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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在一个文化溃败的时代，如何延续伟大的人文主义传统？
★“最后的人文主义者”、史学大师雅克?巴尔赞，凝结一生思索，将他对时代和文化的洞悉嘱托后世。
★史诗巨著《从黎明到衰落》之后，美国国宝级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最具代表性的力作，凝结毕生阅历、胆识、想象、智慧而成的文化卓见。
★唐德刚、余英时、夏志清、李欧梵、甘阳、张闳等重要华人学者一致推崇。
终于，让我们感到慰藉的是：只要人类存在，文明及其所有成果都会以萌芽的状态存在。文明并不能等同于“我们”的文明。重建国家和文化，无论是现在还是其他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的本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比渴望和悲叹更有吸引力。
——雅克?巴尔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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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的真正价值？文化繁荣的源泉何在？现代文化正遭受哪些致命的威胁？
在这本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中，史学大师雅克?巴尔赞基于毕生的思考对此作出了振聋发聩的论述。他指出，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化正在衰落之中。1500年之后，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或将成为过去。
从人文到艺术，从历史到哲学，巴尔赞全面考察了现代文化的衰颓迹象：在专业化的支配下，人文学科被学术研究侵蚀，丧失了其人文气质，沦为纯粹技术性的分析；文化被委托给专家，成为谋生手段，成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不再是大众完善自己精神的财富；艺术成为功利性的收藏活动，人们没有对艺术的真正理解，却为其疯狂飙升的价格而蠢蠢欲动；知识则转变可随时检索的信息洪流，人们专注于占有事实而不是领悟语境或者意义……
将来，是新黑暗时代的到临，或者是新的理想、新的文化的创生？巴尔赞并没有售卖廉价的预言，而是努力让我们重新理解现代人和现代文化的境况。他坚信通过回顾过去500年“伟大卓绝的成就和令人痛心的失败”，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过去，并且用它来创造一个新的现在”。
巴尔赞曾自称为一个“快乐的悲观主义者”。确实，在这些黯淡的语言之下，却饱含了炽热的激情和强大的生命力。
清晰的判断、深邃的洞察，还有必不可少的典雅文字，让《我们应有的文化》成为雅克?巴尔赞这位“风趣、博学、大胆的人文主义者”的文化宣言，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对于任何希望理解文化或者对现有文化感到失望的读者而言，《我们应有的文化》无疑是必读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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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
◎美国“国宝级历史学家”
◎50年来罕见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思想家
◎获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荣誉军团勋章
◎2003年，获小布什颁授的“总统自由勋章”
◎2010年，获奥巴马颁授的“国家人文勋章”
美国著名史学大师，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07年生于法国，1920年随父抵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历史与法律。毕业后即留校执教，历任塞思?洛历史学教授、教务长和院长。他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并且曾两度担任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主席。他一生致力于通过推行大学“通识教育”把欧洲的博雅文化传统引入美国，对推动美国现代的“通识教育”贡献极大。
巴尔赞在众多领域堪称权威，一生出版30余部著作，涉猎的内容包括历史学、哲学、科学、文学、音乐、艺术；他曾两度荣获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批评家金奖，被赞誉为“最后的文艺复兴人”。
巴尔赞并不是一位纯粹的学院知识分子。他积极参与美国的公共知识生活，长期为《哈泼斯》《新共和》等众多权威杂志撰稿，是西方公认的“最值得珍惜的知识分子”。直至今天，他对文化、思想、艺术、社会的诸多思考，仍起着深远而不可替代的影响。
2012年，巴尔赞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去世，享年104岁。全世界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竞相发掘他留给后人的无尽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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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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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第一章 文化：高雅与枯燥
第二章 无法解决的问题：为艺术提供资金
第三章 历史如今在何方？
第四章 批评家的作用
第五章 重视时间和空间
第六章 相对主义的怪物
第七章 退场吧，人文学科
第八章 艺术的过剩
第九章 单一成因谬见
第十章 败坏的许可证
第十一章 查找！核实！
第十二章 迈向21世纪
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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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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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第一章 文化：高雅与枯燥
迄今为止，“文化”这个词语被用来表示许多意义，给头脑敏锐的读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惑。人类学家是这一问题的始作俑者，是他们使用“文化”一词来表示一个部落或民族的所有信念模式和行为模式。当时可以使用“社会”一词，但是，社会学家看来抢先使用了这个词语；年轻的学科希望拥有一个自己独享的词语。公众从人类学家那里知道了“文化”这个意义宽泛的词语，然后将它重新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例如，艺术家受到“自己所处文化的限制”（意思是社会环境），艺术界也与周围的文化抗争（意思是某些信念和道德观念）。此外，文化（意思是社会制约）产生神经症患者——他们是无法反击的人群。出现这类意义变化之后，“文化”这个术语开始像原子一样分裂，于是，我们得面对两种不同的文化、反文化、族裔文化以及若干亚文化。文化如今是人们喜欢或者讨厌的社会现实的任何部分。
在本章的讨论中，我所用的“文化”一词表示智性和精神产生的传统事物，表示思维所形成的兴趣和能力；总之，它表示曾被称为“修养”——自我修养——的努力。这个最初的意义——例如，马休?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所用的意义——显然是一个隐喻。它基于农业耕种——耕地、撒种子，以及收获有营养的东西。我们在使用“有教养的男女”“有修养的人”这两个短语时，仍然承认这个意思。这里的隐含意义是，人的自然状态物质已被翻动、耕犁，播下具有良好萌芽的种子；这样，人和被种下的东西的潜能以可见和有用的方式得以实现。
既然文化不再明晰，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受过教育的男女”？这里的回答是，“教育”一词与文化类似，已经被人滥用。在此没有必要讲述“教育”一词所经历的类似磨难。如今，任何一个拥有从自称教育机构的学校获得文凭的人都被列为受过教育的人士，小学和中学的种种异类做法也被说成是教育。教学与教育之间的差异已经被人遗忘。我们常常听人说，在某某学校或学院中，学生被给予教育。
在这种情况下，我所关注的与随意使用的“文化”和“教育”这两个术语所表示的迥然不同。文化和教育是在这样的人身上发现的品质：他们首先接受了读写训练，然后在面对逆境时，培养自己的心智，进行自我教育。在每一个时代中，都有希望通过体育锻炼强身健体的人；与之类似，也会出现希望进行这种历练的人。但是，这样的情况也是常见的：许多其他的人如果得到鼓励，可能形成同样的愿望，根据自己的方式，成为身强体健的人，成为有修养的人，或者同时具有这两种品质。
有些机构为所谓的文化利益服务；如果由于任何原因，我们希望了解文明——当下或者过去的文明——的这一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就会试图猜测这样的人士在人口规模中所占的比例，从而考察这些机构。其原因在于，显而易见的情况是，当文化的内容在长达数百年的岁月中被人了解时，没有哪一个人——实际上，没有哪一代人——可能拥有整个文化遗产，更不用说在没有损失或歪曲的情况下加以传承了。社会需要特殊的守望者，因此出现了图书馆、博物馆、剧场和其他机构，以便积累文化作品，延续文化欣赏，促进文化生产。
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保存、分类、标注、参考和讲授的文化内容越来越多——更别说发现、记录和欣赏的东西了。如今，我们面对长达500年之久的连续的文化创造和保存活动的结果，还一直从其他文明中得到大量同类材料，此外，还有持续增加的来自遥远过去的罕见发现：我们现在拥有古巴比伦人创作的颂歌、古埃及人的情歌、旧石器时代克罗马农人的岩画。毫无疑问，海底探索将会很快告诉我们海妖唱给尤利西斯听的歌曲的词句。
任何人都可能会说，我们以非常有效的方式、怀着发自内心的尊敬来处理这种数量日益增加的宝藏。19世纪形成了对艺术的崇拜，培养了对历史的激情。所以，我们对一切东西都照单全收，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使其得以利用”。此外，我们对文化的关注并非完全采取厚古薄今的态度。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现代创作，鼓励年轻一代。业余音乐、绘画、戏剧演出、诗歌朗诵以及写作训练班在全国蓬勃发展，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具有这种自然愿望，而且是因为得到了私人资助和公共拨款。人们似乎会觉得，这个世纪虽然备受战争、屠杀和管理不善之害，却从高度发展的真正文化中得到了赎救。
不过，请允许我冒昧提出，从质量和尊崇的意义上说，文化——文明——正在衰落。文化衰落事实上是与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所有这类收集、展示、表演和促进的活动——成正比的，而这类活动的发展和扩大是得到善意的公众支持和私人支持的。其原因不仅在于，过多的活动往往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没有留下时间让人们消化和思考文化体验，这是过量活动的一个重要缺陷。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它可以用一个术语来说明：自我表现意识（self consciousness）。
首先，现代社会关注并且喜欢用语言表达与艺术文化相关的问题。文化艺术是一个词语，意思是声誉和金钱。纽约州参议院有一个文化产业专门委员会，这肯定不是唯一一个。私人基金和公共基金从经济这个角落里涌进流出；长期以来，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对忽视其特殊利益团体的做法愤愤不平。自我表现意识溢于言表。我们努力从事艺术活动，刻意形成审美行为，而统计数字收集者也紧随而来。假如一位来自外星的访客在校园或者某个艺术聚会上问任何一个信息灵通的美国人：“请告诉我，在这个国家中，我如何去找到高雅文化的证据？”他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去我们的高等院校吧，当然，也可看一看许多著名的博物馆、图书馆和音乐协会，读一读我们的文学季刊”。我可以相当确定地说，大学会是首先被提到的，而且我敢肯定，那位提供信息的人会一一列举机构，而不是个人或者著名团体——那些自我选择出来的人群。
没有说出的假设是，在这些学术机构和其他机构中，相关负责人是有修养的男女，能够向一个陌生人描述今天西方文化的状态。这一点听起来似乎有理，然而我认为，这位来自远方的客人在了解的过程中会再三感到失望。他会发现，这些异常聪明的人——常常是学识渊博的人——信奉一种特殊艺术的理念，致力于相关学术研究、表演理论或者批评理论，具有管理事务的实际能力，但是，他们一门心思地忙于处理文化事务，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或者在事务之外提高自己的修养。如果在交谈中出现所选范围之外的话题，这位谦虚的对话者可能说：“哦，关于这个问题，你得去见琼斯，那位搞音乐研究的（或者鲁滨孙，那位搞版画和雕刻管理的；或者史密斯，我们这里搞戏剧的人）。”
在此，我并非只是重复专业化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所指出的是专业化所隐含的，但是很少被人注意或者表达的某种东西，那就是，通过专业化，文化被委托给专家了；文化已经不再是其分享者用来完善自己精神的财富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这种碎片化：大家都在谴责，没有人采取实际行动。专家把一个小题目当作自己的领域——而且一辈子都是兴趣或眼界狭窄的人。但是，通过这种文化委托，艺术和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被转移到一个新的场所中。这些美好事物的价值不再是给人们的头脑和内心带来的直接影响；它们的价值在于作为职业，作为谋生手段，作为荣誉标识，作为被销售的商品，作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
有人可能会觉得，我错误地表述了现状的某些部分。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任何人都可能分享文化；实际上，在若干方面，业余爱好者脚下的道路是容易的、畅通的。但是，在那些守护者所提供的帮助及其鼓舞人心的例子影响之下，业余爱好者很快又变成一名专家、一名代表。画作收藏家是关于其藏品的信息源泉，室内乐演奏家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弦乐四重奏曲的文献，一名简?奥斯汀的爱好者很快成为公认的小说解读名家——但是他却几乎没有听说过狄更斯。类似情形也出现在对芭蕾舞、电影、雕塑和建筑的爱好之中；或者从交叉角度看，出现在对古代、中世纪、其他世纪、风格和流派的爱好中。人们显示出来的这类爱好几乎不属于文化范畴。它并不是为了自我修养，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个人癖好、一种休闲活动，近似于当棒球球迷。这两种消遣活动都形成相同的事实性知识的大量堆积，这类人的心态是守财奴式的，目的在于卖弄学问。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据说有300多个学会，每一个专门研究一位作家，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业余爱好者，他们进行研究，召开会议，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商谈，而且肯定出版业务通讯。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把这种处理文化问题的现代方式称为自我表现意识的令人遗憾的标志？有人可能会说，艺术缺乏赞助，在大学校园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对应机构的专业性越来越强，以便为学识渊博的受众服务；政府和基金会形成了项目资助基金体系，以满足公众的需要；许多鉴赏家也乖乖地一一就范。所有这一切都是逐渐形成的，没有形成其结果的预示和前兆。实际上，许多人并未意识到已经出现的变化，觉得这一切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与整个局面相关的完全有意识的因素是这种做法背后的狂热决心，是其规则和定义的种种计划，是设立了各类附属专业的大学系部，例如，你会看到一个研究19世纪的男子、一个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人，或者一个研究弥尔顿的学者——他每周一、三、五的上午10点在课堂上口若悬河，大谈这位诗人的创作方式如何有理。基于这类善意的系统化，加之现存的选修课制度，于是形成了这个原则：每个人在某种时段——通常在大学期间——必须服用一定剂量的这种精心搭配的药物。
这种模式如何对公众产生影响，在广告商笔下的都市女郎肖像画中得以生动体现。她大谈特谈自己的情况，她的言论让我们一瞥公众内心的一个重要部分。下面这段文字是她的典型沉思之一：
一个女孩会非常忙吗？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修17个单元课程，在自己休假和学校放假时加紧完成自己的事业，在可能安排时学习唱歌和舞蹈，努力与我的五位亲密朋友保持联络，抽时间欣赏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阅读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为儿童禁毒计划工作。哦，对了，我还养了三匹马、三只猫、两只鸟，还有我的狗杰克。我最喜欢的杂志说，“非常忙”的意思是，你不愿错过任何东西……我喜欢那本杂志。我猜想，你可能会说，我就是那个都市女郎。
念完大学之后，当她步入中年时，迈克尔?杰克逊有可能淡出她的生活，托马斯?哈代可能占据上风，引导她进入我刚才描述的鉴赏家行列。在某种意义上，学术和大学会赢得另外一个新兵。或者说，大学学习的东西可能毫无用处，那17个单元的课程加起来等于零。
但是，在学术机构的实际围墙和象征性围墙之外，是否可能存在文化生活？几乎不可能。公众心态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学术思维的攻击。在绘画和雕塑展览上，解释和评价通过耳机灌入观众耳朵里，或者被印刷出来，贴在每件作品的旁边。在音乐会上，听众首先阅读节目单。除了刚刚出版的新书之外，所有图书都附有导读和注释。参考书在数量上与正式读本不相上下，其中包括手册、文摘、关于每个题目的字典——它们都以简略的形式提供相关信息。
这种枯燥无味并不是唯一的剥夺方式。过去的情况是，谦虚的读者通过了解历史来满足好奇心，刺激想象力，提高自己的心智。此外，上乘的历史著作是文学的组成部分。如今，那个文化来源也已枯竭：它已经被委托给专业历史学家，而那些人写书的目的不是给公众提供读物，而是为圈内人士服务。最近，他们狭窄的课题已经不再以历史为主，而是逐渐变为社会学或精神病学方面的叙述，历史叙事已经难觅踪影。这样的论题并不是为了吸引一般读者。他或她很可能不得不求助于传记这种依然受人欢迎的体裁。不过，当所谓的历史著作不是回顾性精神病文献时，它常常是囫囵吞枣式的细节堆积，信息大多来自对死者幸存下来的朋友或敌人的采访。
非学术读者以前享有的对头脑的另一种文化训练是哲学。存在与生成、认识与感觉印象、真理的检验、常识的矛盾，关于这些东西的深刻问题并未失去其迷人之处。但是，哲学家们如今已经不再为有才智的读者写作，而是面向自己的专业同行。全世界寥寥数千学术性哲学家自己也并无节制：他们维持了70种以上的学术刊物。但是，在为数不多的栏目覆盖一个以上哲学分支的刊物上，任何一位哲学家都难以读懂每期中的一两篇文章。这种深奥难懂的状态被归为课题的“技术性问题”。自从威廉?詹姆士、罗素和怀特海的哲学著述问世以来，哲学与历史一样，已被学术没收了，束之高阁，处于文化影响之外。
我并不愿意指责任何以诚实的方式使用智力的行为。我的目的仅仅是将隐含主张与实际结果、专业与实作加以对比，不是将两者之间的不一致归因于个人错误，而是归因于这个世界的趋势，归因于具有欺骗性的时间进程。有人认为，学术研究正在为文化和人文学科服务；依我所见，这一看法是错误的。真实的情况是，艺术和文化不应被放在大学中。文化本身与学术研究本身格格不入，大学不可能是文化艺术的家园。请追溯一下我们现在所知的学术研究的前身吧。它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这一愿望：确定古代典籍的明确清晰的正确版本。1885年，尼采使用了Wir Philologen这个短语作为其著作一章的标题，意思是“我们学术研究者”。这提醒人们，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学术研究从事的一直是校勘和语言文字方面的事情。
文本校勘批评者使用的方式和常规超越了其最初的范围，扩展到其他学科，特别是史料编纂。在那个基础上，人们采取的一个顺理成章的做法是将这些方法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些方法得以普遍传播之后，学术研究习惯成为一般惯例；如今，在周刊、参考文献，以及商业文案和政府文件的其他学术性参考资料中，人们会见到过于精细的参考信息。
在所有此类做法中，无论以适当的方式还是以拙劣的方式，学术研究的最初意图存在了下来：这就是分析，即就一个对象进行狭隘的详细考察，其目的是获得结论。这些做法转而又必须得到论证支撑，必须考虑别人已经提出的论点——所谓的该问题的相关“文献”。显而易见的一点是，随着分析增加，相关文献得以积累，人们能够解决的问题范围变得越来越窄。换言之，专门化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专门研究——它是一种心态——在专门化之后出现，成为一种现实必要性。
假如在那一过程的任何时刻，富有思想的人士质疑将文化成果置于学术研究和专门研究支配之下这一做法的可取性，那么，那些质疑也会被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功所推翻。在自然科学领域，被研究的问题看来不仅仅需要专门化，而且适合无穷无尽的细分。零碎的东西被数学，被得到认可、加以普遍应用的原则，被自然本身的永恒同一性轻而易举地重新组合起来。于是，科学的巨大成功产生的一个附带结果是，人们的头脑从一开始就受到影响，希望进行分析，并且以排他方式相信分析。最佳的头脑是分析引擎，随时准备处理任何材料。
什么是“分析”？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拆散”。专业化和分析联在一起，它们是处于任何问题的不同层面的相同过程——将整个范围分开，然后将较小的部分进行无限划分。分析的目的在于说明，大的事物是由什么小的事物组成的，这些小的事物是如何组合起来，形成整体的。唯一的难点在于，如何判定这些组成部分是什么，何时掌握每个分离的种类。目前，核物理学家看来正在试图去发现无穷序列之中的组成部分。
但是，通过分析方式创立科学的人的头脑也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数学家兼哲学家帕斯卡早在350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他将分析方式称作“几何学倾向”。它处理简单的事物，例如角度、直线、原子或者分子压力。它们被称为简单事物的原因在于它们是轮廓分明的，而不在于它们是人们熟知的。它们之中的大多数并非如此；有的甚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它们轮廓分明，不会在讨论过程中发生变化，因此可以用数字来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数学原理和若干其他原理提供规则，用以处理这些明确清晰、简单的不变事物。
我们可以将另一种使用、方向或倾向称为“直觉理解”，帕斯卡将它称为“敏感精神”（the esprit de finesse）。它恰恰以相反的方式发挥作用。它并不分析，并不把事物拆散为组成部分，而是通过观照来把握事物整体的性质。在这样的观照中，没有可以界定的部分，因此也没有可以计算的东西，没有可以应用的固定原理。这种源于体验的理解是直接的；此外，这种理解缺乏定义、原理和数字，因而不能直接向别人表达；这种理解只能通过提供类比的文字——通过意象——加以暗示。因此，就这些对象及其意义而言，不可能形成具有普遍性的一致性。
由此可见，构成文化的事物是通过内心敏感性来理解、记忆和欣赏的。它们以整体的形式，供人们进行观照，而不是进行分析和量度。它们缺乏可以界定的不变组成部分。
有人可能会说，“可是，这与实际情况不符！诗人和作曲家自己将作品划分为各个部分。歌德的《浮士德》分为一、二部；贝多芬的交响乐作品不仅分为四个部分，而且在每个乐章之内还有更小的划分；在第九交响乐的最后一个乐章中，这些部分之内还分为上部、低音部、8个声乐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绘画和雕塑中也是一样：我们都可以看到或发现部分”。所有这些说法都没有错，但是，这仅仅局限在隐喻意义上。引文中所说的这些部分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浮士德》的第一部需要第二部才能完整理解。可是，一位批评家的话音未落，另一位批评家会说，“胡说！第一部是独立的。第二部是拙劣情节的一种混杂物，破坏了这部真正杰作的艺术效果”；而且，他会旁征博引来证明这一点。第一位批评家也证明了他的观点，于是，我们作为旁观者，面对混乱的批评意见无所适从：几乎每一位批评家、每一位学者都会证明自己的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最后一个例子是关于艺术品的一个非常初级的异见实例。现代学术研究的详细阐述可能远远超出是否肯定存在优点和品质这类简单的问题。文学研究如今仍然依靠文本，但是，它却信奉分析，将文学文本置于五花八门的所谓方法的摆弄之下。有的方法探根寻源，以便找出作家所受的影响，说明文学杰作是如何像拼图游戏一样被人编撰出来的；有的进行主题分析，以便发现作品真正的蕴含意义；有的寻找神话和象征，以便挖掘作品字里行间的意义；有的属于马克思主义或者别的什么社会学方式，以便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维多利亚时代、男性主导或者生活本身可能如何邪恶；有的大搞心理分析，旨在发现是什么东西驱动作家这个可怜的木偶进行创作的。不久之前，一个懂音乐的心理分析家对巴赫的30首《哥德堡变奏曲》进行了阐释。有人希望，那位心理分析家解释一下凯塞林伯爵所起的作用，因为那位伯爵出资定制了那些变奏曲，并且要哥德堡每天晚上给他演奏，以便让他安然入睡。
在文学研究领域，这些分析方法得到了批评理论的辅助，因为有人认为，作为总体的艺术以及它的所有体裁都应该按照理论办事，其方式类似于发动机根据热电学原理进行运转。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着喜剧理论、悲剧理论、讽刺理论和抒情诗理论。此外，还有种种批评理论：新批评应用了细读方式，意在确定作品中的隐喻是否“奏效”；结构主义批评验证各个部分的协同性和它们之间的依附性；解构主义看来是要人们相信，真正的作者是他所使用的语言，真正的作品是坐在扶手椅上的读者。
批评方法在大学校园里得以兴盛，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大学就是讲授方法的机构。另外，任何科目要讲授出来，就必须以系统的方式加以陈述。为了实现教学目的，就必须进行定义，创建原则，提出方法。我用文学作为说明例证，因为文学研究的方式是我最熟悉的，不过，在其他学科也有类似的方法。艺术史致力于图解——阐释画作中的象征，在其他画作或文献中找到来源和相似的表现元素。音乐学分析风格，对技术手法进行分类，通过这种或者那种方式——例如宣克分析——来检验作品取得的成功。有人听到一位著名分析者说，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中的缺陷很容易加以补救，这可以使该作品变得完美无缺。当一名业余爱好者问他：“假如贝多芬在电话里和你谈起你持有异议的部分，你会教他如何改进吗？”他回答说：“会的，肯定会的。”
科学魔咒在以下这些不同方式中得以明显体现：科学通过自信，通过许诺提供得以证实的知识，产生了无法抗拒的影响，而学术研究已经对此表示臣服。然而，请允许我重复一遍：几何学头脑是无法分析和把握文化对象的。伟大艺术品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们是世界的综合产物；伟大艺术品通过将形式与内容融为不可划分的整体，跻身艺术的行列；伟大艺术品提供的既非“相关的话语”，亦非供人解析的密码，而是一种延长的技巧激励。所以，不可思议的一点是，我们向年轻人介绍这类作品的方式竟然是学术研究。
研究文学、研究过去的艺术的理念是不久之前才出现的，所以，探讨前几代人是如何让高等教育满足真正的文化提出的要求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到19世纪50年代为止，没有讲授这些科目的课程；它们根本就不是什么科目。即便在它们——作为一种与科学和政治经济学抗衡的受人期盼的学科——问世之后，也没有人相信当代艺术和文学应该或者可以被人研究。人们以相当正确的方式认为，很难判定哪些当代艺术家值得密切关注；而且，人们相信，无论如何，公众阅读或理解艺术家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愉悦和启迪，而不是为了积累学分。实际上，人们认为，伟大的、有创意的艺术家应该直接吸引年轻一代，后者会自己阅读他们的作品，欣赏他们的音乐，在某种清静的地方观看他们的作品，以便在没有教学的条件下，直接感受最新文化进程形成的富于启迪的影响。
目前的情况是，新作品被带进校园，加以解剖，根本没有机会让人欣赏。年轻一代无疑喜欢“最近”创新的“重要性”，然而，强制实施的方式却大大淡化了这样的愉悦。相对于过去典范和杰作的连续性或对比性而言，时间上的遥远性和分析的一致性冲击形成双重影响，使其大打折扣。毫无疑问，在得到有修养的头脑的指导时，会出现例外的情形。但是，我们可以公正地说，虽然英语、美国研究或者其他别的专业的“主修学生”接触指定的艺术品，但是这样的接触对提高修养没有什么益处。阅读乔治?艾略特的诗歌是为了了解妇女的困境或者自来水的意象；后印象派画家表明了悲惨的世界和个人面对的异化；奏鸣曲的兴衰说明，1830年之后根本不应创作音乐作品。
在研究生院里，我们看到文化被转变为产业的最后一个阶段。“发表或灭亡”这个做法肯定会形成这样的情况：每一点儿文化素材都被制作成赚取美誉或得到提升机会的产品，判断的标志是根据学界接受的方式，研究某种具有原创性的题目。在像物理学家那样发现“结果”和讨论“模式”的过程中，严肃学者只能用自己习得的思维方式进行教学和写作。这是一所名牌大学给本科生出的关于乔叟的考试题目：
与卫星模式核心模式（例如借助罗兰?巴特理论的西摩?查特曼模式）相比，行为模式（例如托伊恩?梵?迪克模式，或者杰拉尔德?普林斯模式）是否更精确地揭示《骑士的故事》的叙事结构？你可以提供对叙事的另外一种观点，例如，里奥?博萨尼的观点或者彼得?布鲁克斯的心理分析“投射”。
在学术出版物方面，一般趋向是相同的。以下是一份大学出版社的典型书目：《走向弗洛伊德的文学理论：析拉辛的〈费德尔〉》《恋物癖与想象力：狄更斯、梅尔维尔、康拉德》《肉体的自我：梅尔维尔和霍桑作品中的身体寓言》《梅尔维尔的形式主题》（可怜的梅尔维尔！他和圣塞巴斯蒂安一样，成了所有这些方法铸成的刀剑的靶子）、《小说对妇女的描述》《浪漫主义母亲：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自恋模式》。在一名学者对另一本书《斯威夫特的风景》的描述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得以充分表达：“本书所做的深度修正性研究以有力方式，对与18世纪文学和美学理论相关的整个风景观进行重新评价。”
这一说法适用于成千上万的类似著作——它们具有深度修正性，我们必须重新评价。重新评价什么？一帮学者知道的某种以前提出的理论。此外，在这个例子中，理论讨论什么呢？是文学吗？不是文学，而是18世纪美学理论中的风景观。这种风景观是一种理念，是由某人通过分析，从诗歌和其他著述中推知出来的。它以前并不存在。我们当然可以提出疑问，它是否出现在该诗歌中？它并不在诗歌作者的头脑中——他们仅仅看到了实际风景，或者拥有对实际风景的记忆；如果它既没有在诗歌之中，也没有在诗人的头脑中，那么，在18世纪中也找不到它的影子。
换言之，现代学术研究的材料如今甚至并非作品本身，而是一种稀奇古怪的摹写、一种抽印本，是为了采用某种方法凭空编造出来的。学生们得到的仅仅是这类抽象复制品而已。有人可能说，他们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来自我炫耀，根本没有实现任何实在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体系和术语对年轻一代具有多大吸引力，我们可以猜测教师灌输的理论——以及考试暗含的对这类理论进行反刍的要求——会给学生形成多大压力。研究生或者本科生对作品持有的心理敏感性可能要么处于休眠状态，要么被转移到分析方式的细枝末节之中。
但是，大学在过去取得了什么成就呢？将过去的做法理想化于事无补。中学和大学从来都不是效率型机构，应该根据其目标和学制设置，而不是根据它们取得的结果来对其进行评判——教学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同时碰巧存在称职的教师和聪明的学生。在美国，约翰?W?伯吉斯是研究生院的两位创始人之一。在他的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线索，有助于我们了解人们过去对文化的看法。在南北战争中，年仅18岁的伯吉斯为联邦政府一方战斗，当时便下定决心，如果得以幸存，他将学习法律和政府管理，以便确定是否可以通过知识和理智来避免战争。
大学毕业之后，他远赴德国，师从历史学家蒙森和兰克以及物理学家赫姆霍兹，进行研究工作。回到美国之后，他在阿姆赫斯特任教。为了追求他的目标，他奔赴巴黎，研究当时的自由政治学院（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的运行机制。回国之后，他加盟当时的哥伦比亚学院法律系，很快说服该校的董事会创建政治学院。时值1880年，该校的政治学院是美国首家研究生院。该学院的模式兼具德国和法国特点，有两个明确目的：其一，培养也会从事研究工作的教师；其二，培养未来政治家和公务员人才。没有什么关于文化的废话。无论是否是有意识的，伯吉斯那时就知道，大学一直是——而且应该继续是——培养专业人员的中心，其目的并不是传播文化。他认为理所当然的是，申请到该院就读的人应该完成了“通史和普通文学的研习课程”。
通史和普通文学这两个名称是什么意思？通史的意思是古希腊以降的西方文明发展概况，其中包括与非洲和亚洲的交流，包括欧洲向美洲的扩展。就普通文学而言，它主要包含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家的著作，通过原著语言学习，还有某些最著名的现代作家——英法意德四国的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作为一组，加起来并不算多，但是，对每个学生来说，内容是相同的，规定依据的是当时批评界的观点。你会发现，诗人占有的优势地位，书目上有莎士比亚、弥尔顿、莫里哀、歌德、席勒、但丁、彼得拉克、阿里奥斯托和塔索。
近代人的作品就这么多。我们所说的近代人——丁尼生、勃朗宁、狄更斯、萨克雷——的作品在1880年被同代人阅读。与之类似，就一两代人之前的小说家和诗人——菲尔丁、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司各特、简?奥斯汀——而言，他们的作品在课堂上被奉为经典不是在那时，而是在以系统、分析方式研究文学作品的做法大行其道以后的事情了。在那之前（到1750年为止），耶鲁大学图书馆将莎士比亚作品对开本列为“消遣作品”；到1850年，人们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态度更严肃一些；在那之后，莎士比亚作品的选本配有点评，解释难懂的段落，得出道德意义。出现了作者生平介绍和历史信息，也可能出现与希腊剧作家进行对比的文章和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关的参考信息。仅此而已。这相当于某种练习题，供入门者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思考，在把握情节之余了解更多东西，为了自我修养而阅读作品。
那时对古典作品进行了更充分的探讨。古典作品被用作创作诗歌和散文的范本，用作比较语法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材料，用作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读物，用作道德教育和处世之道的手册。对确实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它们也可作为诗歌、神话、哲学和雄辩术方面的杰作。人们不禁想问，那样的做法是如何消失的？19世纪90年代，古典课程也试图采用变得“科学化”的方式，与自然科学竞争，但是，其结果却签署了自身的死刑令。从那时的一名学生（尼古拉斯?默里?布特勒）的口中，我了解了一则发人深省的逸事。在三年级的希腊语课堂上，讲课的语言学者兼古典学者说：“先生们，让我们开始讲欧里庇得斯最有趣的剧作。它几乎包含了希腊语语法规则的每一个例外。”
没有谁会错过这一评论中“有趣”一词的可怕歧义——从欧里庇得斯试图表达的、古雅典人期望看到的东西变为让分析学者感兴趣的东西。两种兴趣都是真实的、合理的，但是，它们并不是相同的，更抽象的东西很少形成更具体的东西。这一事实可被称为教育的祸害：我的意思是，为了教学目的进行抽象化和系统化带来的祸害。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是，人们关注的每一事物全都化为标记和规则，然后开设相关课程——两门课程或者10门课程；于是，我们办学校，聘校长，发文凭，形成一个新的职业。一切有用或令人愉快的东西都必须来自教学大纲，这种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导致的是自我表现意识。书本和理论给爱和性带来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婚姻关系和孩子抚养方面，自我表现意识对许多其他问题进行分类，贴上标签，然后以此来取代这两方面的内在困难。
我并不是说，知识没有用处，应被忽视，我更确切的意思是，学识、理论、观念体系并非必然增加知识；诸如此类的东西常常是偏离知识的。在婚姻生活中，理论指导实践——这就是说，改善技术。在艺术领域里，理论出现在原创出现之后，所起的作用根本不是促进将来的创作，而通常是有害于将来的创作，其方式是将艺术家变为有自我表现意识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受到“观念”的束缚或误导。并非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可人为地制造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如何才能恢复自发性，让自身不受学术研究的影响？答案简单，然而难以让人欣然面对。在将来的某个点上，当下模式的过度扩张会不堪自身的重量，最后轰然倒塌。它会开始显露出它实际存在的无用状态。亚历山大学派文本校勘学家当年遭受败绩；中世纪的经院学者后来也销声匿迹。同理，疲惫和厌倦的力量将会产生作用，导致停滞和衰败，这类似于不可一世的英国大学在17世纪和18世纪遭遇的命运。大学理念或者学术研究的理念不会死亡；它将冬眠，苏醒过来时会给革新者提出他们应该担负的明确责任。
学术研究并不是文化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能够以实在的方式为文化服务，其做法是给有价值的事物的积累带来秩序和明晰性。学术研究可以重新发挥其适当作用：确定可供阅读的文本，解释任何艺术中的晦涩难解之处，消除任何艺术中的含混之处，为因为时空距离遥远而难以理解的文本提供背景和语境信息。那种认为此类任务是熟练工劳动的想法是愚蠢的；与之相反，这类任务要求很高的鉴赏力和识别力，需要有修养、愿意做某些单调乏味工作的人投入精力，以便给艺术瑰宝配备应有的镶嵌底座。
一种惯例的衰退是否会引起——或者伴随——整个社会中对应惯例的改革？这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但是，为了文化本身的目的，当下所谓的文化活动中的其他元素无疑也会经历变化。例如，我们的语言——我们撰写的文章充满术语和伪技术行话，这形成了虚假的深奥性，给反证造成障碍——将会从污泥中分离出来，重新恢复诚实交流的用途。应该给批评活动注入谦恭的心态——也就是说，让它认识到它自身从属于艺术的角色，仅仅需要临时发挥作用。鉴于批评者存在的价值仅仅在于介绍和解释作品，因此他所用的语言必须容易理解；他没有什么专用词汇：批评不可能是科学或体系。此外，艺术界也应该放下从理论上说明和进行自我证明的包袱——这样的包袱在他们头上强压了大约180年之久，形成了大量荒唐可笑或令人生厌的无稽之谈。总之，必须将学究式假学问和装腔作势的做法从文学界中驱除出去。
剩下要问的只有一个问题，在我们失去的东西中，究竟有什么有益之处？无论以什么形式——艺术、思想、历史、宗教——出现，文化是让人们进行沉思和交谈的。这两种活动必然伴随文化体验出现。修养并不会在接触美好事物之后自动出现，这与药到病除的情形不同。假如不是如此，管弦乐队乐手就会是音乐修养最高的人，文字编辑就会是文学作品的最佳评判者。同理，如果“研读”艺术的活动并不促使人进行沉思和交谈，它也是远远不够的。沉思和交谈是敏感性道路上的心智活动。没有人能够想象系统的交谈。
就沉思而言，它不排除任何东西。沉思的优点在于两个意义上的领会：理解并且吸收最充分的看法。两种都是智性和内心的活动，因而都充满最强烈的感觉。实际上，内心独白和口头对话都旨在区分这两种活动的哪些感觉在什么程度上属于理念或者意象。这就是文化重塑个性的方式。文化通过提供产生同感的艺术体验和思想体验来拓展自我，文化对体验进行排序。
当然，对时间的这种积极利用是以愉悦为目的的；它的冲动是喜爱。过去，人们都知道这一点，amateur和dilettante那时所表示的是“爱好者”和“愉悦寻求者”这两个原始意义。人们现在已将它们变为轻蔑的术语，表示经验不够的人和一知半解的人。然而，修养中的喜爱冲动超越自私的愉悦。它形成两种交流——通过发现谈话中类似的精神与生者的交流，通过对伟大的崇尚与死者的交流。如今的倾向不利于进行这两种交流。谈话被职业用语的潜在危险损害，那样的用语没有被思想修复的真实性。由于伟大性被普遍视为一种虚构神话，崇尚因而被指责为非批判的。这个反英雄时代认为，人们没有理由佩服任何东西或者任何人物。然而，这一点却没有得以解释：在缺失这种情感的情况下，如何证明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小题大做的行为是有道理的？
毫无疑问，新旧作品泛滥，需要记忆的东西——名字、趋势、流派、学说——大量增加，这种做法将一切庸俗化，让这些东西充斥人们的记忆，从而阻碍沉思，使谈话无法进行。面对课程奉行的剂量原则，在前面提到的那个都市女郎的美好生活的影响之下，任何追求更忙碌生活的人只有一条逃避道路，就是走向单一领域鉴赏家的专门化。在那个角色中，他找到赞赏、自尊以及打发闲暇时光的活动。此外，他自己的诚心诚意的鉴赏情趣得到整个学术研究的复杂机构的支持。于是，这个循环完成；大家各得其所。
然而，这类协调完整的安排看来并不能给参与者带来平静。在这个分析、批评和理论王国中，占据上风的氛围是压抑。悲剧不再净化心灵，不再使人振奋，喜剧也不再以快乐的方式进行抨击。音乐不能给人带来平静，绘画和雕塑主要让人解决问题。我在此所说的并非仅仅是现代作品，因为当下的修正论观点已将整个历史纳入了视野。早在100多年以前，尼采就看到了有修养的人所面对的困境，他将这样的人具体化为哲学家：
巍然耸立的科学取得了巨大进展，与之相伴的是这种可能性：哲学家将会变得厌倦，甚至作为一个学习者也是如此，他将逃避到某个地方，进行专门化；于是，他不再达到他应有的高度——他的超人洞见、他的全面看法以及“逆向思考”。或者说，他达到高度的时间太晚——要么他的成熟思考和力量的最佳状态已经不复存在，要么他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已经变得粗俗、智穷才尽；于是，他对世界的看法，他对事物的总体评判已经不再重要了。毫无疑问，正是他的理智良心使他不愿成为业余爱好者，成为蜈蚣，成为长着1000根触角的动物。
没有什么计划会永远存在。将会出现一代人，他们对“事物的总体评判”将会重新变得重要，他们的理智良心将会驱使他们转到另外一个方向，通过1000根触角去感知世界。其原因在于，文化传承者继续诞生，追求文化的愿望是人天生具有的。为了重新获得尼采笔下哲学家的化身，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寻找与那个划船少年类似的感人角色——当年，他用船载着约翰逊博士和鲍斯韦尔，沿着泰晤士河顺流而下，到达格林尼治。一路上，几个朋友讨论了古典文化的巨大影响。鲍斯韦尔认为，人们没有古典文化也照样能行。约翰逊在一定程度上表示赞同。“例如，”他说，“这个小伙子没有学问，照样能够为我们划好船，仿佛他可以把奥菲斯的歌曲唱给作为最早水手的阿尔戈号上的船员听。”这时，他停下话头，问那个划船少年：“为了了解阿尔戈号上的船员，你愿意付出什么呢？”“先生，”少年说，“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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