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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部强有力的、诚实的记录……曼彻斯特的战争写作风格是本书的力量之源，堪称最佳。
——《纽约时报书评》
引人入胜……没有任何一个在世的作家可以写得如此之好。
——《纽约每日新闻》
扣人心弦……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不可能不带着自豪感读这本书，这种自豪感源于自己的国家在那个艰难时期所取得的成就。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关于二战的回忆录。
——威廉·夏伊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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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曼彻斯特参加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了他在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的士兵生涯。而二战结束23年后，曼彻斯特的噩梦依然挥之不去。在梦中，他和一位为战争所累的年轻人（他自己）一起生活，年轻人“气愤地要求知道在他告别战争这近三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了寻找答案，曼彻斯特故地重游，又回到了曾经的太平洋战场。
这本回忆录以他和战友的经历为主线，以一座座曾在战争中如人间炼狱的太平洋岛屿：瓜达卡纳尔岛、塔拉瓦岛、佩勒琉岛等为背景，将真实的战争场景忠实还原。战争过程中人性闪光的瞬间与激动人心的战争场面读来令人热血澎湃。而故地重游的作者也看到了现代化对这些岛屿的改变，这些变化背离了作者投入战争时的初衷，在残酷的战场与虚浮的现实之间，战争的本质得以深刻凸显。
本书出版后获誉甚多，被认为是关于二战最好的回忆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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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威廉·曼彻斯特1922--2004
美国作家、历史学家。1922年生于马萨诸塞州阿特尔伯勒。1940年入读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因为参军未完成学业。1945年，他因伤从海军陆战队退伍。他曾是《巴尔的摩太阳报》驻中东和亚洲的外派记者。曼彻斯特其他著作有《总统之死》、《光荣与梦想》、《克虏伯的军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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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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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永不干涸的血液1
前言难以忘怀的梦魇5
第一章从阿尔贡到珍珠港10
第二章亚利桑那号，我为你复仇了28
第三章战斗到最后一名战士45
第四章黑暗的边缘63
第五章补漏的海军陆战队战士101
第六章那个该死的岛138
第七章勇敢者187
第八章我们的生命非常短暂223
第九章直到躺下不能动我才会停止战斗268
第十章……接着我将站起身来和你再次并肩作战306
作者的话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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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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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日万圣节拂晓，驻扎在法国的美国远征军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波攻势，派遣五万六千名步兵插入默兹河西岸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布置的壕沟后方。几乎在步兵的先头部队发起攻击的同时，于阿尔贡荒野的浓雾中蹲守了整整五天的海军陆战队第五师的战士们在炮火的掩护下迅速攻占了俯瞰默兹河的敌军战壕。德军战士仓皇而逃，除了坚守到最后一刻的机关枪手外，敌军的大部分战士像难民一样四散逃跑。远征军司令萨默罗尔将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次“伟大的推进”，成功地“突破了兴登堡防线的最后一个大本营”，并将之称为“这场战争中最伟大的成功……他们的战绩有助于盟军的整体作战，并为打击和战胜敌人贡献出巨大的力量”。《纽约时报》则更是宣称“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英勇的健儿”。
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胜利不可能来得这么容易。将军们和新闻媒体沉浸在无尽的喜悦中，把胜利成倍地夸大了。尽管取得了胜利，但攻击部队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受伤和阵亡的战士也有不少。本书作者的父亲，来自马萨诸塞州阿特尔伯勒市的第五支队上等兵威廉·曼彻斯特就在这场战争中受了伤。曼彻斯特上等兵在苏瓦松战役和圣米歇尔战役中毫发无损，但1918年的万圣节对他来说却是个灾难。
黎明前他和战友们偷偷爬出战壕，向前行进了一千多码，横躺在泥泞的土地中。这时，头顶突然响起的炮火声揭开了战争的序幕。在托护士寄给母亲的信中，曼彻斯特这样写道：“清晨六点半的时候，战争开始打响，我们实际上是有些掩护的……但有些德国兵突然居高临下地出现在我们头上，从天而降的弹片给我们造成极大的杀伤。行进大约两英里的时候，一枚炸弹在我眼前爆炸，有位战友被炸弹击中，很快就阵亡了。不一会儿，我的胳膊变得麻木起来，肩膀开始发痛，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也被击中。一枚弹片穿过肩膀，刚巧错过肩胛骨。另一枚在第一枚弹片下方十一厘米左右，幸好没击中我的肺。两处伤口合起来有二十几厘米长。尽管没有伤到骨头，但和手连接的神经却被打伤了。”在随后的一封信中，他告诉家里人，他“会被送到华盛顿的一处神经科医院进行另一次小手术，只是为了要把肩膀上切断的神经再重新接上”。
如同所有想宽慰父母的伤兵一样，他在字里行间显得非常乐观。曼彻斯特上等兵始于波士顿的海军生涯其实并不圆满，他在帕里斯岛的新兵营地待了不到四周，这段时间他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修路，后来他学会了操作机关枪，成为一名狙击手，但相对来说经验还是比较缺乏，不具备在法国作战的能力。离开纽约不到三天，曼彻斯特所乘坐的亨德森号运兵船就在大西洋上失火，他不得不丢弃自己的所有个人物品，坐上了另一条冯·斯特本号运兵船。在苏瓦松战役和圣米歇尔战役中，他作为后备人员学到了一些战斗技能，但还是缺乏老兵的动物性本能。受伤以后的那段时光对他来说最为难熬，他的伤虽然很严重，可并不致命。但伤员救助站的法国军医却认为他的伤不可能治好，于是把他丢在一边。11月2日万灵节那天，他的担架被送到称为“垂死者病区”的帐篷里，身上长满坏疽，躺在担架上等死。
在没人照顾的情况下，曼彻斯特上等兵血肉模糊地在“垂死者病区”里躺了整整五天，医生甚至为他开好了死亡证明。在这五天里，三个分别代表哥伦布骑士团、国际红十字会和救世军的人前来探视过他们。分发香烟和糖果的哥伦布骑士团成员看见他左手上的共济会戒指后，直接从他身边走过去了。红十字会成员试图卖给他——没错，是卖给他——香烟，但因为曼彻斯特身上没带钱，所以没有卖给他。这种掠夺伤兵的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非常普遍。基督教青年会的人也是香烟销售员，不过他们借口说自己是在军需处的要求下才这样做的。远征军这时在乎的是能打仗的人，对曼彻斯特这种伤兵早就不闻不问了。千百万美国人民给国际红十字会捐献了大量的金钱，但红十字会雇员在战地医院的所作所为却等同于犯罪。最后还是救世军的成员比较好心，他送给曼彻斯特两包“鸿运牌”香烟，并鼓励他振作起来。战争结束后，曼彻斯特只要碰到救世军，就一定会往他们的手鼓上抛几枚硬币。但他从来没原谅国际红十字会的人。他死了很久以后，和他同名的大儿子躺在塞班岛的战地医院里问红十字会的人借了十美元，并说好会还这笔钱，但之后却食言了，曼彻斯特的儿子觉得这是对父亲最好的补偿。
在阿尔贡的第六天，负责抬尸体的海军医疗队发现曼彻斯特上等兵依然活着，他们感到非常吃惊。曼彻斯特上等兵忿忿不平地对医疗队的人说，他根本没打算死，希望早点被抬出这个帆布搭成的藏尸所。但这时他的右侧手臂已经不可能保住了。尽管不必截肢，但他的右臂已经没用了。僵硬的臂骨上盖着薄薄的一层肌肉，手指紧握在一起，手臂上的弹孔被坏死组织所包围，外观非常可怕。
他先是被送到了战地的转运医院，又被送到基地医院，然后在1919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被送上马托伊卡王子号运兵船，于当月的12日在弗吉尼亚的纽波特纽斯港上了岸。同一天他进入诺福克海军医院接受治疗。在4月11日的医师记录上，曼彻斯特上等兵的病征被描述为“右前臂肌肉完全萎缩”。5月30日海军陆战队把他降级为战前的二等兵，并让他退了役，退伍证编号是145404。“不适合服役。”证明上写着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头发淡黄，双眼视力良好，身高一米七五，体重没有提及，但当时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他的笔迹和入伍证明书上的完全不一样，他只能像不识字的人那样在退伍证上写了个“X”。退伍管理处还要求在退伍证上印上右手的指纹，但那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在证明上艰难地写了一行字：“我的右手在法国受伤瘫痪，无法在证明上按下完整的指纹，所以我只能用左手来按指纹。”退伍证最后写着官方冷漠无情的结语：“该战士不需要依靠政府救济。”
规模不大但英勇善战的曼彻斯特家族尽管不算富有，但却是新英格兰最古老的家族。托马斯·曼彻斯特于1638年从约克郡到了美国。延续了三代人以后，本杰明·曼彻斯特于1723年8月16日在罗得岛的里特尔康普顿迎娶了约翰·阿尔登和普里西拉·穆伦斯的曾孙女玛莎·希伯里。孩子们应该从课本里知道，当玛莎未来的丈夫代表迈尔斯·斯坦迪什①说话时，这位坚忍的女性对丈夫说：“用你自己的话说就行。”从此，坦白和新教徒的虔诚与诚信就成为曼彻斯特的家族品质。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曼彻斯特诞生了数十个牧师、历史学者和教育家。在革命战争中，十八名曼彻斯特家族的成员跟随乔治·华盛顿南征北战，其中两个和我的名字一样，都叫威廉·曼彻斯特。在19世纪早期，曼彻斯特家族的足迹延伸到了海外。其中最著名的是阿莫斯·曼彻斯特船长，他不断地来往于中美两国进行贸易活动，和人打赌步行穿越了俄国，并在1810年攒下了八千美元巨款，但这笔巨款却在一夜之间被人骗光了，最后他只能在罗得岛的布里斯托尔靠挖蛤蜊为生。
赌博是这个家族的一种陋习，并最终导致了它的毁灭。在理查德·曼彻斯特和弟弟西伯里·曼彻斯特生活的那个年代，曼彻斯特家族还拥有着大片土地和一马厩赛马，但他们却沉迷于斗鸡，很快把财产输得精光。西伯里·曼彻斯特就是参加一战的海军陆战队的那位战士的祖父，我的曾祖父。他们拥有的那块地现在成了马萨诸塞州阿特尔伯勒市的闹市区。西伯里的儿子雷蒙德什么都没继承到。在雷蒙德那一代，曼彻斯特家族陷入了低谷期。他患有结核病，在阿特尔伯勒的火车站打苦工。他出生在法国普鲁士的战争期间，殒于二战之中。他的一生在酒瓶和与妻子玛丽·洛根·曼彻斯特的争斗中耗尽了。雷蒙德从来都不敢反抗妻子，当然玛丽的那种性格连教皇也未必能反抗。玛丽来自于一个生养了十个女儿、笃信罗马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家庭。阅读了玛丽·贝克·艾迪的一本小册子以后，她成为了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家，从不看医生，活到九十九岁，并亲手埋葬了自己的九个姐妹。在九十五岁那年，有人还看到她在农舍上修屋顶呢。她靠着爱尔兰人的坚忍品性走完了这一生。她的人生经历是家族的宝贵财富，她把坚韧不拔的性格传给了四个儿子，其中第三个儿子就是在阿尔贡受伤的我父亲。
但和所有的爱尔兰人一样，祖母的性格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祖母很能干，也非常好强。放在今天，她会是女权主义的激进分子或大企业的高级执行官。但受困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她，只能把一肚子没处发的气都撒在丈夫身上。此外她做的饭也非常难吃。吃惯了家里的饭以后，爸爸竟然觉得海军里的饭还算过得去，他说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尽管她抛弃了姐妹们的信仰，但并没有中断和姐妹们的联络。1914年我父亲中学毕业以后，祖母没有让他继续就读布朗大学，而是把他赚的每一分钱都接济了洛根家的姊妹们。爸爸的心碎了。他是阿特尔伯勒高中的二垒手，还是个优秀的跑锋，但却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只能为沃特森公司出售廉价的珠宝。1919年受伤回家以后，以前的老板看了眼他的断臂，建议他从事另一份工作。他听取了前老板的建议：出于退伍兵对公务员的认同感，他成为一名社工，后来还成了马萨诸塞州生育控制的倡导者。这其中有来自于他母亲的影响，也和他在可怕帐篷里受到哥伦布骑士会的“善待”不无关系。正因为这样，他的名字经常在天主教弥撒中被攻击。现如今，他的两个儿子都成了避孕药的热心使用者和计划生育的有力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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