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书的主要文本是对我在1991年三一学期在牛津所作的约翰洛克讲座的一种记录。我对我作这些讲座的形式做了一些改写。我努力在清晰性和明确性方面做出改进。我还去掉了像“下周”和“上周”这样的说法，因为在一个意在让人通过眼睛（或许是一口气地——至少就讲座稿中的文字来说）接受的版本中原封不动地保留它们，这看起来是荒唐的。不过，除了在最后一讲的结尾修正了一处无关紧要的错误以外，我在此所提供的文本（它们以“第一讲”直到“第六讲”为题）仅仅打算说出我在牛津所说的话。
而且，这些文本打算以这样的组织风格和语调说出它，即它们再现了我作这些讲座时它们所具有的那种组织风格和语调。在此至少有如下三点需要说明。
首先，即使在我在短语和句子层面做出了修改的地方，我还是保留了我作这些讲座时它们在段落和小节层面上所处的次序。特别说来，我没有试图消除甚至于没有试图减少重复之处。我当时希望频繁的、有时过长的扼要重述对于听众来说是有帮助的，而且我现在希望对于读者来说它们也将是有帮助的。
其次，就一小组讲座来说，尽力采取一条适度线性的思路看起来是明智的，我并没有试图让修改了的文本更少二维性。脚注（在其超出了单纯给出书目信息的范围内）和编后记意在向人暗示一种对于这些议题的更为全面的处理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它们只不过是这些讲座的这个记录（或多或少像我作它们时的样子）的一个附属物。
viii最后，在作讲座时，不那么谨小慎微似乎是适当的。在此，我没有试图抹掉这点。
心灵与世界前言在此我要感谢人们给予我的许多实质性的恩惠。
有人肤浅地读了这些讲座稿后会认为，在大约第1页之后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是作为一个敌人出现在它们之中的。我希望，对于不那么肤浅的读者来说，即使从这些讲座稿本身的文本来看下面这点也是清楚明白的：我挑选出戴维森的作品来进行批评，这是尊敬他的标志。我是通过一种对比的方式对照着他的立场来界定我的立场的，但是这种对比很容易被置于这幅图像的边缘，而大规模的一致则居于其中心位置。为了达到我在这些讲座中要达到的目的，我特别强调了这种对比。在编后记中我试图做出一些修正。事实是，自从我在戴维魏金斯（David Wiggins）的敦促下首次阅读《真理与意义》（Truth and Meaning）以来［或者也许是《论言说这点》（On Saying That）——我不确定我到底首先读了哪一篇］，戴维森的作品就一直是我的一个灵感来源。 两者现在均重印于如下著作：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Clarendon Press，Oxford，1984）。
我受到了斯特劳森（P. F. Strawson）——特别是他的那部有关康德的第一批判的无与伦比的著作 即如下著作：The Bounds of Sense（Methuen，London，1966）。我也应当提到他的如下著作：Individuals: An Essay in Descriptive Metaphysics（Methuen，London，1959。——的强烈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强烈程度不是脚注能够显示出来的。我无法确定斯特劳森的康德是否真的是康德；不过，我确信，斯特劳森的康德接近于实现了康德想要实现的目标。在这些讲座中，当我在考虑第一人称（the first person）的语境中（在第五讲中）对康德的思想加以利用时，我是直接地追随着斯特劳森的；而且，在谈论我们应当如何构想经验时（我在此所努力做的主要事情），我对康德的思想的利用在精神上是斯特劳森式的，而且在细节上常常也是如此。
斯特劳森的影响既是直接地又是隔代地——即经由格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作用于我之上的。埃文斯没能活到给他的影响重大的著作《指称的多样性》（The Varieties of Reference） 出版单位、年代为：Clarendon Press，Oxford，1982。写序的那一天；如果他活到了那一天，那么他肯定会尽力告知人们他的这位老师塑造他的思维的程度——在其最为核心之点上。埃文斯对我而言的直接的重要性是无法估量的。在大约十年的时间内，在我的理智生活中最为要紧的事情就是我与他一起度过的大学生活。任何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停的连珠炮似的理智刺激。我完全不知道我甚至于如何能够开始区别出他对我所造成的影响；我无法想象，如果不是因为他，我现在会是什么样的哲学家ix（如果我还是一个哲学家的话）。他是现在已经过世的这样的两个人之一：我最希望能够与他们一起讨论这部作品。
另一个人是韦尔弗雷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他的经典论文《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Herbert Feigl and Michael Scriven，eds.，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 1（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inneapolis，1956），pp253329.在我想到要来匹茨堡大学很久以前，便开始对我具有中心的地位了。对我来说，永久的遗憾是这点：我在他的晚年变成了他的同事，但是这时已经太晚了，我不能像从阅读他的作品那样从与他的谈话中受益了。
罗伯特布兰德姆（Robert Brandom）的作品以及与他的谈话在塑造我的思维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点常常是通过如下方式完成的：我被迫清楚地看到了我们之间的这样的区别，它们尽管是很小的，但是对我来说却改变了我们之间大范围的一致的外观。在此我表述事情的方式带有布兰德姆的影响的实质性的标记。除了许多别的事情以外，我要特别提到他的让人大开眼界的有关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讨论班。在1990年我参加过这个讨论班。布兰德姆那时从我这里引导出的某些思想明确地出现在这些讲座的几个地方。不过，这种影响是随处可见的；以至于我愿意设想这部作品的方式之一便是将其设想成对于《精神现象学》的一种解读的绪论，正如布兰德姆即将出版的《让事情明确起来：推理、表现和话语承诺》（Making It Explicit: Reasoning, Representing, 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 出版单位、年代为：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1994。是他对于这个困难的文本的解读的一个绪论一样（除了许多别的事情以外）。在准备这些讲座时，布兰德姆给予了我细致入微的帮助和支持。对此，我也深表感激。
其他许多人对这项工作也提供了帮助。我将努力在脚注中提到具体的恩惠。不过，我确信，在许多地方我忘记了是谁首先教给我像我现在这样谈论事情的。对此，我要说声对不起。在此，我想感谢詹姆斯考耐特（James Conant）、约翰荷格兰特（John Haugeland）和丹尼尔麦克白斯（Danielle Macbeth）所提供的特别的帮助和鼓励。
在1985年至1986年冬天，我勾勒出了我此处所达到的这种表述形式的最初的几份纲要。那时，我在试图控制住我对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哲学与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出版单位、年代为：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79。的一次阅读（是我对它的第三或第四次阅读）的惯常具有的激动的反应。我想，是稍早前对罗蒂作品的一次阅读让我与塞拉斯发生了关联；x而且，显然，无论如何，罗蒂的作品对于我界定我的立场的方式来说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那个学年在牛津讲课时，我使用了那些最初的表述。那个学年也是我在牛津的最后一个学年。1986年春季我在哈佛作怀特海讲座时也使用了这些表述。这个最初的工作是在我做拉德克立夫哲学研究员（Radcliffe Philosophy Fellow）时做的，尽管我的研究基金的这个成果完成得太晚了，但是我还是要充满感激地记录下这点：对拉德克立夫信托基金会的慷慨支持我要深表感激。我还要感谢牛津大学大学学院的院长和研究员允许我接受这笔研究基金。
我非常感激牛津大学哲学教员全体会议（the SubFaculty of Philosophy）邀请我作约翰洛克讲座。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荣幸。我还要感谢英格兰的许多朋友，在那里停留期间他们亲切地接待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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