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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一齊購買： + NT$ 360 《 为失败而战：纳粹情报机关如何帮助盟军取得胜利 》 + NT$ 263 《 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四天 》 + NT$ 647 《 朱可夫——打败希特勒的人 》 編輯推薦： ★ 本书对二战历史事件的介绍详实，揭开二战关键战役的真正内幕，是了解二战，了解希特勒最直接、最有价值的文字资料。 ★ 本书的出版为现在以及将来的人们了解希特勒如何制造战争机器，取胜方如何赢得二战提供了现实证据资料。 ★ 本书详细剖析了希特勒的全部心理动态以及精神状态，解读一个人的性格是如何导致一场世界大战的。同时，对秘密决策中重要参与者的心理也分析得淋漓尽致。 ★ 英国不列颠学会会员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英国当代史教授、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国际战争史研究专家彼得·亨尼西倾力推荐。 ★ 二战关键人物的传记设计，使非深入了解二战历史的人也能快速入门。 內容簡介： 这是第一次英国公开关于希特勒战败的秘密报告，保罗·温特以其专业研究的角度客观阐述本份报告的优点和不足，加之报告本身就是一手资料，其他图书、影视根本没有提及过这些秘密事件，使得本书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对于战争发烧友们或者历史专业的教师、学生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图书。 这份秘密报告是由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反复修订，于1946年10月全部完成。首次以英国当局的角度对希特勒战争机器的全面溃败加以解密，详解了1945年阿道夫·希特勒以及德国最高统帅部二战惨败的根本原因。内容涉及战争狂希特勒的性格特质及其对国家战略施加的消极影响、德国情报机构的诸多弱点和缺陷，并利用大量篇幅讲述了第三帝国繁荣、江河日下以及彻底崩溃的三个阶段。 保罗·温特研究方法到位，语言简洁有力，说服力极强，对历史一手资料评价和总结精辟，是衷爱这方面历史的学者和大众的必备资料。 關於作者： 保罗·温特（Paul Winter），历史学博士，曾就读于沃里克大学、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专长于战时情报研究，并在《情报》（Intelligence）、《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和《史上战争》（War in History）中发表过诸多文章，经常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和广播节目就情报问题发表评论，是一位观点独到又不失严谨的军事史研究专家。 目錄： 大事记：1933-1945年 主要人物 序 导读 报告正文：《德国的弱点：战略和组织，1933—1945年》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希特勒的宏伟蓝图036 TOC \o "1-3" \n \h \z \u 蓄势待发 初露锋芒 统治欧洲 主宰世界 第二章 坎途风云 英国宣战 1939年秋西线进攻乏力 1940年西线进展速度惊人 未能打垮英国 进攻中暴露的问题 试图诱和 替代策略 德-西关系和直布罗陀计划 意大利参战 东南欧烽烟四起 进攻苏联准备不力 闪击苏联失败 美国参战 第三章 日暮西山 形势逆转 致命失误 1942年后的战略 最后阶段 战败 第二部分 德国的弱点 引言 第一章 希特勒 希特勒的性格特质 固执己见，拒纳箴言 无法参透他国观点和反应 机会主义者本性和计划最终失败 过分集权和沉溺琐事 第二章 联合指挥机制 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 空军总司令部 海军总司令部 德意联合指挥 第三章 德国情报系统弱点 情报工作的失败 原因及影响 结论 第四章 战时生产组织 战前重整军备 战时生产组织 组织失败及原因 附录 I. 战争机器的锻造 引言 陆军 海军战前准备 空军 II. 德国政局 希特勒身边的人 III. 纳粹统治机器 A-职权混乱 B-党、政机构合作 C-党、政职务设置 IV. 联合指挥机制 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在战争期间的发展 V. 秘密情报系统 发展史 失败原因 结论 VI. 战时生产 政策 结论和反思 管理手段的发展 VII. 军需供给组织 战场物资短缺的主要原因 陆军武器分配情况 VIII. 波兰1939 初步计划 德军作战方案 战役过程 波军防御部署 IX. 挪威 入侵 后续战略 X. 西线（截至1942年12月） 第一阶段：1933年1月—1940年5月 第二阶段：1940年5月—1940年10月 第三阶段：1940年10月—1941年12月 第四阶段：1941年12月—1942年12月 XI. 巴尔干战场（截至1941年冬） XII. 东线（截至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 集中计划 21号指令 对巴尔干战场的影响 希特勒最初的东线战略预期 芬兰战役 巴巴罗萨计划德军部署 战役第一阶段目标 陆军总司令部和希特勒的意见冲突 1941—1942年冬季战局 1942年战局 XIII. 巴尔干战场（1941年冬—1942年冬至1945） 围剿游击队 担心盟军登陆 意大利停战的影响 增兵措施 反登陆计划 撤军 XIV. 西线 （1943—1945年） 第五阶段：1942年12月—1944年9月 第六阶段：1944年9月—1945年5月 XV. 东线（1943—1945年） 东线战略态势总结（1943—1944年冬季） 最后一击（1945年4月 ） 结束语 XVI. 地中海战场 埃及和北非 意大利、西西里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 XVII. 海军战略与海战行动 概述 简介 结束语 XVIII. 潜艇战 简介 1939年9月—1940年4月 1940年4月—1940年10月 1940年10月—1941年12月 XIX. 空军战略 德国空军理念 內容試閱： 导读 I．历史背景 《德国的弱点：战略和组织，1933—1945年》（SomeWeaknessesinGermanStrategyandOrganization,1933—1945，以下简称《弱点》）在阐释“德国为何失败”的问题上犯了几个历史性错误，这份报告此前从未出版或被通篇引用，受《档案法》（PublicRecordsAct）第三部分第四款规定的约束长达半个世纪后，最终于1991年10月解密，同年受到原英国公共档案馆（PRO，后改称英国国家档案馆，TheNationalArchives，简称TNA）的保护性监管，收录在CAB146497目录下。作为1992年《瓦德格拉夫倡议》（WaldegraveInitiative，此项倡议推动解密了当时诸多高度机密的政府文件）解放的诸多情报文件之一，它以长达200页的篇幅阐述了阿道夫·希特勒及德国统帅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根本原因，内容涉及这个战争狂的性格特质及其对国家战略施加的消极影响、德国情报机构（GIS）的诸多弱点和缺陷。未经查阅之前，该报告作于何时、为何而作、作者为谁以及为谁而作均尚未可知。 处理从纳粹德国缴获的大批文件和审问战俘的工作始于1945年3月，同年10月，英国联合情报部官员完成了一份报告草案初稿。这个高级情报机关成立于1941年5月，是联合情报委员会（组建于1936年6月，核心工作是安全和情报事务，自1940年5月后成员涵盖各情报组织首脑，该机构直接对参谋长委员会负责，之后再由参谋长委员会向全权负责一切秘密工作的首相汇报）的中心评估部门，主要任务是协调、评估和传达联合情报委员会提供给各军种的战略情报。 然而，现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编号为CAB146498的粗略报告草稿却被命名为《军情十四处向联合情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草案》（实际上就是联合情报委员会1946年第33号机密文件《弱点》的初稿），很明显，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一切情报准备实质上都操纵在军情十四处（MI14）官员手中，而成立于1940年5月15日的战争部对德作战办公室（WarOffice''sGermanSection，英国军情局起初隶属战争部，后划归国防部MinistryofDefense）则掌握着所有关于德国战争机器的情报，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政治。军情十四处下设从MI14（a）—MI14（k）共11个分部，负责调查德军作战指令和最高统帅部的人事资料。不过，在诺埃尔·安南看来，该机构和联合情报部的真正使命是“为总参谋长（ChiefoftheImperialGeneralStaff，简称CIGS）预警希特勒的下一步意图”并确保军情局首脑和总参谋长的决策免受丘吉尔飘忽不定的秘密情报所干扰。 除了曝光联合情报委员会令人费解地隐瞒军情十四处牵扯到这项任务的内情，肯定诺埃尔·安南对联合情报部的描述，《军情十四处向联合情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草案》还揭示出了参与起草该文件的密切相关人。幸运的是，涉及这份报告的资料，即唐纳德·麦克拉克伦（DonaldMcLachlan）的《39号房间：海军情报1939—1945》（Room39:NavalIntelligenceinAction,1939—1945）和珀西·柯利达爵士（SirPercyCradock）的《了解敌人》（KnowYourEnemy），并未向读者点明涉事者的身份和职位。然而，通过保存在CAB146498号档案中字迹潦草的注释和备忘录，现在终于真相大白，军情十四处的奥多诺万（O’Donovan）和英国外交部驻联合情报委员会代表兼最终报告签署人M.J.克雷斯韦尔（M.J.Creswell）才是此项研究计划的真正负责人，管理该委员会并确保其高效运转。 1946年10月20日，联合情报委员会将《弱点》终稿提交参谋长委员会的军方首脑，这份报告从德国的角度审视了那场战争，向白厅（Whitehall，即英国政府）揭示出“纳粹失败的主要原因，即政治军事组织、人事、战争机器和战时生产等方面的固有缺陷”。联合情报部在可以视作“任务声明”的前言部分写道：鉴于与重大事件密切相关的有价值的原始资料仍在不断浮出水面，我们认为明智的做法是从某几个方面来呈现战争的真实面貌。因为待到有可能以全面均衡的历史观考察那段过去之时，随着岁月流逝，一些当下记忆清晰鲜明的“重要时刻”将变得模糊不清，未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倾向，即低估纳粹战争机器的强大，自恃盟国的优势来得理所当然。 然而，半个世纪后，现实还是印证了他们起初的担心，英国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Overy）教授在《盟国为什么取胜》一书中指出盟军的胜利在情理之中，而且对德国战争机器，特别是其最高统帅者——阿道夫·希特勒不屑一顾。此外，由于激烈反对“德国为何失败”这一命题，认为它尽管拥有一些更接近史实的战时情报数据的支持，但只会令读者兴趣索然，所以，奥弗里规避了至关重要的情报工作及其对战争走势的影响。 对战时英国情报活动做出权威解释的官方历史学家哈利·辛斯利（HarryHinsley）爵士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以下简称《情报》）中给出结论是：“超级机密”（ULTRA）的奇迹，布莱切利园（BletchleyPark）源源不断地破译出德国人的高级密电码使战争进程至少缩短了1—2年。《情报》第5卷《战略欺骗》的作者——著名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Howard）爵士也写道，“没有情报的战争史犹如没有幽灵的《哈姆雷特》”。但奥弗里却不以为然，在《盟国为什么取胜》的前言中反驳，“尽管当下盛行将情报利用水平作为两大阵营的一个关键区分点，但这还不足以说服我给这个主题安排一章的篇幅。”由此可见其对情报及情报工作在盟国战略行动中的作用轻视程度之深，另外，他还高度质疑是否值得在这个课题上花上三十几年时间。尤其是当《弱点》已然清晰地证明了情报在纳粹德国气焰上升、下降和衰落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时，奥弗里的这种漠视就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 II.内容简介 本书从结构和内容上分为三大部分，每部分有层次清晰的几个章节组成。第一部分包括：希特勒统治欧洲继而主宰世界的“宏伟计划”；计划执行过程中的主要干扰事件（例如：1939年9月英国宣战，德国空军难堪大任，未能从皇家空军手中夺取制空权，致使登陆英伦三岛的“海狮计划”被迫取消；1941年6月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失利；1941年12月美国参战）；自1942年失去战略主动权后，纳粹战争机器逐渐暴露出的致命缺陷。第二部分集中关注了德国战时工作的内在弱点：希特勒怪异的指挥风格；国防军内部缺少联合指挥机制；情报机构效率低下；战时生产组织反应迟缓，直到1943年才实施“总体战”动员。第三部分为附录，共19章，主要“按年代顺序记述1939年后欧洲各主要战场地面、海上和空中的战役进程、战时生产和军事补给状况”。采用这种呈现方式意在“详细说明德国的诸多弱点如何将其一步步引向失败”。另外，对经济和工业产值感到枯燥乏味的读者可以特别留意两个非常有趣的章节——希特勒的性格特质及其主要间谍机关，即隶属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军事谍报局和海因里希·希姆莱手中的党卫军帝国保安部。 为独裁者“画像” 白厅核心情报机关军情十四处和联合情报委员会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试图彻底了解希特勒。战时曾任职于英国秘密情报局（即军情六处，MI6）的未来牛津大学近代史教授休·特雷弗-罗珀（HughTrevor-Roper，曾受命揭露希特勒末日所犯罪行的任务，接触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其独到的视角洞察了这位纳粹独裁者的性格和精神世界。1945年9月，罗珀受军情五处首脑迪克·怀特（DickWhite）准将委托，调查围绕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纳粹“王朝”命运的确切环境。1945年11月，他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SupremeHeadquartersAlliedExpeditionaryForce，简称SHAEF）提交了问讯记录和反间谍报告终稿，这些资料后来构成了其最畅销的著作——《希特勒末日记》的基本框架。 《希特勒末日记》自1947年3月付梓以来，60年间历经9次再版，诺埃尔·安南由衷赞叹，“尽管有价值的史料此后大量涌现，但其观点始终屹立不倒。”战后，被媒体誉为“希特勒专家”的特雷弗-罗珀进入英国外交部情报研究处（InformationResearchDepartment，简称IRD），专门从事心理战研究，作为“战争条件下的德国人心理项目的首席学者”，他开始以希特勒及其第三帝国为主题进行文学创作，迄今为止取得了丰硕成果。 历史学界普遍认同特雷弗-罗珀1945年得出的综合结论，即阿道夫·希特勒不仅在1939年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使战火一直燃烧到1945年。其对这段战争的重要性和核心推动作用不容怀疑。二战“从许多方面来讲是希特勒个人的一场战争。他有预谋，有准备，择机而动，并且在3年内对战争进程有着总体计划”。《德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支持了以上观点，这部德国官方出版的多卷集历史巨著用翔实的史料阐释了“爆发于1939年9月1日的欧战是希特勒一手策划的”，1941年局部冲突演变为一场全球性大战也是几个极权主义国家受意识形态的驱使酿成的悲剧，而希特勒则“完全支配了这场意识形态战争”。 遗憾的是，联合情报部和联合情报委员会起初对希特勒在军政事务决策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认识不够，致使战时提交给丘吉尔和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准确性受到了一定影响，不过他们在《弱点》中最终承认了这一点，并弥补了战时工作的重大缺失——希特勒的个性、认知过程、精神和身体健康状况等深层次问题。 1945年3月—1946年10月，联合情报部已经洞察到希特勒的几项足以对德国战争前景带来毁灭性打击的性格弱点，例如所谓的直觉、“固执己见”、“无法参透他国的观点和反应”、“机会主义”、“过度集权和事无巨细”。另外，此后60年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中又揭示出这位独裁者身上的种族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和种族偏见、隐匿性、狂热、自大、偏执和妄想等多种个性特质。过度依赖药物和有害的生活方式等因素导致其出现了严重的身体健康问题，而身体上的痛苦又加剧了精神状况的恶化。 联合情报部确信，“希特勒的主要性格缺陷”的确对“战争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缺陷不断累积……最终使得纳粹战争机器彻底瘫痪”。然而，最近对联合情报委员会战时档案的研究结果显示，《弱点》中阐述希特勒的性格及其对德国战略影响的内容连一整章篇幅都不到，这一点令人颇感诧异。这表明，该委员会及其评估部门（即联合情报部）没能把希特勒置于一个正确的位置，理清他与纳粹战略思想、计划、指挥和行动之间的确切关系。错得更离谱的是，他们竟然认为德陆军总司令部和最高统帅部制定战略事实上都是为了制止希特勒不切实际的想法。 显然，报告撰写人1946年时采纳了上述观点。事后他们承认，在纳粹德国，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可以比肩元首——“直到自杀前几天，希特勒仍然是独裁者和不容置疑的统治者”——而“实际情况常常比盟国战时估计得更甚”。此外，联合情报部也指出，与联合情报委员会当时推测的大相径庭，“甚至是大权在握的属下也只能抱着感激涕零的心态对希特勒俯首帖耳，希姆莱、戈培尔和里宾特洛普出台的政策事实上大都经过他的授意。” 至于这位纳粹领袖的思想倾向和心理状态，联合情报部战后搜集到的有价值的信息如凤毛麟角，面对各方压力，他们只得坦承，“我们缺乏分析其心理活动的有力证据，对未来在这一棘手课题上能否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的确表示怀疑。”但无论难度高低与否，由于习惯性地回避为他国领导人做心理画像。 另一方面，英国秘密情报机关的美国同行表现则积极得多，尤其是战略情报局（OfficeofStrategicServices，简称OSS，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在1943年春委托两位大胆创新的心理学家亨利A.默里（HenryA.Murray）和沃尔特C.兰格（WalterC.Langer）对阿道夫·希特勒进行了全面的人格心理分析。二人分别提交了《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格分析及对其未来行为的预测以及现在乃至德国投降后对其处置的建议》AnalysisofthePersonalityofAdolphHitlerWithPredictionsofHisFutureBehaviorandSuggestionsforDealing withHimNowandAfterGermany''sSurrender，简称默里备忘录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心理分析：其生活与传奇》（APsychologicalAnalysisofAdolphHitler:HisLifeandLegend）。较之联合情报委员会的工作，默里和兰格试图剔除其他因素，将希特勒的性格与行为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以便预测其未来针对盟国的意图。总体说来，这两份报告“在某些方面非常精准”，至少给美国情报部门提供了一些判断对手目标的有益提示。 希特勒的精神和身体健康 希特勒1945年4月自杀之后，史学界长期对其身体和健康状况争论不休。众多学者致力于研究这一课题，其中最成功的大概要算弗里茨·雷德利希（FritzRedlich）的纳粹元首“病情记录”——《希特勒：毁灭性先知的诊断》（Hitler:DiagnosisofaDestructiveprophet），书中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位纳粹领袖的行为是源于身体疾病，抑或精神错乱？” 与温斯顿·丘吉尔身边学识渊博、忠于职守的保健师莫兰勋爵（LordMoran）相比，自1936年一直担任希特勒私人医生的特奥·莫尔勒却是个庸医。有历史学家拿嗜酒的习惯来解释英国战时首相的一些古怪行为和战略观点，对此，丘吉尔曾调侃道，“我取之于酒要比酒取之于我多得多。”然而，他的对手阿道夫·希特勒与镇定药物之间的依赖关系却绝非如此。 迷信莫尔勒及其开出的药物直接导致这位纳粹独裁者身体和精神紊乱，严重影响了德国的战争布局。1941年8月，其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心电图表明影响心血管的“冠状动脉硬化（coronarysclerosis）正在迅速发展”，胃病、失眠、精神沮丧、全身不适也越来越严重。1942年，一系列非常糟糕的症状开始显现出来，诸如“左臂不由自主地抖动、左腿痉挛、曳行步态……”，这些都是帕金森综合症（Parkinson''sdisease）的典型症状。 此后，为控制病情，莫尔勒使用了大量口服药和注射剂。据有关专家统计，其战争期间开具的药剂总共约90种，希特勒每天需要服用的就多达28种，例如：安非他明、鸦片制剂、溴化物、巴比妥酸盐、可卡因、添加大剂量中枢神经刺激剂咖啡因的化学鸡尾酒、含有微量士的宁和阿托品成分的寇斯特药丸（Koester''sAnti-GasPill）。尽管上述药物具有很强的致幻和刺激兴奋度作用，但学界普遍认为，除了安非他明，他并未对其他神经制剂上瘾，即便如此，还是对身体和思维活动产生了强烈毒害，一位政论家指出，这位独裁者在需要做出某些极端重要的战略决策的1939—1943年不断受到“暂时性认知能力减弱”的困扰，但这再正常不过，因为长期滥用安非他明公认的严重副作用包括：“愤怒和焦虑感上升”、出现幻觉、妄想妄念（paranoiddelusion）、“伴有危险暴力行为的精神分裂”、高血压、胸腔疼痛、抽搐。尽管战争最后两年已经停止服用，我们不禁还是要问：“希特勒此间的某些主要战术战略错误，例如冲动的军事决策和充斥着相当大偶 然性因素的贸然宣战行为，是否与安非他明有关？”对此，雷德利希的回 答措词相当含糊，只是表明“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排除这一合理怀疑”。 至于以心理健康标准来衡量，希特勒究竟是位精神病、精神分裂症、抑或仅仅是普通的“狂躁症”患者，学术界至今仍争论不休。《疾病与权力》（InSicknessandinPower）的作者大卫·欧文（DavidOwen）指出，“主流观点认为……希特勒的疯狂部分源于其犯罪暴行，同时也可能是个人行事风格，或者至少是其语言风格使然……但目前尚无令人信服的证据将其归入精神疾病患者范畴……”。做出这一诊断还需要弗里茨·雷德利希全面的研究成果支持，他已然得出结论，尽管希特勒无“任何主要类型的精神错乱症”，如精神分裂或精神病，但完全可以将他定义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personalitydisorder）和边缘性人格障碍（Borderlinepersonalitydisorder，简称BPD）患者”。显然，其战略错误和罪行不能归结于精神错乱或精神病。那么可以用身体健康原因或滥用药物的有害影响来解释其判断和决策的屡屡失误吗？ 对此，多数历史学家毫不犹豫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历史的希特勒》（TheHitlerofHistory）作者约翰·卢卡斯（JohnLukas）声明，“绝对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身体疾病影响或阻碍了他的思维和判断”；著名作家赛巴斯提安·哈夫纳（SebastianHaffner）的观点是，“战争最后几年的各项体检报告只能表明希特勒的身体健康全面衰退，但1941—1945年的灾难性失败用身体和精神状况不济是解释不通的”；伊恩·科索（IanKershaw）则更加直截了当，“莫尔勒和他的处方并非德国在战争后期陷入困境的根源，甚至连次要原因都算不上。帕金森综合征才是诱发希特勒令人高度费解的军政决策的罪魁祸首”；病情“不会削弱希特勒解决问题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而且在欧文看来“……对关键决策的影响也相当有限，因为他早已为自己的帝国定下了野心勃勃的战略目标”。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1942—1945年，希特勒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在急速恶化”。他身边最亲近的两位下属——私人副官奥托·京舍（OttoGünsche）和管家海因茨·林格（HenizLinge）都证实了这一点。在苏联内务委员会（NKVD）长期严刑审讯下，二人交代，战争中后期希特勒的头晕和其他病症越来越严重，到1944年离开莫尔勒开具的“刺激性药物和镇静剂简直活不下去”，并提供了大量有关其精神问题、方向辨别障碍、情感淡漠的证据。 战争结束后60年，希特勒最后一任助手贝尔恩德·弗莱塔格·冯·洛林齐霍芬上校（BerndFreytagvonLoringhoven）回忆1944年的情景时谈道，“他（希特勒）55岁时看上去真的像一位垂暮老人，弯腰，驼背，面色苍白，两眼无神，皮肤呈不健康的淡灰色……”事实上，其健康状况与德国军事命运是彼此的镜子——1944—1945年冬季不断恶化，1945年春季最终走向覆灭。 尽管科索、卢卡斯、雷德利希等历史学家和评论家认为，希特勒的生理和心理问题还没有严重到足以削弱其判断和理性决策力（做出这一结论的初衷或许是为了不给纳粹支持者们留下为其滔天罪行狡辩的口实），然而，处在如此的身体和精神衰退状态下，是否还有人能正常行使职责非常值得怀疑。此外，大量服用多种神经系统药物（尤其是1941年之后）使我们有理由为希特勒是否适合担任军队统帅及其思考、筹划和指挥能力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另外，纳粹投降后，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落到了英国政府手中，他们由此获得了情报机关战时未曾报告的有关希特勒身体和精神健康的大量信息。现存的联合情报委员会档案显示，该机构及其评估部门均未对此问题引起足够重视，尽管其他部门的文件从侧面证实，这一具有潜在意义的课题后来被从评估项目中删掉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没能使参谋长委员会注意到，随着战争深入，德国变得越来越反复无常和缺乏逻辑性的战略路线与希特勒愈加恶化的精神和身体状况之间的潜在关联。联合情报委员会只在最后的总结性报告《弱点》中谈到了这一主题，提醒审阅人注意，尽管希特勒“借助药物刺激勉强支撑几近衰竭的精神和身体”，但战争末期，暂时疗法已“对提高其判断力于事无补，甚至在每一小时都关乎生死的时期，他也不得不一天一天推迟决策”。 德国情报机构的缺陷和弱点 不考虑盟国和纳粹阵营双方情报系统较量的条件下，任何对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为何最终输掉那场战争的解释都是不完整的——尽管一些历史学家对此持反对意见，但联合情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至少在研究对手情报机器上没有令人失望，他们在正文（第二部分第三章“情报系统弱点”）和附录（附录V“秘密情报系统”）中各用一章篇幅来介绍德国隐秘间谍机关。重点是军事谍报局和帝国保安部，两者都对破坏第三帝国的健康肌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直接动机不尽相同。 军事谍报局隶属于最高统帅部，是1921年“在《凡尔赛条约》框架内成立的唯一情报机关”，掌门人是德国情报系统的灰衣主教威廉·卡纳里斯上将，主要任务是获取军事情报，下辖一处、二处和三处，分别负责搜集外国情报、破坏和颠覆活动、反间谍和国内安全保卫。以上每个部门“都在国内外组建了各自的情报网”：在本土及其占领区安插情报组；在中立国，如瑞典、土耳其和西班牙，则设立办公室。尽管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六处（外国情报处）职责重叠，但军事谍报局多年里在情报界这一特别的竞技场上独占鳌头，究其原因，卡纳里斯的个人能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希特勒对该机构令人生畏的阴谋破坏活动推崇备至。 联合情报委员会在《弱点》中指出，卡纳里斯地位最稳固也是最春风得意的时期是1939—1941年，这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德国陆军在战场上势如破竹，对情报依赖性极低，以及军事谍报局在西欧地区针对外国势力渗透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反间谍行动；在1942—1944年的“黄金时期”，由于屡次未能获取关键情报，即盟军陆续在北非、西西里岛、意大利和诺曼底实施两栖登陆的战略和行动意图，军事谍报局逐渐失势。 1944年2月，卡纳里斯被免职，表面原因是未能及时获取盟国在西班牙的行动情报，而情报官埃里希·维米尔（ErichVermehren）夫妇当月变节更是使得身陷困境的军事谍报局雪上加霜。此后，格奥格·汉森（GeorgHansen）上校接任卡纳里斯的职位，1944年7月20日，国防军部分怀有不满情绪的军官策划了行刺希特勒的炸弹谋杀事件，意欲发动政变推翻纳粹政权，此后不久，军事谍报局最终被彻底并入帝国中央保安总局。 在研究对手情报收集和分析机关的弱点及缺陷方面，《弱点》无疑更胜一筹，它在休·特雷弗-罗珀1945年提交给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那份关于纳粹军事谍报局和帝国保安部的绝密报告基础上，详细陈述了希特勒的情报系统及其在特工人员招募方式上存在的一系列固有缺陷：不敢“面对权力讲真话”，伪造和虚构情报以迎合希特勒及其心腹们偏执的想法和世界观；没有如联合情报委员会和联合情报部这类“负责各军种情报协调的部门”；各机构自行其是，恶性内斗严重，这是希特勒积极推行的“分而治之”政策的典型后果。此外，为了阐释得更圆满，报告尤其提到了军事谍报局的“效率低下和腐败”问题，“财务不清和政治不满”现象非常普遍。毫无疑问，纳粹情报系统的这些顽疾为希特勒及其第三帝国的 失败埋下了种子。 不过，军事谍报局、帝国保安部、盖世太保和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战时档案总体上并非满是污点。当把希特勒的情报人员奚落得“一无是处”成为主流时，《弱点》毫不忌讳地坦诚，上述机构针对盟国的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果，最得意之作便是破获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和秘密情报局在低地国家建立和操纵的庞大间谍网，在这场“英国游戏”（EnglandGame，纳粹德国专用术语称为Englandspiel）中，他们逮捕了1942—1944年进入荷兰境内的英国特工，将其策反后故意释放，通过这种手段成功渗透进对手的整个地区情报组织。 战争初期，1939年11月9日，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两名情报官理查德·史蒂文斯（RichardStevens）少校和西吉斯蒙德·佩恩·贝斯特（SigismundPayneBest）上尉不幸掉进了纳粹帝国保安部首脑党卫军旅队长瓦尔特·舒伦堡精心布下的陷阱，在党卫军“诱饵”的带领下勇敢穿越边境，被逮捕于德荷边境小镇芬洛，受审过程中向德国人出卖了秘密情报局在低地国家的大部分机构和组织，致使该地区的情报网被摧毁殆尽。 除此之外，《弱点》还关注了纳粹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其他几项成绩：渗透进盟国和中立国大使馆；传奇人物——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SSObersturmbannführer）奥托·斯科尔兹内领导和组织下对敌方实施的“疯狂破坏和恐怖活动”；盖世太保通过详细讯问1939—1941年从苏联回国的德国工人和技术人员积累了大量关于对手战争潜力的重要情报，在本土及占领区的反间谍和镇压阴谋反叛行动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比竞争对手军事谍报局和帝国保安部抢先一步，在1944年6月盟军诺曼底登陆的准备阶段深入渗透进了法国抵抗组织内部。但军事谍报局的另外几次重大行动并未在这份报告中出现，特别是通过打入英国军情五处获取了绝密的美国诺登投弹瞄准器（Nordenbombsight）设计图以及在苏联和美国建立了庞大间谍网。由此看出，卡纳里斯的手下并非全是“游手好闲和贪污腐败”之流。 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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