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第一篇评论柴科夫斯基和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关系这一主题的文章。一位是作曲家，另一位是作家，两人彼此钦佩，人们经常谈论这段友谊，探索这段关系并作出结论的重要文献甚至可以集成薄薄的目录。1962年，叶夫根尼巴拉巴诺维奇Evgenii Balabanovich出版了专著《契诃夫和柴科夫斯基》Chekhov and Tchaikovsky，1978年，此书的第三修订版出版发行，此前，其他苏联评论家如IA克列姆廖夫I. A. Kremlev 和LP格罗莫夫L. P. Gromov，也研究并就这一主题撰写过文章。1985年，柴科夫斯基的英国传记作者戴维布朗David Brown，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柴科夫斯基和契诃夫的英语文章，显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作者对先前的文献一无所知。虽然这些文章对帮助我们了解这段短暂却重要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同时又皆不尽人意。巴拉巴诺维奇用充分的证据证实，柴科夫斯基和契诃夫的关系的确属实实际上，他甚至把两人间接接触的详尽细节，都按时间顺序排列了起来，但对于一些大家更感兴趣的问题，如两人的友谊起初因何而产生、这对于作家和作曲家本身的创造力有何意义等方面所做的分析不太成功。在巴拉巴诺维奇研究的前八章里，他探讨了两人生平的来龙去脉，这一部分行文严谨，与他对柴科夫斯基和契诃夫作品共性这一更具挑战性问题的探讨不太相称，他只是在最后两章里才对共性问题做了讨论。巴拉巴诺维奇发现，在美学观点方面，柴科夫斯基和契诃夫有一些共识，他断言，两人作品在风格和主题上有许多共同点，如，交响乐般的现实主义、悲剧性、理想主义、抒情性、对童年的兴趣、简约、感情诚挚、善良、谦虚和强烈的俄罗斯风味，他把这些共同点做了分类。但是，他的陈述充其量只是一种分类，其说服力又被他使徒书般的方式所削弱如“契诃夫和柴科夫斯基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之类的话，成了既没有深度又不专业的苏联式评论。在他的研究中，柴科夫斯基和契诃夫都是圣人般的艺术家、完美品质的典范，离他们复杂真实的人类自我相去甚远。戴维布朗的文章所包含的生平背景和巴拉巴诺维奇的基本相同，也只是到结尾处才对柴科夫斯基和契诃夫两人互相吸引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作家和作曲家之间的不同点多于相同点，对此他只做了简短的分析，令人失望。布朗认为，柴科夫斯基自省，而契诃夫客观，两人截然不同。契诃夫是一个作家，他有着广泛的性格特征，代表形形色色的人，与之相反，柴科夫斯基是一个高度主观的作曲家，在他的作品里，“除了他自己的创造性特征之外，再没有其他真实的痕迹。”实际上，这种观点的反面也值得讨论。杰拉德迈克伯尼Gerald McBurney在他简短但极富洞察力的文章中写道：
契诃夫也同样是离心的，他作品的不纯一性当然并不妨碍他本人创造性人格的持续存在。柴科夫斯基和契诃夫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对“一种深奥而又最基本的人性”的界定，对于这一点，布朗和巴拉巴诺维奇一样，竟将最后的分析简化成一种归纳，让人读来有种言之未尽的感觉。因此，本文期冀从不同的视点研究柴科夫斯基和契诃夫的关系，从新的角度审视他们作品的共性，深入研究表面之下的真相。
首先，有必要回顾柴科夫斯基与契诃夫首次接触的背景情况。契诃夫出现在柴科夫斯基的视野里是在1887年4月，他的故事《信》The Letter 在《新时报》Novoe vremia的星期日增刊中发表。此时，柴科夫斯基在麦达诺沃Maidanovo，即将完成歌剧《女妖》The Enchantress的管弦乐配器，他的好友尼古拉卡什金Nikolai Kashkin 跟他在一起。他们的夜晚是在交谈、二重奏表演或大声朗读中度过的。据卡什金讲，4月19日晚上，契诃夫的故事给两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把故事读了两遍。事实上，柴科夫斯基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以至于第二天在给弟弟莫戴斯特的信中，他说他决定要去更多地了解这个作家。而后，他询问了《新时报》的音乐评论人米哈伊尔伊万诺夫Mikhail Ivanov，得到一本契诃夫上一年出版的首部非消遣性短篇故事集《五颜六色的故事》 Motley Tales。很明显，读了这本故事集之后，他更加钦佩契诃夫了，因为随后他就坐下来给契诃夫写信祝贺，然而这封信显然没有送到收信人手里。如戴维布朗所见，柴科夫斯基是一个热心的读者，但他本人谦虚、害羞实际上，契诃夫也是这样，回避跟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直接接触。需要强调的是，在读过几个短篇故事之后，柴科夫斯基就决定给这位年轻作家直接写信，这毫无疑问更不寻常。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柴科夫斯基被契诃夫吸引，除了喜欢这些故事不容置疑的魅力之外，肯定还有其他原因。同样不寻常的还有，柴科夫斯基竟如此欣赏契诃夫的才华，因为当时契诃夫只有二十七岁，作为严肃小说作家，他的事业才刚刚起步。几年前，契诃夫才从莫斯科大学医学专业毕业，他仍然认为行医才是他的主要职业。而此时，柴科夫斯基四十七岁，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作曲家，尤其是1884年在彼得堡成功地制作了《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后，他获得了亚历山大三世的官方认可。在国外，作为他本人作品的指挥，他也声名鹊起。1878年，在得到娜杰日达冯梅克Nadezhda von Meck夫人的资助之后，他辞去了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职，全身心地投入作曲事业，此外，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他没有住在莫斯科。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产量惊人，包括歌剧、芭蕾舞、管弦乐和室内乐，还有一些歌曲和圣乐。
诚然，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很多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契诃夫的才华，但很少有人能像柴科夫斯基这样看到这种才华无可限量。契诃夫出身于远离首都的社会低层，家世与文学毫无瓜葛。在写作事业初期，为了赚钱赡养贫穷的家庭，他写的都是些极其粗俗的幽默故事或连载小说。只是到了1886年，在他能够在莫斯科萨多瓦娅库德林斯卡娅大街Sadovaia Kudrinskaia street为家人租下一整座房子之后现在是契诃夫博物馆，他才开始在故事后面署上真名，把它们卖给《新时代》这样重要的官方报纸。同样，只是从1886年3月开始，在听从了资深作家迪米特里格里戈罗维奇Dimitrii Grigorovich诚挚的恳求之后，契诃夫才开始严肃地对待他的小说创作。结果，他的产量急剧下降。在最多产的1886-87年，他发表了一百六十六篇故事和小品；而1888年，他只发表了九篇。
1887年4月柴科夫斯基对契诃夫的欣赏绝不是主观臆断，而是有据可查，这从几周前3月26日他写给尤利娅什帕任斯卡娅Iuliia Shpazhinskaia的信中就可以看出。在这封信里，他同时表达了对托尔斯泰的新作《黑暗的势力》The Power of Darkness的沮丧和失望，这部戏剧主要是作者进行道德教育的工具。《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这部巨著完成之后，托尔斯泰陷入精神危机，此时他刚刚从这个阴影中摆脱出来，他的大部分新作不是小说，比较以往的作品，基本上是明显的说教。柴科夫斯基给什帕任斯卡娅的信表明，作为一个读者，他不但对托尔斯泰文学天赋的神奇特质相当敏感，而且所做的关键性判断精明老练。对柴科夫斯基来说，托尔斯泰是“文学领域有史以来最强大、最渊博的天才，”“无人望其项背，”“他的伟大无懈可击，就像众多山峰中的珠穆朗玛峰Everest和道拉吉里峰Dhaulagiri那样，无人能与之匹敌。”但他认为，《黑暗的势力》唯一的优点是它的“语言精妙，”具有很高的艺术技巧。
要想理解柴科夫斯基对于契诃夫故事的评价，我们必须知道他不但了解托尔斯泰，而且对于整个俄罗斯文学都具有严肃的热情。例如，1886年5月，柴科夫斯基遇到了波琳维亚尔多Pauline Viadot，她是屠格涅夫Turgenev一生的挚爱，他们的谈话几乎只围绕着这位三年前死于癌症的作家。尤其是当柴科夫斯基听维亚尔多说起她是如何与屠格涅夫合作完成他的晚期小说《辉煌爱情之歌》时The Song of Triumphant Love，柴科夫斯基被迷住了。1888年，他开始跟康斯坦丁罗曼诺夫大公Grand Duke Konstantin Romanov他本人是著名诗人谈论诗律，他跟大公以前通过信，这表明他对俄罗斯诗歌有详细的了解。尽管他声明他只是浅涉诗歌，但他对于诗歌创作手法的详尽讨论令人惊诧，他说，他渴望看到俄罗斯诗歌有更多样的韵律，这说明他对诗句的纯音响特征是多么谙熟。同样有趣的是，柴科夫斯基尤其赞扬了费特Fet的诗歌，这正是由于他看到了其中的音乐特质，同时，他又承认，在俄罗斯读者中，费特不如涅克拉索夫Nekrasov受欢迎，“涅克拉索夫的创作灵感可以信手拈来。”可以说，柴科夫斯基具有独到、明确的文学品味，它并不总是跟普遍的观点相契合，就像他对契诃夫一开始的反应一样。
柴科夫斯基向康斯坦丁罗曼诺夫表达的关于诗歌韵律的观点非常有趣，因为这些观点说明在他最初读的契诃夫早期的故事里最吸引他的可能是什么，那就是，故事的音乐性。收在《五颜六色的故事》中的小说反映了这本书的题目，因为它们包括各种各样的故事，既有对契诃夫创作初期作为纯粹的喜剧作家的回顾，又有对他未来更加成熟、更具挽歌风格的展望。例如，《牡蛎》Oysters1884和《孩子们》kids1886轻松幽默，而《猎人》The Huntsman1885和《苦恼》Misery1886这些作品在主题和结构上则更严肃，甚至伤感，两种风格放在一起，正好相抵。1887年4月深深打动柴科夫斯基的小说《信》，则介于两个极端之间，既尖锐又极其好笑。正如戴维布朗概括的，“它讲的是一个卑微执事的故事。执事从小在严格的行为规范教育下长大，他发现自己的儿子没有按照这些规范生活，就请自命不凡的神职专家代写一封严厉的斥责信。一个贫穷、不甚完美的神父劝他不要寄这封信，他建议执事应该原谅他的儿子。最后，这位父亲决定寄出这封信，不过加上了一段闲谈式的、直率的附言，彻底消除了这个劝诫可能起到的作用。”这个故事是契诃夫式讽刺的杰作，因为它暗指，与正直、专横的费多尔神父Father Fdor相比，放荡、酗酒的阿纳斯塔西神父Father Anastasii最终更是基督教慈善和宽恕的典范，让这位优柔寡断的执事处于中间的位置。契诃夫从小受异常苛刻的正教Orthodox思想的管教，尽管当时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宗教信仰，但他仍然相信，“宗教传统和宗教经验对文明的传承意义重大”，而且，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对某件事情有信仰很重要。他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是神父，但都具有典型的人性弱点，而不是基督教信仰的代表，这是契诃夫典型的颠覆性手法。《信》的主题是刻画人性弱点，它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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