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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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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主要分析了魏晋时期儒学的发展状况，以及它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阐述魏晋时期官方的儒学建设，中编分别以徐幹、王肃、何晏、薛综等人为中心作精细的个案研究，论述儒学对具体作家的影响，下编则分析本时段批评理论受儒学影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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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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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1980年生，山东淄博人。2008年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11年至2013年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并按期出站。自2008年至今，在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科研工作，现为该院副教授。已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整理点校古籍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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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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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绪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综述
第二节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
上编 魏晋儒运兴替与士风建构
第一章 汉末儒风转换与建安文坛
第二章 三国儒学建设及对文学发展的促动
第一节 曹魏儒学建设与皇室文学的儒学特质
第二节 孙吴儒学建设与对文事活动的推动
第三节 蜀汉儒学建设及对文事活动的推动
第三章 西晋儒学建设与崇儒文风
第一节 魏、吴、蜀易代之际的儒风与文风
第二节 西晋的儒学发展与士人心态
第四章 东晋儒学混融与文风演进
第一节 东晋儒学文化型态与士风
第二节 儒学融通与东晋文运的演进
中编 魏晋文士儒学思想特质及其文格建构
第一章 三国文士儒学文艺思想与创作
第一节 《中论》与徐幹儒化文风
第二节 王肃儒学文艺观与曹魏文坛
第三节 何晏儒学文艺思想与创作
第四节 儒玄嬗进与阮籍赋风沉郁睿哲的内蕴
第五节 经韵儒趣与嵇康“清峻”文风的形成
第六节 薛综儒学文艺思想与家族文学创作
第七节 秦宓、卻正儒学文艺思想与创作
第二章 西晋文士儒学文艺思想与文学创作
第一节 杜预的儒家文艺观及其文学实践与影响
第二节 陆机的儒风旨趣及其繁缛风格的形成
第三节 傅玄儒学文艺观的内涵及其表现
第四节 傅咸家风与魏晋文风流变
第五节 “左思风力”的儒学意蕴及其审美构成
第六节 潘尼、“三张”、挚虞的儒学思想意趣与创作
第三章 东晋儒学文艺思想与文人创作
第一节 葛洪儒学文艺思想与创作
第二节 范宁及家族后进成员的儒学文艺思想与创作
第三节 陶渊明的“六经”观及其文风建构
下编 儒家文艺批评思想在魏晋文坛的应用和发展
第一章 儒家情性说对魏晋情、物交感论的影响
第二章 儒家诗教观与魏晋诗风递变
第三章 《周易》与魏晋诗风演进
第四章 儒家自然观与魏晋田园、山水诗
第一节 魏晋田园意识与田园诗创作
第二节 儒家山水自然观与魏晋山水诗的演进
第五章 魏晋赋颂创作及其儒学意蕴
第一节 儒运迁转与汉晋骚体赋体式演进
第二节 魏晋颂的诗化与诗教顺美意识的固化
第三节 儒家政教文艺观与魏晋赋格建构
第六章 魏晋应用文体创作与其儒学内涵
第一节 魏晋政治性应用文体的儒学意蕴
第二节 魏晋军事性应用文体的儒学意蕴
第三节 魏晋学术性应用文体的儒学意蕴
第四节 魏晋日常生活性应用文体的儒学意蕴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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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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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左思风力”的儒学意蕴及其审美构成
“左思风力”是西晋文坛承继建安风骨的典型代表， 然而构建两者骨力的时代氛围和精神内核却大不相同。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首先，汉末乱世是造成建安文风沉郁悲凉、梗概多气的直接动因，左思劲拔健挺的文气却导源于四海一统之后，九品官人法渐成为素族寒士入仕的瓶颈所带来的痛苦；其次，汉末儒学价值体系崩颓，致使形名法术之学成为大量建安文士的精神依托，建安文坛激越进取的创作主题也多以纵横、法、名诸家为根本的思想源泉，西晋中前期进行了声势颇大的儒学复建，加之左思出自儒学世家，这都成为其诗文迥出流辈、昂藏奋动风格形成的精神基础；最后，建安文坛对生命意识、人生价值及家国忧患的抒发多具有群体性、互动性的特点，“左思风力”却几乎是太康至元康文坛独树一帜的创作景观。随着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的相继爆发，类似汉末的历史境况再度出现，以曹摅、杜育、张翰、枣嵩、枣腆叔侄、闾丘冲、卢谌、刘琨、郭璞等为代表的西晋后期文坛，又呈现出悲慨苍劲的审美特色，从而使得“左思风力”由异类变成主流。总之，“左思风力”的价值内涵相比建安风骨有所不同，这也决定了两者的审美风貌必然同中有异。以下即在西晋儒学复建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左思风力”形成与迁转的过程，以期对“左思风力”的审美构成及在西晋文坛的地位进行新的审视。
一、“左思风力”的儒学意蕴及其审美构成
“左思风力”尽管在左思《杂诗》、《咏史诗》等作品中表现的最为充分，但并不只限于他的诗歌作品，像其《白发赋》就具有鲜明的批判意识。因此，单纯从诗歌语词是否慷慨苍劲的表象来考察“左思风力”，只能导致对“风力”从创作体裁到修辞风格理解的偏狭，并不能有效的洞见其思想意蕴与审美构成。同时，尽管“左思风力”在西晋中前期文坛独步一时，与之有着共同思想怀抱和劲拔文风的文人作品也并非没有，他们为西晋后期文坛由柔靡精工转向旷放粗豪，都具有潜在的引导作用。所以，弄清楚“左思风力”的思想意蕴及其审美构成，对认识西晋文坛文人人格及文风流转都有重要价值。以下试分四方面来分析：
首先，对经今文学政治观独立不渝的坚守，促生“左思风力”阔大雄健的风貌。《晋书》本传称左思将儒学研习与“阴阳之术”结合，实属两汉经今文学的一贯的做法，其《齐都赋》流露出“胜火之木，冲水之草”的五行相克思想，《魏都赋》流露出“乾坤交泰而絪缊，嘉祥徽显而豫作。是以兆朕振古，萌柢畴昔。藏气谶纬，閟象竹帛”的谶纬意识， 也就不难理解了。他在《三都赋》中鼓吹魏都在政治、文化乃至军事上的强大声威，并宣扬仁德之政，甚至临了还毫不客气的说：“成都迄已倾覆，建邺则亦颠沛。……览麦秀与黍离，可作谣于吴会。” 这既表现了兼昧攻弱与怀远抚近政策的双重性，又是他秉承公羊学派大一统意识的体现。公羊学创自齐人公羊高，注重阐发《春秋》大义，其主旨为尊王攘夷、大一统、尊君抑臣、知权通变等。尽管锺繇称“《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隋书经籍志》称两晋时期，“《公羊》、《榖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 公羊学对三国以降的文学渗透还是不容忽视的。如徐幹就带有齐地公羊学的印记，刘桢也多有兼治经今古文的倾向，左思出自齐地，公羊学又是齐地旧学的典范，自然多受影响。左思《咏史诗》其一“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盻定羌胡”等句， 都是秉承公羊学尊王一统、渴望建功立业的体现。这种儒学价值诉求体现在创作中，就形成了左思“辞藻壮丽”的风格。 当然，由于经今文学在魏晋时期大为衰落，象左思有这样思想抱负的文士寥寥可数，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他在西晋中前期文坛风格独出的原因。
其次，对“诗可以怨”诗学思想的抱持，孕育“左思风力”犀利辛辣的特色。曹魏应璩《百一诗》曾说：“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郡士。州闾与郡县，希疏如马齿。生不相识面，何缘别义理。” 就是对九品官人法弊端的批判。李善注引李充《翰林论》说：“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 可见，应璩是对诗教讽喻手法的传承。尽管九品官人法在选官任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有渐为阀阅世家垄断的趋势，某种程度上也成为阻抑寒士入仕的桎梏。为此，晋初国子祭酒刘毅就认为九品中正制有“八损”、“三难”应当废除，他尖锐的指出：“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凭权附党，毁平从亲。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左思《咏史诗》其二“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其四“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其七“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其八“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途。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等， 均是寒士不遇的鲜明写照。值得一提的是，左思关于贤愚倒置、瓦釜雷鸣现象的批判，实源自于《诗经郑风山有扶苏》。郑玄笺注“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句说：“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华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颠倒，失其所也。”注“山有乔松，隰有游龙”句说：“乔松在山上，喻忽无恩泽于大臣也。红草放纵枝叶于隰中，喻忽听恣小臣。此又言养臣，颠倒失其所也。” 晋人孙毓注解《小雅四月》“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句说：“贪残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贤人大德，而处潜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乱而不振。” 显然左思《咏史诗》中“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的意象安排与《诗经》对贤愚易位的批判，有着神似之处。应该说，“诗可以怨”的诗学原则促使左思严厉抨击九品官人法，也促使其犀利辛辣风格的形成。
再次，温柔敦厚与“情动于中而发于言”的诗教观，促生“左思风力”典雅重情的特质。卫权《三都赋略解》说：“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 由此可见《三都赋》的典雅博古的特点。这一特点离不开左思浓厚的儒学家风与自身深湛的儒学涵养。左思在《悼离赠妹诗》说：“何以为赠，勉以列图。何以为诫，申以《诗》、《书》。”左芬《感离诗》也说：“何时当奉面，娱目于《书》、《诗》。” 由此可见，兄妹之间以《书》、《诗》自娱、自戒的雅趣。左思对左棻的离赠诗，充满了真挚的亲情。左思说：“《燕燕》之诗，伫立以泣。送尔涉途，涕泗交集。”其借《诗经邶风燕燕》表达对出阁的左芬的不舍之意，诗中“伫立以泣”、“涕泗交集”、“瞻望弗及”等句都明显从《燕燕》一诗中化出。清王士祯《分甘余话》说：“《燕燕》之诗，许彦周以为可泣鬼神。合本事观之，家国兴亡之感，伤逝怀旧之情，尽在阿堵中。《黍离》、《麦秀》，未足喻其悲也，宜为万古送别诗之祖。” 左思对《燕燕》的送别特质显然是了然于胸的。另外，以笔墨抒情还是左氏离别诗的特点，如左思说“何以抒怀，告情翰墨”、“咏尔文辞，玩尔手笔。执书当面，聊以永日”，左芬亦说“何以诉辛苦，告情于文辞”， 可知在情感表达方面他们已更自觉的倚重文辞手段，尽管左思依托《燕燕》抒情，还带有汉人借助儒家经典的诵读、摹写寻求理性解脱的意味，但更多的已倾向于感性的内在的情感释放，使诗歌较大的摆脱以文证经式的诗教观，而凸现其抒情性特征。这一特点在左思《娇女诗》中也有体现，如写二女“脂腻漫白袖，烟薰染阿锡。衣被皆重池，难与沈水碧。任其孺子意，羞受长者责。瞥闻当与杖，掩泪俱向壁”， 一个“瞥”字就将其受责罚之际的可爱情态表现出来，在生活化的清浅白描中蕴涵了深深的慈爱之意，与上述借助《诗经》抒怀已更趋圆熟生动。
除了日常亲情的流露外，“左思风力”表现最突出的莫过于对沉抑下僚的愤慨。他采取三种方式排遣内心愤懑：其一，以上古隐逸贤士自比，通过他们提升人格境界，摆脱世俗烦扰，追求出世的释然：“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凋枯。饮河期满腹，贵足不原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与这种归隐心态相应的还有其《招隐诗》，其中“爵服无常玩，好恶有屈伸。结绶生缠牵，弹冠去埃尘”， 集中表达了他不慕夷齐而自求闲适的意愿。其二，以前代先蹇顿后腾达的名臣自期，持以席珍待聘的心态：“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采樵，伉俪不安宅。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 其三，以儒士著述为人生归趣，追求文山事业的不朽声名：“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这三种混杂心态本身就表明，左思具有积极入仕的意愿而迫于现实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从《晋书》本传称其为避八王之乱“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来看，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第三种方式，这又可算西晋由治入乱的政治背景下士人由兼综儒、道、纵横、兵家到归一于儒的代表了。换言之，“左思风力”尽管重情感抒发，却始终没有超出儒学诗教观的范畴。因此，其作品就呈现出慷慨而不狂狷，沉郁又不失典重的风貌。
复次，“君子于其言，无所苟”的创作观与裴秀制图六法，对“左思风力”中无征不信的特点具有深刻影响。《三都赋》承继两汉京都大赋的传统而来，同时也将京都大赋推向了崇尚典实精工而不求敏思逞才的高峰，这也与当下的经学风气息息相通。西晋裴秀以《尚书禹贡》为基础的制图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他提出制图六法：“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 这在中国制图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对崇实文风多有影响。裴秀在《禹贡地域图序》中说：“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 由此可见，制定吴蜀地图从司马师平定西蜀之际就已经开始，其中蕴涵的战略目的无疑是首要的，其次才是学术性质的研寻。裴秀死于泰始七年（271），故这种征实之风向左思《三都赋》中渗透完全可能。 左思《三都赋序》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皇甫谧《三都赋序》说：“作者又因客主之辞，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案记而验。” 从左思《三都赋》本身来看，他认为司马相如、扬雄甚至班固、张衡等人的游猎赋及京都赋均“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徵。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 从而表达了重义轻辞、崇实轻丽的创作原则。如《魏都赋》有对许昌官署的描写，刘逵注解说：“当司马门南出，道西最北东向相国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东最北奉常寺，次南大农寺。出东掖门正东，道南西头太仆卿寺，次中尉寺。出东掖门，宫东北行北城下，东入大理寺。宫内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营。” 左思的叙述基本与刘逵的注一致，就如同将一幅比例放大的政区规划图摆在读者面前。总之，《三都赋》本身体现了提倡一统、采诗观风的经学意识与征实文风的有机融合，显然就是裴秀制图意识的文学化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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