：
宁都会议是任弼时同志召开的，我当时不在，正在前线。但我若坚决反对，还是可以反对掉的……
不必再依靠无线电报来来去去，前方四位首脑（除周恩来晚到）和后方四位首脑终于开始面对面交锋。据云，出席会议的还有彭德怀和刘伯承（尚待进一步查证）。
会议的争论是空前激烈的，这可以从现存的档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中的一句话看出：
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这清楚地表明了会上斗争的尖锐。
会议的结果是后方首脑占了上风，因为后方首脑有着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的支持。项英取代了王稼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仿佛组成了新的“三人团”， 以猛烈的火力批判毛泽东。
他们所说的毛泽东“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也就是不顾后方苏区中央局的反对，发布“训令”，因而也就造成“组织观念的错误”。
“简报”还透露：
会议中批评泽东同志认为“早应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指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
“过去七个月”，是从打赣州算起。在毛泽东看来，“过去七个月”确实“都错误了”。
他反对打赣州，果真，打赣州失利；他主张东征、打漳州，曾遭到反对，
但是打漳州大胜。
这表明正确的是他，错误的是中共苏区中央局。
可是，后方首脑们却完全颠倒过来说：
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而且“攻赣本有克城可能”，只不过“因对敌必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以及“爆破技术有缺点”， 这才“未能克城而撤围”。
至于“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
照后方首脑们这种奇怪的逻辑，变成打赣州输了也是对的，打漳州胜了也是错的！
这么一来，毛泽东反对打赣州、主张打漳州，变成了“错误主张”！变成了“否认过去胜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
虽说在“文革”中，毛泽东被封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四个“伟大”把他推上至高至尊的地位，可是在宁都会议上，
他却受这种“窝囊气”，简直是他的推崇者们不可想象的！其实，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正是从一次次折腾中磨炼出来的，从一次次“批判” 中考验出来的。
后方首脑们批判朱毛的“训令”，批判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 认为那是“等待主义”，是“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毛泽东，也就成了“右倾主要危险”的代表人物！
毛泽东是条硬汉子，他不会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他据理反击，被认为“毛同志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
后方首脑们主张要对毛泽东进行组织处理，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军职，把毛泽东从前方调往后方，让他专做政府工作。
就在这时，使任弼时震惊的是，原是“三人团”成员的王稼祥，作了不寻常的发言，明确地支持毛泽东：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
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 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王稼祥又说道：
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 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
王稼祥主张：“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后方首脑的批判，和毛泽东的反驳、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支持，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
正在这时，周恩来赶到。他作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显然要担负“裁判”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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