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盛世唐朝:“开放”与“浪漫”的国度
一、“以人为本”与“任人唯贤”
在中国历代的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难得的有远见、有谋略、有气魄的封建统治者。在他在位的二十多年中,唐朝政清人和、国泰民安,出现了继汉朝“文景之治”后的又一个治世——“贞观之治”。美国著名学者威尔?杜兰特1885~1981在《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卷中说:
唐太宗中国之所以能够再迈进一个伟大的时代,部分是由于与匈奴血统的混合,部分是由于佛教的传入而引起的精神上的刺激,再一部分是由于中国最伟大的帝王之一太宗的贤明。[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515页。
而太宗之“贤明”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和“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他曾反复对臣下讲:“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贞观政要?务农》。正因为意识到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所以太宗施行了一系列宽刑罚、薄赋敛的抚民安民政策。
与隋代的严刑峻法相比,唐朝的律法是很宽大的:“凡定律五百条,立刑各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徙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唐律》。为了防止司法机关滥用刑讯,造成“屈打成招”的冤案,太宗下令严禁对罪人进行“鞭背”,违反者将被处以“杖六十”的刑事处分;如果有执法者“恐迫”致犯人死,则将以“过失杀人罪”论处。此外,他还“新览冤狱”,“亲录囚徒”,对死罪的判处非常慎重。据说贞观四年630,唐朝仅判处死罪者29人,“几致刑措”,至今仍被传为美谈。
对待罪犯如此,对待遵纪守法的普通百姓更要宽容有加。太宗常对臣子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为了避免重蹈隋朝的覆辙,他先后施行了一系列轻徭薄赋的政策,减轻人民的负担。高祖武德九年626,刚刚登上皇位的太宗就下诏减免关中地区两年的租税,全国的成丁也可免去一年的徭役。贞观六年632,山东地区大旱,他又立即下令免去山东诸州当年的各项租税;贞观七年633,山东、河东三十州遭遇大水,太宗不仅减免了受灾地区的租税,还遣使赈灾抚恤。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筒车示意图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在位者能否很好地落实“以农为本”的政策与国家的兴衰成败有很大关系。虽然统治者大都懂得这个道理,但是真正能将“农本”政策落到实处的却少之又少,为了满足一己之私,他们不惜实行扰农伤农的政策。太宗李世民则不然,他不仅懂得“国以民为本,人以衣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务农》。的道理,而且还积极施行了一系列“重农兴国”的政策。首先,他大力推行均田令,将人多地少的狭乡之民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之地,甚至还将国家闲散的苑囿苗圃分给无地的农人耕种,这就使得大量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其次,积极劝课农桑。为此,太宗恢复了废弃数百年已久的“藉田仪式”。据《旧唐书?礼仪志》记载,贞观三年的正月,太宗“亲祭先农,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此举一出,举国上下莫不“骇悦”,百姓重农务农的热情重新高涨。劝课农桑的同时,太宗还明白“不违农时”的道理。贞观五年631,皇太子要举行冠礼,礼部官员援引阴阳家的吉日说建议在二月举行,可是太宗想到二月正是春耕农忙的时节,就力排众议将冠礼改在了秋后农闲的十月。太宗本人很喜欢狩猎,但是为了不妨碍农时,他也多把狩猎时间选在十月、十一月这样的农闲时节。太宗这一系列“重农贵农”的努力没有白费,贞观十六年642,大唐帝国的农业获得全面丰收。据史书记载,当时全国的米价每斗只需五枚钱,最贱的地方每斗只要三枚钱。贞观末,全国的人口也由唐初的200多万户增加到380万户,人口总计达2660万之多。随着人口的增加,大唐帝国的版图也逐渐扩大,它北达贝加尔湖,东到大海,南接林邑今越南中南部,西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一带,总面积达1250多万平方公里,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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