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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散文可以比较直接而真切地反映一个作家的人生感受与思想历程。”这句话对于有着“民国四大才子”美誉的徐志摩而言，更是恰如其分。徐志摩的散文没有那些营造氛围和矫揉造作的痕迹，读来好似与最亲密的朋友对话——他坦陈自己的心迹给你看，对他的情感和经历让你感同身受。这份随性和洒脱，这种亲热和真诚使人在阅读中得到最大的被尊重和被信任的幸福感。可以说，他那些从心窝里流淌出来的文字，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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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收选了徐志摩最经典的散文39篇。
为了帮助青少年读者更准确地理解现代文学经典名著，编选者对原著中生僻的字和词做了必要的注释，并在每篇散文后附有简短的解读评点。相信读者朋友翻开本书的同时，一定会体验到高效通畅的阅读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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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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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摩1922年于文坛初试啼声，至1931年殒落尘寰，前后不过十载，而创作颇丰，留下四部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四部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一部小说集《轮盘》，一部戏剧《卞昆冈》，以及诸多译作、集外诗文。以诗名世的志摩，不论作散文抑或写小说，无不赋之以“浓得化不开”的诗情。盛瓶虽异，而馨香恒在，秾丽无改，千姿一贯，总教人忘不了是为志摩的篇章。他自称：“我是一只没笼头的野马，我从来不曾站定过。”彼时及后世的论者便爱以“跑野马”形容其自由无羁的文风。我们不妨视之为野马上的唱诗者。知堂先生的涩味与冲和气象是学不来的，而志摩的诗情与野马风气怕也难以仿拟。前者炼的是心境与造诣，后者仗的是天赋与个性。这恐都归于造化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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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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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徐志摩散文的诗与思
9 印度洋上的秋思
17 翡冷翠山居闲话
22 巴黎的鳞爪
37 我所知道的康桥
49 天目山中笔记
56 “浓得化不开”（星加坡）
63 “浓得化不开”之二（香港）
69 “死城”（北京的一晚）
78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82 一封信（给抱怨生活干燥的朋友）
86 “迎上前去”
92 自剖
99 再剖
104 求医
110 想飞
116 曼殊斐儿
132 泰戈尔
140 济慈的夜莺歌
151 丹农雪乌
166 罗曼罗兰
174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182 白郎宁夫人的情诗
205 一个行乞的诗人
218 “就使打破了头，也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221 罗素又来说话了
231 落叶
245 论自杀
255 守旧与“玩”旧
262 吸烟与文化（牛津）
267 卢梭与幼稚教育
276 “话”
287 海滩上种花
294 关于女子（苏州女中讲稿）
308 秋
318 我的祖母之死
331 我的彼得
336 吊刘叔和
341 伤双栝老人
345 家德
351 徐志摩年表（1897—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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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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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们望向精神的空际，寻一片翩翩、自在、轻盈的游云，便看到他；如果我们步入文学的幽林，找一只多情、恳挚、终宵歌吟的杜鹃，便听到他；假使我们探往历史的深谷，觅一只如春光、火焰和热情的黄鹂，便感到他。他耽悦云游，却关切大地的命运；他不乏凄唱，而歌唱本身是热切的；他积极扬厉，但非基于盲目的幻象。他灵魂真纯，不失赤子之心，如林间春水；他思想驳杂，难以一言蔽之，若南山秋色。庄周梦蝶，栩栩然、蘧蘧然，他是；曾皙春游，歌咏自适，他是；华兹华斯隐居湖畔，行吟田园，他是；雪莱伴游西风，那不羁的精灵，他是。阮籍独驾，穷途哭返，而他说：“迎上前去！”子桑抚琴，歌哭时命，而他说：“我们自身就是我们运命的原因。”罗曼·罗兰说：“一种卑琐的物质压在我们的心里，压在我们的头上，叫所有民族与个人失却了自由工作的机会。”而他说：“除非我们自愿让物质的势力整个扑灭我们心灵的发展，那才是生活里最大的悲惨。”泰戈尔说：“即使全世界都认为物质结果是人生的最终目的，印度也不要接受。”而他说：“切近我们中国自身的问题说，就在排斥太平洋那岸过来的主义（工业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编者注），与青年会所代表的道德。”不论生前死后，他被赞颂，被模仿，被误解，被攻击，被低估，而未尝被遗忘。这就是徐志摩。
野马上的唱诗者
作为新月诗派的灵魂，志摩以诗著称，藉诗传世，而其散文亦属佳品，摇曳多态，光华灼灼，丰丽馥郁，颇为可观。诸多文段不啻诗歌，美得出尘，自天上来，仿若玉露琼浆，我们且擎起杯盏：初巡口腹欢愉，再巡灵魂微醺，三巡身心偕忘。梁实秋先生说：“我一向爱志摩的散文。我和叶公超一样，以为志摩的散文在他的诗歌以上。志摩的可爱处，在他的散文里表现最清楚最活动。”杨振声先生亦称：“至于他那‘跑野马’的散文，我老早就认为比他的诗还好。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那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那联想的富丽，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态度与口吻，够多轻清，多顽皮，多伶俐！而那气力也真足，文章里永看不出倦怠，老那样像夏云的层涌，春泉的潺湲！他的文章的确有他独到的风格，在散文里不能不让他占一席之地。比之于诗，正因为散文没有形式的追求于束缚，所以更容易表现他不羁的天才吧？”此论既肯定了志摩的散文，且对其艺术特征的概括恰切而生动。
志摩1922年于文坛初试啼声，至1931年殒落尘寰，前后不过十载，而创作颇丰，留下四部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四部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一部小说集《轮盘》，一部戏剧《卞昆冈》，以及诸多译作、集外诗文。以诗名世的志摩，不论作散文抑或写小说，无不赋之以“浓得化不开”的诗情。盛瓶虽异，而馨香恒在，秾丽无改，千姿一贯，总教人忘不了是为志摩的篇章。他自称：“我是一只没笼头的野马，我从来不曾站定过。”彼时及后世的论者便爱以“跑野马”形容其自由无羁的文风。我们不妨视之为野马上的唱诗者。知堂先生的涩味与冲和气象是学不来的，而志摩的诗情与野马风气怕也难以仿拟。前者炼的是心境与造诣，后者仗的是天赋与个性。这恐都归于造化的吧。
如上所述，志摩的散文颇具“野马风”，行文如脱缰野马，腾跃恣纵，奔跳自如，灵动无拘，行止由意，往复随心，写得洒然、翩然、飘然，一任思绪飞动、联想迭生、意象沛发。此正是志摩个性之潇洒、创造之活跃与想象之丰沛的体现。且以《印度洋上的秋思》为例，文章里时而是恒河边情醉的男女，时而是纱帐中甜睡的婴儿，时而是河石上独伤的诗人，时而是柴屋里悲泣的少妇，时而是抽烟的矿工，时而是凝定的潭水，时而又回转于志摩的船上，并藉以引发又一轮遐思，繁缛络绎，绵绵未断，目不暇给。其野马风气，可见一斑。然而这匹“野马”并非无踪可寻、散漫无度、乱纵失序，文章里虽是画面繁复、联想纷呈，但其间却有联络，即一轮清明的秋月。而萦绕秋月者，是志摩的一脉绵绵愁思。
志摩到底是诗人，作文如唱诗，取其两长，异彩各彰，既得了散文形式之自由，也未尝阻遏诗情之涌流；既有散文的平易、晓畅、连贯与完整，亦不乏诗歌的意境、意象、音韵与跳跃。简而言之，志摩的散文是“诗化散文”，颇具形式感，尤为风格化。举其要者，即修辞之繁与音乐之美。志摩的文章，网罗艳华之象，出入虚实之间，读之不能不能感受到他修辞的缛丽。其譬喻丰富，意象层出，联想环生，排比成势，处处珠玑，在在有情。同时，志摩善于协调长短句式，以成节奏的起伏缓急、音韵的悠扬铿锵，求的是音乐之美。试举一段，描写云雀，文出《想飞》：
你能不能把一种急震的乐音想象成一阵光明的细雨，从蓝天里冲着这平铺着青绿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点都是跳舞的小脚，安琪儿的。云雀们也吃过了饭，离开了它们卑微的地巢飞往高处做工去。上帝给它们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着，这儿一只，那边又起了两！一起就冲着天顶飞，小翅膀活动的多快活，圆圆的，不踌躇的飞，——它们就认识青天。一起就开口唱，小嗓子活动的多快活，一颗颗小精圆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们赞美的是青天。瞧着，这飞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顶着无底的天顶细细的摇，——这全看不见了，影子都没了！但这光明的细雨还是不住的下着……
前两个句子之精彩，令人拍案叫绝。层层比喻，相互套嵌，连缀成片，繁密无间，由近而远，打通感官，恣纵想象，又恰切得当，不能不服膺志摩的诗才。所谓“妙喻”，须既“奇”且“通”。初读，耳目一新，颇感陌生；再思，情理俱通，甚觉恰切。这两句话有着水晶般艺术品质，读之仿佛看到水晶结生水晶，生发不已，彼此辉映，无限纯粹。后面关于云雀的飞动与啼啭的叙写，多出之以灵动的短句，既活现云雀的情态，且富于音乐性，节奏轻快活泼，宛如云雀之乐音。徐文之诗化，由此可见。志摩的文章富于变化，此处恐难详尽，只得见诸具体篇章的赏析了。
被低估的现代性批判者
志摩的思想、主张和关切，在散文里表达得最为清楚。而每篇内容到底不同，或云游异国，或深自省察，或审视社会，或悼念逝者，所感各异，所思有别，此处取其荦荦大端者，或谓一以贯之者，亦是最富启示者。同时，笔者拟为志摩的思想略作重估，稍作辩护，旨在反思当下。对于读者而言，或可视之为阅读的意义所在。
20世纪90年代以降，大众媒体所书写的志摩形象，大抵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贵族公子哥，是情圣、情痴的代表，故其所演绎的故事无出于才子佳人、风月韵事的范围。比之于上世纪50—70年代对志摩的政治大批判和全盘否定，大众文化虽是给他“黄袍加身”，但同样是“不及其余”式的理解，是一种遮蔽、误解与低估。至若今日学界，其对志摩思想的梳理及概括，大体全面，相对客观。但在价值、意义的评估上，其或不置一词，或罔顾其最深刻的洞见。而这殊非意外，是今人对现代性的迷信使之然。志摩彼时不合时宜，今日亦然，一如他的自嘲：“我的信仰，我也不怕陶先生（陶孟和——编者注）与读者们笑话，我自认永远在虚无缥缈间。”倘若没有对人性、生命、人生与世界更为广阔的理解，是难以理解一位诗人之意义的，因为他所呼唤的正是这份“广阔”，而非一点罗曼蒂克的幻想。
胡适先生对志摩有一段评语，已成后世不易之论，即“他的人生观里真是有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一生的历史，只是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此言大体不错，而容易引入误解之处，即许多人将志摩的“单纯信仰”狭隘地理解为是他个人的实现，而无视他对社会的关切。除却上述“爱、自由、美”的单纯信仰，志摩也是一个情感的信仰者、生命的信仰者、自然的信仰者。而这些亦可统一于他的单纯信仰。这份信仰，绝非囿于他个人之美好生活的意义，更是他对生活共同体的关切，是对整个现代生活的重新构想。在精美的语言器皿里，志摩投入了对现代生命深情眷注的目光，盛放了对社会的忧思与性灵的补剂。人，尤其置身于现代处境者，应当如何生活？这是他所追问、所关怀、所思考并不断作答的根本问题。或许他的思考不成系统，或许他的观察亦有偏颇，或许他的回答无甚创见，但并非不深刻，并非没有启示，并非大流之论。我们该摒除既往对他的固定印象与图式，重新倾听他的声音。
志摩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是激烈的，其观点今天读来仍不失振聋发聩之效，且愈发见其深刻性。他自然不是守旧派，却也不迷信现代。他曾说：“归根的说，现有的工业主义、机械主义、竞争制度，与这些现象所造成的迷信心理与习惯，都是我们理想社会的仇敌，合理的人生的障碍。现在，就中国说，唯一的希望，就在领袖社会的人，早早的觉悟，利用他们表率的地位，排斥外来的引诱，转变自杀的方向，否则前途只是黑暗与陷阱”（《罗素又来说话了》）。他还说：“在我们一班信仰（你可以说迷信）精神生命的痴人，在我们还有寸土可守的日子，决不能让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性灵的表现，更不能容忍某时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现代是科学）的黑影完全淹没了宇宙间不变的价值”（《论自杀》）。在志摩看来，“现代的文明只是骇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自大，相猜与相忌，飏风似的倾覆了人道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毁灭”（《泰戈尔》）。他认为，科学破除宗教迷信，而自身成为现代迷信；而现代文明本身，也是一种野蛮，如他说：“那时候的人（对现代文明沾染较浅的人——编者注），我猜想，也一定比较的不野蛮，近人情，爱自然，所以白天里听得着满天的云雀，夜里听得着夜莺的妙乐”（《济慈的夜莺歌》）。而这正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现代的看法：“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反而深深地陷入野蛮状态。”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认为，启蒙使人类依靠理性与科学而从神话世界中解放出来，而其自身成为新的神话，带来了新的蒙昧。“一个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可以说，志摩的观点对于彼时和今日狂热追求现代性的中国而言，都显得不合时宜。然而我们只消看一看现代性所带来的危机，如最为直观的生态危机，便会觉得他的话也并非是无的放矢。
对现代性做出批判，或许如今看来不算新鲜，诸多知识分子致力于此业。而志摩的启示性何在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把这些观点表达得娓娓动听吗？笔者以为，志摩的洞见与启示在于：现代文明的病因在人自身，在人心。他说：“如其一时期的问题，可以综合成一个，现代的问题，就只是‘怎样做一个人？’”难道生态危机不是缘于人类的贪婪吗？所以他始终呼唤着心灵的真纯，表彰着伟大的人格，如《泰戈尔》、《罗曼罗兰》等篇章。他的文字是人性高贵的表达，是赤子之心的跃动，是告诉我们学会面向伟大，将心灵敞向丰饶。我们大概习惯了“欲望叙事”所表达的当代人性，习惯了由资本逻辑所界定的“现实”，也见惯了媒体所追捧的商业成功者。而志摩告诉我们，不必理会美国十大富豪，该去倾听托尔斯泰与甘地的真谛。
志摩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审美的批判，道德的批判，伦理的批判。“精神的生命”，是他的出发点和归宿地。张汝伦先生在《如果泰戈尔今天来华》一文中指出：
最近几十年，对西方种种制度（machinery）的迷信，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社会科学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占有压倒的优势就是一个明证。人们不但不反对现代的物质主义，更不反对这种物质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这就是社会科学帝国主义。人们总是停留在物质制度层面谈问题，几乎没有人再关心人的精神了，更没有人会从人的精神和灵魂出发来谈问题，十几年前人们对人文精神讨论的反应，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人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制度，而不是人心，人心早已不在我们的思想家考虑的范围之内……我们不能不承认今天世界上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世界的危机归根结底是人的危机。近代以来，人们陷入的最深的迷信是制度迷信，以为有某种制度可以包治百病，不但能使民富国强，也能使魔鬼变成善人。这种迷信是启蒙对工具理性迷信的一个变种。
面对现代的问题，与泰戈尔的着眼点庶几近之，徐志摩正是从人心、精神和灵魂的角度来谈，从人自身来谈，所以他才说：“我们自身就是我们运命的原因”（《落叶》）。学人李慧超指出：“我们不仅缺乏对自我的思考，也缺乏这种思考的意识，所以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会习惯性的找‘自我’以外的原因，比如制度。”我们在探索制度的同时，或许也该思志摩所思、问志摩所问：怎样做一个人？这或是问题的肯綮所在，也是最可珍贵的启示。
志摩对现代世界的期望，是一个有情的世界。他希望以“感情”来重构现代人之间的关系。他者对于我而言，并非一个契约主体，且彼此关系并非被现代权利观念和资本逻辑所宰摄。在志摩看来，“真的感情，真的人情，是难能可贵的，那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成分”（《落叶》）。人在社会中是孤立的个体，而感情则如同线索和经纬，将人与人联系在一起，形成和谐的整体与统一的力量。他认为，社会的危机是感情的危机。现代社会的根本病症不在于政治经济制度，而是真的感情的丧失，是人心的堕落。
大抵或有人讥嘲志摩天真、虚妄，将其想法归于一个诗人的浪漫幻想。首先，这类人貌似精明而成熟，实则视野狭隘而浅近，目光为现代性原则所蔽，缺乏对生命、生活的广阔理解，失去对个人存在和人类历史的新的想象。我们为什么单单迷信制度，而不着眼于感情？我们为什么独独信赖物质，而不尊重精神？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思考，不同的构想，不同的追求，为了一个不同于今日的美好而良善的未来。“人类对世界、对自己可以有一个更为自由和广阔的理解。只有这种理解，才能把人类从现代性中拯救出来”（张汝伦语）。
此外，笔者不认为志摩的思想是完全脱离传统和本土的，并非某些论者所言：“当徐志摩全身心地融入到剑桥式的西方文化体系中去时，他却没有很好地把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首先，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人“从中国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体与团体两端”（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人与人之间所重者，是情与义。“在中国社会处处见相与之情者，而西洋社会却处处见出人与人相对之势。”（同上）志摩提出“感情”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成分，期望以修复感情来修复现代社会，正合贵人情、重乡情的传统国情。而他所谓“感情”，是“友爱与同情”，融入了“平等”的现代精神。其次，志摩贵自然，强调在自然中求得性灵自由、身心和谐，这固然可说是受英国湖畔诗人的自然主义的影响，却也未始不见庄周的影子。
人云志摩西化尤甚，是个人主义者，亦言之有据。然而，我们莫忽视志摩身上的古典气质或“反现代”特征。在诸多篇章里，志摩未尝言理性与权利，说的是性灵与感情；所重并非科学，热爱的是自然；瞩目的不是独立个体，关注的是人伦关系。这也是确凿有据的，见诸《落叶》、《秋》、《罗素又来说话了》、《泰戈尔》等文。倘若我们的世界精神颓败、感情贫乏、性灵窒碍、自然毁坏，那么权利、民主、科学等又有何存在的意义呢？
胡适说：“他（徐志摩——编者注）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或许徐志摩正如堂·吉诃德，屡屡碰壁，总在失败，时被讥讪，更被风车打翻在地。然而这位愁容骑士到底走了多远，经历了怎样的丰富，见到了怎样的世界，实现了怎样的奇迹，是他的乡人们永远不知道的。口言历史、现代、人类等，太过宏大，且从自身说起：对人生自由而广阔的理解，对生命的另一重想象，对心灵图景的拓展，对人性高贵的向往，对美的深切感受，或可成为我们阅读志摩的起点和终点。志摩的文字，是我们心灵的诗意的栖居之所。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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